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楼大王陆建新见证深圳高度

尹洁

陆建新

1982年10月，18岁的陆建新站在罗湖火车站的出站口，心中一阵失望：这就是紧邻“东方明珠”香港的深圳特区？

他是被同事的一封信吸引来的。那封信里描绘了深圳经济特区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同事说那儿要建设50层的“中国第一高楼”，而陆建新当时见过的最高楼只有5层。为了参与这项让自己想想就心潮澎湃的建设，他毫不犹豫地从湖北荆门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然而走出罗湖火车站时，陆建新看到的是一片低矮的房子，四处是泥泞的道路，再远处是简陋的工地。他有点失落，继而安慰自己：对于一个学建筑的人来说，能让“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地方不才是最吸引人的吗？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在不经意间已经投身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即将见证一个时代的奇迹。

2020年10月14日，陆建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为建设者代表登上演讲台，回忆了自己初到深圳时的故事。此时的他已是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楼王”，但在他心中，自己始终是中国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

一个中专测量工的南下

陆建新出生于物资匮乏的上世纪60年代，老家是江苏海门县（现为南通市市辖区）下面的一个村子。现在这里是上海大都市圈的一员，经济发达，2017年进入了全国工业百强县行列。但在陆建新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家乡给他的印象则是闭塞、贫穷与落后。

陆建新家里有五口人，他是长子，下有弟妹。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家中只有父亲一个成年劳力，陆建新从十来岁就开始下地干活，每周日跟随生产队的大人们一道出工，扛一把钉耙到田里。大人们将污泥从河中甩到岸边，等晒干后挑去田间地头做肥料，陆建新则负责将晒干的污泥一块块敲碎、耙匀。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专招生也恢复了。1979年，初中毕业的陆建新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而是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填报了一所中专——南京建筑工程学校。这样3年学业完成后，他可以较快地获得一份国家正式工作，挣钱养家。

成绩出来那天，陆建新还在家里剥玉米棒，他的数学老师骑着自行车来报喜。当时全乡只有7个人考上了中专，而陆家所在的生产大队之前只考出去过一个学生，村里人见过的“知识分子”就是从上海来的几名知青。

去南京上学那天，陆建新一头挑着薄板做的木箱、一头挑着铺盖卷，一大早先到镇上，然后乘长途公共汽车到南通，再乘市内公交车到长江码头，最后乘客船去南京。

在南京建筑工程学校工程测量专业，陆建新度过了3年充实的学习生活。临近毕业时，因为他品学兼优，班主任本想推荐他去北京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陆建新自己却想留在江苏，为的是照顾家里人方便。老师最后折中了一下，安排他去了位于湖北荆门的中建三局一公司。荆门是老工业基地之一，有炼油厂、热电厂、机械制造厂，工程测量的本领有用武之地。

1982年6月30日，陆建新到单位报到，领了工作服、安全帽，转天就下工地去了。施工条件虽然简陋，工作内容却与学校教的知识一一对应。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34.5元，陆建新花12元买了一双皮鞋。两个多月后，他便收到了那封同事寄来的信。

标题1982年，陆建新在深圳国贸大厦项目工地留影。

“那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建立不久，有许多建设项目。我们单位负责深圳国贸大厦的施工，在我之前已经去了很多人。”陆建新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当年的深圳默默无闻，陆建新看着信上的“圳”字，不知道该怎么念，还专门翻《新华字典》查了一下，但信中的内容已经勾起了他的向往。很快，单位正式通知陆建新去深圳做施工测量，他和另外一名同事马上办好赴深通行证，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们是从荆门乘火车到武汉，中转广州，再到深圳的。路上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南下打工的人真多啊！车厢里挤满了人，中途上下车时，人们干脆从窗口爬进爬出，大部分人是从武汉上车，一直站到广州下车。”陆建新回忆道。

到广州后，两人再换广九列车，感觉又明显不一样了，“有空调，一人一个座位”。陆建新想，香港那么繁华发达，深圳靠近香港，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

下车之后，两人随着人流往外走，很快来到罗湖边检大厅，却被工作人員拦住了。原来他俩跟着的是返港人流，再往前就出境了。工作人员告诉他俩，深圳在他们后方。两人笑着往回走，这才发觉自己的穿着与周围人明显不同，在人群中才被工作人员一眼注意到了。

陆建新对深圳的第一印象与想象中差距很大。首先是小，“罗湖火车站才那么一点，又破，车又少，还不如江苏一个县城火车站。整个城市真是一眼望到头，没什么楼，马路窄，到处是杂草地。”

其次是生活条件差。“我在荆门住的至少是砖墙房子，到深圳则住进了毛竹棚，还是两层的，不结实呀！到了晚上，大家下班回来一走动，整个楼都在晃啊、摇啊，嘎吱嘎吱地响。”陆建新说，“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四面透风。”

1983年来了一场大台风，把整个房顶都吹翻了，大家像逃难一样，把被子、蚊帐卷一卷，搬到了国贸大厦的工地上，第二天继续干活。等毛竹棚修好了，大家又搬了回去。

即便条件如此艰苦，建设者的工作热情却十分高昂。陆建新刚到的时候，国贸大厦工地还只有一个基坑，“比我先去的那一帮人就在基坑里面扎钢筋，搞得热火朝天的”。

在国贸大厦边上，是二三十层高的湖心大厦，上面挂了一条标语，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我心说，深圳真是厉害，这个话也能说呀？这在内地是不可能看到的。”陆建新对记者感叹道。

关于“深圳速度”有个形象的说法：三天一层楼。这句话就与国贸大厦有关。本来，陆建新和同事们采用的是传统翻模施工技术，10天建一层楼。建到第七层时，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决定采用滑模施工技术，但当时国内还没有先例，结果前三次尝试都失败了，团队压力很大。“我们通宵达旦地研究，终于找出了原因，第四次成功了。”

160米高的深圳国贸大厦，是中国最早建成的综合性超高层楼宇，也是当年深圳接待国内外游客的重要景点，有“中华第一高楼”之称。但不久后，这个纪录就被陆建新团队打破了。

1984年到1986年，建筑高度165.3米的深圳发展中心大厦拔地而起。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栋超高层钢结构建筑，国内当时还缺乏相关专业，更不用说实践经验了。因此，这座大厦由日本人设计、采用日本钢材、钢构件在日本加工，就连焊接方法也来自日本。

为了做好这项工程，中建三局一公司派出10名焊工，专程赴日本学习最先进的焊接技术，回来后再教给其他人。但一些香港同行却对内地的测量技术表现出轻蔑，一家香港公司甚至预言，这幢大楼会被盖成“第二个比萨斜塔”。负责测量工作的陆建新，压力巨大。

“国内没有钢结构施工专业，老师也没有教过，而钢结构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测量方式是大相径庭的。”陆建新熟悉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是一层一层盖起来的，测量时站在每一层的楼板上就可以，很稳定，也很安全。钢结构却要先立钢柱、钢梁，只有框架没有楼板，陆建新有时要站在约20厘米宽的钢梁上测量。当时的安全设施并不齐全，因此钢结构的测量工作危险性更高，难度更大。

在深圳酷热的天气里，钢梁很容易发烫，陆建新经常站一会儿便汗如雨下、头昏脑涨。为了完成好测量工作，他不知流了多少汗水。

“误差只有美国人的1/3”

1994年，陆建新迎来了让他至今难忘的深圳地王大厦工程。听说要建384米的“亚洲第一高楼”，他本来很兴奋，但一开工，具体的困难和危险就来了。

地王大厦也是钢结构建筑，一根钢柱有三四层楼那么高，还是先搭框架，而且一搭就是两三根钢柱，等于近10层高都没有楼板，陆建新在上面做测量时，有一种“高空走独木桥”的感觉。

“项目施工到100米了，还没有装施工电梯。我每天背着20公斤的设备，沿着钢管脚手架爬上去测量，经常凌空走在巴掌宽的钢梁上。当时心里也害怕，但干了这份工作就要负责、就不能退缩。”

深圳地王大厦曾是亚洲第一高楼。

位于陆家嘴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右侧超高层建筑）。

建深圳发展中心大厦时，陆建新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测量办法，准备应用在地王大厦项目中。同时，香港那边的总承包商也派了两名测量工程师来指导监督。

“香港工程师很敬业，一来就爬上了框架的最顶端。他们的设备先进，测量精度很高，但我觉得自己之前的技术也有可取之处，所以就先用原来的技术看柱子直不直，等柱梁全部装完后，再用香港工程师的方法，爬到柱顶上精确测量。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内钢结构的测量都是采用这种方法。”

有时候，陆建新要站在300米的高空“走独木桥”。他对记者坦言，当时是很害怕的。有同事调侃让他下去，反而激起了他的倔强——猫着腰，跨坐在钢梁上，双手扶着，一下下地蹭过去。在上面干了几分钟后，一低头就觉得脑子发飘，只好紧紧抓住身边的柱子，等松开的时候，柱子上就留下一个汗手印。

地王大厦竣工验收时，采用的是美国钢结构施工验收标准，允许偏差75毫米，而地王大厦的实际偏差仅为25毫米。陆建新因为技术创新，也获得了职业生涯中第一个奖项——中建三局颁发的科技进步特等奖。

“我非常珍惜这个奖，因为地王大厦在我们中国的超高层钢结构施工史上，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大楼。”陆建新对记者说。

“我想建一栋超千米大楼”

地王大厦之后，陆建新又相继主持建设了北京国贸二期、北京银泰中心、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项目。截至2016年，在国内7座超百层大楼中，陆建新主持承建了其中4座。他凭借技术突破在国内外多次获奖，被海外媒体誉为“中国楼王”。

从一名普通的中专毕业生成长为国际技术专家，除了个人努力外，也离不开历史的机遇。陆建新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赶上了中国超高层钢结构建设大发展的时代，毕业后参与的首个项目就是“中华第一高楼”，之后的项目更让他有了与国际同行学习的机会，各方面都提升很快，尤其是地王大厦工程，“吃过‘地王的苦，后来的苦都不在话下”。

还有伯乐的赏识。参与北京国贸二期项目时，陆建新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不仅要管工程技术和施工方案，还得兼管后勤。他化繁为简、井井有条地做了下来。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欣赏陆建新，想调他回深圳总部，当办公室副主任。陆建新考虑到在深圳的妻子和孩子，便一口答应了。

结果这事最后被公司总经理拦了下来，认为公司更需要陸建新从事技术工作，不同意他转岗。从此之后，陆建新在单位越发受到重视，否则今天可能不会有这么一位“楼王”了。

时代始终在发展，从没有超高层钢结构建筑，到钢结构施工技术全球领先，中国只用了30多年。但随着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近年来中国超高层建筑的建设速度放缓了，决策者开始更多考虑民生工程、百姓工程，努力建造更多的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立体停车场、市民休闲娱乐设施，等等。

“我们想为百姓建设更多、更好的生活设施。”陆建新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带领团队仅用20天时间，就以高标准建成了拥有1000张病床的深圳应急医院，展现了新时代的“深圳速度”。

不过，陆建新也向记者透露了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未来能在国内建设一座千米级大楼。

从技术上说，这并不是梦想，目前中国的施工技术、设备、材料、管理能力都有了飞跃，在国际上处于一流水平，完全可以建造高度超千米的大楼。

“哪怕只建一座就行，作为我们向世界展示的一个窗口，证明一下中国人的建造水平。”陆建新对此充满憧憬。

陆建新1964年生，江苏人，现任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