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视镜”中的未来

最近，一篇名为《顶尖高校：绩点考核下的人生突围》的文章成功吸引了廣泛关注。中国最顶尖的高校们正在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困境：为了追求GPA、托福成绩，积攒专业学分，定制求职经验，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们正提前陷入各类“指标”的竞争中。在绩点文化面前，学术理想不再成为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之所向，校园PK让人精疲力竭。

回到企业熟悉的场景，以结果为导向的KPI文化，虽然是中国现代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机制保障，却也频频面临着扼杀创新和灵活性的诘问。对此，马云曾在接受一位学者专访时谈到：“职业经理人和政客没什么区别，KPI、承诺，什么都答应，但他根本不去解决未来的问题。”

相比需要想象和不断试错的“未来的问题”，绩效主义自诞生之日起，代表的就是组织内部对精准的业绩结果和投入产出效率的考核文化——组织内的专业化分工就是要责任到岗，流程闭环。而马云指出的却是“公司价值观如何长期得以延续”的另一问题。这是一个要“效应”还是要“意义”的选择。价值观的延续和公司的延续往往是两个层面的指向，后者是活下去的命题，前者是为什么活下去的命题。后者存在的基础是绩效，前者存在的基础则是使命感。正是因为绩效常常取代了使命感，所以大企业病才会让人如此深恶痛绝，却又让身陷其中的每个人都束手无策。企业如此，高校亦如此。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有关组织这个有机体的进化讨论就显得格外具有挑战性和实验意义。如何让组织的价值不仅仅只等同于各部门绩效之和？如何让个人的价值选择不再依赖于考赢每一场试，积攒每一个必要的学分？现在到了需要对绩效主义Say NO的时候了。

那么，如何寻找改变的勇气？胡泳教授在本期《重新思考数字化》一文中给出了一些启发。从数字化生存，到数字化之后，数字化让人从最初的期待——Being Digital，到全面地被渗透——Been Digital，技术带来的焦虑感几乎让人无处遁逃。这是数字化理念的提出者在当时不曾设想到的未来。就像当初汽车这一“无马的马车”的发明者从来不曾预测汽车给人类经济和生活可能带来的颠覆式改造一样。人们不仅倾向于将新发明建立在旧的基础上，而且还试图从已知的方面去解释新发明，最终显得可笑而又无力。对此，传播学奠基人麦克卢汉早已给出了“我们透过后视镜来观察目前，我们倒着走向未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