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020-10-28 08:47:30 读者 2020年21期

夏溦

1

在包子铺门口徘徊半小时后,我下定决心,捏紧手心里的零钱走上前,快速对服务员说了句:“买两个包子。”

热腾腾、软乎乎的包子拿在手里,我心想:好顺利,挺简单的嘛。心中平静又有些空荡。买完包子,我朝教学楼的方向走,教室里人声喧嚷,正要进去,不知为什么,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喘粗气,额头不断往外冒冷汗。

像是有一根和过去连接的弦被切断了,我竭力克制着颤抖的身体,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进公共厕所,锁上门,像坍塌的积木般散在又冷又脏的地面上。我将两个包子揣在怀里,蜷缩着,无声地痛哭起来。

自有記忆以来,这是20岁的我第一次独自去买需要和店员交谈才能买到的东西。这天早上,平时帮我买早餐的同学临时有事,让我去早点铺帮她带两个包子,我心里十分恐惧。

2

伴随我十几年的社交恐惧症,始于1997年的那次搬家。

我从小寄宿在姥姥家,7岁时,母亲带我迁往一座陌生的南方小城定居。来到新学校,第一天上课我就陷入了恐慌,由于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我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开学第三天,因为没听懂要求,我做错了习题,被老师留校罚抄100遍题目。父亲来接我放学,老师直言:“你这个孩子,恐怕智力有问题吧?”父亲面色窘迫地否认,老师不依不饶,问我学生手册上的满分成绩是不是伪造的,不然怎么一转学就成傻子了。

同学们也常来捉弄我。一次班会课,后座同学把口水吐在手心,抹在我的后背上。我举手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问我:“你是说,他把头霉泚在你身上?”

在当地的方言中,“头霉”就是口水,“泚”是“涂抹”,可当时的我不明白,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作答。老师不耐烦地重复一遍后,我依旧听不懂,站在座位上哭了。

见我哭,老师竟笑出了声,同学们也仿效起来,教室里充斥着快乐的笑声。

从那时起,我在学校就极少开口,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我站起来,明知道答案,嘴巴却说不出话。放学后,除了家人和我养的一只小白猫,我不愿和任何人交谈。

二年级时,我转学到母亲教书的学校。或许因为是教师子女,即便我寡言孤僻,同学们也只是嫌弃和羡慕,不至于像之前一样欺负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后,母亲听说另一所小学下学期要调来一位名师,于是安排我第三次转学。六年级时,据说一所学校有位班主任教出了一个保送清华大学的儿子,她再度安排我转学……就这样,小学期间,我转了5次学,拥有300多位同学,却没交到一个朋友。最后一次转学前,班主任让我跟大家告别。我依言而立,迟疑许久,小声说了句“再见”。同桌的男孩打量怪物般看着我:“原来你会说话,我们一直以为你是个哑巴。”

在家乡迷茫又惶恐地成长到19岁,我要离家上大学了。开学日期临近,我的心情却愈发沉重,我无法想象自己在千里之外如何一个人生存。

3

在内心演练过无数遍后,一个午后,母亲坐在落地窗边的沙发上叠衣服。我小心翼翼地开口:“妈,你能不能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母亲短暂地停下动作,冷静地问我:“你觉得,你有什么问题?”

我竭力让自己保持镇定,说:“其实我一直都很害怕跟人接触,大概是社交恐惧症。”

此前,我偷偷看了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的一些症状符合书上说的“社交恐惧症”。“社交恐惧”是恐惧症中的一种,患者明知恐惧反应是过分或不合理的,却依然难以控制,并极力回避或带着畏惧去忍耐,严重的社恐患者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一部分患者将终生与之为伴。

母亲沉默着,终于开口:“我知道你从小就内向胆小,所以一直想方设法锻炼你,可你总没有长进,家里来了客人,你到现在都不会主动招呼,我对你很失望。”

她的话唤起我噩梦般的记忆。每次过年吃年夜饭,父母都会以锻炼胆量为名,要求我站起来给长辈敬茶。我不得不起立,罚站一般,身体站得僵直,端着杯子一动不动。终于,按捺不住的父亲开始催促我,我大哭,年夜饭快乐的氛围就这样被毁掉了。

母亲丢开手中的衣服,骂道:“告诉你多少次了,你之所以改不掉这个性格,就是因为自己不想改,只要真的想改,你就可以改好。别扯什么心理医生,什么恐惧症,那都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病,都是神经病!”

我张开嘴想要争辩,却只能大口地喘气。

4

我没再向任何人求助过。“买包子事件”后,我意识到:即便痛苦,但如果逼自己一把,我可以做到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我开始强迫自己去商店买东西,并根据由易到难的原则,制订了一套像游戏升级似的自救计划。

首先是生存必备项目:一个人坐公交车。上公交车并不困难,难的是下车。很多时候,司机为了提高效率,在到达站点前会大声朝车内喊一句:“有下的吗?”假如无人回应,就会开车飞驰而过。

为了能喊出那句“下车”,我采取的策略是:离司机近一点。当他问话时,我只需以平常音量回答,不会引起更多人注意。成功回答几次后,我渐渐移动到车厢中部,提升完成的难度。

每个周末,我会随便选一辆公交车,以一个陌生站点为目的地,怀着轻微的紧张与好奇心满大街闲逛,观察形形色色的路人。渐渐地,我能自由下公交车了。

接下来,我开始挑战去麦当劳点餐。最初,我只敢饥肠辘辘地在餐厅门口徘徊,一次因为过度紧张,我甚至反胃呕吐。

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终于推开那扇几乎要被我的目光盯穿的玻璃门。

“欢迎光临麦当劳,请问您要点什么?”漂亮的红衣女孩看着我,我的心跳猛然加快。我掐着胳膊告诫自己:“不必将他们看作真人,当成一群按程序工作的人形机器就好。”

我抬头看菜单,在明晃晃的灯光下有些发蒙,想点几样单品,但多说一个字都会增加折磨。我抬起颤抖的手指,指向桌面上最显眼的套餐:“就这个。”

这样的周末行程持续了大半年,购物和点单依然使我痛苦,但对人的畏惧心理像一块被细流冲洗的寒冰,正在切切实实地消融。

5

大二时,我选修日语,通过了交换生留学考试,获得为期一年的留学机会。抵日不久,校方为留学生举办交流会,一个染着灰紫色头发的日本青年在学生中格外显眼,我忍不住偷瞄了好几眼。

自我介绍环节,学生们围拢在一起,他刚好站在我斜对面。我因为要准备发言紧张得两腿发软时,他已经开始介绍了:“我喜欢读书、画画和看电影,不喜欢的东西,我想想……是人吧。”他微笑着抛出这句话,甚至还重复了一遍:“我不喜欢人。”

我目瞪口呆,更令我震惊的是旁人的态度。他们神情平静,像是在听别人说“我不喜欢胡萝卜”一样。我既震撼又感动,原来“讨厌人”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什么说不出口的罪过,我本不必为自己的孤僻感到羞耻。

留日一年,我壮着胆子参加了不少交流活动,在学园祭摆摊做中国特色小吃;穿着浴衣在烟火大会上跳舞;在茶道室学习抹茶的冲泡饮用方法,竟然都意外地顺利,我的心态也从最初的能逃则逃,到平和面对甚至乐在其中。

不久后,我走进了一名相熟校友的友好家庭,认识了一对待我如亲人的日本夫妇。他们带我旅行,让我去家中小住,还亲自下厨为我庆祝了22岁生日。

一开始,我还有些害羞和不适,慢慢地,也能做到像其他同学一样,称呼他们“爸爸”“妈妈”了。

归国前,他们驾车送我去机场,我们在一家小小的拉面店吃告别晚餐。

“你呀,其实并不是平时表现出的那样,对吧?”正低头吃面,对面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

我心中一紧,抬头看见“爸爸”“妈妈”正对我笑。

“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总是显得特别活泼欢快,但你其实是喜欢安靜的人吧?为了让周围的人满意,才经常勉强自己。”

被人看穿,我慌乱起来,拼命把脑袋往碗里埋。

“我们一直都知道的。”接下来听到的话却出乎我的意料,“你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只要做真正的自己就好。”眼泪掉下来,我急忙用双手捧起面碗,装作喝汤的样子。

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遇到看穿我的社交恐惧,却未因此看轻我的人。

6

回国后,我继续和“社恐”做激烈的交锋。

毕业前,我参加了学校的一场招聘会。距约定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招聘方依然没有出现。大多数学生的白衬衫湿得几乎透明,女生的妆也花了。终于,招聘方的人来了。他们走进教室。“请大家先出去自觉排队,一个一个地进。”其中一人开口说,接着又补充道,“哦,对了,你们没什么问题吧?”

不知哪根筋不对,我“噌”地一下高举起右手,站起来用一种仿佛不是自己的口吻说:“我有问题。”

正相互推挤着向外拥的学生、忙着端茶倒水的辅导员、傲慢的招聘人员,全都停下动作看向我。“很简单,”我说,“我就想知道,今天的面试时间到底是几点?”

场面陷入尴尬。辅导员出来打圆场:“我们路上堵车,所以来得晚了一点。”

“所谓晚了一点,是指两个小时吗?这么热的天,让我们汗流浃背地傻等,却等不来一句道歉,因为是学生所以不值得被尊重吗?”

蝉鸣聒噪,教室里显得愈发静谧。我在无声的人群里,像个热血主角般慷慨陈词。后来,情绪无法自控,为支撑自己讲下去,我边流泪边吼叫着讲完。讲完后,我立刻转身狂奔逃离教室。

至今我仍不明白,一向逆来顺受的自己何以在当时突然爆发,仿佛3年前,为买包子吓得哭了半小时的社恐患者已消失无踪。但我清楚地知道,那个社恐患者灰暗的影子一直蛰伏在我身体里:我快30岁了,工作和旅行都喜欢单独行动,能网购绝不去实体店,能发信息就绝不打电话……但我不再会为此自卑和痛苦,我选择接受“她”也是“我”的一部分。

去年夏天,母亲从学校退休,跟着“夕阳红姐妹团”去保险公司打卡,命令我帮她一起完成卖保险的业绩。母命难违,我只好帮着她到处找人推销。

许多次,我放下电话总觉得恍惚。距离我大学毕业已有6年,曾听见电话铃声就害怕得将手机扔出老远的我,现在也成为可以在电话中滔滔不绝的“正常人”。我想:如果我能在80岁成为一个开朗的老太太,对我而言,就已经是终生战斗的胜利。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本刊节选,王辛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