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会友

雅集是古代文人的派对形式之一，举办聚会的理由是各式各样的，规模亦可大可小。在雅集的活动里，主人与宾客除了享用精致美味的佳肴，也会有吟诗、鼓琴、对弈、观画、品茗等助兴活动，更不用说宴会上即席挥毫、题咏等具纪念性质的副产品诞生。宴集上文人之间相互激荡与较劲，因此雅集亦可说是文化力的孕育摇篮。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即蕴生自东晋癸丑年（353）暮春三月的一场盛会，此次聚会少长咸集，众人流觞赋诗，由王羲之（303—361）作序，不仅蔚为千古佳话，更成为后世追随仿效的雅集典范。

所谓的《雅集图》不仅是聚会之后的图像记录方式，也是对前人盛会景况的追摹想象。举凡聚会场景、参与者、活动细节，乃至于布置陈列与筵席用器等，经由画家的巧手，得以具象化，甚至加入新的表现元素。流转在不同时空的《雅集图》，也因为持续被创造与变化而有了新的生命。宴会上的文化竞演虽然为文人带来压力，这些烦恼又以独特而优雅方式被包装呈现，成为雅集活动的趣味衍生。

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以文会友——雅集图特展”，以六个单元向观众介绍这些历史上著名的雅集盛事。其中也会穿插一些趣味小品，呈现文人面对即席演出的压力与灵感迸发。

晋唐风流

许多直至今日仍脍炙人口的晋唐名士轶事，是后代对风流人物想象的典型，例如七步成诗、东山丝竹、李白与《清平调》等，这些精彩的故事，围绕着文艺素养来进行展现。琴、棋、书、画四艺不单是个人的修养，也是文士借以交往的模式，在诗文唱和与觥筹交错之际，形塑出各种聚会的风雅形象。本单元以晋唐名流的故事，作为一窥雅集活动的起点。

图1，宋代缂丝《谢安赌墅图》。本幅以淝水之战为背景，记述谢安面对敌方大军压境，犹能从容以对、举重若轻之事。画中两人在奢华高雅的空间里对弈，远方露出建筑一隅，暗示别墅的范围辽阔。黑衣者谢玄甫下子，脚踏木屐的谢安已准备赢得胜利，同时前线也传来捷报。

本幅作品的缂丝技巧与人物形象不似宋代作品，然画面对故事细节着墨较为丰富，或有古老的图像版本依据。

图2，清代冷枚《春夜宴桃李园》。本幅取材自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描写桃李花盛开庭园中的夜间游宴活动，画上除了文士饮酒赋诗，还有仕女逗弄小狗以及偷喝酒和打盹的僮仆，充满轻松欢愉的气氛。此序为李白宴会上有感而发之作，勉人珍惜良辰美景并及时行乐。

冷枚为清代康熙、乾隆朝宫廷画家，善画人物与宫苑景色，此画颜色浓丽，工整严谨，是清宫绘画细腻华美风格的典型之例。

图3，清代董邦达《灞桥觅句》。本幅以唐代郑綮（九世纪下半叶）灞桥诗思的故事为本，描绘诗人于风雪纷飞的山林间寻觅灵感的情景。苔点式的白雪转化了雪景的枯冷寂静感，与盛开梅花共同打造出缤纷热闹的灞桥景致，画中文士骑驴前行，僮仆担酒捧梅跟随在后。画中未见沉吟觅句之苦，反而充满了惬意游赏之乐。

雅集典范

永和九年（353）三月，王羲之邀集友人在浙江会稽山的兰亭举行修禊雅集，是一场当代名流荟萃的风华盛事，更为世人留下有“天下第一行书”美誉的《兰亭序》。在唐代帝王偏爱王羲之与士人交往文化的推波助澜下，兰亭集会逐渐超越其他雅集，取得典范性的地位。宴席上群贤毕至，曲水流觞、竞诗罚酒等活动，也成为后代举行雅集时所追仿的模式。

图4，宋拓《定武兰亭真本》。王羲之《兰亭序》原迹虽已失传，却有众多临摹本与拓本流传于世。定武兰亭即为拓本的一种，是刻帖系统里质量最佳的版本。本幅为传世定武兰亭之完整宋拓本，有明確宋、元人鉴藏记录，元文宗鉴藏印与相关题跋，显示这件作品曾于元代几场重要的集会中被观览。

此本虽经过摹写、刻石、拓印等多次复制工序，仍然可以看出王羲之行书的流畅与妍丽。

图5，明代李宗谟《兰亭修褉图》。王羲之兰亭宴集举行于公元四世纪，留下《兰亭序》书法名迹，然而到九世纪，才出现兰亭图绘。如今流传广泛的版本，为传李公麟所绘《兰亭修禊图》的刻石拓本，以临溪亭榭为始，与会者列坐于曲水两岸，旁有榜题录出名衔与所赋诗文。从内容表现来看，本幅显然属于此系统。画中人物描绘精致，设色秀雅，场景细节丰富，增添观赏之趣。

图6，传宋代李公麟《苦吟图》。三名文士倚坐在几案旁，有人持卷斜倚沉吟，也有人持笔苦思，还有人托腮凝视着案上的白卷，充分传递出因为缺乏灵感、迟迟无法下笔的窘境。通幅线描流畅，人物形象纤细，旧签题虽订为李公麟，但从画风推测，应是明代人的作品。

想象雅集

相传北宋皇室驸马王诜曾在府邸举办过一场风雅盛事“西园雅集”，当代的文化名流如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皆为座上宾，会后由李公麟绘图、米芾书写记文来纪念这个难得的盛会。经过研究，这场盛会应非实际发生，书法与绘画等纪念物的流传，则是后人伪造托名的结果。尽管历代对此集会真假时有讨论，但并未阻碍时人对“西园雅集”的向往之情，明代中期更出现大量的追摹、托名之作，成为相当特殊的文化现象。

图7，宋人《西园雅集图》。乾隆皇帝藉由题跋表示对此画作者归属的看法，他认为画中人物面部宽圆，衣褶如古篆籀的用笔，并非李公麟所绘。更因旧题识漏误过多而决定裁去重装。在对照图记判读画中人物身份之后，亲自题写其名于旁，并责成董诰将这段勘误过程题写于卷末。显然，这股晚明吹起的西园雅集风潮，也顺势进入清代宫廷。

乱世唱和

元代江南士人的交往互动频繁，人际网络错综复杂，雅集的参与者身份多元，除了文士、僧侣、道士等，也有非汉人的加入。有三五知己好友的聚会，也有动辄十数人的宴集，这时期会较为积极地为聚会留下纪念，例如共同观览作品，并书写题跋;或将筵席间相互酬唱的诗句集结出版成册。顾瑛编辑的《玉山名胜集》《草堂雅集》《玉山记游》，即是数十次雅集唱和的出版物。这个时代或许对宴会唱和是短暂的，因此强调这些可以成为追忆念想的媒介。

图8，清代华嵒《玉山雅集图》。顾瑛举办了高达三十多次的雅集，是为“玉山雅集”，宴会结束后并将筵席上的酬唱之作集结出版，达三册之多。相较于兰亭修禊、西园雅集等有大量的图绘流传，玉山雅集显得缺乏，据载张渥曾绘图以为纪念，今已不见。这件作品原名《竹溪六逸》，后来由经颐渊改订为《玉山雅集》。

图9，元代黄公望《九珠峰翠》。从题跋可知此为黄公望为杨维祯所作，描绘杨氏客居之处——松江地区附近的风光。相较于顾瑛雅集的热闹喧腾，三五好友的聚会更显深刻情谊。

画面中层叠峦石与山顶平台，组合出富有变化的山体动势，加上以墨色营造山石的松软湿润及山峰棱线之间短墨线构成的蓊郁树林，营造生意盎然的气息，是黄公望山水画特色。

庆生为名

庆生会是今日寻常不过的活动，然而在古代并非如此。一直到魏晋时期，因佛教传入的影响，生日才开始受到重视。除了少数的个人，一般都是帝王和宗教人物，才会被当成举行祝寿活动的对象。清代出现以纪念文化偶像之名，在其诞辰举办的雅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以苏轼为中心的“寿苏会”。参加者会准备具象征意义的纪念品，共同观赏书画碑帖，题咏作诗，甚至挥毫作画，成为此时新的雅集特色。

图10，清代翁方纲《题李东阳像》，罗聘补竹。“寿苏会”带动以雅集庆生的风气，此画即见证了两个祝寿雅集的互动。其一是挂于翁方纲举行的寿苏会中观览，另一是法式善悬挂此作与宾客一同展拜、赋诗，以纪念李东阳生日。

根据题跋，此像应为翁氏委托王穆峯所绘，在罗聘居中牵线下，翁方纲先后收藏了李东阳的《种竹诗卷》和《移竹诗卷》，故请罗氏以另纸画竹，与小像同裱于一轴。

皇权宴会

古代与皇帝权力相关的宴会雅集，包含皇帝直接参与或者透过制度机制所举行的活动。与帝王直接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唐代曲江宴、宋徽宗与三馆秘阁、元文宗与奎章阁等，是推升艺术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也往往为后人所向往。但形成大量图画流传，十八学士的题材堪为代表。此题材随着时代的推进而形成多种样貌，从早期的功臣图模式，到宋元以后雅集化的表现，图绘的文化意义也随之改变。

传为宋徽宗的《十八学士图》，描绘文士聚会的场景，或宴饮品茗、或赋诗作书、或游园赏景。童仆林立，臂鹰控骑，捧砚执卷，奏乐备茶，气氛热闹欢愉。

史载秦府十八学士每日分三班轮值，与时为秦王的李世民讨论经史。宋代之后多见雅集式的描绘，应为想象的场景，相较于出现较早的功臣式图像着重于个别性、身份官职的区别，此处已然是去识别化的处理。

图11，传宋人《十八学士图》。这套作品描绘着官服的文士于悉心布置、陈设精美的园林中，进行琴、棋、书、画的活动。画中人物表情动作较为优雅，刻意营造高雅静谧的气息，对于器用、家具描绘精详，造型内敛含蓄，用色典雅古朴，不以华丽取胜，而以质感展现文人低调奢华的品位。应为明人所作，但有上追宋人之意。

图12，清代张廷彦《画登瀛洲图》。唐太宗登基前，于秦王府立文学馆，敦聘十八位学士。学士因辅佐有功，位居要津，备受礼遇，后代以“登瀛洲”称之，表示对此际遇的钦羡之情。本幅构图、人物尺寸与从事活动皆异于明代以來常见形式，采“之”字型构图，并依循远近以合理比例安排景物大小;学士散置于园苑中，以谈论典籍取代琴棋书画活动，可视为乾隆朝对故事新解之作。

（本文资料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