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场上的“劳伦斯先生”

2020-10-28 08:47:30 读者 2020年21期

张月

姬凯峰

国贸冰场最受欢迎的选手

姬凯峰的速度有些缓慢,滑行时双手会配合着一些花手和云手的舞蹈动作,称不上优美,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和不协调。偶尔小跳,他的身体会晃荡一下才能站稳。但他看上去沉醉其中,头上那副旧旧的白色耳机帮他屏蔽了周围所有的声音,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音乐节奏中,那个枯瘦的身影反复练习几个单一的动作,如果成功完成,他的脸上会露出弧度很大的笑容。

从专业角度来看,他的花样滑冰没有太多欣赏性,但如果你了解这些难度动作是由一位75岁的老人做出来的,评价可能会全然不同。

姬凯峰是国贸溜冰场上一个特殊的存在,溜冰场已经开了21年,他在这里也滑了整整21年。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他每天像打卡上班一样,冰场上午10点开门,他拎着一个蓝色挎包准时出现,包里是他穿了十来年的黑色冰鞋和一条擦拭冰刃的毛巾。12点多回家吃个饭、睡两个小时午觉,下午继续来“上班”,滑到四五点钟“下班”回家。

几周前,有人拍了一段姬凯峰滑冰的视频发到微博上,背景音乐是冰场当时正在放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坂本龙一为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创作的主题曲,因此拍摄者给这段视频起名叫“国贸的劳伦斯先生”。画面上,姬凯峰舒缓的动作和着那首略带悲伤的曲子,像一部电影里的慢镜头。

在这里,姬凯峰有很多冰友,他乐于指导一些初学者,从冰场走过,他要停下来好几次和不同的人打招呼。姬凯峰昂着头告诉我:“在65岁以上的年龄组,我每年都拿第一。”然后补充一句,“我们组就我一个,没人和我竞争。”

比赛时有个惯例,一些选手和观众会站在二楼观看,自己喜欢的选手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会往场内扔一些布偶娃娃。姬凯峰是最受欢迎的选手。“其他运动员可能只有半筐娃娃,姬大爷的娃娃特别多,得有两筐吧。”工作人员说。

肖雨红是国贸溜冰场的主教练,曾经是专业的花样滑冰运动员,退役之后在这里工作了20年。在她印象中,姬凯峰是一位体面的老先生,衣着朴素而整洁,有时会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戴着白色耳机滑冰。肖雨红见多了来这里滑冰的客人,有些熟客会做一些“工作人员不好意思说但实际上不太合适”的事情,但姫大爷从来不钻冰场管理的空子,一板一眼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会投机取巧或者倚老卖老。他在冰场唯一的特权是,能踩着冰鞋穿过员工通道到肖雨红的办公室,站在办公桌前跟她聊聊花样滑冰的动作,只要手里没有特别紧急的工作,肖雨红都会陪他聊聊天。

姬凯峰最近在学的一个动作是后内刃转三,需要使用冰刀内刃倒滑出阿拉伯数字“3”的形状。他用刃不太准确,重心也找得不对,练了3个月,依然没什么进展,肖雨红能感觉到他的着急,经过冰场的时候看他立在那儿琢磨,尝试,却还是不能完成。他经常穿着冰鞋“噔噔噔”地进来,一遍又一遍地问她这个动作到底怎么才能完成。肖雨红觉得,那种执着和痴迷有时甚至近乎神经质,仿佛那是生活里唯一重要的事情,他反复跟她说:“我这个动作要是能成,可就太幸福了。”

姬凯峰年轻时是个摄影师,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他喜欢优美的动作,发现别人在做好看的动作时,总会凑上去请教人家,有时候陌生人嫌他唠叨,不怎么理他,所以他更愿意去找肖雨红。有时某一个动作做成功了,他像一个老顽童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拉肖雨红上冰来看:“你看我滑一段。”他喜欢在人多时滑冰,只要逮到机会,就给其他冰友“滑一段”。

姬凯峰画的水粉画

“他那个状态会让你感觉到很开心,他喜欢别人欣赏他,喜欢别人看他滑冰。”肖雨红说。

老头也有顽固的时候,他常常劝肖雨红多上冰,她滑得那么好,不滑可惜了,但肖雨红负责整个冰场的管理工作,挪不出太多时间。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气冲冲地到她办公室:“我跟你说,我自从认识你,你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坐了20年还坐在这儿,你就坐这儿吧!”说完觉得还不够解气,又补了一句,“我说这话啥意思,你好好想想吧!”然后掉头“噔噔噔”走了,肖雨红愣了一会儿,哑然失笑。

忘记生活的重量

姬凯峰痴迷在冰上的感觉,前进、后退或旋转,让他感到自由,风从耳边吹过,他张开双臂,有飞翔的感觉。

对姬凯峰来说,在漫长的时间里,溜冰可以让他忘记生活的重量。他当了将近30年的摄影师,先后在故宫研究院、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和外经贸部工作过。但那不是他喜欢的工作,总体来说,“没啥意思”,忙活一天,总是很疲惫,“为了吃饭,为了谋生,为了生活,我必须得做这一项工作”。

1978年之后,中國实行改革开放,北京有了第一家室内溜冰场,位于首都体育馆。那时候姬凯峰30出头,结婚没多久,儿子刚出生,他在体制内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无论白天工作有多累,晚上都会去首都体育馆滑上两个小时。那时候他还年轻,体能好,玩的是速滑,速度一起来,“就跟小鸟飞似的,特别舒服,心情特别愉快”。

白天上班,晚上滑冰,生活里一直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他和妻子的收入都不错,儿子也一天天长大,和姬凯峰一样,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孩子,但不幸遗传了母亲的心脏病。儿子15岁的时候,姬凯峰和妻子上班,儿子一人留在家里,晚上夫妻二人下班回家,看见孩子躺在地上,已经不行了。

姬凯峰没有哭,他心中难受,但想着如果自己不去跳楼自杀,还是得往开了想。“一想起这事我就难受,难受我就滑冰,我一滑冰就忘了这些不高兴的事。”

开心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他总是在冰上。去年老伴儿也去世了,他说:“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没人了。”他从北京城南边搬到了距离冰场只有10分钟路程的小区。他以前一天来一次,现在变成了一天来两次。

姬凯峰没有手机,我问要怎么联系他时,他说:“你给冰场打电话就行,我就在这儿。”

疫情期间,冰场关闭了3个月,他觉得心里空得慌,只能在小区里跳绳,或者拿又大又厚的速写本画画。今年5月,妹妹在国贸吃完饭,看到冰场开了,打电话通知他。挂了电话,他拎上冰鞋就来了。

疫情期间都需要扫健康码,不使用手机的姬凯峰没法进来。肖雨红记得,为了让他进来,冰场专门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了半天,如何既不违反规定又能让姬凯峰方便。

考虑到他没有离京的可能,冰场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些额外的照顾。“你会觉得他是我们冰场的一部分,好像跟冰场共存似的。”肖雨红说。

他又回到了熟悉而舒服的环境,所有熟悉的人也在这儿。和我聊天的那天,他给一位熟识的冰友带了一幅自己的水粉画,是夕阳下的一叶小舟,底下还用俄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有可能就死在冰上了

到今年,国贸溜冰场已经21岁了,一拨又一拨学滑冰的小朋友长大又离开,冰场的工作人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周围的店铺名字换了好几轮。但在肖雨红的记忆里,冰场的模样一直不曾变过,冰面宽阔,围着冰面的栏杆还是20年前刚开业时的样子。

姬凯峰也好像一直不曾变过,他总是按时出现在雪白的冰面上,他和冰场一起,成为这个快速变化的财富地标中一个缓慢而恒定的存在。

姬凯峰近乎顽固地对抗着时间对肉体的侵蚀,多吃豆腐、鸡蛋、蔬菜和水果,绝不吃油炸食物和烧烤。夏天再热也不开车里的冷风,因为他认为“氟有毒”。他看不上那些过早“缴械投降”的人,小区里的老头儿老太太拉着小推车,装个两斤菜,他不想与其为伍,也许是常年运动的关系,他依然有一把好力气,去超市买东西,左手10斤米,右手10斤面。“跟玩似的我就拎回家了。”

然而时间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冰场一面墙上贴着他2006年参加比赛的照片,他穿着白色的衬衫和西装背心,黑色的裤子,打着紫色的领结,双手张开,笑着感谢观众,有意气风发之态。现在,他的牙齿已经掉光了,参加比赛每次都要戴假牙。这几年,肖雨红看着他在冰场上,腿哆嗦得越来越厉害,内心有些胆战心惊。

他的记忆力也在下降。去年的比赛,他忘了动作,下场的时候很沮丧,妹妹和她的孩子都来了,给他扔了小猫小狗的布偶。他有些难过地跟他们说:“你们来看了我最糟糕的一次表演。”

但他总是记得自己最成功的一次表演,那是在3年前,他戴着红领巾成功地跳完了《让我们荡起双桨》,谢幕时楼上一片欢呼声,一群俄罗斯小孩也给他鼓掌。他像个小孩儿一样高兴,因为俄罗斯领队对他说:“你滑得挺好。”

他觉得自己也许滑不了几年了,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一身病的人没准比活蹦乱跳的人活得还长,现在看上去一切都好,“没准得个暴病,一下子就完了”。

有时候姬凯峰家中有事,一段时间不来,李岩和其他教练会有些不习惯,但又不敢打电话去问。“人到这个岁数了,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事,但我们还是不想往那个方向去想。”过了几天,姬凯峰又出现了,李岩不会表现出来什么,但心里会暗暗松一口气。

姬凯峰不存钱,每个月的养老金和退休工资一到账就从银行提出来。每个月各种花销有一万块,他把妻子留下的存款都交给了妹妹,妹妹比他年轻,刚刚60出头,为了相互照应,和他的住处只隔着一条街。“我以后有什么事,让她料理我一下就完了,我不费那脑子。”

他想把脑力和体力留给滑冰。直到现在,他还想做一些难度动作。李岩记得,姬凯峰一直想要完成一周跳,但被他劝住了。还有后内刃转三,他自己知道不理智,但还是想要尝试。“我都75岁了,还追求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有点过头了。”他看着我,缓慢地说,“我有可能就死在冰上了。”

但那是个小概率事件,如果让他选择,他理想中的结局是能回到老家定州市西城村,那是他6歲以前待过的地方,死后可以和儿子葬在一起。

聊完天之后,外面开始下雨,他开着一辆红色的小车送我回家,我的手机已经没电了,全凭他的方向感向前开,他说,自己到底还是做了喜欢做的事情,过了“happy and lucky(快乐和幸运)的一辈子”。

“我这辈子没什么正经的,没啥能耐,也没给国家做什么贡献。我也有点儿狼狈,遇到了一些难事儿,你看我这辈子就是玩儿了一辈子,我还挺高兴的,什么也难不住我。”他把happy和lucky两个单词翻译成俄文念给我听,想了想,又在前面加上了“非常”这个副词。

(云 英摘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