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差异是否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摘要：本文以制度距离理论为基础，采用2006年～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与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会与东道国发展水平相关，来自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抑制程度更为强烈。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我国更高层次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发展及经济转型均具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制度距离;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2096-3157（2020）22-0027-03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重要表现，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渠道，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因此，如何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成为了诸多国内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研究议题。以往学者研究了基础设施、政治关系、汇率、东道国政策、市场规模及政府效率等传统制度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近年来，研究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开始逐渐纳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范畴。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430.4亿美元，仅次于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98万亿美元，相当于入世前的67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继1994年TRIPS协议签订之后，各国均增强了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视。无论是TTP协议的签订，还是最近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都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了重点条款之中。那么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知识产权保护这种制度差异是否会对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以往学者研究仅关注了单一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没有从制度差异中入手研究这一问题，单一层面的研究忽视了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关联，因而研究结果可能具有一定的偏误，因此从制度距离中入手，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诸多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外国直接投资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Lai（1998）在研究知识产权与创新关系时指出，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容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Co（2004）考察了美国与 71个伙伴国的贸易数据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作为技术转让渠道，美国更倾向于投资到专利保护制度严格的国家。Awokuse and Yin（2010）研究认为的经济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效果是显著的，且与母国经济发展水平无关。杨全发、韩樱（2006）将知识产权保护融入到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中，分析指出适度且有效率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促使跨国企业引进先进技术、扩大投资比例。武娜、刘晶（2013）研究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动机。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不利于外国直接投资，并且学者们对此解释不一。Glass and Saggi（2002）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国际生产转移的渠道，如果北方企业的创新是基于现有产品进行质量的提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产生劳动浪费效应及税收负担效应，进而增加了企业的模仿成本，降低了模仿速度，从而减少了外国直接投资。Nicholson（2007）利用美国双边投资数据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跨境技术转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降低了跨国企业知识资产和产权资产散失的风险，使跨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授权进行技术转移。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不仅会考虑东道国经济及制度因素，制度距离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Habib 等，2002）。Guiso 等（2009）使用1970年～1996年发达国家双边投资及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正式的制度距离所造成的信任水平的差异会降低双边贸易额，证券投资及直接投资;而非正式的制度距离则强化了这种效应。祁春凌、邹超（2013）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更容易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与Witt and Lewin（2007）、Boisot and Meyer（2008）研究结论相似，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更倾向于制度规避和制度套利。李平等（2014）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存在最优区间，在过大或过小的制度距离情况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更能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Cezar and Escobar（2015）构建了一个异质企业投資决策模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增加企业投资的适应成本，这种适应成本降低了企业利润和投资利润，减少了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其利用OECD国家双边投资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中也验证这一结论的可靠性。

纵观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大部分文献从单一层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研究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而从制度距离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中又鲜有学者从知识产权角度入手。基于此，本文使用2006年～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入手，实证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这一制度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首先对本文核心解释变量进行量化：知识产权保护差异（Dist_IPR），为了能更全面地反映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及执法力度，借鉴余长林（2016）的研究，使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其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指标数据是基于调查管理领域的最佳实践以及与调查专家的讨论并经过严格的抽样准则所收集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本文基于其知识产权保护指标数据，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差异指标Distijt=|IPRit-IPRjt|。

参照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影响OFDI的控制变量：（1）市场规模（GDP）。东道国市场规模是东道国市场空间的重要表现，更大的市场规模对跨国企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企业更乐于进行跨国投资。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相同，本文使用GDP衡量东道国市场规模。（2）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perGDP）。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市场的消费水平及储蓄水平，消费水平影响企业产出水平，而储蓄水平则反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人均收入水平也是企业进行跨国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3）税率（tax）。税率所度量的是企业税负水平，税收负担制约了跨国企业盈利能力，而盈利能力与跨国企业投资决策息息相关。（4）基础设施（infra）。基础设施状况改善可以提升一国城市化水平，降低跨国企业交易成本与运营成本，如交通基础设施降低企业运输成本，能源基础设施降低企业能源利用成本，通信基础设施则降低了企业沟通协作成本。（5）经济自由度（free）。经济自由度反映的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其指标测度涉及经济发展10大方面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统计数据，政府对经济干预相对较少的国家，经济表现长期稳定增长和繁荣，同时经济自由度还考量了投资公平、外汇管制、投资待遇。具有较高经济自由度的国家，增加了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6）双边距离（distwces）。母国与东道国双边距离，一方面，增加了跨国企业信息获取成本及运输成本，同时提高了企业跨国协调、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双边距离提高了企业运输成本，减少了东道国与母国的出口贸易，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而双边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本文在Cezar and Escobar（2015）有关制度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模型基础之上，将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作为一种制度距离，实证研究中除知识产权保护差异采用绝对值形式，其余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本文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母国，即中国;下标j和t分别表示东道国与年份。

三、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对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进行排序，并筛选排名前43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联酋、埃塞俄比亚、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巴西、英国、德国、俄罗斯联邦、法国、哈萨克斯坦、韩国、荷兰、吉尔吉斯斯坦、加拿大、柬埔寨、津巴布韦、卡塔尔、肯尼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美国、蒙古、南非、尼日利亚、挪威、日本、瑞典、泰国、坦桑尼亚、土耳其、委内瑞拉、乌干达、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新西兰、以色列、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赞比亚，样本选取区间为：2006年～2016年。被解释变量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核心解释变量知识产权保护差异来源于World Economic Forum历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控制变量市场规模GDP、人均GDP、税率tax、基础设施infra均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经济自由度free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历年联合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双边距离distwces来源于法国CEPII数据库。各变量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四、估计结果与分析

1.全样本回归

首先本文面板数据经Hausman 检验，支持随机效应模型，表2列出了本文全样本估计结果。

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随机效应模型全样本估计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影响为负，并且这种影响非常显著，中国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差异每上升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下降0.489%，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严重抑制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他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估计结果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人均收入水平、税率、基础设施、经济自由度均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同时本文估计结果也基本与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相吻合。而距离因素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并不是很显著，这可能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相关，以往的诸多学者研究也表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型动机，而这一因素在本文回归中缺乏慎重考虑。

2.分样本回归

为了探究中国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异质性，本文将回归数据分为发达国家样本与发展中国家样本。表3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表明，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也不尽相同。首先，发达国家样本估计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严重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屡遭发达国家阻挠的事实相吻合;而我国與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则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这与我国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密切相关。东道国市场规模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没有表现异质性，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税率、基础设施的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差别不大，发达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为显著，而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由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影响不显著。就双边距离而言，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距离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是因为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距离更主要体现在跨国企业成本的提升上，对OFDI反向刺激作用较小。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2006年～2016年中国对43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和随机效应模型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差异OFDI效应，结果表明：第一，在总体层面上，知识产权保护差异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且这一影响非常显著;第二，在分样本估计过程中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更为强烈，中国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差异每提高1%，中国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将下降1.06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则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相关。

上述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首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选择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差异较小的国家进行，结合以往诸多学者关于制度距离的研究，本文认为知识产权制度距离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这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中应着重考虑。其次，我国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差异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抑制更加强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当对不同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制定差异化战略。最后，我国经济正处于质量提升的关键期，单纯资源寻求性投资已经同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所以我国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促进我国对外战略性投资长足发展，这对我国推动更高层次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及经济转型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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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少帅，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与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