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标会的运作与宗族羁绊
——基于潮汕地区的案例调研

黄 剑，陈丹涵

（广东金融学院金融与投资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

一、标会概念的厘定

标会，起源于唐宋时期的庙会活动[1]，由于长期以来法律上没有对民间标会的准确释义，其概念与性质一直备受争议。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标会是一种建立在亲情、乡情、友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合作互助性质的民间信用融资行为；费孝通将“互助会”（即标会）定义为集体储蓄和借贷机构，“由若干会员组成，为时若干年”[2]；胡必亮认为标会“将自由竞标过程与程序、竞争性利率决定、自愿性合作、大众参与、信任等因素实现了有机结合，是一种很有效率、活力与竞争力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3]；而吴景瑾则从标会的法律属性上认为标会不是组织，而是合同[4]；江平、王家福主编的《民商法学大辞书》中对标会如是定义：“会首与会员间的无名合同，东方国家独有的民间金融制度，以济急、互助、储蓄为目的，为现代非典型合同。”[5]基于标会历史发展及研究目的，本文中的标会以《民商法学大辞书》的定义为基准。

关于标会的性质，吴景瑾认为标会的参与者“主要是乡邻和亲友，具有明显的血源性和地缘性，其发起往往是为解决资金筹集的困难”，而非法集资“为获高额利润而设，虽然也由民间自发设立，却背离了自助合作的初衷”[4]；最高人民法院2011 年实施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指出：“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6]。关于标会的运作模式，郑振龙和林海给出了标会的一般现金流模型，用折扣率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参会者进行盈亏分析，得出标会中资金需求者提供的利率高于同期高利贷利率的结论，并推导出标会隐含的利率期限结构，即正常情况下标会的利率期限结构是一条向下的曲线[7]；陈德付，戴志敏从个案出发研究了标会的投融资效率问题[8]；詹泽雄等则基于民间标会的融资模式，运用动态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估算内标方式融资的成本，并分析其内在风险。[9]关于标会与宗族的关系，大部分研究者浅尝即止，并未深入探讨标会中宗族的作用。费孝通认为会首由于某“正当理由”组织一个标会，其会员只限于某些有义务帮助组织者的人（通常为其亲属关系群体）和少部分为了其他目的自愿参加的人，他认为“一个亲戚关系比较广的人，在经济困难时得到帮助的机会也比较多”[2]；胡必亮同样认为“亲属关系越近的标会，资金使用的利率越低，其互助合作性也就越强”[3]；蒋晓平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证了基于亲缘、血缘、地缘、业缘的人际结构是标会得以存续的基础。[10]

综上所述，过往研究对标会的起源、性质、运作模式做了较详尽的分析，对标会与宗族的关系也有一定的描述，但鲜有文献对宗族关系在标会运作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因此，本文聚焦宗族羁绊的作用，选择宗族观念较强的潮汕地区的案例，调研分析案例标会运作的全过程，解构宗族羁绊在其中的作用。

二、正规金融、民间标会与非法集资

探讨民间标会的运作过程以及宗族羁绊在其中的作用，有必要梳理民间标会与正规金融及非法集资的区别和联系。前述《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第一条即对非法集资做出了明确定义：非法集资是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对非法集资概念的特征要件予以具体细化，明确非法集资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等四个特征。[11]尽管有学者认为，如果标会从其互助的本性转向储蓄生息、投资甚至投机功能，则标会将可能演变为纯粹的金融投机甚至诈骗活动，给金融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带来一定的冲击；上述《解释》也将10 种典型非法集资活动中的第10 种定义为：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但是，结合正规标会的运作过程来看，标会并不具备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即标会面向的是与标会会首具有亲情、友情等血缘、地缘关系的特定群众，标会活动较为私密，不具备社会性和公开性；标会的利息主要以竞标方式确定，且没有承诺固定收益，不具备利诱性。因此，本文认为民间标会在一定范畴内不属于非法集资行为，换言之，在非法集资认定上存在着较大幅度的“弹性空间”[6]。

正规金融的借贷流程一般为：客户寻找-贷款调查-贷款审批（信用评估）-贷后管理（风险控制），每个流程都有专业人员负责。尽管民间标会的运作过程也可以作类似的划分，但会首承担了上述流程中的所有负责人角色。首先，民间标会的参会人员均是会首的亲朋好友，会首对会员的信用评价建立在基于亚社会群体（如家庭、宗族、村庄等）的特殊信任之上，并没有规范的评价标准；其次，贷款后的后续会款缴纳有赖于参会人员的道德意识、诚信意识以及会首的“面子”；最后，会首作为每个会员的担保人，若有会员无法继续缴纳会款，会首将代替会员缴纳并将所缴纳会款转化为该会员对会首的私人借款，从而转移标会“倒会”的风险，确保标会的持续运行。为进一步明晰正规金融、民间标会与非法集资的特征与联系，整理如下表1。

表1 正规金融、民间标会与非法集资的特征

三、案例标会的运作模式分析

（一）调研案例的基本状况

标会作为民间金融制度，在广东、福建等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乃至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手段。虽然法律上一直没有正式确认标会的合法性，但标会借助参会会员庞杂的关系链，其影响力已渗透到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集资建房、子女教育和婚丧嫁娶等重大事件上，随处可见标会的影子。

本次调查以实地走访、资料收集、电话访谈等形式进行，集中调查了潮汕地区揭阳市西陈村的标会情况。西陈村位于榕城区东部，面积800多亩，总人口2,368 人，511 户，主要经济支柱是五金餐具和玩具的加工生产等。由于西城村25 年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倒会”现象，为了避免“倒会”再次发生，民间标会会首自发对标会规模、每期会费、标会周期等内容做出相应限制，标会性质以互助为主，资金用途多为建房、婚嫁、子女教育等。西陈村标会的会费金额大都集中在500 元/份，标会规模为40 份，每月一会。会员多为会首同乡的乡亲或好友，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1 份或者多份，也有部分参会份额通过会员“代购”的情况，表现为会员多份持有。标会利息根据投标情况确定，但最低一般不低于30 元（500 元/份），最高根据会首的规定而定，一般为100 元-120 元居多，超过规定最高利息的投标视为无效。会员需在标会后规定时间（一般为2-3 天）内缴清会款，得标者则在会款缴清后取得会款凭证，并作签名证实。

（二）案例标会的运作模式

民间标会按照标会周期可分为月会、周会等，按照利息支付方式可分为贴现标与贴水标，按照会费金额可分为百元会、千元会等。本次调研案例标会均为月会贴现标，即通过竞标决定的得标者所支付的利息从当期会费中扣除，换言之，未中标会员当期只需缴纳扣除得标者所标利息后的剩余会款。其运作模式根据会首是否参与借款可分为借款会首和中介会首两种。

1.借款会首型贴现标。会首召集若干人，集满自定义的标会份额（一般为40 份及以上）后起会。第一期总会费一般由会首免息领取；从第二期起，会首每月定期召集竞标，会员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匿名竞标利息，价高者得，由会首公布最高竞标利息及得标者，会首及其余会员在规定时间内缴清扣除最高竞标利息后的会费，得标者之后每期不再享有扣除标息的权利，需缴纳全额会费；每份标只能得标一次，直至最后一期由未得标者自动得标后本次标会结束。标会期间若有会员因故无法继续缴纳会费或恶意逃避缴纳会费（逃会），会首均有义务为该会员垫付会费并将之转化为该会员对会首的私人借款，确保标会的持续运作，具体运作模式如图1。

图1 借款会首型贴现标运作模式图

2.中介会首型贴现标。中介会首型贴现标的运作模式与上类似，区别仅在于会首没有融资需求故不持有标会份额，该模式下会首只充当标会中介角色，同时向得标者收取手续费（一般为每期300 元），其运作模式如图2。无论是哪种模式，有资金需求的会员都会积极参与竞标，没有资金需求的会员则采取低利息竞标或直接不参与竞标的策略，因此，标会模式既满足了资金需求者的融资需要，也满足了富裕会员的投资需求。

图2 中介会首型贴现标运作模式图

（三）“倒会”风潮及其影响

民间标会因其筹资迅速、零存整取、无需抵押等优势在农村地区发展迅速，尽管它建立在以亲情、友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之上，但其“倒会”风险依然不容忽视。以本次调研的潮汕地区西陈村为例，25 年前即发生过大规模“倒会”风潮。由于当时经济水平较低等因素，西陈村及周边多个村庄的部分会首抵挡不住“巨额”金钱诱惑而选择私吞会费，而其他会首看到这些会首私吞会费却没有受到相应惩罚后也渐渐违背互帮互助的初衷，走上了追逐自身利益的道路，由此产生链式反应，造成了大范围大规模的“倒会”风潮。根据多方访谈了解，约两成私吞会费的会首难抵众怒，远走他乡，至今未归。余下八成也并未受到任何经济上的追偿和法律上的惩罚。究其原因，民风淳朴与法律缺位使得大部分蒙受损失的会员因为“亲人”面子或索赔途径不畅而难以追讨，时至今日仍有大笔债务尚未归还，且有随着时间流逝而不了了之的趋势。正是因为这场大规模的“倒会”风潮，击溃了当地的信用环境，不仅正规金融渠道受到了影响，民间借贷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民间标会更是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在正规金融服务无法完全满足农村居民金融需求的背景下，民间标会又慢慢地开始恢复生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使会首们难以再被几万会费所诱惑，降低了其违约的内在动因；重视宗亲关系、社会网络发达则强化了会首们守约的外在约束条件；同时，为了降低“倒会”风潮的影响，重新取信于民，避免“倒会”再次发生，许多会首自发地严格选择会员、控制标会规模和会费金额，会员也自主地选择标底金额较低、宗亲关系较浓的标会，“倒会”概率逐年降低，近10 年来基本未发生“倒会”现象。目前，民间标会以互助性质的非正规金融形态重回村民视野，成为西陈村及周边地区重要的融资渠道。

四、案例标会中的宗族羁绊

中国传统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来构建的，这种“差序格局”在潮汕地区的表现是以“宗亲”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圈，再往外推之就是地缘关系，在人际交往中，一般是关系越靠近“宗亲”的核心，越容易被人们接纳，也就越容易形成合作、亲密的人际关系[12]。这里的“宗亲”不仅仅只是同姓氏的族群，而是包含通过婚嫁而形成的包含多个族群的关系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才是潮汕地区宗族之间最深的羁绊。

（一）标会起会时宗族的作用

潮汕地区的标会会员格局恰恰体现了以“宗亲”为核心的宗族人际关系圈。标会作为一种“人情信贷”，以会首为核心，会员根据与会首之间的“宗亲”关系、地缘关系等亲疏关系向外扩散，会首基于对会员的认同感同意其参会，会员也是基于对会首人品和财务状况的认可而入会。从案例标会的会约名单上看，参加本次标会的会员与会首同属西陈村，是同宗同族，而与会首无宗亲、地缘关系者，如果想加入该标会则需以参会会员为媒介间接参会，会约上体现为该会员多份持有标会份额，会首不追查会员多份持有的原因。

如图3 所示，会员B、C、D、E、F、G、H、I 处于会首A 的宗族人际关系圈中，与会首A 之间存在一定的血缘、地缘关系，而人员J、K、L 与会首A并不相识，他们分别通过会员D 和E 间接参与标会，属于会员D 和E 的关系圈，其份额由会员D和E 代持。由于会员需对自己所持标会份额负责，因此，宗族会员是否愿意帮非宗族会员代持份额，取决于他们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对非宗族会员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可见，这种亲疏有别的宗族观念是潮汕地区标会的显著特征，也是能够建标起会的前提条件。

图3 标会会员关系网络图

与正规金融的银行相比，中国家庭更倾向于向亲戚或民间借款。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2018 年开展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中（CFPS）显示，非正式渠道是中国家庭的主要借款渠道，中国家庭的首选借款对象依次为亲戚、银行、父母或子女、朋友，分别占比35.5%、28.7%、14.1%和5.9%；但全国过去1 年向亲戚提供经济帮助的均值为1830 元，仅占全国人均现金及存款额的3.33%。显然，这个金额对于建房、婚嫁以及子女教育等资金需求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正如图4 所示，右侧的单一条线状的借款方式的金额有限，借款人的关系网络往往也很有限，因而无法满足借款人的大额资金需求；左侧的民间标会的会首往往处于“宗亲”关系网的重要节点，其发散式的筹集资金方式明显强于单一条线状的借款方式，每期会费金额并不太大，但在“宗亲”关系网的规模效应下，显然更能满足借款者的资金需求。同时，民间标会的高利性还能解除借款人不愿“欠人情”的心理负担，正因为如此，宗族特征明显的民间标会才得以在潮汕地区维系发展。

图4 民间标会网络与单一借贷渠道的比较

（二）标会运行时宗族的作用

正如前述的图1、图2 所示，无论是借款会首型标会，还是中介会首型标会，其会首均需负责召集竞标和收集、监督、追缴会费，并承担为逃会者垫付会费的责任。反观正规金融，以商业银行为例，其信贷风险控制流程一般为：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贷前调查是客户经理调查客户的基本信息、资金需求、资金用途、资信状况等，并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贷中审查一般有专人对客户资料进行复核，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并根据客户的信用等级制定信贷方案；贷后检查是银行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客户后续还款能力等的跟踪监测。银行通过信贷风控流程尽可能降低其信贷风险，但由于调查审查范围有限、信息不对称以及客户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等原因，贷款违约也时有发生，根据银监会（银保监会）发布的主要监管指标，2017-2019 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1.71 万亿元、2.03 万亿元、2.04 万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74%、1.83%、1.86%，呈逐年上升趋势。

尽管民间标会没有商业银行那样严格的风控流程和信用评级体系，但是，标会会首却承担了上述风控流程中的所有角色，宗族羁绊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会首往往是宗族里的“名人”或“能人”，是宗族关系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会首对于参会会员的选择是有一定的考量的，这种考量建立在共同的生活交往网络之上，对会员的各类信息都有一定的认识或有可靠的了解渠道，因此，其调查审查范围广泛，能做到信息基本对称。其次，会首对会员的考量也是建立在“宗亲社会”所产生的特有的信任和认同感上，虽然没有明确的信用评级体系，但会首对于会员的基本信息和道德风险的掌握程度却是商业银行的资信调查所不能比拟的。再次，在人口流动性较差的农村社会，相比银行单向的监督模式，标会内部通过“宗亲”关系网建立起来的星形监督模式，使得会员与会员之间能够相互监督，形成较强的外部约束力，提升了会员的违约成本，降低了会员的违约风险。最后，会首承担着追缴会费和垫付逃会者会费的责任，这一方面使得会首在选择会员时更加谨慎，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历史“倒会”风潮的经验，保障标会正常运转、降低标会“倒会”风险的举措。

综上所述，民间标会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合作背书，极大地降低了标会的违约风险和交易成本，通过会首联结的宗族内部之间的羁绊在标会的形成、运作以及风险管理中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如费孝通指出的“乡土社会的信用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2]，会首与会员之间基于“宗亲”关系、地缘关系以及与当地文化相联系的道德约束形成了彼此之间双向的信任，这种非契约性的因素反而很好地联结了标会的方方面面，成为贯穿标会始终的纽带，促使民间标会得以长久发展，成为潮汕地区普通家庭之间经济上互帮互助的主要渠道。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潮汕地区揭阳市西陈村标会情况的调查访谈，梳理案例标会的运作模式，并定性分析宗族关系对标会运作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规金融制度，民间标会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基于宗族羁绊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民间互助性质的标会已深深植根于潮汕地区的社会系统中，是农村居民融资的主要渠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弥补了正规金融在社会基层服务上的缺口，是正规金融服务的重要补充。第二，民间标会的制度设计比较简单合理，易于理解的竞标方式和运作模式考虑了农村地区居民的现实要求；同时，宗族关系的发散性是民间标会的基础，使得农村居民较大额的资金需求得以满足。第三，宗族羁绊贯穿了民间标会运作的全过程，是潮汕地区民间标会的重要特征。会首不但负责起会、日常运作，还承担垫付逃会者会费的责任；标会内部通过“宗亲”关系网建立起来的星形监督模式，形成较强的外部约束力，提高了会员的违约成本，降低了会员的违约风险和标会的“倒会”风险。

毋庸置疑，民间标会目前尚游走于法律边缘，即使具备宗族羁绊的特征，也面临着“倒会”风险以及“倒会”的处置难题。为了民间标会长期健康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纳入地方金融监管体系，规范民间标会运行。配合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可以考虑将民间标会纳入地方金融监管的范围；借鉴台湾地区标会立法经验，规范标会的运作程序、标会规模、标底金额等，限制会首同一时间起会数量，制定针对恶意流标、携款逃跑等破坏标会运行行为的惩罚措施，弥补中国大陆标会立法的空白。（2）建立信息备案管理体系，重点监控宗族关系网。尽管历史悠久的民间标会自发性地逐步规范运作，其基于宗族关系的监控网络也发挥着控制风险的作用，但依然存在着较高的“倒会”风险。对标会的监管应避免“不管就乱、一管就死”，建立完善标会信息备案管理体系，以宗族羁绊为纽带加强会首管理、重点监控宗族关系网络，避免标会成为非法集资的温室，更好地实现其民间互助的主能。（3）探讨多元合作，服务乡村振兴。目前民间标会主要以互助性质满足农村居民住房、婚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在农村居民金融服务上的缺口；随着农村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都将进一步扩大，为民间标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应摒弃“一禁了之”的监管思路，鼓励民间标会的多元化合作，例如尝试与农村合作社合作，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实体项目，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