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号”，载一船大唐风华

李雨潇

“黑石号”上的出水文物总共6.7万多件，其中98%是瓷器，图为打捞出水的长沙窑瓷碗、陶瓷罐。

海盗出没、礁石暗布、气候恶劣，古往今来，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一条黄金铺路、繁华似锦的贸易要道，又仿佛一只能轻松“吞咽”过往船只的深邃咽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东南亚海域连接南海与安达曼海，衔通太平洋与印度洋，是雄心勃勃的商队想要获得财富和声誉的必经关卡。

不幸的是，千百年来，大到商船军舰，小到渔船客艇，无数商旅都葬身于此。当然，一同沉入水底的还有价值连城的珍贵宝物。

这自然激发了一批冒险家的寻宝热情。1998年，德国人提尔曼·沃特法来到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勿里洞岛北部海域，在那里，一艘沉睡千年的阿拉伯商船被沃特法的海底捕捞公司打捞出海。因为“葬身”的海域布满黝黑的礁石，这艘商船后来被称作“黑石号”。

“黑石号”上搭载的出水文物是目前海外发现体量最大、最精美的中国唐代文物集合：总共有6.7万多件，98%是瓷器，这些瓷器来自国内多个窑口，包括长沙窑、邢州窑、越州窑等，其中，又以长沙窑出品的瓷器为最大宗，约有5.5万余件。近期，在上海博物馆展陈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就是这批藏品在中国的首次亮相。

整艘船通体没有一根铁钉

沃特法原本是一家德国水泥厂的老板，工厂里雇用了不少印尼工人。有一回，他从一位印尼雇员口中听到了关于东南亚那片神秘海域的传说——在雇员家乡勿里洞岛附近，有大量古代沉船遗迹，这些未被打捞开掘的巨型船体，就像是满载宝藏的神秘匣子，正等待着寻宝人开启。

印尼雇员的讲述刺激到了沃特法作为商人的敏感神经，也许，他体内来自16世纪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冒险家基因也在蠢蠢欲动。“我们知道很多传说都只是传说，但有时候也可能是真的。当时他（沃特法）很想去看看。”多年后，沃特法的太太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

没过多久，沃特法就成立了海底捕捞公司“海底探索”，在申请了印尼政府颁发的考察和发掘执照后，寻宝开始了。

深海打捞工作需要一定的财力和考古学知识，而这些沃特法早有准备。在这片未被开垦的宝藏之域，沃特法收獲颇丰：1997年，他发现了第一艘古沉船——“鹰潭号”沉船，里面装满了14世纪的中国明代宝物;1998年，他又发现了“马热尼号”沉船，里面载有11世纪的宋代文物;同年，“黑石号”沉船浮出水面。

从船上满载的瓷器、茶叶不难判断，这艘船很大可能来自中国。沃特法又请来船舶专家，对“黑石号”船体做进一步研究。经测量，这艘沉船长约18米，宽约7米，从构造来看，是一艘产自阿拉伯工匠之手的“单桅缝合帆船”。这种船没有引擎，仅靠一根又长又粗的桅杆借助自然风力乘风破浪。此外，整艘船通体没有一根铁钉，是用椰壳纤维搓成的麻绳捆绑而成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这种特殊船型曾有过详细记载：“船板不是用铁钉而是用椰棕绳连接而成的。他们把椰棕浸没在水中，直到它们成为马毛一样的细丝，然后搓成绳子来连接他们的船体……”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立刻钻进了沃特法的脑子：这艘阿拉伯人制造的帆船为什么会满载中国瓷器，最终沉没在印尼一带呢？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被打捞出海。“黑石号”打捞者提尔曼·沃特法。

“黑石号”上的一只长沙窑瓷碗给出了答案。在这只碗的外侧下腹部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等字样。宝历是唐敬宗李湛的年号，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

安史之乱后，唐代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步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作为最活跃的商人群体，擅长买卖的阿拉伯人频繁往来于东南亚和阿拉伯半岛之间，把瓷器、金银器等贵重商品的贸易权牢牢握在了手里。

长沙窑是唐代时期一处以外销为主的瓷窑，外销瓷器需要尽快出售，其装船时间应该与烧制时间接近。因此，专家推断“黑石号”大概在公元9世纪前期，即唐代中晚期装船出海。

学界据此推测，“黑石号”极大可能是一艘自波斯湾地区出发的商船，前往中国进行商品贸易，在返回途中偏离了惯常航线，最后在印尼海域撞上黑石礁而沉没。

掀开唐代海上商贸的一角

唐朝时，朝廷鼓励与外国之间的商贸活动，都城长安的东西两市，曾是“四方珍奇，皆所积集”的“购物天堂”：这里鱼鳞似的排着肉行、酒肆，其间穿梭行走着的，是赁驴人、卖胡琴者、杂戏名手和买卖锦绣彩帛者……那时候，人们把阿拉伯人称为胡人，认为胡人精明会做生意，有些胡人甚至在长安定居，开起了货栈酒肆。李白《少年行》一诗中“五陵少年金市东，笑入胡姬酒肆中”，就写到了有胡人姑娘侍酒的酒楼;杜甫也留下了“商胡离别下扬州”的诗句。

据考证，扬州正是“黑石号”商队停靠的重要一站。得益于发达的水路航线，这里虽然不是烧瓷窑口所在之处，却成为了古代中国内陆瓷器的外销窗口。

整理“黑石号”文物时，沃特法看到一部分长沙窑瓷器被稻草扎成的圆筒裹住，高高地堆放在船舱里，最高处甚至接近船板。还有一部分瓷碗呈螺旋状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青釉大瓮中，一个大瓮大约能装下130只瓷碗，空隙处用茶叶和香料填满，既能减震又可以节省空间。只要大瓮完好无损，里面的瓷碗就不会受到磨损，因此，被打捞出海后，尽管历经千年，这些瓷器大多光亮如新。

“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器型之丰富、品相之精美，用收藏家马未都的话说：“‘黑石一出，把国内博物馆收藏的长沙窑瓷器全都‘灭没了。”

中晚唐时期的长沙窑，以青釉瓷最为多见，是当时陶瓷烧造界一支悄然崛起的新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后，位于湘江岸边的长沙窑及时改变行销路线，把大量瓷器通过长江水路送到了商贾聚集的扬州、广州等地。

从上到下依次为“黑石号”出水文物：白釉绿彩带把瓶、长沙窑瓷碗、青花花卉纹盘、长沙窑青釉褐绿点彩云纹双系罐 。

长沙窑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瓷器上会书写当时流行的民间谚语、俗语、俚语、诗文，“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外客，早晚到边亭（停）”，这类羁旅诗在青釉茶碗上很常见。有些瓷器还会写上器物用途，比如印有“茶盏子”字样的茶碗，还有些甚至把窑户作坊的广告印了上去，比如一只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孟子有名樊家记”的瓷碗，其中“石渚”就是如今长沙的石渚湖，也是长沙窑窑址所在地。

在文博节目《国家宝藏》中，主持人何炅作为“长沙伢子”，曾将这只瓷碗介绍给观众，他说，唐朝年间，阿拉伯人是长沙窑瓷器的“铁粉”。

为了迎合外国顾客喜好，长沙窑不断创新，做到了纹样多变。不仅带有西亚特色，如装饰有椰枣树叶纹、几何线条、阿拉伯文等纹饰，也有佛教题材的卍字佛塔、摩羯鱼、莲花等。绘制的图画也充满异国情调，深目高鼻、头发卷曲的西方人像常见于图饰之中。

在唐代行销海外的瓷器中，还有一类大概鲜有人知，那就是青花瓷。

提起青花瓷，人们最熟悉的要属元青花。元代是青花瓷烧造技艺最成熟的时期，现存于世的元青花品质高、名气大。事实上，中国古代青花瓷从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1975年和1983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先后发现了青花瓷残片，经认证，这些瓷片应为唐代烧造瓷器的遗存。

“黑石号”沉船中最引人瞩目的文物，正是3件唐代青花瓷盘，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中国青花瓷器。3件青花盘上都画有棕榈叶风格的植物纹，与扬州出土的瓷片十分相似。瓷盘上虽无明确年份字样，但因与大量中晚唐时期的瓷器同处于一艘船上，因此无可置辩地证实我国自唐代起已经开始烧制青花瓷，且已行销海外。

沃特法将这些宝物打捞出海后，与印尼当地打捞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禁止“黑石号”文物拆分出售。然而，要买下“黑石号”全部宝物，当时需要4000万美金，相當于3亿多元人民币。

尽管中国多处博物馆都有心购买宝物“回家”，但对方要价之高令人望而却步。有价无市的“黑石号”宝物们，被沃特法保存在新西兰的一个飞机棚内。直到2005年，这批宝物被一个新加坡富商买下，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得到了妥善保管。

2020年9月，“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上游客参观唐代伎乐纹八棱金杯。

“黑石号”出水的扬州“江心镜”（上图）。“黑石号”出水的绿釉“盈”字铭碗（下图）。

谜团笼罩的“黑石号”

除了瓷器，铜镜也是阿拉伯人“采购列表”中的重要一项。“黑石号”上的29面铜镜中，有一面铜镜造型别致，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兽”为纹饰，在外围用楷书雕刻了24个字：“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

这一发现震惊了史学界。在“黑石号”出水前，人们普遍认为，传闻中深受唐玄宗李隆基喜爱的“江心镜”，只不过是野史小说中的杜撰。

江心镜的来历充满了神秘色彩。据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记载：“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据传，那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扬州工匠吕晖在一位鹤发老人的指点下，把一条大船开到扬子江江心，于正午时分开始在船上铸镜，他一面铸镜，一面感到耳畔风声呼呼作响，原本风和日丽的江面上，倏然掀起波涛，甚至还传来了龙吟声。

这面能“呼风唤雨”的江心镜，后来被扬州太守进献给了唐玄宗，宋代小说《太平广记》中写道：“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江心镜一面，纵横九寸，轻盈曜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觅而异之。”后来秦中大旱，唐玄宗想到了几年前的那面“江心镜”，当即命人拿出铜镜置于求雨台前，一时间，天空乌云密布，霎时间倾盆雨下。

《太平广记》中的记述为江心镜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因此，当这面传奇铜镜与“黑石号”一同浮出水面之时，也极大震撼了考古界。“黑石号”的出水证实了传说中的“江心镜”确实存在，同时，也消除了江心镜周身的神话色彩，证实了这只是一面雕刻精美的铜镜，除此之外与其他铜镜并无二致。

“黑石号”不止带来惊喜，也给史学界、考古界留下了若干难题。比如在众多瓷器中，有一款底部有“盈”字款的绿釉铭碗和一款底部有“进奉”字样的白釉绿彩铭盘。过去，国内考古团队曾在河北内丘城关邢窑遗址、西安大明宫遗址等地发现过多批“盈”字款瓷器。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些“盈”字款瓷器应为河北邢州窑产品，也就是专为皇家“大盈库”烧造的瓷器。那么，皇家用品又是怎么进入到胡商的商船之中呢？

除了“疑似”大内用器的“进奉”款白釉绿彩瓷，“黑石号”上还有一定数量的金银器，它们雕刻精美，造型做工神似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皇家金银器。由于唐朝曾有“三品以下官员不得以金银为食器”的规定，这难免引人猜想：也许这条阿拉伯商船并不是普通商船，它是否搭载了外交使节或是承担着某种邦交任务？从现有史料和文物来看，这一猜测暂不可考，在学界给出确切答案之前，真相也许只有太平洋上的浩渺烟波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