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鸿照影

1

秋日的午后，案边的《对照记》上，洒了薄薄的一层阳光。那些散着墨香的字迹与照片，有序地排列着，如漾开的粼粼水波，引我沉溺其中，耳邊有流年哗哗淌过的声响。看到光阴的痕迹、生命的重量，新一沓，旧一沓，堆砌在张爱玲的身上。就像观看舞台上一场神奇的演出，时间如扇动着翅膀居心叵测的大鸟，偷偷地衔走了一个女子稚嫩无邪的童颜、浓艳翠绿的青春，以及奔波迷惘的中年、凋落残败的暮年，直至片甲不留，人去台空。

有风吹来，一枚金黄的叶子，不偏不倚地落到了书页中间，犹如一只干枯的虫子，趴在了张爱玲年轻时姣好明媚的脸庞的半边。被遮挡得血肉不再完整的爱玲，看上去诡异而荒凉，让人心痛。

我慌忙地拂去叶子，恢复了她高仰着头颅、睥睨着尘世的原姿态。但也意识到，不管现今的我如何怜惜，凝滞在照片中生动如昨的张爱玲，也不过是白日下的一缕青烟，抑或一场紧密的锣鼓点儿渐疏渐远的旧戏而已。

但旧戏仍没散，散不了。她的故事，也没完。多年前，她在《金锁记》的结尾写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是啊，完不了。空荡荡的张家老戏台上，依稀还有吱呀作响的管弦声音，袅袅娜娜，萦绕不绝。

《对照记》，由张爱玲亲手为我们撩开了张家旧时煊赫华丽的帷幕。

这本书，是她千帆过后刻意截取的温情自传，或者说是她用心描绘的自画像。内容涵盖了她本人、她的家族和朋友三个暖色的框架。收入的照片中，数量最多的是张爱玲的单人照，其次是她与别人的合影照;再有母亲、姑姑、弟弟、外祖母和朋友炎樱的单人照，还有祖父与祖母、父亲与母亲、父亲与姑姑等人的合影照，但唯独没有她的两任丈夫胡兰成和赖雅的留影，更没有传说中她的恋人桑弧的身姿，这为她的私生活布下了巨大的留白，是颇耐人寻味的——依她自己所说“越是怕丢的东西越是要丢，幸存的老照片都收入全集内，藉此保存”，那么爱情和婚姻是她不想保存、试图遮掩的吗？“心似繁花艳照，身如古树不惊。”想来，在异国他乡苍茫的夕照下，暮年孤独虚弱的她，用枯瘦的手指抚摸整理着那些过往的回忆时，身心已是沉寂安详、波澜不惊了吧。

一张张老照片，对应着一件件隐藏在后面的旧尘往事。她有着显赫的没落的贵族家庭。她大名鼎鼎的曾外祖父李鸿章，择婿却完全不走常规路，把如花似玉、聪明伶俐的大女儿菊藕嫁给比她大近二十岁的官场上并不得志的张佩纶做继室，使得爱玲的祖母三十七岁便守寡，带着一对幼小的儿女孤苦度日，四十六岁时便香消玉殒;而把小女儿经溥许配给比她小六岁的任家九公子德和，一直不得宠。显然，这位政治上强势的父亲，筹划女儿幸福姻缘的本事是差强人意的，以至他的后人、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都忍不住抱怨：“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嫌她老。”可是李大人已不能从地下醒来听到这话，就算听到，也无济于事，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了。

要说李菊藕嫁给张佩纶，相偕的日子虽然只有短暂的十几年，但在张爱玲眼中，认为“与她妹妹比起来，我祖母的婚姻要算是美满的了，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由这段婚姻衍生的最闪光的亮点，便是日后给中国现代文学史贡献了一颗耀眼的星辰——他们的孙女张爱玲。

在书中，她表示：“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虽然他们并没来得及见上一面，但一脉相传的血统，却将他们在阴阳相隔的时空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相册中爱玲的脸部线条和轮廓像极了她的祖母。还有，张爱玲与影星李香兰合影时穿的那条米色的裙子——薄绸子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让她颇为得意地感到“很有画意”——便是由她祖母遗下的一床被面剪裁而成的，被她别致地穿在了身上。

张爱玲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时再死一次。”因而，这个女子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根植于李中堂、张御史、黄军门三大家族腐殖土中的她，自然比旁人多了几分傲然的华贵，但亦多了几分没落的寂寞。

这种深厚的底蕴，使得她的人和文字卓尔不群;无论光彩喧闹还是贫穷落魄，她都与众不同，你别想在人群中埋没她，或者轻易地把她忽略掉。

2

就像她为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一样，她的一生本就是一个冷艳而起伏跌宕的传奇。

“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自小，她便受了美丽而有风韵的母亲的启蒙，是有时尚精致生活理想的海派达人。她有强烈的恋物情结，收获的第一笔稿费，就用来买了心仪的一支口红，显露出一个小女孩的小可爱;她又有独出心裁的审美目光。她以为，“用粗浅的看法，对照就是红与绿，而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发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如同她的文字，披红挂绿，鲜衣怒马，对照与和谐，都有惊艳的侵略，绝不平庸。

在她烹饪得色香味俱全的文字宴席中，我是个贪吃的食客，只顾低头享用着美妙的阅读快感。

最早遇见她，是在我十二岁左右的光景。那时，我偷偷打开了父亲藏在床下的结实而宽大的书箱。看到了静静躺在里面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青年近卫军》《安娜？卡列尼娜》《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等古今中外的书籍。我的目光一一掠过它们，最后停留在一本《张爱玲文集》上。摄我心魄的，是封面上那个孤傲冷艳的女子，高贵而寂寞的眼神。

这位永久活在纸上的年轻女子，微仰着头颅，有一头蓬松卷曲的短发，统领着那个年代的时尚潮流;椭圆形的面庞上，带着恬淡的笑容;一对蓄满灵韵的双眼皮的大眼睛，散漫地斜视着远方;笔直挺括的鼻子，显示了她的卓然不凡;厚实饱满的红唇，如绸缎般迷人;窈窕的身躯上，穿着一件斜襟的碎花短旗袍，质地优良，光泽度极好。

几乎没有犹豫，我低下头去，迅速选中它，拿起了這本书。

她，便是这本书的作者，张爱玲。

“淹然百媚”。眉翠靥红的她，并非那种初见便让人惊艳的女子，但当你打量她第二眼时，便会暗叹于她脱俗的精美，犹如昂贵的元青花，那是一种从魂魄里漫漶的涓涓的优雅和精致。

从《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开始，我步入她笔下五光十色的世界。但我只是她那些风情万种、仪态万方文字里的过客。即便我是那样地想亲近她，即便那些像鱼一样游弋的汉语言线条，散发着瑰丽奇特的芳香和光芒，但也只能隔着苍白的纸张，远远地注视着她。

她的内心，是孤独的。虽才貌出众，蜚声文坛，大红大紫，但在家庭和爱情里，她得到的幸福和温暖，实在是少，少到可怜。

在她童年的记忆里，在天津带有花园的半旧洋房里，曾安置着她温馨完整的家：父亲、母亲、姑姑、弟弟都在，其乐融融。幼时镜头中的爱玲，胖嘟嘟的脸蛋，整齐的一字刘海，与着装同样洋气的弟弟坐在花园中，神情还算快乐。但好景不长，因为母亲不肯向父亲抽大烟、嫖妓、娶姨太太的劣行妥协，毅然出走海外，成了勇敢冲破旧式家庭樊篱的新女性，从此这个家就被撕裂开一道口子，淡漠、自私、刻薄、怨恨的情绪，蜂拥而至，稀释了浓稠的亲情，再也没有安宁的生活可过了。

残缺的父爱与母爱，加之与继母并不融洽的感情，那些不被温柔相待的日子，伤害的不只是张爱玲年少时的心灵，更长远地侵蚀并影响了她的性格形成，使得她善感、任性、冷傲、孤寂，甚至偏执。从她的散文《私语》中，可以瞧出些端倪，“父亲闻讯赶来，揪住我，拳脚相加”，“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躺在地上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缺少父爱的她，身心烙上了阴郁的影子。或许，这也成了日后她爱慕年长男子的根由。

为给单薄的身躯以宣泄和慰藉，她用一支笔凿壁引光，打开出口，用那些绮丽的文字来与这个世界相处与对话。

显然，在文学上她很早便显现出天赋，年少即成名，实现了“出名要趁早”的理想。写作成为她终生的事业，始终与她在一起，是她谋生亦谋爱的工具。

张爱玲是第一个给我的写作提供养分的作家。她的神来之笔，非常注重用语言经营意境和意象。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她写日落：“太阳已经偏了西，山背后大红大紫，金绿交错，热闹非凡，倒像雪茄烟盒盖上的商标画，满山的棕榈，芭蕉，都被毒日头烘焙得干黄松鬈，像雪茄烟丝。”将客观的日暮西山的斑驳色彩与景象，转移到主观的雪茄烟盒盖上的商标画和雪茄烟丝上，虚实相生，比喻新奇，语言富有张力，开拓了审美想象空间。

岁月深处的她，站在旧上海或旧香港的斑驳光影里，亭亭玉立，伸出白瓷般的胳膊，举着印有“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字样的羊脂玉净瓶，将路过的读者，一下子吸了进去。

她的文学宝瓶是有神奇魔力的，里面热闹非凡。顶礼膜拜的人们，络绎不绝。无数的读者，流连穿梭在她的文章中，用目光朝拜着她婉转滑润、绚丽多姿的文字。贾平凹在《读张爱玲》中写道：“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读。”

3

《对照记》的底色虽是暖的，没有她惯常的冷眼与嘲讽，但还是让人窥视到存于她心底深处纠结的亲情与爱情——她没有与父亲或母亲的单独合影，除了对母亲美貌羡慕的口吻，并无父女和母女情深的渲染。淡薄的亲情，相比别人是缺了一大截的。而对人生浓墨重彩的爱情，她选择了沉默，索性不安排他们登场，她把他们隐藏在时光的背后。

当然不是因为无情。她曾说过，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或许她只是不愿以纪实的方式把自己的私爱袒露出来，被人们评头论足。但作为一个重视生命体验与感悟的作家，她又是真诚而勇敢的，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她化名为盛九莉，而把她的三个男人，分别取名为邵之雍、燕山和汝狄。他们被她从打包寄存的记忆深处一一翻出，认领归位，循序出场。各自演绎了与她的情爱往事。在她的情感履历中，完成了空前的相聚，团圆。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着：“爱玲从不牵愁惹恨。”那实在是他的运气好。她对他，真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曾经，她是那么隐忍与宽容地接纳了爱情里的许多杂质与瑕疵。她原本只是想做寻常巷陌一个低眉相夫的小妇人，只是遇胡不淑，他曾坦言：“常时看见女人，亦不论是怎样平凡的，我都可以设想她是我的妻。”他用情又滥又贱，像在民族大义上一样不设底线，新欢旧爱两不厌，只顾觅食胡乱吃掉，让人冷眼相看。换作是我，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样的男子，我是决计看不起的，决裂亦是必然的。爱玲也相同，她逐渐认清了他的面目：于他而言，“女人从来没那么紧要，不过是衣服，可长可短，可红可绿”，所以她最终留给他一个决绝离去的背影，虽然疼痛刻骨，但好过蒙羞受辱，她拯救了自己。况且分手时尚甩给他叮当响的三十万大洋，可算得仁至义尽了！胡后来叹道：“你是花来衫里，影落池中，纵使亲近，也不沾染，你是来得去得。”这就是临水照花、精神洁癖的张爱玲，有挥剑斩断污秽情丝的本事。

与桑弧之恋，爱玲借九莉之口说出，“她觉得她是找补了初恋”。家世清白的桑弧，长相英俊，为人忠厚，做事谨慎。我总认为，他和她，该是才子佳人的完美搭配。她编他导，琴瑟合鸣，神仙眷侣啊！只是汹涌而来的人生，到底比梦想苍凉：他们爱不逢时，灰头土脸的她被胡兰成所累，声名狼藉，摆脱文化汉奸的嫌疑已是心力交瘁。平民出身的桑弧，与爱玲的恋爱，相当于《聊斋志异》中书生爱上狐仙的现实版本。他迷恋于她门庭高雅的舞榭歌台，但并不执着，只伸出一只脚探在门槛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终究要从幻境中走出，过真实琐碎的日子。他更看重个人的锦绣前程与成就，而爱玲很自尊，也不勉强，或者是不想拖累他。他们清醒地爱着。桑弧结婚了，可惜新娘不是她。惆怅，两个人都是有的，“立刻像是有条河隔在他们中间汤汤流着”，但仅此而已，不会五内俱崩。九莉想：“但是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毕竟，桑弧帮过张爱玲很多。他慰藉过她那时孤苦无依的凄凉心境。有时，相爱的结局未必就是厮守终生。桑弧是张爱玲最无奈的眷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失去，触手不及，无能为力。

至于最后的赖雅，在我看来，她和他，虽是跨越异国的忘年戀，但却给了彼此最真最暖的爱情。张爱玲曾对朋友说起：“我对他也并不是尽责任。我结婚本来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寂寞，不过是单纯地喜欢他这人。”而赖雅也深深地爱恋着她。他在从工作室回家的途中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奔向他的光明、他的爱、他的家——年长她二十九岁的他，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并不能给予她一个安稳栖身的住所。他们所谓的家，时常在免费提供食宿的文艺营之间颠沛流离，就算境况好时也只是在租来的公寓里安身，但她并不抱怨，因为有他和他的柔情陪着。在他数次中风时，为维持两人生计，她只得在屋里支起一张军用床，一边拼命写作挣钱，一边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如此超负荷的劳作，严重地损害了她的身体健康。她待他，算得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模范妻子。

如她自己所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那么，与赖雅执手的十一年，想来定然是她一生中最辛苦也最满足的时光。只因他是那么地专情于她，依恋于她。活得虽苦犹甜。

4

那是她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每次看到，我的心都会倏地疼一下。

《对照记》中，这张照片是缺席的。她并不能先知先觉地提前收入——她的眼部、唇角、颈间，皮肤松弛，杂草丛生，不留情面地出卖了她的年龄，一个在异国岁月里浮浮沉沉的老妇人。

她的头上，戴了一顶异常茂密的假发，几乎遮住了整个额头，一直垂到耳际，盖住了她右耳的一半，与她苍老的面容不甚相配;滚着白边的藏蓝底子的线衣上，印着几朵大雪花，包围了她消瘦老迈的身躯，仿佛正有冬天的风声袭向她，寒冷彻骨;最醒目的是她的左手托着一张报纸，随意地搁在颈部，上面赫然印着几个黑体大字“主席金日成昨猝逝”，令人触目惊心。她似笑非笑，抿着嘴唇。留给世间白霜一样又悲凉又迷茫的影子。

动人的依然是她的炯炯双目，深邃而冷静，如闪电一样，洞穿着世人和世事。

在《连环套》中，她写道：“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个人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虽然我们看不见她吞下的瓜子仁是大是小，是白是黄，亦不知其味是甘是苦，是酸是涩，但从她遗下的杂乱的瓜子壳中，仍可分辨到那些坏掉的和虫蛀的痕迹，藏不住的。

是的，那些剥落的生命碎壳上，堆积了多少人世间的酸痛和凄凉啊！

自她三十二岁远走他乡，便再也没踏上这片曾盛放着她喜怒哀乐的故土。她的父亲、弟弟，辛苦地在她记忆中的老上海过活——不是不惦念的！她始终穿行在纠结的亲情阴影里。也许，因为爱得刻骨和深切，所以挑剔和刻薄;抑或因为害怕伤人和伤己，所以常常疏离和警觉。她感叹：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

远离亲人的异国年月，张爱玲在贫寒交迫里艰难地跋涉。那些清冷漫长的日子，像路阶上满布的青苔，湿漉漉滴着水，踩上去滑不溜秋，步履维艰。为了支撑她和赖雅贫困的生活，她拼命地写作，累到眼睛出血。腿脚也因长时间坐着而肿胀，想换双舒适的大点的鞋子，也舍不得，只能等到打折的时候再去买。在她四十七岁时，丈夫便撇她而去。

赖雅走后，张爱玲愈发孤独。她那无处安放的爱情，给了她太多的寂寞。或许，她也曾试图为自己打开一扇通达的门，但终究成为徒劳，她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通道。

晚年的张爱玲，吃着快餐食品，不停地变换住所，几乎不接电话，也不愿见客人，一个月才开一次堆得满满的信箱。“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开着”（林式同语）。这位迟暮的才女，孤苦伶仃一个人，深居简出，近乎与世隔绝。

她租住的朴素到寒酸的居所里，没有像样的家具。窗台下堆着一摞纸箱，充当了她的写字台。很难想象，极受青睐的《小团圆》《对照记》《雷峰塔》《易经》等手稿，就是在这里孕育出来的。

除了捉襟见肘的苦难人生，她的对手，还有永不停滞的时间。人啊，在与光阴的不断对垒中，终会败下阵来。即使玲珑如张爱玲，聪慧如张爱玲，也不能幸免，直至死亡的大限。

但她早已看透，乐观地说：“人老了大都是时间的俘虏，被圈禁禁足。它待我还好——当然随时可以撕票。一笑。”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与死神握手，转身，一笑而过。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张爱玲。

她原生于上海，东海之湄。我想，或许她本是沧海中的一颗明珠，因吸纳月华而修炼得道，又因贪恋情爱而坠落凡尘，所以她的一生，与月亮有着宿命的不解因缘。自始至终，她与月亮同进退：在中秋节后第四天满月当空时入世，又在中秋节前夕皓月当空时出世。

余秋雨在《张爱玲之死》中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漂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

最终，她又回到海上，魂归故里。在友人的陪护下，在她七十五岁生日的这天，在汽笛凄婉的长鸣声中，她的骨灰被抛撒在浩瀚的太平洋上，陪伴她的是她笔下红白两色的玫瑰花瓣。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她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那么，她曾是他们——胡兰成、赖雅怀中的红玫瑰，又是桑弧手中的白玫瑰吗？谁知道呢？每个人，相对于别人，都是一个谜。谁又能完全揭秘谁呢？

有一个柔婉的女声，隐隐地从海面上飘来，宛若一曲渺茫的歌声。她在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

死，也不与爱人同葬，她要独自漂流。她坚持了特立独行的张氏风格。她背负着一意孤行，孑然一身，行走在时间的荒野。

那些疼痛、落寞、怅惘，凝结成岁月面颊上亮晶晶的泪滴，映照着她轻衣罗裳、临水照花的容颜。

她栖息在海洋蓝色的巨大泪滴里，甘心，也不甘心。这尘世，就这样苍凉地走了一遭吗？在她离世前的几个月写给夏志清的信中，还哀叹老年孤独生活之不易与对文学之深深依恋。

大约，她没有料到，她的身后远比她的身前灿烂和喧闹。她成了金光闪闪的传奇招牌。

张爱玲的研究者止庵说：“我有一次去大学讲张爱玲，身后脚下坐的都是人，会场挤都挤不进去。”又感慨道：“一个作家到这个程度，你不能不说是她的光荣。”

“风住尘香花已尽”，尘缘如梦，“曾是惊鸿照影来”。

寂寞深深深几许？一缕幽香，悄然飘落。

至今，繁华红尘里仍有隐约的耳语，在跟随着她的传说。

作者简介

胡容尔，女，70后。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散文百家》《散文》《散文选刊》等报刊，入选多种文学选本。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吴伯箫散文奖”、《人民文学》征文佳作奖等。

[栏目编辑：马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