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在魔幻与日常之间

许晓迪

2020年10月20日，万玛才旦在北京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在北京逗留几天，万玛才旦就要去拉萨。他监制了一个纪录片，拍摄一位朝圣者，从玉树囊谦阿育王塔出发，一路磕长头去拉萨朝圣。他要等在大昭寺前，见证这场长途跋涉的完成。

万玛才旦的家乡在青海贵德，属于安多藏区，到拉萨2000多公里。没火车、汽车的时代，人们就走着去、骑马去、磕长头去那座“圣城”。

和当地许多人一样，他从小在藏传佛教的熏陶中长大。第一次去拉萨是大学时。那是一趟“寻根”之旅，一个多月，他去了很多地方。历史书上常提起山南的泽当镇，说那里是藏族的发祥地，他去看了历代的藏王墓，回来后写了一篇藏文小说《去泽当》。

北京东三环的咖啡店里，万玛才旦和《环球人物》记者讲起前7位藏王，如何顺着天梯下来，完成人间事业后又顺着天梯回去。声音很轻，有时淹没在周围杯盘碰撞的嘈杂中。中途接电话，用藏语交谈，每个字符的音量，一下放大了数倍。

20余年来，他始终在两种语言中游走，写小说，拍电影，聚焦真实的藏区日常。在最新小说集《气球》的扉页，万玛才旦用藏文签上了名字，意思是“有顽强生命力的莲花”。在他写的那些故事里，人物的名字都寄寓深意，比如塔洛，是“逃离者”，金巴则是“施舍”，文本字里行间的密码，埋藏其间。

书中收录的10个故事，跨越了万玛才旦的小说生涯。最早的一篇《诱惑》，写于1995年，充满绚丽诡谲的魔幻色彩;最新的一篇《气球》，写在2017年，落入藏区日常的一个隐秘角落。

现实与信仰

十几年前，万玛才旦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在中关村的街上，看到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

“那个意象一下抓住了我，想起电影史上的一些作品，像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也联想到一些发生在藏地的事情，心里有了故事的雏形。”万玛才旦说。

2017年，他写下小说《气球》，发表在《花城》杂志。那一年，西藏成为影视圈的“热词”，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将11位藏人的朝圣之路投射在银幕上，凭借对现代都市人灵魂的想象性救赎，斩获1亿票房。

《气球》显得更为写实。空中飘扬的红气球，在万玛才旦笔下，转换为藏区孩子玩耍时用避孕套吹起的白气球。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妻子卓嘎意外怀孕，想要打掉孩子;丈夫达杰却坚信孩子是去世父亲灵魂轮回的转世。“当轮回转世的信仰和生育政策的现实造成了难以抉择、调和的矛盾，人们该何去何从？”

电影《气球》讲述了一家人在信仰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境地。

2019年10月，由《气球》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此后，导演万玛才旦带着团队，辗转于多伦多、釜山、东京、上海、平遥、海南岛，在各大权威电影节上获得多项提名与奖项。影评人木卫二说：“这可能是用情最多的一部万玛才旦作品。”11月20日，这部影片将在全国公映。

《气球》里轮回转世的信念，曾是藏人精神世界的根基。万玛才旦的爷爷就相信孙子是自己舅舅——一个有大量经书的僧人的转世，对他特别偏爱，给他买来一箱子连环画，还有一个收音机，40块钱，在当时是笔巨款。

帮家里放羊，是那个年代藏区小孩的必修课，也是万玛才旦关于孤独的最早体验。山上空无一人，收音机里播放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制造出另一个时空，那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声音。

他的村庄在黄河上游。那时候，水利部门修水电站，勘探队来到这里，每逢周末放电影，除了国产片，还放一些外国片，比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老枪》《佐罗》《狐狸的故事》等等。

远方到来的人们，也打开另一个世俗的现代空间。

初中毕业后，万玛才旦到州上的师范念中专。他有一张那时的照片，穿着一身新西服，是用一种叫巴拿马的布料去裁缝店专门定做的。他后来拍过一部汉语电影《喇叭裤飘荡在1983》，在那时的藏区，他也是这样的时髦青年，“穿喇叭裤，听流行音乐”，“买不起磁带，就买一些空白带，去卖盒带的小店里复制，一盘一块钱”。

1987年，万玛才旦毕业，回老家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学校只有两三个老师，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都得教，作业堆得像小山。白天学生吵吵嚷嚷，很热闹，晚上一个人批完作业闲下来，就靠看书、写作排遣孤独。

第一篇小说《人与狗》就在这时写下：山上有一只狗，三户牧羊人家。这天晚上，一家娶亲，一家有人生病，一家有孩子降生。狼来了，狗拼死看护羊群，叫得凄惨古怪，人们觉得不祥，抡起木棍，打死了狗。

“虽然是处女作，但写得很绝望。很多基调在那时就定下了。”万玛才旦说，“有人写评论，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许吧。”

两个世界的交融抵触

当了4年小学老师后，万玛才旦决定考大学，写下自愿放弃公职的保证书后，去了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学藏语言文学。

在大学，他要学很多课程，两种知识体系，常让他有一种撕裂感。“一边是‘科学和‘唯物主义，一边又上唯心主义的古老学科。对现实生活的荒诞感受，可能就出现在这样一些情境里。所以挺有意思的。”万玛才旦重复了一遍，“这世界挺有意思。”

两个世界的交融抵触，就在他身边发生。“突然有一天，一个官员或一個派出所长被活佛寻访小组的人找上门，要求跟他们走。有人会放下一切，决然地走了;有人不愿改变现有的生活，选择留在世俗人间。”

万玛才旦写过一篇小说《乌金的牙齿》。乌金是“我”的小学同学，18岁那年成了一位转世活佛，接受众人顶礼膜拜。上学时，乌金的数学从没及过格，在寺院里，高深的天文历法却学得很好。过去歇斯底里的数学老师，也来求他加持。

讲这些故事时，万玛才旦总会浅淡地笑笑，即便谈论的是荒诞与撕裂。他的朋友、导演松太加曾说，万玛谈自己的小说，“总是一副拈花微笑的表情，不可揣测”。

上世纪90年代，他们相识于当地文联的笔会，都喜欢先锋性、实验性的作品。那时，内地文坛的“先锋派”已开始撤退，反倒是一批藏地作家，依然写着前卫的文本。“这和文化信仰有关，幻想、传奇、魔幻、荒诞的东西，本来就是刻在藏族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小时候，民间故事是他最直接的文学启蒙。西藏有一部经典的民间故事集《说不完的故事》，万玛才旦从小就读，后来把它翻译成汉语。有人说这是西藏的《一千零一夜》，主人公背着如意宝尸，一路听它讲故事，不能说话，可到最后，总是忍不住诱惑，一但开口，尸体就会飞回山洞。于是一切重新开始：尸体一次次逃走，又一次次被捉回，串联起一个个故事，循环往复。

他借用这个结构写了一个当代的“尸语故事”，起名《尸说新语：枪》。“原来的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而我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将来，像一个科幻片。”

现代理性的渗入，让他对藏区人事的感受，已无法纯粹如初，只有在小说中，才能重构那个亦真亦幻的世界。“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很重要，较之过于理性与坚硬的现实，它呈现出某种混沌、松软与诗意。”

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各种有趣的人物。有酒鬼、有孤儿，有与9个男人恋爱的女人，有死后仍在静静刻着嘛呢石的老人，有背诵《为人民服务》的牧羊人，有为一只死羊超度的卡车司机……

其中的一些人，后来出现在了他的电影中。

上学时，万玛才旦（右）是藏区的新潮青年。

巨变中的藏区

大学毕业后，万玛才旦在州上的劳动人事局做公务员，消磨了四五年后再次辞职，回到原来的学校读硕士。小时候对电影的喜爱一直没断，临毕业前，他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资助，申请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在文学系学编导。

那是2002年，万玛才旦33岁。松太加随他而来，进了摄影进修班。他还想培养一个录音师，叫来曾是地下摇滚乐手的学弟德格才让，去念录音系。

三人在北电背后的黄亭子小区租了一间房。那是一段恶补电影史的日子。电影学院附近是盗版碟的天堂，“卖碟的直接拿到教室，一个个专业知识都很丰富”。万玛才旦从盗版碟中补上了法国新浪潮、好莱坞黑色经典、伊朗电影，记下密密麻麻的笔记。

2005年，万玛才旦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这是第一次，一个藏族导演将藏区真实的当下生活铺展于银幕之上。

这一年，《静静的嘛呢石》击败顾长卫的《孔雀》，获得金鸡奖最佳处女作奖。看到新闻时，很多藏人非常高兴，有人甚至把电视机都砸了。

在获奖后的采访中，万玛才旦说：“经常有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的故乡，赋予西藏神秘、蛮荒、与世隔绝或者世外桃源的特质。这些人常常标榜自己展示的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使人们更加看不清我故乡的面貌。我不喜欢这样的‘真实，我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故事，故乡人真实的生存状况。”

电影拍摄于青海黄南州，角色都是本色出演，小喇嘛是真实的小喇嘛，小活佛也是真实的小活佛。小喇嘛演着演着总忍不住地笑，录音师问他，他也答不上来，就是莫名其妙地快樂。

生活的质感由此被带入电影中。小喇嘛过年回家3天，着迷于家中新添置的电视机和DVD，也为村里放映的香港枪战片感到震惊。弟弟用汉语念课文，说“学好了可以去大城市”;妹妹向他推荐外来的“娃哈哈”和“唐僧肉”;哥哥和女朋友穿着牛仔裤排演藏戏;而和哥哥同龄的年轻人，在打谷场里跳着迪斯科……

在这里，新与旧，外来与本地，摩登与传统，始终平静相处。小喇嘛将电视机和《西游记》光碟带回寺庙，与师父和同伴看得津津有味，就连小活佛，也难以抵挡“唐僧喇嘛”的魅力。

很快，《静静的嘛呢石》里平和安宁的世界渐行渐远。在2007年的《寻找智美更登》里，村里人都说“戏一直在演”，可找到藏戏班子，才发现演员已离开村子、娶妻生子，服装与道具蒙上厚厚的灰尘，恍若隔世。

到了2010年的《老狗》，变化更加惨烈，已无可挽回。城里人养藏獒成风，儿子将家里养了13年的老狗卖掉，又被坚持“狗是牧人的好朋友”的父亲带回。最后，面对收购者3万块的开价，老人绝望了，在铁栅栏的柱子上结束了老狗的生命。

而那个快乐的小喇嘛，万玛才旦跟拍了他的纪录片。他早已还俗，娶妻生子，有两个小孩，成了一个普通牧民。

这是巨变中的中国在藏地的投射，一如贾樟柯的汾阳老家、张猛的东北厂区。万玛才旦的创作，被认为开启了“藏地新浪潮”，团队中的松太加、德格才让，此后相继成为导演，进入大众视野。藏语、高原、游牧、活佛，他们的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符号，同时试图回应藏区在现代转型中的迷惘与危机。

《静静的嘛呢石》中，小喇嘛戴上了孙悟空面具（左）。《老狗》中，老人亲手杀死了心爱的老狗（右）。

《塔洛》中的牧羊人，进城后迷失了自我（左）。《撞死了一只羊》中，两个“金巴”在路上相遇（右）。

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在2015年的《塔洛》里，万玛才旦讲述了一个牧羊人塔洛为了办身份证进城拍照，却迷失自我身份的故事。

这是他的第五部藏语长片，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等13项国内外大奖。颁奖词说：“《塔洛》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么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这也是他第一部在全国公映的电影，却逢各种大片夹击，《塔洛》才亮相便被淹没，上映首日排片前十名里，完全见不到踪影。

万玛才旦看得淡然。这些年来，他在创作上没什么野心。有一个想法，很快就动手，“写短篇就两三天，甚至一天、一个晚上”。至于能不能发表，能不能拍成电影，“顺其自然就好”。

万玛才旦小说集《乌金的牙齿》《气球》。

他是个轻声细语的人，合作过的演员很少见他发脾气。《塔洛》杀青时，剧组放生了影片里的小羊羔。藏人信仰万物有灵，夏天公路上很多蚯蚓跑出来，藏人会拿着盆在路上捡蚯蚓，埋到潮湿的地方，让它们活命。上大学时，万玛才旦的同学骑摩托轧死了一只狗，就去大昭寺点酥油灯。

他也写过一个“撞死了一只羊”的卡车司机。2018年，他将其与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合并，改编成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一个常年在高原上运货的司机金巴，一个追凶20年的杀手金巴，两个藏族男人在荒无人烟的路上相遇。

电影有着堪称豪华的班底——王家卫监制、吕松野掌镜、林强配乐、张叔平剪辑，却没能遮盖万玛才旦鲜明的个人色彩。电影的结尾，司机金巴在梦中，替杀手金巴完成了复仇。这一场“梦中杀人”，体现的是佛教教义的施舍和慈悲，结束的是血腥、暴力的因果轮回。

拍摄地点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海拔5500米，久居北京的万玛才旦产生了高原反应，一度需要吸氧来工作。

藏族诗人华多太是他的同学，有一次来北京住了十来天，写下了一首诗《北京，北京》：北京的天空/非常小/犹如一顶牛毛帐篷/它毛茸茸的刺儿/扎我身子。这也是万玛才旦在北京十来年的感觉。

这几年，他大多数时间住在西宁。现在的藏区和从前比，变化更加剧烈。“这和‘外面进入的程度有关，以前可能只有广播、电视，现在是全方位的，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人完全变了。”

以前念经，得自己念或请僧人念;现在录音机、唱经机一读、一放、一唱就完了。以前点酥油灯，必须用真酥油;现在电灯泡一安、开关一开，灯就亮了。以前办婚庆寿宴要准备很长时间，煮肉就得两三天，还要摆好器具，很庄重;现在大家都图简便，叫个车，到县城定个餐厅，買单就完事了……

“外面”的人总希望藏区没有变化，保留它的纯洁原始。万玛才旦不止一次地提出这种看法的“不人道”，“一边享受现代文化带来的优越的生活，一边却希望另一群人停留在原来的生活方式上”。但置身其间，也愈发感受到内在的分裂与撕扯。“欲求和攀比，已经从衣服、房子蔓延到宗教，这家盖佛堂，那家就盖一个更辉煌的。做法事也是，看谁更隆重。一面是信仰，一面是世俗、现实和利益，夹在其中很荒诞。”

万玛才旦又一次微笑着谈起这些“荒诞”的体验。他的朋友、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曾说：“他总是微笑，但不意味着他没有想法。”

儿子高二那年，万玛才旦让他休学一年，到青海的寺院学了一年藏文。一年后，儿子不想回来，想再待一年，“但那样会影响高考，竞争那么激烈，要上大学，所以还得回到现代的教育机器里”。儿子现在学电影，五年级看《静静的嘛呢石》时觉得“很无聊”，如今对父亲的电影已能讲出一套理解。

带着电影《气球》走遍各大电影节后，万玛才旦回到青海住了大半年，往返于西宁和贵德。家乡，用他的话说，也“只有山坡顶上没有变”。但人、事、物变了，土地还在。

《气球》之后，万玛才旦又写了几篇小说，数量不多，但始终没有停下来。他曾说，真正的智者是不需要表达的，释迦牟尼没写过书，苏格拉底也没写过书。所以，写作只是一个凡人的欲望。

万玛才旦藏族，电影导演、编剧、作家。1969年生于青海贵德，1992年发表小说处女作《人与狗》，2002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2005年执导第一部电影长片《静静的嘛呢石》。代表作品有藏汉文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诱惑》《城市生活》《乌金的牙齿》《气球》等，电影《寻找智美更登》《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2020年11月20日，由其小说《气球》改编的同名电影，将在全国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