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甲骨背后的卜与藏

张凌菲

甲骨文一般是指商王朝所使用的，刻（或写）在龟甲兽骨上的占卜记事文字。商朝灭亡之后，甲骨文渐渐不为人知。

1899年，王襄、王懿荣等学者先后在天津和北京见到了古董商从河南带来的甲骨片，认识到其上所刻为古代文字，并有意识地加以购藏。其后，又有刘鹗、罗振玉等人大力搜购、著录，甲骨文遂渐为学界所知。经过大批优秀学者的艰辛探索、潜心研究，甲骨学逐渐发展成一门成熟的、国际性的显学。

甲骨文见证殷商占卜文化

天津博物馆珍藏了两件极其有代表性的甲骨。

其中，月有食卜骨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通过现有释文解析发现，这件甲骨正反两面都刻有卜辞。正面共进行了六次占卜，卜辞内容分别为：

（1）癸□，[ 貞] 旬[ 亡]。

（2）辛卯。

（3）癸丑，貞旬亡。

（4）癸亥，貞旬亡。

（5）癸酉，貞旬亡。

（6）癸卯，貞旬亡。

这里的“亡”是今日的“无”字含义。正面所刻卜辞释义为六十天内并无灾祸，属于甲骨文中卜辞的叙辞内容。反面的内容更为重要，刻有“旬壬申夕，月 食。”释为“旬壬申夕月有食”，它记录了壬申日傍晚发生的一次月食。在殷墟古遗址中有大量的关于天文现象的记载。但根据天文历法推算，这次月食发生的时间为公元前1189年10月25日，这是世界上关于月食的最早的完整记录之一，存世只有两件，这是国内仅有的一件。这件甲骨的卜辞是研究商代天文、历法的珍贵资料。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列为重要标本，是据以天文定年最确凿的材料，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妇好娩卜骨则为我们记录了中国商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妇好的生育之事。这件甲骨中刻录的是商代武丁时期的刻辞，当时一片甲骨有可能会被反复利用，在不同的日子去占卜或刻录记事。这件甲骨释文内容为：

（1）己丑卜，?，貞翌庚寅帚（婦）好 （娩）。

（2）貞翌庚寅帚好不其 （娩）。一月。

（3）辛卯卜， ，貞乎多羌逐兔，隻（獲）。

（4）二告

（5）[ 不 ] 鼄

（6）二告

此卜骨所刻卜辞记录了己丑日贞人 贞问妇好在第二天庚寅日是否分娩，以及辛卯日贞人 贞问命令多羌追逐野兔能否有收获等事。

关于妇好这个名字，在目前出土的武丁时期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妇好事迹的记载，包括卜问妇好参与战争、征集兵员以及妇好主持祭祀。另有殷王武丁卜问妇好生育、疾病等内容，充分反映了武丁对妇好的重用和关怀。我们从卜辞中也可以看出她不仅是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更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女将军。

根据资料来看，武丁常会就妇好的身体状况进行卜问。武丁忧心忡忡，为妇好祈福，祭祀先祖以求妇好康复。尽管如此，妇好的身体还是因为久病缠身而日渐虚弱，甚至遭遇一场大病面临死亡的威胁。从武丁时期甲卜辞中分析，妇好当死于武丁在世之时。

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对于妇好的记载，清晰地反映了她的生活轨迹，让这位商王后深埋地下3000多年后仍然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墓葬发掘与历史记载的完美结合，不仅为研究商代墓葬制度，社会生活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殷墟文化和卜辞断代也具有重要意义。

商代是神权时代，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将万物运行的规律和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都归为鬼神的操控和支配。

《礼记· 表记》中曾说到“殷人尊神，先鬼而后礼，率民而事神”。在商人的眼中，鬼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影响人间的吉凶祸福，与商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了祈福于神灵，趋吉避凶，商人几乎达到了每事必占的程度，即使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商人也会定时程序性地卜占未来十日的吉凶，称为“贞旬”。久而久之，就积累下大量卜辞，也直接导致了商代甲骨占卜的繁兴。

值得注意的是，在卜辞中有相当一部分所问之事，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得到验证。此时，还需要把所验证的结果再补充刻写于原有的记录之下，是为验辞。当验辞刻写完毕，占卜的全过程才能夠宣告完成，卜辞的完整形式也随之出现。所以一条完整的卜辞主要包括叙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四个部分。

一代甲骨守护者——王襄

作为捐赠者，王襄收藏甲骨数量最多时可能达到了四五千片，且多有早期出土的大片、精品。王襄出生在天津城东的一个文物世家。他自幼喜欢小篆古书，对中国文字产生了非常深厚的兴趣。王襄这一生致力于文字的学术研究，博通金石考古，他与甲骨的缘分，还要从一位商人说起。

晚清时期，有一个来往于京津地区的古董贩子叫做范寿轩，有一天来王襄家中做客说在河南见到一种“龙骨”。范寿轩说看到这个“龙骨”上面刻有古代的文字，王襄听后当时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隔一年后也就是1899年范寿轩才带着从河南收购的龙骨回到天津。而这些龙骨之上所刻的文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甲骨文是我国文字最早的雏形，自1899年发现至今已过百年，在这百余年间也是中国最为动荡的时期，王襄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甲骨的收藏、保护与甲骨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范寿轩贱价大量出售一批甲骨。王襄倾其所有，够得一大批龟骨。1934年王襄由湖北回天津时，将甲骨和其他什物叫铁路局装箱运回天津，但在天津提取托运物品时，发现其他箱物都在，只有装甲骨文的箱子不见了。这些凝聚了多年心血的“宝贝”不翼而飞，真使他焦急万分。后来辗转查找了50余天，终于在张家口站找到了这箱甲骨，原来铁路上负责托运行李的人以为此箱中装有无价的珍宝，但打开一看，却是枯骨断鬼。幸好他们不知甲骨文的珍贵，故又弃置，甲骨才幸免于劫。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王襄家生计困难。古董商常去他家，游说他将甲骨以大价钱出售给日本人，以解决生活之需。王襄先生不为所动，一口回绝，他不能容忍这些国宝流散到异邦。为保护辛勤搜集来的甲骨瑰宝，王襄历经艰难困苦，自始至终将其待在身边，时时拿出欣赏，研究，没有出售，没有失散，最终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王襄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政府的信赖，决定化私为公，慷慨捐献，1953年，王襄将所藏800余片珍贵甲骨出让给国家，这批甲骨于1956年拨交给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的前身之一）。1965年，王襄因肺炎病重逝世，其亲属遵从他的遗愿，将其书法、遗稿及收藏的文物748件捐给国家，分别入藏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市图书馆和天津市文史研究馆。

王襄的捐赠不仅让这些瑰宝成为了天津博物馆的重要馆藏，更传承了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让后世得以看到3000年前的盛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