幸福类慢综艺的正负效应研究

2020-10-26 02:21金丹
戏剧之家 2020年27期
关键词:向往的生活媒介素养

金丹

【摘 要】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到达了一个新的拐点,电视节目作为幸福观比较直接的表达载体,呈现出创新多元、类型全面的竞争态势。湖南卫视的体验式真人秀节目《向往的生活》在幸福类慢综艺中创作与口碑俱佳,在节目热播的背后,是当代都市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隐藏着受众对现实乡村生活图景的片面解读。文章对《向往的生活》进行分析,从正、负两个方面探究幸福类慢综艺所产生的影响和成因,为提高受众媒介素养提供一些事实性的依据。

【关键词】体验式真人秀;幸福类慢综艺;向往的生活;正负效应;媒介素养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7-0153-03

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剧增,在竞争和利益追逐的洪流中逐渐失去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想象,慢节奏的综艺节目创作在与快综艺节目的竞争中酝酿出新的模式,以迎合当代都市人的心理需求。田园式慢综艺节目寄托着受众对归园田居式生活情境的想象,直接表达着幸福观。然而事物都有正负两个方面,本文从乡村生活的媒介呈现和表达的角度,分析幸福类慢综艺节目在传播效果上产生的正负影响和成因,期望通过正负效应的分析,帮助受众提升观看此类慢综艺节目时的媒介素养。

一、慢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

2017年1月,湖南卫视与浙江合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推出了体验式真人秀节目《向往的生活》。在综艺节目同质化严重的制作环境下,《向往的生活》率先改变思路,将目光转向城市视角下的乡村生活。其前传就点明主题:根据《2016年职场人生活状态调查报告》显示,他们向往的生活是选择远离喧嚣,避开拥挤的人流,希望能够呼吸自然的空气,寻找或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于是体验式真人秀节目《向往的生活》应时而生。

二、《向往的生活》的正效应体现

(一)正能量的文化传播。“幸福类”电视节目与一般综艺节目的区别在于,纯粹的综艺节目,是将“娱乐至上”作为创作核心理念,“幸福类”电视节目是以传递人民幸福观为基本诉求和目的[1]。《向往的生活》摒弃了传统说教式的体制性话语宣传策略,采用纪实的拍摄手段。嘉宾远离喧嚣与复杂,不用开动脑筋思考繁重的工作任务,过着掰玉米、插秧、拔萝卜、推磨等原生态的农耕生活。黄磊、何炅是口碑极好的多栖明星,两人是二十几年的挚友,他们俩联手打造的日常生活,在节目宣传阶段就已经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刘宪华、彭昱畅等当红小生的加入,通过日常接待来客,表现了中国人家庭和睦、热情好客的特点;市场采购、与邻里互动又再现了互帮互助、礼尚往来的传统文明,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中国女排姑娘,国家乒乓球队金牌教练刘国梁,奥运冠军张继科、刘璇,以及世界级小提琴大师吕思清等嘉宾代表了国家正面形象,与国家要求的真人秀节目要主动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好真人秀节目的“价值引领作用”相契合。

节目中,嘉宾们过着归园田居式的生活,反映出明星与普通人一样,生活里充满着烟火气,从而唤起了都市“有钱有闲阶层”的集体记忆,也传达出“不忘初心”“回归本真”的价值认知。嘉宾日常寒暄和饭后闲谈,传递富有哲理和感悟的话语,如何炅说的“幸福特别简单,但是幸福又特别不容易。”在乡村日常劳作中,自给自足,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通过实在的努力获得实在的成就感,这就是一种幸福。而努力的过程往往不太容易。配合他们感怀岁月的表达,后期制作在屏幕上打上“万物归于平静”“告别年少轻狂,感受岁月沉淀”等简洁又意味深长的文字。“一家人”日常的待人接物默默地传播着正能量。

(二)为创业者提供新的商业模式参考。人们对于乡土文化的向往,催生了电视节目的多元化表达。人们向往乡村生活的闲适惬意,期望体验不必伤脑费神的慢生活,但事实上大多数人无法实现回归自然的理想,只能将无限期望寄托于电视节目[2]。

《向往的生活》中“蘑菇屋”的缔造。节目组事先建造了一个环境优美、家禽围绕的美丽度假屋——蘑菇屋。节目组对蘑菇屋的选址非常严格,其周围的环境有一种非常“乡村”的感觉。提前半年进行筹备,让节目组的很多工作人员变成了半个农业专家。这些操作为有创业想法的受众带来启迪,《向往的生活》无疑是一个升级版的农家乐节目,嘉宾受邀来到蘑菇屋,不仅有专门的厨师提供美食,还有善解人意、排解忧愁的心灵导师,而且四周种植的各种农作物可以让嘉宾体验乡村劳作。《向往的生活》第一季录制结束后,位于北京密云县雾灵山中的蘑菇屋,还被挂在国内最大的短租民宿预订网站“小猪短租”上出租,通过各种媒介的宣传,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人口众多,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年龄在20岁至49岁之间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5%,这群人是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中成长起来的,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奋力拼搏,多数人对于乡村生活体验感为零,对于慢节奏的乡土生活充满向往,这为创业者带来了新的创业方向。《向往的生活》不仅开创了综艺节目新的创作方向,也为商业经营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为都市“有钱有闲阶层”提供新的生活选择。何炅在第一季收官时说:“向往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选择,告诉我们生活是可以有别的选择的。”对于厌倦了都市生活的有了一定積淀的阶层来说,前半生奋斗,后半生回归田园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向往的生活》唤醒了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一个人在物质世界里陷得越深,看到大自然时就会觉得越壮观。人类世界的新陈代谢是不变的规律,老一辈退休,新一辈接力。《向往的生活》呈现了社会逆城市化的进程以及都市人对淳朴乡村生活的向往。该节目也告知“有闲有钱的群体”,退出职场,可以选择“守拙归田园”。正如《北京日报》给予该节目的评价:“《向往的生活》没有高强度的竞技环节和人物冲突,有的只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带给综艺节目一种新鲜的感觉。”抢眼的收视率说明,这档慢综艺节目击中了都市观众的心。该节目用一种清新的田园风光,向大家展示了农村生活前所未有的魅力,即使隔着屏幕,观众也仿佛能呼吸到田间地头那股久违的纯净空气[3]。回归自然,放空心境的乡村生活与城市中老年大学里吹拉弹唱、琴棋书画的诗意生活都具有精神价值。

三、《向往的生活》的负效应体现

尽管《向往的生活》节目组尽可能以旁觀者的视角真实记录嘉宾们的乡村生活日常,但是也避免不了综艺节目按照台本走流程的表演性。

半体验式的参与和夸张的表达。戈夫曼说过,“当一个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个体会按照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现自己,其目的是为了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使他人做出预期获得的特定回应。”[4]相比灌输式宣传和体制性话语表达,《向往的生活》以一种半体验式的话语形态,让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其幸福观,大众通过观看节目,满足了对乡村田园生活返璞归真的乌托邦想象。

之所以称为半体验式,在于嘉宾的实践行为从生产流程上来说只是承担了原材料粗加工或者成品展示的工作。节目的拍摄经历了一年四季,土地里的农作物历经了一个轮回,然而人物之间的交往画面、故事传达没有给观众一种时间上的脱离感,就好像《向往的生活》第14期,人物过了两周,周遭的事物已过了一年,这其中的乡村生活变化无法全部呈现给受众。

节目一开始,三十多种农作物“坐地而起”,嘉宾对乡村劳作的直接体验是,去地里“找”蔬菜、去鱼塘捞活鱼、从蜂巢里刮出蜂蜜……这其中的栽种、维护、喂养等工作被屏蔽在了镜头后面,嘉宾们只是受邀来体验“现成”的乡村生活,这本身和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乡村生活实况有着本质的差别。而在日常的生活呈现中,为了制造戏剧冲突和节目笑点,出现了夸张的表达,比如100元购买两个鸡蛋。把掰玉米当成游戏固然缓解了劳动时的疲惫感,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观众对田间劳作产生误解。插秧时留出一片大大的“爱心”形状的空地,虽然为观众制造了浪漫效果,但是背离了真实的劳作规律。

半体验式参与乡村劳作无法全面展现乡村生活的实景,表演式的乡村劳作表达,通过媒介技术展示之后的综艺效果,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让观众对乡村劳作产生了美好想象。

拟态化的理想生活产生的理想幻觉。城市视角下的乡村生活景象使观众产生对自我生活状态的对比和反思,《向往的生活》中虚拟、半透明化的乡村生活的呈现,以及相对娱乐化的乡野劳作的表达,与现实中的乡村景象并不完全相符。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在《向往的生活》第一季前传的结尾,“主持人”何炅使用疑问的声调喊出“向往的生活?”这本身就值得观众思考:节目所呈现的是真的向往的生活吗?嘉宾们来体验的是都市人梦寐以求的人生吗?“过来不能不吃苦,不然钱收得不踏实。”是大多数嘉宾的心声。在《向往的生活》第一季第一期里,嘉宾宋丹丹开玩笑地说:“半天才熬了两个小时。”何炅说:“农村生活真的很累,一辈子没有这么累过。”第一季第六期里,嘉宾大张伟在车上就说:“我挺害怕农村生活,怕虫子,只要不做农活,每天都有吃的就开心。”嘉宾魏大勋第一次来到蘑菇屋,说:“看着你们干活,就是我向往的生活。”有些观众给出的评价是“向往的生活就是超有钱的农村生活。”

如果观众带着思考去观看《向往的生活》,就会发现,该节目所呈现的理想生活依然是拟态化的生活。自带流量的明星如果没有出场费,是否会来参加“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也值得探讨。嘉宾自觉参与劳作,是真的喜欢“吃苦”,还是在“全景敞视空间”里对自我形象的监督[5]?节目的受众并不具备这样的观察和思考,他们更多沉迷于偶像的“接地气”,满足于综艺制造的通俗娱乐中。有数据显示,《向往的生活》第二季和第三季的受众年龄集中在18岁至30岁之间(图1),男女比例相差不大。

也就是说,《向往的生活》客户端受众以90后、00后为主力军,而这群人生长在祖国繁荣富强时期,对乡村生活没有实际体验,只能通过电视节目感知乡村生活。《向往的生活》自2017年1月开播,至2019年4月播出第三季,连续三年,热论不断,节目掺杂着综艺表演,构建了拟态的理想乡村生活,对于受众而言,一次次近距离与偶像接触,猎奇心理得到补偿,而这种理想的乡村生活成为受众盲目追求的“幻觉”,缺乏实际感知,形成对乡村生活的虚假体验,盲目追寻所谓的向往的生活,很可能会失去当下的生活。

四、结语

幸福类慢综艺节目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逐渐找到一条迎合社会大众追求幸福生活意识、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合流的创作之路。以娱乐化的方式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注重喜闻乐见的形式与社会教育意义[6]。在节目制作和呈现的过程中,避免不了综艺节目的表演式表达,因此也产生了慢综艺节目的正负效应,受众在观看此类节目时应带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向往的生活》第一季开篇,采访的几位回归田园生活的人士,分别是25岁的乐队主唱、45岁的互联网营销人员,以及53岁的退休职工,他们是“有闲有钱”群体的代表,人生积淀和经济实力允许他们回归田园,过闲适惬意的生活。而对于城市中正在奋力拼搏的年轻人来说,需要具备足够的媒介素养,看到节目表达的核心并不是为了展示现实中的乡村社会状况,而是通过对乡村生活的镜头表达和媒介叙事,形成自身生活状态与节目呈现的对比,唤醒心中对生活的希望和向往[7]。

在《向往的生活》第三季最后一期,刘宪华回归,提出向往的生活也可以在大城市中进行表达,而不是仅仅在农村。何炅感悟:“向往的生活就是此刻珍惜当下。”拍着《向往的生活》的明星们也奋斗在其事业的前线。受众要有效利用综艺的正效应,对自身生活状态给予调整,避免其负效应带来的影响,片面盲目地感知而脱离现实。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先奋斗,然后再谈幸福和追求向往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张瑜烨,单佳豪.体制性话语、体验式传播与共同体表达:幸福类电视节目的“幸福观”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报),2019,(05):104-109.

[2]卓光俊,张国强.纪实类综艺节目的乡土情结与创新之道——以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为例[J].青年记者,2017,(35):62-63.

[3]徐鑫鑫.一档慢综艺击中都市人的心[N].北京日报,2018-03-15.

[4][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刘北成 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赵华健,岳璐.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合流——以真人秀节目<向往的生活>为例[J].青年记者,2017,(20):64-65.

[7]李春雷,陈华.电视综艺节目媒介景观的镜像化演绎进路——基于<向往的生活>的思考[J].电视研究,2019,(04):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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