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人

作者简介

郝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现居深圳。出版长篇小说《偷剧本的学徒》《牛背上的白鹭鸟》等10部，荣获国家、省市各类奖项近10次。《偷剧本的学徒》入选中宣部2015年“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2018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弯月河》获广东省有为文学奖第一届“平湖杯”儿童文学奖。《黑仔星》入选2018年首届“广东好童书”;《牛背上的白鹭鸟》入选新闻出版总署2020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2019年度“爱阅童书100”书目。《白禾》获2019年第二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长篇佳作奖。

1

“连生爷这个人啊，你就是朝他脸上吐口水，他也会默默地擦掉。”

“菜园的小木桥又被连生爷修补好了，修桥补路，多福多寿啊！”

“从不说人闲话，有口德呢！”

……

乡邻们这样评价爷爷。

爷爷是个身材精瘦的小老头，他那清癯的古铜色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他一辈子与人为善，跟谁都不争，跟谁都不计较。

一辈子历经磨难的爷爷过得并不平坦，但他却一路逢凶化吉地闯进了耄耋之年。七里八乡的人，谁不夸这个老人的高寿是自身修来的好福分呢！

我是爷爷最疼爱的小孙子，十岁起跟爷爷住在一起，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比半个世纪前还久远的故事。那些故事伴随我度过了许多个寂寥无欢的冬夜。多少个冬夜，我依偎在爷爷的脚底，听着听着，开始哈欠连天。爷爷从枕头底下摸出他的一块老式石英手表，就着昏黄的灯光，眯起眼睛：“哟，都十点钟了，睡觉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爷爷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记，以至于它们可以如同电影情节般在我脑海一幕幕展开。

2

还是从早年的事情讲起吧。

民国二十七年，爷爷十二岁那年，他牵着一头大黄牛，身后跟着背着包袱的奶奶—她是童养媳，两岁时就被我家抱养了。两人胆战心惊地走在逃难的荒野小路上。日本鬼子从宿松打到黄梅来了。宿松和黄梅两县接壤，鸡犬相闻。大人们说，鬼子行军肯定走大路，那你俩走小路去大山窝里的娘舅家躲避吧。两人走了半天小路，眼看就要穿过一条马路时，偏偏不早不迟，遇到一大队鬼子兵沿着马路行进。他俩发现了不远处的鬼子，骑着高头大马的鬼子军官也远远地望见了他们。

“你奶奶当时就吓得瘫软了，躲在比人还高的茅草里不敢出来……”爷爷说。

“那你呢，你怕吗？”

“我怕，但我又顾不上怕。说来也怪，人们事先都传闻鬼子凶神恶煞，但那个骑着高头大马的鬼子军官来到我们面前，竟然勒停马，笑眯眯地望着我们，挥手朝我们示意：‘你的，小孩子！先走！”

啊，我为六十年前的爷爷和奶奶捏了一把汗。

“后来呢？”我追问。

“我拉着你奶奶的手，说：‘赶紧走呀，再不走等一下就过不了了！”

于是，爷爷扯起奶奶的手，又牵着大黄牛—全家人的命根子，在日本鬼子的众目睽睽之下毫发无损地穿过了马路。

后来，爷爷逃难回到家，听说村里一个有点痴傻的捡粪老汉遇害了。鬼子见他形迹可疑，问话又答不上来，当成奸细杀掉了。爷爷的细爹—他爹的弟弟，走在贩卖纸钱的路上也遇到鬼子，被鬼子抓住当作挑夫，他试图反抗，被鬼子的东洋刀砍中额头—幸亏他头上裹了一块厚实的土布头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到了县城，他才趁鬼子不备逃了出来。

原来，鬼子并不是菩萨心肠，只不过爷爷的运气好，遇到了没那么凶残的鬼子而已。这是爷爷人生中第一场幸运。

3

爷爷的童年并不幸福。他才一岁的时候就死了娘，后来他爹又讨了一个后娘，他被过继给大爹大娘。十岁那年，他爹又死了—死的时候才30岁出头。他爹兄弟三人，大爹和细爹都结婚但未生养孩子，他是大家庭的独苗——那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还在娘肚子里没有出世。他爹死前把他托孤给大爹：“你们就是讨米也要送这个孩子读书啊！”他念了三年私塾，先生说孩子老实，念书的天分也不差。他大爹大娘眼泪涟涟地满口应承下来。他爹死后，后娘带着肚子里的孩子改嫁。幸运的是，没有子嗣的大娘把他视为己出，对他百般疼爱。直到暮年，他仍然记得幼时的一个情景：

他三四岁的时候，跟着大娘一起去田间干活，孩子脚软，不肯多走路，就吵着要娘抱—为了好养活的缘故，过继后，他喊大娘为娘，喊大爹为爹。喊自己的亲爹为叔，亲娘为婶。

娘是小脚，抱不动他，先是哄他，哄不了，他哭，娘急着下地，狠下心不理他，独自往前走。

他就哭得更厉害了，哭得直跺脚。

娘心软了，就停下喊：“你快来，来了我就抱你！”

他不肯，一边哭一边喊：“不行，你要回来抱我！”

娘只好回来抱他，他又破涕而笑了。

每次爷爷跟我笑着讲述这段儿时的情景时，我就会特别感慨，我怎么也无法把一个被大人呵护备至的孩童和此后经历种种生活磨難的老人联系起来。是时光逐渐剥夺了一个人最单纯的幸福，让他品尝人生各种苦痛吗？如果是这样，人真的不要长大好了。

爷爷接下来的人生故事就是一个幸福被逐渐剥夺的过程。好在他的内心变得坚强起来，已经做好了迎接风霜雨雪的准备。

不久，大爹也因病去世了。他很快就辍了学，家境不允许他继续念下去。细爹成了一家之主，他回家跟细爹种田。二十岁那年，他和奶奶圆了房。当时内战闹得正凶，经常有国共两军的子弹炮弹在家门口飞过。有一次，他路过一个较大的村子时，远远望见一个颇似刘伯承的共产党将领—当时，一支解放军部队驻扎在那个村庄。村前的一口大池塘里，许多士兵背着干葫芦在练习游泳，他们准备渡长江作战。

这个场景可能是爷爷这辈子见到的中国革命进程中最为精彩的一幕了。

结婚后，奶奶连生了三个男孩，但每个孩子都只活到两三岁就夭折了，这给爷爷带来很大打击。“两岁多的伢，正是蹦蹦跳跳好玩的光景。大热天，脱个精光，在床上喊爹喊娘，学狗叫学猫叫……学什么像什么……”就是这么可爱的孩子，说没就没了。后来，他们只好从姨娘家抱养了一个女婴做养女。这种抱养女伢的习俗称为“垫脚”，再生养就好养活了。果真，1952年，第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出生，无病无灾。接着是我的大姑、二姑、小姑，还有一个未曾谋面的叔叔—原本也如同三个早夭的哥哥一样“可爱得很”，可是在他三岁那年，因为高烧抽搐，患上痴傻癫痫的毛病，动辄口吐白沫，倒地不省人事，在六岁那年也夭折了。

我不知道爷爷是怀着多大的痛苦亲手埋掉自己第四个孩子的。也就是在那段时间，70年代的初期，在那极端贫穷的日子里，一场更大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得了肺结核。

4

肺结核在黄梅乡下俗称“火病”，在缺医少药的日子里，火病几乎可以与绝症画上等号。乡下素有“火病上了身，肉猪上了凳”的说法。“凳”是指案板，染上了火病，就好比猪快要被宰了，活不了多久了。治疗这种病，周期很长，只能靠大把大把地吃一种极苦极小的西药丸子，或者大碗大碗喝煎熬的中药。但不管吃什么药，都得忌口，很多食物不能吃。爷爷后来回忆说：“尽管当时咳嗽得厉害，一吐一口血，家人看了吓得要命。但我该吃什么吃什么。我想，阎王想叫我去，躲也躲不了。”当时，村里还有两人同时得了这种病。大家同病相怜，每次见面了，他俩总是好言相劝：“连生啊，我听说你吃鱼了！鱼是发性，千万碰不得啊！咳咳……”爷爷笑了：“一年到头吃不了一块肉，见不了荤腥。好不容易从田沟里抓一条鱼，还不能沾嘴？要死就死了吧！咳咳……”

那段时间，生产队的队长是我的舅爷。舅爷照顾爷爷养病，安排他照看生产队的庄稼不被鸡和牛糟蹋。因祸得福，在如火如荼的集体公社时代，他度过了人生中唯一一段闲云野鹤般的悠游时光。两年后，他不咳血了，胸不闷了，去医院检查，发现肺部阴影消失了，“火病脱了身，肉猪下了凳。”然而此时，两个病友的坟头已经冒出了青草。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火病没有夺走他的生命，使他的后半生再也没有患过任何病痛，连头疼眼热都极少。他从不让自己闲下来，也从不抽烟饮酒—他喝一小杯白酒就会烂醉。他从来不挑食，吃什么胃口都极好，尤其喜欢吃糍粑、汤圆、米粑之类的食物。有一次，我的小爷爷咂着舌头告诉我：“你爷爷肠胃消化功能太强了，大冷天，连头天晚上凝结成团的冷糯米饭他都能吃上一海碗，还照常消化！他活一百岁都没问题！”当然，他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的父亲在部队当了六年兵，退伍回乡大龄娶亲后，生了一女两男三个孩子。我的三个姑姑相继出嫁。

80年代分田到户后，爷爷一度谋取了一个种田之外的第二职业，他跟随一个比他年长的麻子老头，承包了一座荒山，垦荒种植茶树，凭着愚公移山的劲头，硬是把一座荒山秃岭改造成青翠可人的茶山。他成了一名老练的茶农，手下还带着七八个采茶姑娘一起劳作。这是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也料想不到的转变。他是多老实的人啊，说话时声音响在喉咙眼里，走路时怕踩死一只蚂蚁。他之所以能够镇得住这么多心浮气躁的小姑娘，又能赢得他的老板—生性多疑的麻子老头的信任，不在于他的能力，而在于他的忠厚。他从来不抱怨，一心扑在种茶、采茶、做茶、卖茶上。他带头挑最苦最累的活干，女孩子们怎么会不听他的呢？他卖茶叶、采购、催款、交账……从来不做半点手脚，从来不拿一分钱公款为自己买一颗糖，麻子老头怎么不信任他呢？

在茶场的日子里，爷爷生活非常节俭。一件白色的老人衫穿成了麻色，一双解放胶鞋穿成了露出脚趾头的拖鞋，他也舍不得丢。他一辈子没有听收音机的习惯，没有看电视的习惯，也没吹电风扇的习惯—不管多热的天气，他总是挥着一把破蒲扇。他把挣到的每分钱都交给了我父亲—除了自己最低限度的必要开支以外。白天他在茶场自己生火做饭，晚上奶奶就在家里做好饭菜，送到茶场的那间空荡荡的土屋子里，陪他过夜。

有一天晚上，爷爷回到家，神秘地对我说：“快跟我去茶场，今晚有猪肉吃！”

那个年头，农户人家虽然能填饱肚子，但是不到过年过节，很难得吃上一次猪肉。我一听有肉吃，就半信半疑地跟着爷爷去了茶场。

在茶场的灶屋里，我果真看到好几大碗油亮的红烧猪肉，上面撒了翠绿的葱花和香菜，肉香扑鼻。

“快尝尝！”爷爷给我递过一双筷子一只空碗。

我狠狠地吞了一口口水，夹起一块肉就往嘴里送，一种肥而不腻的美妙滋味在口腔里回旋。

等我吃完抹嘴，爷爷才告诉我猪肉的来源：他把别人扔进村外河道里的一头病死猪仔捞起来，连夜卸下猪身上的好肉，炖熟做成了红烧肉！

那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一顿红烧猪肉。

5

我差点忘了说，爷爷这辈子最大的爱好是听黄梅戏。他年轻的时候还去戏班子学过戏，待过短暂的一段时间，后来被奶奶硬是扯回来了。戏班子里女戏子多，奶奶不放心。爷爷也不强求，回来就回来吧，只是仍旧爱看戏。每年正月，只要听说哪里搭台唱戏，他连手中的饭碗都舍得放下，立即动身去看戏。他能讲出几十出老戏本，哼得出唱腔。直到85岁以后，他的耳朵越来越聋了，双腿也走不了远路了，他去看戏才少了一点。

1991年寒冷的冬天，奶奶患了食道癌。在奶奶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爷爷把她接到茶场养病，悉心照料，直到她病重弥留之际，才把她送回家里。冬月大雪的几天后，奶奶去世了。我仍然清晰记得，爷爷的神情非常落寞，但他没有流一滴眼泪。

我作为最小的孙子，真正走进爷爷的内心世界是在爷爷从茶山回家之后。1996年，茶山被村集体收回了，爷爷回了家。这时，他已经整整70岁了，但他身体还非常麻利。那时，为了供我读书，养家糊口，父亲在一家砖窑厂的窑洞高温下从事“码砖”的苦力活，异常艰辛。为了缓解家庭压力，爷爷主动在砖厂找了一个晾晒湿砖胚的工作，他又乐此不疲地继续干活。在那里，他结识了一大帮老少工友，大家喜欢“连生爷”前“连生爷”后地喊他。他从来不领工资，全部交由父亲代领使用，毫无保留地继续为家庭贡献自己的一点余热。

这段时光，姐姐哥哥都辍学离家去大城市打工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孩子。我开始主动走进爷爷，让他给我讲过去的故事，他也乐此不疲，有问必答。年幼的我，为好奇心所驱使，经常展开想象的翅膀，细细体味、咀嚼他那斑斓多艰的人生阅历和异闻轶事。

三年后，砖窑厂熄火歇业，爷爷再次失业。但很快，他又跟随小爷爷—那个比他小十岁的弟弟一道去了县城一家建筑工地看门。又干了三四年，在80岁前夕最终回了家。就是如此高齡，他依旧闲不下来，每天背着柴筐，拄着锄头去村前屋后筢捡松针柴禾，遇见进出村口的路面坑洼，他就停下来，默默地挖土填补。

此时，我已经考上大学离开了家。每年，我只有在寒暑假时才能回家看望爷爷和父母。不知为什么，我年纪越长，越是挂念爷爷，甚至超过了对父母的挂念。听家人讲，爷爷同别人说起我时，口吻里总是充满了赞许和怜爱。我想，那不仅仅是因为我是全村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大学生，更是因为我是他晚年最重要的精神寄托。

6

爷爷90岁了。

清明节后，父亲身体出现一些异常，住进了县城医院。在那半个月里，卧床的爷爷没有见到儿子为他送饭，心里便有了疑虑。他想问送饭的儿媳，但她终究没有开口。一次，大姑来看望他时，他向大姑打听我父亲去哪了，大姑大声告诉他—住院了。

爷爷沉默了。

第二天上午，天气晴好，家门口鸟语花香，春意盎然。上午十点多的时候，村里邻居吃过早饭，站在门口远远地望见村前的池塘上面漂浮着一件黑衣服，好生奇怪，就走上去看个究竟—天哪！不是衣服，是人！90高龄的爷爷穿着整齐的寿衣投水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老人呀！卧床半年无法起身的他，毅然爬起来，从衣柜里找出早就准备好的寿衣，穿得齐齐整整的，再把那块珍贵的廉价手表摆在枕头边上，然后沿着楼梯从二楼艰难地挪到一楼，再掩好家门，一步一步地挪到了池塘边，决然地走进了纯净的水里—他的灵魂也和一汪碧水融为一体，那么澄澈，那么透明，那么飘逸。

此刻，夜已深沉。闭上眼，我看到一个谦卑而高尚、让我内心震颤不已的灵魂飘荡在池塘上空，又缓缓在家门口落下，向我报以温暖可亲的微笑。哦，爷爷，请入我梦来，我还要看您的微笑，听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