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德国与美国的不同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周伟婷 朱全红

摘要：在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巨大考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美国与德国却在此次疫情“大考”中却交出了两份结果迥异的答卷：德国在整个疫情防控与患者救治上的表现均明显优于美国。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来自于多方面，德美两国的制度，社会具体情况以及两国政府对待国际合作的态度均对此产生了不同影响。在全球性危机面前，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

关键词：新冠疫情;美国孤立主义;联邦制;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9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上也颇为罕见。病毒并没有国界，然而，对比各国公布的疫情数据却不难发现，疫情在不同国家造成的影响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这其中，德国与美国同是西方发达国家，政体相似，疫情爆发时间相近，虽然两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疫情进行了防控，但德国取得的防控效果却明显优于美国。两国抗疫所表现出的差异，背后有着一系列深刻的原因，通过分析造成这些原因的症结，可以为各国日后有效应对类似事件提供参考。同时，两国在疫情中的不同表现，进一步暗示了国际合作对于国际力量对比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分析两国国际合作的差异可以为我国后续抗疫策略的调整提供借鉴，帮助我国应对国际上越发复杂的挑战，破解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中流行的形而上学思维。

1.    新冠疫情下德美两国的不同表现

根据德国媒体先前的报道，德国境内的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是一名于2020年1月 28日确诊的巴伐利亚患者。[1]新冠疫情在德国一经发现，其强大的传染力立刻引起了政府官员的重视。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3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向民众宣布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如取消1000人以上集会、实行居家限令、关闭幼儿园和学校等，且联邦与各州应紧密合作。[2]通过采取一系列较为有效的防控举措，德国在患者治愈率与死亡率的控制上的表现远优于其他欧洲主要国家。截至7 月初，德国共有确诊病例逾19万人，治愈率高达90%以上，而死亡率仅为5%，[3]德国国内疫情已逐步得到控制。

但美国的疫情形势却仍然严峻：截至2020年7月初，美国确诊人数几乎是德国的十倍多，共有确诊病例320万，死亡人数已破13万，[4]且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已达六万人次左右。早在2020年1月 21日美国就已经确诊了首例新冠肺炎患者，[5]比德国提前了整整一周。然而，美国初期的防控举措就仅止步于切断中美之间的航班，并禁止在过去十四天内曾到过中国的旅客入境。而后迅速告急的防疫物资、各州力度不一的防控举措，都造成病毒在州际间迅速传播。五月的弗洛伊德事件后大批美国民众涌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多个城市遂延长宵禁，美国疫情依旧严峻。

2.    德美两国不同抗疫效果的原因

2.1  国家结构与政治制度

德美两国同为联邦制国家，即各州将各自的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由宪法明确界定联邦政府与各州享有的权力。德国属于“完整的联邦制国家”，联邦享有立法权，而州保留行政权;[6]中央和各州各有其职权范围，均享有相应的立法权与司法权。国家架构中的非显著性差异在疫情背景下却对两国的抗疫表现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德国联邦政府在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疫情防控做出了较大贡献。虽然联邦各州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在此次疫情中，联邦政府充分发挥了德国《基本法》第74条明确赋予的联邦政府对于预防人类和动物传染病的权力，[7]将总体防疫部署的决策权集中于联邦，使得各州在防疫过程中只能听从于联邦的统一指挥。3月 22日，联邦政府颁布了适用于德国全境的相关法令以明确各州应采取的防疫举措，如禁止两人以上的会面，严格实行宵禁等。[8]这些限制令的及时部颁布有效的抓住了防疫的最佳时期，避免了各州在立法过程中因部分民眾反对而造成的延误。在联邦政府的统筹领导下，各州有了明确的行动指南。但美国的联邦制在疫情中却经受了巨大考验。依据美国宪法第一条，国会被赋予立法权，第一条第八款中明确规定了国会的权力，如征税、铸币、宣战等重大事项皆由国会负责。[9]对于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由国会掌握的权力皆归各州所有，所以各州实际上有很大的自主权。但由于各州情况不同，各州州长关于“居家令”实施的起始时间与严格程度都不相同，这就给美国的抗疫增添了难度。此外，因没有联邦政府统筹调配医疗防护设备，各州在危机面前各自为政，哄抢资源，出现混乱。

德美两国在理论上还同为多党制。德国的联邦议院是国家政治权力的中枢，通常由多个政党组成，政党在德国的政治进程中起着核心作用。自 2018年后，社民党和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基民盟与基社盟）达成联合组阁协议，组成了大联合政府;而美国由于政治环境中激烈的竞争以及政治游戏规则的反复迭代，已然成为了共和党与民主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其他的小党派毫无存在感。现今美国这两大主要政党几乎操控了联邦和各州政府。德美两国的政党体系也各自在疫情中发挥了不同作用：

疫情之下德国的政党显得更为团结，决策效率更高。在大联合政府时期，没有强大的反对党，虽然执政两党依旧可能在某些领域存在理论上的分歧，但没有明显的党争现象。“这种卡特尔化的趋势，造成了议会政治辩论的沉默。”[6]所以当新冠疫情到来时，德国的执政党目标一致，即遏制病毒传播。而美国的政党体制却在此次疫情中暴露出一些弊端。执政党作为统治阶层，其出发点首先是要保证自己政党的利益，大部分情况下统治阶层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重合的，但是当疫情在美国突然爆发，这两者就被割裂开来。执政的共和党把对中国施加重击当作2020年共和党人的竞选策略;民主党则借助疫情下经济大幅衰退来攻击共和党的领导。两党将重心放在推卸责任上，难免对疫情防控有所疏忽。

2.2  社会情况

首先，德国向来注重科研，对科研投入的经费在GDP中占有重要比重。2018年德国的科研支出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1%，[10]而这一支出比的世界平均水平约为2.2%。[11]科研经费多用于支持各研究所，其中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实为德国的疾控机构，在此次疫情中扮演着汇总与分析数据等重要角色。而德国的《防疫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也明确规定了在遇到传染病情况时报告人和卫生当局分别应该传递哪些信息。这些法律条文以及研究所的设置极大程度上为联邦政府提供了科学指导。但美国的权威机构却在疫情中表现失误。美国疾控中心（CDC）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共卫生机构之一，但在疫情初期其研发出的检测盒却被证明是无效的，而后又花了更长时间来开发新的检测盒，耽误了初期检测排查。CDC在疫情初期甚至不建议健康民众佩戴口罩，直到4 月份才公开承认口罩在防疫过程中的重要性。美国官方卫生机构的初期错误指挥，让民众无法及早对防疫的正确有效措施形成认识。

其次，在重大疫情面前，医疗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德国为应对新冠病毒已将从前的28000张重症监护病床增加到了40000张……还大大增加呼吸机的供应，3月中旬订购了10000台，以增加现有的20000台机器。”[12]德国较为齐全的医疗设备在国内分布的也较均匀，如上文所提到的RK-I，它在早前成立了“高致病性病原体疾病能力和治疗中心常设工作组”（STAKOB），包括7 所国家级传染病治疗中心，它们在德国境内均匀分布的程度已经达到可以让人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开车仅需几小时便能到达最近的中心。而美国的医疗资源却未见充足，自疫情爆发以来，全美各州几乎都曾有报道过医疗床位不够，呼吸机、防护服等关键医疗设备短缺等问题。且美国医疗资源分配也不均衡，“全国重症监护病床中有9 成以上位于大城市，仅有10%位于农村地区。”[13]美国农村人口约占了全美总人口的1/5，但却仅有全国1/10的医疗资源，这对于农村地区的人口来说治疗难度很大。

最后，在社会保障方面：德国医保的高覆盖率是德國成功抗疫的关键之一。19世纪80年代由铁血宰相俾斯麦创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延续至今。如今的德国几乎是全民参保，AOK以及TK等大型法定保险公司负责承担全部用于感染新冠病毒后的医疗费用。如果想做医疗测试以确定自己是否感染新冠病毒，保险公司会在医生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支付新冠病毒测试的费用。但在美国，公民没有参加医保的义务，“加上因新冠疫情事业而失去医疗保险的1000万民众，美国目前有大约3800万人没有医保。”[14]在疫情爆发初期，检测都需自费，高昂的检测费用显然这会让很多无医保的低收入人群望而却步。直到3月12日，CDC才宣布检测和治疗都将是免费。[15]且美国对劳动者的保障较为欠缺，大约有3360万美国劳动者无法获得带薪病假[16]。近十几年来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利益已不断被大企业家压榨，随着他们原有的养老保险计划逐渐被401k计划所替代，[17]中产阶级为自己筹备养老金的压力大增。所以疫情蔓延之后劳动者们宁愿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也要去单位工作，而美国也是直到疫情爆发后才开始考虑通过带薪病假的立法。

2.3  国际合作

德国近年来已发展成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是欧盟最大的净出资国，是欧盟的领导国家之一。在疫情期间，德国依旧紧紧依靠欧盟，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开展合作抗疫。从3 月底开始，德国一些联邦州开始收治欧洲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或法国的重症患者，为其他疫情严重地区缓解接诊压力。疫情的蔓延给欧洲各国经济都造成严重的打击，德法两国领导人便共同倡议欧盟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恢复基金，“偿还这笔钱将是整个欧盟国家的财政责任，但它将首先使受该病毒打击最严重的贫穷南部地区受益。”[18]德国的这些举动直观上看帮助了欧洲贫困落后国家抗击新冠疫情，也减少了从这些贫困国家入境德国带来的输入型病例;从长远看，此举还有助于遏制欧洲的反欧盟与民粹主义情绪，拉拢欧盟国家的关系，为日后欧洲各国间进行抗疫物资互助打下了基础。

然而，美国在疫情中只依靠自身力量，比德国显得更加“独来独往”。疫情在美国蔓延以来，美国的经济大幅衰退，失业率飙升，美国国会多次通过应对新冠病毒的援助法案，为医院和病毒检测提供资金，为中小企业提供援助资金。4月下旬通过的一项484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让美国联邦政府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救济支出达到3 万亿美元，使得美国预算赤字上升至创纪录水平。”[19]此外，在3 月底，美国还曾开出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金额达到2 万亿美元，[20]这几乎相当于美国政府一半的年度预算，这笔资金将用于为州、企业和个人提供补助。尽管金额巨大，但当它被用于缓解美国各行各业受新冠病毒引起的经济冲击时仍显得是杯水车薪。

德国与中国互通信息与物资，吸取中国抗疫经验。新冠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当中国正遭受疫情困扰时，德国吕贝克的研究员希尔根费尔德教授（Rolf Hilgenfeld）乘飞机前往中国，他的“行李箱中携带着一些试剂，它们可能含有抑制剂产生的物质，这可能是后来遏制新冠病毒的关键，”[21]他无私分享给中国的试剂对当地的病毒研究是一个重大帮助。且自中国疫情发生以来，德国政界纷纷表示将支持中国抗击疫情，民间各界也都对中国抗击疫情表达了最真诚的祝福与鼓励。在中国疫情已基本稳定下来时，德国却面临着疫情爆发、口罩等物资短缺的局面。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尊崇礼尚往来，于是多次对德国慷慨伸出援手。不仅中国官方向德国寄送了口罩与防护服，而且中国的私人企业如阿里巴巴等，也向德国寄送大批口罩和检测试剂。[22]有了中国各界对德国的物资援助，德国在抗疫的进程中就掌握了很大的主动权。

反观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思潮在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一直在美国占有很大的市场。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就先后让美国退出了许多国际组织。“美国试图通过孤立主义外交来扭转美国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局面，”[23]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引导下，美国与其他国家形成了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外交距离。在新冠疫情中美国继续贯彻孤立主义的外交理念。特朗普认为，大量外国商品涌入美国使美国本土的供应链受到冲击，他表示，“我们应该在美国拥有全部的生产环节。”[24]因此，美国在疫情中表现出一种要“自给自足”的态度。中国由于疫情爆发早，抗疫经验充足，且口罩等防疫物资供应已逐渐大于国内需求，但当美国在疫情中口罩短缺时，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却以质量差为由，禁止超过65家中国制造商向美国出口N95型号口罩。[25]或许如果特朗普不借疫情来继续推进其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而是和全球各国加强合作，美国不仅仅确诊率不会居高不下，而且其经济还可能逐渐走出困境。

2.4  领导人个人因素

德国作为欧洲抗疫的“优等生”，其领导人在疫情中的理性判断与抉择至关重要。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毕业于莱比锡大学，取得了物理学硕士以及量子化学博士学位。科学家的出身能够让她在制定政策时理性判断，从多方面因素考虑问题。“默克尔的特点就是：不让情绪左右她的理性判断。”[26]所以在疫情到来时，她可以从宏观层面理性地领导民众。当她接触过一名已感染新冠肺炎的医生后，她自觉开始居家隔离，以身作则，给民众作出榜样。但美国的领导人则是另一番做派。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以利益为导向，自就任以来就一直将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作为其竞选的核心。他将新冠疫情当作一个正当理由，使经济更加民族化，政治更加偏向民族主义。新冠病毒危机“为偏爱贸易保护主义和移民管制的民族主义者提供政治饲料，”[27]此前激烈上演的中美贸易战虽然1 月份暂时停火，但美国依旧将中国视为需要长期遏制的竞争对手以保护本国生产商品。且特朗普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连任，他将国内的新冠危机政治化，称是民主党导致美国人失业，还将疫情爆发的责任推卸给中国。这一系列“甩锅”行为都无益于挽救美国受疫情毒害的局面。

其次，默克尔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在她执政的十多年里，她领导德国平安度过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等多次给德国社会带来强大冲击的危机事件，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危机的经验，能够临危不乱。且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德国GDP于2019年已经上升到4.04万亿美元，[28]在欧洲国家中稳居第一。民众因其充满母性的执政方式还亲切地称其为“默克尔妈妈”，足见信任，所以对其“战时政策”均能配合实施。然而特朗普却是政治素人，就任总统前不曾担任过任何公职，上任3 年以来在执政方面也并未积累多少经验，甚至还曾因电话门事件遭到众议院的弹劾。特朗普在疫情中的一些无科学依据的举措实际上给民众做出了错误的示范，比如他坚持不戴口罩，还不顾医生建议多次服用治疗疟疾的药物羟氯喹来预防新冠病毒。

3.    结语

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是一场大灾难，各国都遭受了严重打击，无法独善其身。此次疫情就如同一面放大镜，凸显出各个国家内部隐藏的问题。对德国来说，此次高效抗击疫情是对长期以来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模式”的一种肯定。德国对于联邦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较为适度，联邦政府赋予了各州政府在抗疫工作上一定的自主权，而其自身则将更多精力集中在防疫物资与防疫力量的统筹安排上，通过联邦和州两级政府的积极配合，各项防疫举措能够较为顺畅的执行下去。同时，联邦政府还进一步加强了国际合作，不仅积极推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抗疫协助，还积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欧盟国家保持沟通，分享疫情信息。

而美国在疫情中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危机时刻联邦政府的权力甚微，不足以应对各州各自为政的局面，致使各州不易协调的沖突产生，引发地方主义与本位主义。而执政的共和党为了赢得2020总统大选，又将疫情作为政治工具来攻击对手党，未能将全部注意力放在抗击疫情之上。且美国受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久远，对待国际合作的态度较为保守。尤其在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其政府在大国关系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如加强对华战略竞争、以“退群”方式逐步中止与他国同盟关系等，使得美国自二战以来建立起的全球同盟体系受到侵蚀。在此次疫情中美国的一些逆全球化的举措也显然妨碍了其疫情防控。

通过对比德美两个联邦制国家在此次疫情中的差异表现，可看出联邦政府在危机时刻应主动承担，方能更为有效的应对大型突发事件。同时，新冠疫情的全球化蔓延进一步证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德国在疫情中加强与他国在疫情防控、患者救治、疫苗研发等领域的合作，为守护人类生命安全、维护世界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作出了贡献;而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对外战略收缩政策不仅给国内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主导权与话语权。美国国内的逆全球化浪潮与孤立主义外交思潮甚至会严重阻碍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制裁与打压他国取得的先进技术或是在他国的国土安全问题上施压并不能有效抑制疫情亦或提振本国经济，只有摆脱“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思维，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方能早日扫除疫情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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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伟婷，1995.女，汉族，湖北省宜昌市，硕士，（暂无职称），美国研究。朱全红，1963.9，男，汉族，湖南省常德市，博士，副教授，美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