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人定晚年时期对传统中国画的回归

方春华

【摘要】方人定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提倡折衷东西，革故创新，反对墨守古法，倡导以写实、中西融合法来改良中国画，强调中国画的内容“要取材现实生活为题材”，并以主攻人物画为主，其绘画作品与传统的中国画有着不同的新貌。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方人定的绘画艺术面貌发生了改变，山水花鸟画占据该时期绘画作品的大部分，绘画作品的用笔用墨越来越靠近传统文人画，其艺术思想与绘画实践均体现出对传统国画的回归趋势。本文主要针对以方人定五十年代后期其对传统中国画的回归这一转变现象进行研究和讨论。

【关键词】方人定;晚期;新国画;传统国画;回归

方人定是岭南画派第二代画家中很突出的一位，他不仅是一位专业画家，同时也是一位理论家，能写能画。1923年入春睡画院，投师高剑父，主要研习山水花鸟，颇有建树。于1929年—1935年期间二次东渡日本留学，作品明显融入日本画和西洋画的特点，绘画题材由花鸟画转向以人物画为主攻方向的创作。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直至六十年代，画风上，其早期作品所融入的日本画和西洋画元素逐渐消失，而传统国画的用笔用墨却越来越明显，原来所反对的“书画同源”到了晚年时期的绘画作品却出现题词写诗，并占据画面的一大部分空间，一派传统文人画风跃然于画面。种种迹象表明，方人定在向传统国画靠拢，包括其艺术思想和绘画实践都在往传统一脉回归。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早年以前卫的姿态出现、提倡变革国画的骁将一步一步向传统国画靠拢的？这些问题无不引起了我的思考。

一、 方人定艺术思想和绘画实践向传统中国画回归的过程

1.日本留学时期（1929—1935）

方人定1929年日本求学开始直至1935归国，此阶段所秉承的折衷东西、革故创新的艺术思想与其师高剑父一脉相承，但在题材的选择和画作的风格上转变了，由原来的山水花鸟翎毛走兽转为以人物为主，作品紧贴现实生活，表达对现实的关注与关怀，富有时代气息，画面色彩新颖，装饰味浓，显现出浓郁的日本画风格。在绘画手法上，保留了在春睡画院时期的部分表现手法，例如撞色撞粉，而更多则是融入了日本画和西洋画的艺术表现技巧和理念，此时期的作品基本都是人物画，作品也基本都是穷款，仅有“人定”二字和印章，最多加上写画的时间，这与晚期在其画作中大量题词写诗形成对比。这段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主要作品有《踏雪》《闲日》《画家与模特》《归猎》《到田间去》《雪夜逃难》《风雨途中》、《池畔》《悲秋》《多少蓬莱旧事》《乞丐》等。

2. 战争时期（1936—1949）

1936年—1949年是抗日战争爆发、国内革命战争的时段，受战乱的影响，方人定于1938年冬启程赴美，直至1941年归国。方人定在美国期间游览名胜，参观展览、举办画展，仍保持创作激情，画了不少画作，包括《墨西哥女郎》《纽约荡妇》《酒徒》《凝视》《雕塑家》《希腊神话》等作品，这些作品都带有浓浓的异国情调，而题材上秉承他原来的艺术理念，以表现现实生活的人物画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作在表现手法上与日本留学时期的作品有所不同，他自己也说“少为一变”。

方人定在旅美期间直至归来后隐居乡间，最大的变化是吸收了一些水彩的技法，矿物颜色少用了，先前在日本习得的工致细腻的渲染手法逐渐淡化，用线用色更自由轻松，画面上的写意线逐渐明显，用笔用线更加简洁明快，洒脱自如，强调了线条的笔墨趣味，讲究运笔的轻重缓急，有传统文人画的笔意，而整体上也更靠近传统中国的写意画。这个时期的作品《二祖求道》《奇书》《穷人之餐》等均有此体现。

3. 新中国时期（1950—1966）

（1）现实主义题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美术界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要反映新时代、新生活。方人定的绘画作品《画家》《整理笔记》《学习文选》《花市灯如昼》，体现了这个时期的时代特色。从表现手法上看，均运用流畅浑厚的线条和干净利落的笔墨来表现，把中国画所讲究的虚实运用到画面中的花鸟和环境的描绘中，题材上仍以人物画为主调，作品注重反映时代特色和人的精神面貌。

（2）古装人物画

方人定于1948就已开始动笔绘制古装人物画《琵琶行》组画，后又因各种原因而搁置，直至1956年完成。方人定所绘《琵琶行》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均取材于古装，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是不一样的。在《我写<琵琶行>人物画的经过》中，方人定提到：“我生活在反动统治下的广州，当时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艺术家的生活是苦不堪言的。在彷徨中，我常常夜不能寐。这时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有说不尽的感慨。”方人定或许是出于某种无奈而选择用古装人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当时隐晦的内心，而实际上一个人的“有感”如要外化，方式有多种，回到方人定的画家身份，回到绘画的这一媒介，除了“借古喻今”，对于有感而抒发的绘画内容和绘画表现方式也有多种，而方人定却选择古装人物来表达内心，这确实多少有点违背“初衷”。方人定是在自我犹豫与徘徊的同时选择古装人物画作为表达内心苦闷与无奈的。但不可否则的是他选择了较为传统的方式表达自我，借古喻今。在50年代—60年代，除了《琵琶行》《西厢记》，方人定還绘画了《武松打虎》《大脑天宫》等古装人物画。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古装人物绘画作品中体现出方人定渊博的历史知识和较高的艺术修养。

（3）山水花鸟画

方人定早期在春睡画院主要学习的是花鸟画，而后又转向以表现“现实生活”的人物画，认定唯有人物画才能表达现实生活，反映人生，并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他的这一思想，这是方人定艺术思想和绘画实践上的一次转变。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直至于六十年代中期，方人定的人物画创作大大减少，山水花鸟翎毛走兽一类的作品则明显增多，这种与早年所提倡以人物画为主要创作方向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这一变化，是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方人定自觉地对中国画的革新与继承这一论题的不断思索与再认识。建国初期以来，他就画了一定数量的山水花鸟翎毛走兽一类的作品，例如《芭蕉小鸟》（1950年）、《护雏》（1955年）、《夜雨》（1956年）、《母羊》（1957年）、《耕罢》《斗鸡》《青藤书屋》《兰亭》（1961年）、《苍鹭》《栖息》《翠鸟》《西湖烟雨》《野塘丽色》《钱塘江观潮》（1961年）、《后园野趣》《秋野》《四牛图》《春江水暖》《已是悬崖万长冰》（1964年）、《鸳鸯》（1966）、《水到》（1972年）。在1959年—1964年间，创作了《最坚强的人》《饮马》《耕罢》《栖息》《四牛图》等。

4.诗书画印

传统文人画喜欢诗书画印相结合，讲究“书画同源”，而方人定早期对传统国画所秉承的“书画同源”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书画不一定“同源”，甚至认为书法与绘画是没有关系的。到了四十年代后期，方人定则开始研习书法，对书法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影响了他的画风。方人定从四十年代开始就表现出对传统国画的回归趋势，到了五十六十年代则更为明显，从题材到绘画表现手法、线条造型、画面布局、图式等都体现了方人定对传统中国画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传统中国画线条的认知，实际上他在四十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研习传统的《人物十八描》，从中学习和继承传统国画精髓，他自己还绘制了一套表现传统人物画技法的《人物十八描》组画 ，研究和练习传统人物衣纹的各种描绘手法。他还对人物的每一种不同的描法都认真地加以注解，并以题跋的方式写在每一幅画的画上，可见他对传统线条的运用和传统笔墨的重视。描绘古装人物画，研习传统人物十八描都折射出方人定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归属与对传统绘画技法更深刻的认知。

二、方人定晚年对传统中国画回归成因的探析

1. 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精神归宿

方人定早年的艺术思想比较激进，认为中国画要改革要吸收西画才有发展的出路，对于传统文人画，他认为“士大夫之气太深……文人画想脱离自然束缚，意本甚高，然每因此多近于荒率，与自然离掉太远太远。”方人定反对传统文人画不注重自然真实，反对文艺复古。到了晚年，他对传统的国画有了另一层面的理解和认知，提倡要在古人和古法里汲取营养，向“聪明”的古人学习，方能“自得”。从另一层面讲，方人定晚年对传统国画的回归这一过程对于一个他来说也可看做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宿。

2. 时代变革下的回归

五十年代初期国内文化艺术政策提倡以表现社会现实，强调中国画的“改造”，而五十年代中期却发生了“反右”政治斗争，此时期开始提倡民族美术，弘扬传统文化，作品要彰显“民族性”，传统中国画也开始重新得到关注和重视，尤其是1956年在党中央领导所宣布实行的“双百方针”，对传统文化回归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方人定受此感染，重新燃起对传统中国画研究的热情，他开始研究古代画论，临摹古画，研习书法、碑刻，阅读并研究传统画论。他还勤练书法，重拾古代人物十八描绘画技法并运用于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强调了“线”作为传统中国画最基本的造型基础以及重视笔墨的写意情趣。

3. 艺术活动与艺术考察

1959年方人定入职广州国画院（现为“广东画院”），广州国画院于1961年组织国画家到安徽、江浙一带进行考察和写生。他到兰亭遗址、青藤书屋、苏曼殊墓等游览、吟诗、写生，很明显是要体悟传统文人的际遇和思绪，真正深入地品味传统文人画发祥的遗踪，并有感而发创作了《钱塘江观潮》《青藤画屋》《西湖烟雨》等作品，这些作品反映出对此地人文景观的倾情之感，尤其是《青藤书屋》一画中的题跋内容，充分体现出他此躺游览的心情以及对古人的敬仰之情。 方人定又1964于年到山西永乐宫壁画、华严寺、云冈石窟等古迹遗址进行考察，对古代文化遗产有更直观和深入的考察和了解，加深了他对传统文化藝术的认知;《山西道上》一画便是描绘此躺山西考察的真实写照。写生、考察拓展了方人定的视野，丰富了对人文古迹的认知，感受到江浙一带深厚的文化底蕴，勾起了他一直以来对宋文化的追思之情，真正体验到古迹遗址的魅力，加深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与热爱，这与他晚年对传统中国画的回归不无关系。

纵观方人定的艺术历程与艺术人生，不管是早年的改革国画思想还是晚年对传统国画的回归，方人定都以一个探索者的姿态、以实际行动去践行他每一次的艺术思想的转变，他一生都在思索中国画如何发展、推进的问题，只是在极力提倡要革新中国画的路上走到了十字路口，最终选择归往传统。笔者认为，方人定在这个归往传统的过程中其民族性凸显了，但却不如早年时期提倡以“折衷东西”的作品，晚年时期的作品显得枯燥古板和程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