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

摘 要：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标识，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文物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尤为重要。现代遗产保护源于欧洲，伴随着欧洲现代性的出现而兴起，其特征是“以物为本”，追求客观性的科学观念主导了现代遗产保护，注重对历史建筑、遗址、文化景观等物质性遗存的保存。我国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但文化遗产的保护起步较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文化遗产;合理开发;保护利用

从人类文明诞生至今，留下了很多东西，也消逝了很多东西。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文物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尤为重要。当人们将眼光从发现文物遗迹、到意识到保护的重要性以来，遗产事业长期围绕着遗产的物质形态谈遗产的保护，忽视了从人本、文化等本质的层次上探讨遗产的文化价值，文化遗产在社会中的作用也被限制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对遗产保护的探索出现了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向，不再只是关注文化遗产的存在性，而是更加注重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从意识方面做到保护和传承。遗产研究不再局限于“如何保护”的技术化探讨，为谁保护、为何保护、遗产与记忆和地方感的联系、遗产的利用成为更受关注的课题。

现代遗产保护源于欧洲，伴随着欧洲现代性的出现而兴起，其特征是“以物为本”，追求客观性的科学观念主导了现代遗产保护，注重对历史建筑、遗址、文化景观等物质性遗存的保存。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Smith），澳大利亚著名国际遗产学家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考古学、建筑学等学科在欧洲形成了一套逻辑自洽的话语，认为遗址等物质遗存具有内在的价值，遗产的价值蕴藏在其物质形态中，遗产是脆弱的，需要掌握技术的专家来保护。这一观点一方面使许多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其他群体、其他文化对遗产的多样化的认识、理解被边缘化，对遗产的利用也被遮蔽了。1

这样的观点直到现在仍然被用于文化遗产保护，一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存在漏洞。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大多用于旅游开发，但旅游开发中破坏文化遗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开平碉楼与村落位于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开平市境內，其中有35座造型精美的碉楼和西式别墅散落分布在马降龙、自力村、三门里、锦江里四个分散的保护区内。在马降龙的开发中，一条“最佳游览路线”在各个村落后面贯通，但这种做法生生将村落后面的碉楼与村落其他民居联系切断，破坏了村落之间的“完整性”。再比如目前的肇庆宋城墙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还停留在只有单纯保护这种最基本的阶段。

进入21世纪后，国际遗产学界、遗产保护界对于遗产的认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回归。物质对象只有在进入人们的视野，被感知、被赋予价值后，才成为遗产，遗产本质上是一种人与物互动的文化现象。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Smith）指出，遗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民众在遗产地进行记忆传承、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塑造自我身份等文化实践，遗产的物质载体、场所、空间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2这并非指遗产的物质性不再重要，而是将遗产放在它所处的社会关系中，重新思考为谁保护、为何保护、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等问题，对过去被忽略的遗产相关群体给予关注。

我国的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这之前我国基本没有独立的、专业的文物保护规划。初期的文物保护规划没有独立的规划体例和规范，缺乏规划理论与先进文物保护理念的支撑。有的只能算是文物修缮工程计划，也有的是脱胎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专项环境整治设计，还有的是服务于旅游和展示要求而编制的展示方案，其规划内容、深度和规划文件的表达方式、成果形式各不相同，且极不规范统一。1996年，国家文物局提出大遗址保护问题，2001年我国关于文物保护规划、特别是大遗址保护的任务进一步突出，在国家文物局制定的《文物事业“十五”发展规划和201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部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制定的保护规划”列入了“重点加强的基础工作”。2004年，国家文物局公布实施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配合编制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也一同实施，2005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发文，要求在文物保护工作中贯彻实施《准则》。至此，文物保护规划基本走上了统一、规范、规划理念明确、目标清晰的发展成熟阶段，形成了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为基础，依托城市规划技术手段，结合生态资源保护模式和要求的专业规划类型。3

我国文化遗产具有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分布较广等特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研究面临着复杂的形式和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愈加追求开发物质遗产带来经济效益，商业性的开发对其造成建设性的破坏，使得遗产失去了原有价值。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是新时代对于文化遗产事业的总要求。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如何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现代化规划间的关系，是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一个古老的城市是思想和艺术品的宝库，其中包括建筑、空间和各种场所，它们表达了演变的需要、时势和建造者那个时代的风尚。在城镇的发展中，旧建筑群显得老旧衰败，但许多遗产价值的东西都还在，在制定一个已长期存在的城市区域的未来发展方针时，在可以承受的代价下，有意识地保留现存的旧建筑物及整个地区;把部分历史性建筑物复原或再现，部分旧民居、旧工业建筑整饬和适应性再生，植入合适的功能或业态。

除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最真实的写照。江西婺源拥有徽剧、绿茶制作技艺等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12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婺源将非遗与旅游景区、研学旅游等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非遗旅游融合发展之路;近年来，福建永定按照“一楼一景致、一楼一特色、一楼一主题”的理念，改建了多处非遗保护传承场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非遗传承，同时开展非遗旅游活动，让游客深度了解非遗;非遗馆让非遗项目活态发展，湖南雨花非遗馆聚集了剪纸、湘绣等众多非遗项目，馆内非遗传承人广收学徒，免费传授非遗技艺，首创中国“非遗+”活态传承发展模式，将非遗及其衍生品与现代生活和市场接轨。

文化遗产保护肩负的使命是要使中华民族的文明智慧和文化创造进一步融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民众新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文化遗产服务当代、造福于民，利用文化遗产资源，创造出广大民众需要且喜爱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马庆凯，程乐：《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回归：国际遗产学界新趋势》，《东南文化》2019年第2期。

[2]马庆凯，程乐：《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回归：国际遗产学界新趋势》，《东南文化》，2019年第2期。

[3]梁伟：《文物保护规划的现状与发展研究》，《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7期。

注：

2 马庆凯，程乐：《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回归：国际遗产学界新趋势》，《东南文化》，2019年第2期。

3 梁伟：《文物保护规划的现状与发展研究》，《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7期。

作者简介：

陈亦昕，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生于1999年3月，考古学专业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