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郎庄（非虚构）

子禾

下午四五点，六郎庄开始热闹起来——工作了一天的众多年轻人，被各路公交车原路返还，但即便是他们一天的时间中这有限的剩余部分，也足够使六郎庄沸腾。从中关村和巴沟地铁站回来的衣着考究而满面疲惫的上班族，从颐和园东门及海淀公园回来的愤世嫉俗的遛弯老头，从不知什么地方三三两两骑车归来的玩世不恭的青春期学生，从北大西门穿越芙蓉里回来的雄心勃勃的北大旁听生，还有不知从哪里来的邋遢而面目黑红的小商小贩——卖冰糖葫芦的、卖烤红薯的、卖煎饼的、卖水果的、卖棉花糖的、卖各色碟片的、卖盗版书的、卖祖传秘方的、卖内衣裤的、卖挂炉烤鸭的、补鞋的、贴膜的——都出动了。杂货铺、小超市、羊蝎子馆、沙县小吃、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理发店、福利彩票店、成人用品店、药店、菜市场、菜店、美甲店、服装店、鞋店、小发廊、石棉瓦陋棚下的台球厅，甚至逼仄的网吧，都亮起了霓虹灯，小老板和他的伙计们都打起了精神，开始应对刚下班的年轻消费者。小货车、小汽车、电瓶车、摩托车、三轮车、自行车、滑板车、农民工装水泥和砖块的手推车，还有不多的出来散步的婴儿车，都动起来了。猫猫狗狗也都来了精神，在人群中穿梭追赶。如同涨潮，刚刚还显得冷清的街道一下子热闹起来了，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灰尘浮动。整个六郎庄，即便是还在聚精会神下棋的老头，或坐在屋檐下乘凉的盲眼老妇，都在某一瞬间被置入了这不可抵挡的躁动中。最后一抹夕光落在他们皱纹深邃的脸上，如同一阵风吹过还没燃尽的残灰，红光闪耀。

这种谁也无法逃避的兴奋，要等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会逐渐冷却。但这并不要紧，也没多少人关心，人们关心的、能够见证的，是它的兴奋时刻——它的冷清时光只属于它自己，以及它的原住民。从各地回到这里过夜的数量庞大的年轻租户们，此时开始享受一天的生活：在各种店铺中消费，在贫瘠的街上溜达，然后回到自己七八平方米的出租房，说笑、看电视、打闹、骂娘、打电话、上网、吵架、洗漱、做爱、睡觉——同时在几乎没有隔音效果的房间里，听前后左右的邻居做这一切。而这一切的要义，即是为新一天的循环积聚能量。唯有春节时，这些外省来的年轻人如同接受了某个命令，候鸟一般离开，暂时迁回他们遍布全中国的故乡，六郎庄才会摆脱那个仿佛被强行塞入其腹中的梦魇一般沉重的城中村，才会暂时消弭持续了一整年的无所不在的生活的混响，成为一个真正的村庄：冷清的落寞又一次复位，匹配它杂乱的破旧。

这正是在实质上定义了六郎庄的无数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一天一分为二，早上七八点至晚上五六点属于辉煌的北京，下午四五点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属于破落的六郎庄。两部分的巨大差别形成一个焦点，是那么滚烫，以至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里如鲠在喉，灼热而疼痛。然而，正如同我自己，在六郎庄还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滋养”之前，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

1

我去二楼登记，在楼道尽头的一间屋子里找到了管事的女房东。她样子清瘦，看上去文文气气，像个退休的女干部，鼻尖儿上架着一副金边老花镜，手里拿着两三页租户登记表，头和肩膀小心又僵硬地往后缩着，仿佛手里抓的是一条蛇，要扑过去咬她。她将登记表翻到第二页，放在一张钢化玻璃茶几上，身体微微前倾，左手指着最后一个空行，像是在发出指示——右手拿起一支圆珠笔，即将写下我的名字、年龄、教育程度、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她向上翻着眼睛，目光跨越镜框，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仿佛在以这种姿态表达她的威慑，让我确保自己所说属实。我说一项信息，她便缓缓收回目光，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越過镜框，获取下一项信息，非常熟练，似乎每一次都能快速找到一个理想的威慑角度。但听我说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时，她微微坐直了一些，一只手托了托眼镜——像是要柔化自己的权威，以此表达一点儿出于本能的对知识的尊重。

每个月上二楼交房租，女房东总会问：“住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正像一个彬彬有礼的旅店店主对她所尊重的一位房客那样，表达了足够的诚意。有一次，我顺口说有几个租户看电视声音太大，有点吵——仿佛是对女房东的诚意作出回报。她骤然蹙起眉头，似乎没想到自己管理的出租楼竟然会出这样的事，但随即恢复了一贯的冷静，“没事儿，那什么，我找空给说说去，如果不改，就直接给轰走。”第二天晚上八九点，楼道里竟然真的响起了怒气冲冲的敲门声，接着是女房东毫不客气的警告：“你们声音小点儿，这么吵别人怎么住？要不能安稳住着，明天就给我搬走！”那间屋子里住的是两个风风火火的小姑娘，她们大约深谙人在屋檐下的道理，因而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楼道里一下子清静下来，仿佛一只漏壶突然滴完了最后一滴水。女房东在这安静中上楼去了，但她带走了光亮，几分钟后，充斥在每个角落的那些生活的混响又逐渐升腾起来，只是多了几分小心翼翼，就像黑暗中的蟑螂，恢复它们那神秘的游荡。

十点左右时，楼道里又响起了突击式的敲门声，还是女房东。“都说了声音小一点，怎么电视还这么大音量，有没有点素质？”声音中充满了权威被挑衅的愤怒。“谁没素质了？我们声音不大啊，这也叫声音大吗？”开门的是一个小伙子，声音激愤，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女房东并没有和他纠缠有关素质的问题，而是突然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问道：“你们屋怎么住三个人？怎么回事？他是谁？干什么的？”小伙子一下子慌了：“阿姨，这是我一个朋友，在村里装电缆，要回家收麦子去了，火车票都买好了，明天的，今晚在我这儿将就一晚上。”“不行，房子是租给你们俩人儿的，不能住仨人儿。”顿了一下，这停顿大概让位给了她那女干部一般威严的目光，“你，赶紧的，离开这儿。”开门的小伙子开始求情：“阿姨，他真是我朋友，要回家收麦子，明天一大早就走，火车票都买好了，在这将就一晚上。”但他反复强调的回家收麦子，或许由于意涵过于纷杂幽暝，并没有说服女房东，那个明天就要回家收麦子的小伙子当着女房东的面搬走了（实际上，他如果半夜再搬回来，女房东是不会知道的）。

隔壁住着一对比我们更年轻的男女，女生每天下午出门上班，晚上十二点左右回来，男的似乎不上班，经常窝在他们的小单间里。我并不关心他们的工作，也不关注他们的生活，但是空间的过分逼仄，使得他们的生活强行侵入我们的生活，以声音最具魅惑力的一种形式：叫床。他们的性生活规律而兴奋，每隔一两天，妖娆而婉转的叫床声总会像潮水一般，以它们那无孔不入的霸道，从门缝，从窗户缝，甚至从水泥砖墙的原子空隙，钻入我们房间（钻入这个楼道里的每个房间），让人惊恐、窒息，不知所措。性事被置于生活极其隐秘的黑暗角落里，却奇怪地拥有着叫床这样的副产品，张扬而富于魅惑的喧嚣——在中国文化里，这尤其尴尬。所以当这张扬而富于魅惑的喧嚣，规律地出现在作为公共场所的楼道里时，每一次，楼道都会立刻陷入全然的寂静：仿佛人群为领导让路，仿佛人们在自己的丑闻面前低下了沉默的头。而他们自己，这魅惑的喧嚣的制造者，则像是沉溺于一场忘我的大秀，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黑暗中那些屏着呼吸的观众（听众）的存在。对于其他人来说，它确实是一场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大秀，某种意义上，它令人看到生活焕发生机的一面，哪怕这生机即生即灭。

由于羞耻文化的威慑，有时候他们会打开电视，礼节性地遮掩一下，但常常并不这样——生殖的冲动并不会受到人类文明戒律的规范。一天晚上，我们已经入睡，迷迷糊糊中，竟然被一阵延绵不绝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叫床声吵醒了，仿佛那女生是一个具有超强生命力的声音艺术家：她的声音能钻到人的骨头里。但这只是个序曲，接下来才慢慢揭开面纱，到后来简直放肆起来，在一个睡得迷迷糊糊的人，在一个刚被惊醒的人，听来简直响遏行云。空气瞬间闷热起来，一会儿之后，这婉转延绵的高分贝的声音宣泄，彻底成了极具魅惑力的催情剂：我们斜对门的一个房间开始传出咿咿呀呀的叫声，一会儿，又一个房间叫起来，又一会儿，连巷子另一边的四层楼房里也隐隐约约此起彼伏地叫起来——这不是夸张，巷子仅两米多宽，两边的楼房像两个叫板的人，恨不得鼻子贴着鼻子，额头抵着额头——好不壮观。仿佛一个隐形人，导演了一场盛大的生殖仪式，这压抑着却也张扬着的秘密又公开的大合唱，似乎是对人类羞于言性却乐于传宗接代的滑稽的一次大胆嘲讽。

在这诡秘的喧响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后，巷子里突然响起了两三个人的说话声，紧接着是几声狗叫，隔壁的叫床声这才收敛（他们显然对女房东那威严的训斥记忆犹新），并快速散入夜色中，如同一起被警察的叫喊和猎狗的狂吠震慑了的街头暴动——其他那些跟随者一般的叫声，也随之销声匿迹。这场合唱的参与者，大概没人知道巷子里的说话者是谁，以及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出现——是怕这经久不息的魅惑之音引起某种暴动吗，或是这暴动的苗头让他们即使镇压也羞于面对，所以采用一种近乎暗示的震慑方式？几分钟后，巷子里的说话声消失了，狗叫声也消失了，唯有叫床声那隐秘的回音，似乎还在闷热的空气中一遍遍回荡。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女房东心里的窝火终于爆发了——由此几乎可以确定，那天深夜，她正是巷子里的谈话者之一（叫床者的小窗户上面就是她的窗户）：她清楚那令人骚动的声音源于自己管理的楼房，但却像面对着一个肮脏的对手，无法直接出击，因为那会置自己于某种尴尬的境地。早上十点多，她在楼道里极其轻蔑地骂骂咧咧着：“都住在一个楼里，不爱护卫生，素质怎么就这么差？”但这显然不足以解恨，一会儿又咬牙切齿地说：“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去上班，成天只知道窝在屋里，有没有点出息？害不害臊？”好像一个凶巴巴的母亲，看着自己好吃懒做的儿子，恨不得上去给他两个响亮的耳光。我感冒了，卧床休息，我等待这突然的谩骂对它的回应——但没有任何回应，一个字都没有。那个瘦小单薄的男生，那晚魅惑大合唱的发动者，在楼道的水槽中洗漱，洗漱完毕后，一声不吭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冷静地关上了那扇单薄的铝合金房门。

女房东的丈夫时常穿着一身很旧的绿军装，左胳膊上缠着一个红袖箍，红袖箍上是五个黄色的字：交通协管员——像街边小店的招牌。他从来都慢吞吞的，始终面带微笑，红红的鼻头就像一个被冻伤的胡萝卜，说起话来，一个鼻音粘着下一个鼻音。每次见到，他几乎都在楼道里拖地，挥动拖把的动作伴随着响亮的喷鼻声，像一匹感冒的马打着响鼻，这响鼻在空气中挥洒出二锅头的气味。见到我们时，他总是客气地点点头，笑一笑，不说一句话。房间灯坏了，请他来修，修好之后，他回头看到了我放在桌上的一副小象棋，“哟，您也爱下棋啊，哪天咱们来一盘？”我推说不太会下。“您客气，下棋嘛，不就是随便玩玩儿，找个时间来一盘？”后来至少有兩次，遇到时，他顺口邀我下棋：“咱们来一盘？”但每次都有事，每次只好说抱歉，直至离开六郎庄也没和他下过棋。有一次，他在楼道里拖地，遇到我，突然叹息道：“今儿搬走一家，人家在北京自己买房子了！你说人家怎么就这么能耐，咱们他妈的，孩子怎么一点儿没人家出息。”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向我倾吐衷肠。

2

对还不精于计算生活和前程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六郎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像桃花源——桃花源不会拒绝任何已经遇到它的人，桃花源没有金钱铸就的高门槛。因此，由于我的宣扬，一年之内，六郎庄来了好几个朋友：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的D，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S，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Q，以及Q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朋友。Q夏天搬来，仅仅两个月后就去了杭州，十分有先见地结束了短暂的北漂生涯。自那之后，他的那位北大朋友也没再见过。S也住了差不多两个月，初来时与D合租，大概由于工作地点不近或是不愿支付房租，某一天独自悄然搬走，还带走了我借给他的黑格尔《美学》，此后逐渐断了联系。

这几个朋友中，在六郎庄住得最久的是D。刚来六郎庄时，D租了一间位于一座小院角落里的小屋，不足五平方米，屋内只有一张简易的木板单人床、一个小桌及一把木椅，逼仄，湿冷，阴暗，地窖一般，只要人在里面，就必须开灯——开灯，以便忘记这个狭小的地窖。D之所以选这里，是为了省钱，租金每月只要一百五十元。我们租住的屋子比D的大不少，条件也较好，可以煮面条并做一些简单的小菜，因而经常招呼D过来吃饭。因为那间小屋被围在一圈三四层高的自建楼房中间，手机信号受到遮蔽，电话常常打不通。每次快做好饭时，我都先打电话，如果他恰巧在屋外，电话接通了，他就自己过来，但十有八九是接不通的，因此，我常去那个小屋喊D吃饭。叫上他，我们时而并排，时而一前一后，默契而闲散地路过六郎庄那些窄小得不能再窄小的巷子，以及巷子两旁的各色小店铺，去我的小屋吃饭。我们做什么都慢慢吞吞的，没睡醒一般，忧郁地消磨了那些寒冷的周末午后，消磨着我们为每个月可以节省五十元而感到开心的贫穷，以及我们正在转瞬即逝的青春。那时候，我们二十三四岁，还很少真正把未来挂在心上——未来犹如远山间正在开始形成的云头，饱含着焦躁和苦闷的暴雨，但模糊的忧郁巧妙地掩盖了它们。我们根本看不清。

一个月后，由于无法忍受那里的阴冷和没有手机信号，D搬到了我所在的那条巷子，距离我租住的小屋不足十米，租金每月两百元。一个依然寒碜至极的陋屋，只是手机有了信号（仿佛有了信念，我们准备随时坚定信念），面积略大，除此之外并不比之前的好多少。实际上，这几乎不能算作小屋，只是用石棉瓦临时搭建的杂物间。屋内有一方不断从铁锈发黑的水龙头上渗着水渍的水泥槽（原本是院里的公用水槽，石棉瓦房将其囊括在内，仿佛一个宝贝被据为己有），一张破旧的大床，一张破旧的桌子，一把同样破旧的椅子。搬家那天天气晴朗，并没有觉出有什么不对，但几天后寒风怒号，D马上就领略了这个屋内水槽的冷酷。我去找他，他将自己关在屋内。屋里开着昏暗的电灯，昏黄的灯光隐约地照在水槽表面灰暗的冰上。D缩着身子坐在那把破椅子上，尽量让大腿和腹部将插在松垮的蓝色羽绒服衣兜里的手夹在中间，以便使三者互相取暖。同时，他身子抖动着，两只脚轻轻地踢踏着冰冷的地面，以击打抵抗寒冷，以击打让自己的血液在体内流动起来。桌子上摊开着一本书，他在看书，仿佛书中有火，可以取暖。

腊月的一天，黄昏时，L和P从天津来玩，我们在六郎庄一家小饭馆吃了饭，喝了啤酒。吃完时，已经快十二点。街上冷飕飕的，寒风追着一些被人们抛弃的塑料袋满街跑，有的高高地飞上黑暗的夜空，在昏黄街灯的映照下，仿佛不动声色的鬼魂，俯瞰着晚归的年轻人。平时拥挤不堪的小街道那时空荡荡一片，下午进饭馆时街道上的灯红酒绿、男男女女、各种小摊小贩（卖水果的、卖烤红薯的、卖冰糖葫芦的、买驴肉的、卖烧饼的）此时都不见了。许多店铺已经打烊，只有个别的药店、小商铺、网吧和发廊的灯还无精打采地亮着。理发店门外轮回一般旋转的，似乎永不会停息的霓虹灯，依然像个人造的梦，闪烁着。店铺门口蜷缩着的那些流浪狗，还没睡。D、L、P，以及我和爱人，仗着年轻和几瓶啤酒带来的虚幻的青春潇洒，出了小饭馆，在街道上从容地走着，仿佛六郎庄是我们的，我们在做一次深夜丈量，丈量它的容量。我们想找一家可以买到棉被的商店——L和P打算在D的小屋里湊合一晚，但没有多余的棉被。在街道尽头，我们找到了一家还没关门的杂货店，三十块买了一条棉被。这时候，更冷了，而我们的那点酒气早已消散殆尽。我们一边忍受牙齿那情不自禁的咯咯咯的寒战，一边嘴舌机械地说笑着（嘴唇和牙齿仿佛都即将不听命令，话语于是变得懒散、僵硬），回到出租小屋睡觉。第二天一早发现晚上落了一场薄雪，刀子一样散发着寒气，才知为什么夜里冻醒好几次。

大约过了两个月，春节前后，最难熬的寒冷时节即将过去，D决定搬家。他大概再也无法忍受这个陋屋，以及与它相关的一切了，那些灰烬一般令人焦躁的阴影。这里的房东早就告诉过D，若要搬走，提前一星期告诉他就行，可当听说已经住了快三个月的少言寡语的年轻房客不打算再续租时，他十分克制地发起火来了，满脸愤怒，嘟嘟囔囔，仿佛受到了侮辱，又不敢发作。我在一旁愤怒地看着那个骂骂咧咧的老头，他刚喝过的二锅头，似乎不愿待在他的肚子里，不断往上冒着酒气。他一边嘟囔着，一边从自己那幽暗的卧室里拿出一支手电筒，微微地晃着身体，来到了屋檐下。因为一只手颤抖得实在厉害，只好两只手紧紧抓起手电筒，就像拿着一把刀尖可以发光的刀子，小心翼翼地对准了电表，但无论如何都看不清。这尤其使他焦躁不安，越发愤怒，“看一下，多少度？”他不想看我，但为了表达他的命令，还是用浑浊的眼睛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我怎么会知道？你不会自己看吗？”我的声音并不适于呵斥，但我希望从中可以听出愤怒。

这次，D搬到了这个小陋屋的对面，只隔了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小巷子，自建的小楼房，大约七八平方米，租金每月四百元。搬完之后，D坐在床铺上，厌恶地说：“懒得和他们争论。这家人，他妈的。”愤怒使得他脖子僵硬，他不得不机械地微微扭动脖子，仿佛为了阻止这些愤怒被冻结在心中，“那房子不光破、冷，每天早上都能听到儿媳妇你丫你丫指着孩子骂婆婆。那老头、老太太，每天都要相互咒骂。烦都烦死了。”D搬走后不到一个月，这个老头家的院子就整体拆掉了，他们要盖新楼房了——此时，村民大概都已经知道了六郎庄即将拆迁的消息，他们要赶在拆迁之前盖上楼房，那一阵儿，巷子里到处是自建工程——也就是说，他们明知房子快要拆了，他们明知即便D继续住，不到半个月也得腾地方。

搬到对面的楼房，D也没住多久，大约两个月后就搬走了。离开六郎庄后，他先去了四季青以西一个同样杂乱的城中村，不久后又搬到了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的水磨社区——另一个著名的城中村。我和L去看过他一次，那里的城中村比六郎庄更大，人口更多，街市也更喧闹，每个房东所拥有的楼房也更高大。楼房内部曲径通幽，像一片昏暗而复杂的迷宫，散发着阴暗的霉味。进入大门后，在D的引导下，我们七拐八拐，使劲跺着脚、拍着手，在迟钝而昏暗的声控灯的照耀下，穿行很久，才到了D租住的小屋里。进门就需要开灯。屋子面积大了不少，但居住条件并不比六郎庄好多少，墙上嵌着一方小小的暗窗，黑乎乎的，就像一个虚伪的念想，令人失落。我们在D的床铺上坐了一会儿，就匆匆出门去了，这因过于压抑而迟滞的空气使人气短。感到气短，是因为这贫瘠迷宫的压抑，而不是因为对生活的伤感。我们在外面熙熙攘攘的巷子里找了一家小饭馆，点菜喝酒，用这种最生活化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友谊。

饭后，我和L离开，刚出门，竟然在怒吼的寒风中碰到了我的大学同学J。他正和以往一样，瑟缩着肩膀，手插在裤兜里，快步穿过小巷，不高的个子，瘦削的身形，看上去像一个孤僻的夜游者。我喊他名字，他猛然转过身来，几句简单的寒暄，他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我，但他并不感到惊讶。

3

六郎庄的出租屋均不带厕所，要方便，只能去巷子里臭烘烘的公共旱厕，有起夜习惯的人，都在屋里备着一只带盖子的塑料便桶。天还没亮，人们就陆续把便桶里暂存的恭物提出来，倒进公厕，再回小屋梳妆打扮，穿上体面的衣服，陆续离开六郎庄，散入北京的清晨，像群蜂出巢，扎入一片芜杂的花海。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人外出上班之际，必须有人清理被倾倒在公厕里的秽物，如此才能保证公厕不被秽物占领，保证它正常运转。

每到周末，人们就会看到这个人：一个穿着一身破旧又不合身的灰西服的老头，面目黧黑，须发灰白，抽着粗壮的旱烟棒子，挑着一担粪桶，拉着一辆粪车。他通常会沉默无语地干完所有的事情：将茅坑中的秽物清理出来，装入车中拉走。仿佛一个掌管厕所的卑微的神，默然地，为厕所注入了精神力量。累了的时候，他会将粪车、粪桶放在厕所边的巷子里，自己就近蹲在墙脚下，脊背靠着墙，卷好一根旱烟，不紧不慢地抽着，面前人们来来往往，他眼睛都不抬一下，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中。绝大多数人经过时都会加快步伐，甚至小跑起来，两只手紧紧地捂着嘴巴和鼻子，远离粪车后，还会用手使劲扇一扇，“靠，真臭！”仿佛是这个老头污染了六郎庄洁净的空气——所以他要保持沉默？

初夏时，大约有三天时间，掏粪老汉突然不见了：很快，旱厕的茅坑就积满了秽物——紧接着，那些污秽之物就像快速生成的山系，高高隆起。早起蹲坑的人总是担心一不留神会被秽物沾染了身体，一边找着相对安全的坑位，一边愤怒地咒骂着：“操，都这么满了，怎么就没个人掏掏？”好的是，情况并没有继续恶化，那个掏粪的老汉很快又回来了。一天早上，他背靠着墙，依然沉默地抽着旱烟，粪桶和粪车放在不远处，人们依然捂着嘴和鼻子快速而过。他的沉默是那么的深沉，以至于谁也无法感受他的心，他似乎将一切都忍耐了，任何感受和念想，任何往昔和未来。公厕依旧臊臭熏天，但总算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人们上厕所时的愤怒被老汉的出现安抚了。我曾想：如果这个老汉生病或是出了什么意外，六郎庄该怎么办？聪明的人类不会让这个问题真的出现，但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正视我们略显滑稽的处境：拉和撒，这两件事构成了我们无可逃避的肉身之重，因为它们任性地要求必须就地解决，它们不可省略，也不可外卖。

和一般的公厕不同，六郎庄的公共旱厕以其简陋和臭气熏天，直接扼杀了顽固的厕所文化——也没有人在它的墙壁上贴男性广告，因为肮脏的墙壁早已被散发着刺鼻氨气的尿渍霸占。但有一阵子，公厕中经常传出天真的歌声，格外让人印象深刻。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还没学会大人的矜持，也还没学会保护自己不受厕所恶臭的侵袭，所以蹲在茅坑上，旁若无人一般，一邊不知道玩着什么小玩意儿，一边声嘶力竭地放声歌唱：“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的魅力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那是2009年，盛大的北京奥运会仿佛昨天才落下帷幕，这首由刘欢、成龙等闪闪发光的百位明星演唱的奥运会主题曲《北京欢迎您》，红遍中国，被到处播放，似乎北京的每一寸土地都敞开胸怀，以似火的热情欢迎着每一个愿意来北京的人，并将以盘古开天辟地的无私与豪情，为他们打开一片天地。

那孩子毕竟只有五六岁，整首歌还唱不全，所以就反复唱开头几句：“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一墙之隔的女厕里，大概因为听到了这异常天真又卖力的歌声，先是突然鸦雀无声，三两秒钟后，爆发出一阵如同惊雷般的大笑，夹杂着汹涌的兴奋和荒诞。

4

2009年夏天，D离开北京去了广州。再两个月后，我和爱人也终于离开生活了一年的六郎庄，搬到了位于三义庙的一个破旧社区。我们最早进入六郎庄，也最后离开，六郎庄考验了我们兜里的钱，更考验了我们的忍耐。这就是我们的驯化，亦如布罗茨基所言，“是我们的变形记”。

离开六郎庄约两年后，有一次坐车路过西北四环，猛然发现当初偌大一片熙熙攘攘的六郎庄，那么多的农民自建房，都成一摊碎砖破瓦了。这片金贵的宝地，终究被拆了，它的碎砖破瓦上闪烁着金子的光芒。是的，再也不用命悬一线般，将自己的全部运转交到一个沉默寡言的掏粪老汉手里——它马上就会脱胎换骨，变成与颐和园、芙蓉里、中关村图书大厦、巴沟以及它旁边的万柳高尔夫球场相匹配的某种建筑。房东们也都将一夜之间成为千万级的富翁：包租婆不用辛劳就可以买更多的名牌家具，退休司机可以专心研究如何让全国人民致富，红鼻头的协管员不用再羡慕别家的孩子，D的那个房东也大可再蛮横无理一些。

我们几个当时只是二十三四岁的毛头小伙，不管北漂后又回天津的L、到了杭州的我，还是回了贵州又去广州的D，先去保定后去深圳再去南京读书又回到北京的P，还是后来再也没见过面的S，不觉间，都已迈过了三十五岁的门槛。六郎庄公厕里那个放声歌唱的小男孩，如今也十五六岁了。那个脏乱嘈杂、人人都想逃离的六郎庄，如今确实不复存在了——但它确实又生动而真切地存在着，只是以前我们以它为存在的场域，如今它以我们为存在的场域，它以其不易剔除的巨大真实感，像渗入我们身体的时间一般，长在我们的肉里，我们的生命里。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