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类分析指导下健康教育对安放宫内节育器患者认知程度与心理状态的影响

王黎霞 汤福想 王晓静

宫内节育器(IUD)是我国育龄女性广泛使用的避孕节育器具，具有安全、简便等优点[1-2]。由于部分女性对IUD相关知识缺乏了解，致使IUD安放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增高，出现节育器脱落、移位不良反应[3]。因此，对行IUD安放术的受术者进行健康教育十分必要。临床针对IUD安放术的健康教育主要包括术前指导、术后指导和心理护理等[4]，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受术者对手术的了解，提高了IUD的续用率，但效果有限。不同个体之间的自我护理能力差别较大，受试者的行为方式直接影响了IUD的使用有效率。基于此，本研究对安放IUD受术者的自我护理类型进行分类，采用聚类分析指导下健康教育对受术者进行护理干预，取得良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自愿行IUD安放术，且IUD已顺利安放者；自愿参与本项研究，能按要求随访者；不存在听力、视力等功能障碍；语言沟通能力正常，能独立完成相关评估。排除标准：患有精神性疾病、存在严重意识或心理障碍；经检查患有生殖系统疾病；既往存在异位妊娠史；存在严重的慢性疾病。

1.2 一般资料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选取2018年7—12月在本院行IUD安放术的557例受术者为对照组，选取2019年1—7月在本院行IUD安放术的528例受术者为观察组。其中，观察组年龄24～37岁，平均(31.28±5.21)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251例，高中及中专149例，大专及以上128例；阴道分娩史：有326例，无202例；剖宫产史：有182例，无346例；妇科疾病：有41例，无487例；手术时间7～15 min，平均(11.23±2.27)min；手术顺利情况：是519例，否9例。对照组年龄25～38岁，平均(31.28±5.21)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263例，高中及中专152例，大专及以上142例；阴道分娩史：有358例，无199例；剖宫产史：有187例，无370例；妇科疾病：有36例，无521例；手术时间7～17 min，平均(11.54±3.21)min；手术顺利情况：是547例，否10例。两组受术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3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1)术前健康教育。术前采用一对一或小组模式，通过发放健康教育手册、播放视频等方式就IUD的种类、使用年限，IUD安放术的避孕原理及优势、具体步骤，术前准备、术中配合及术后可能并发症等进行健康宣教；及时解答受术者的疑问，给予心理支持，消除其不良情绪。(2)术后健康教育。受术者术后可回家休息，告知其术后注意事项、自我护理等内容：1周内禁止剧烈运动，2周内忌性生活、盆浴，保持外阴清洁，注意休息，增加营养摄入；出现月经量改变、下腹胀痛等并发症时，不必处理，可自行恢复；术后定期来院随访，有特殊情况及时就诊。

观察组给予聚类分析指导下的健康教育：(1)应用健康调查问卷收集受术者的自我管理情况，包括服药管理、症状监测、饮食管理、心理调适和并发症防治管理5项，采用5级评分法对各项内容进行评分，分值越高，表示受术者自我管理水平越高。该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807，内容效度指数为0.846，所有研究人员均接受统一培训指导，共发放问卷1085份，回收有效问卷1047份，有效率96.50%。(2)以自我管理5因子为聚类变量，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确定最佳聚类个数为3，分别为Ⅰ(积极实践型)、Ⅱ(忧虑实践型)、Ⅲ(忧虑放任型)类。根据3类受术者自我管理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措施。(3)积极实践型受术者：医护人员在健康教育活动中应充分告知IUD安放术的术前准备、术中配合及术后并发症防治等相关内容，以支持和提醒为主。忧虑实践型受术者：除给予其手术相关的知识教育外，还要给予充分的心理教育，及时纠正其不良情绪。忧虑放任型受术者：需加强IUD使用现状、基础知识的教育，增强受术者选择手术的信心，同时加强与受术者的交流与沟通，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提高其自我管理意识，降低术后并发症及不良情绪。两组受术者的健康教育周期均为3个月，干预期间，不定时采用健康调查问卷对患者的自我管理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及时调整健康教育干预内容。

1.4 观察指标 (1)一般资料。收集并整理受术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有阴道分娩史、是否有剖宫产史、是否有妇科疾病、IUD安放术时间、手术是否顺利等内容。(2)认知程度。参考《世界卫生组织计划生育服务提供者手册》[5]制定认知程度调查问卷，该问卷包括态度及认知两个方面，具体为IUD的类型及使用年限、IUD的避孕原理、IUD放置最佳时间、IUD术后注意事项、IUD会引起妇科疾病、IUD术后会引起闭经、取出IUD后会影响妊娠。该问卷各项分值为10分，其中0～4分为认知不良，5～7分为基本认知，8～10分为认知良好。总认知率=(认知良好+基本认知)/总例数×100%。(3)心理状态。采用抑郁筛查量表(PHQ-9)[6]对受术者的抑郁程度进行评价，该量表包括9个项目，每项0～3分，总分27分，分值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严重。其中0～4分为无抑郁症；5～9分为轻度抑郁；10～14分为中度抑郁；15～19分为中重度抑郁；20～27分为重度抑郁。采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7]评估受术者的焦虑情况，该量表包括7个项目，每个条目0～3分，总分21分，0～4分为没有GAD；5～9分为轻度GAD；10～14分为中度GAD；15～21分为重度GAD。(4)性生活质量。采用女性性功能量表(FSFI)[8]对两组受术者的性生活质量进行评价。该量表包括6个条目共19项内容，每项采用5级评分法，总分36分，分值越高，表明性生活质量越高。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χ2检验；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或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干预前后两组受术者心理状态比较 术后3个月的随访，观察组有492例，失访36例，失访率6.82%；对照组有514例，失访43例，失访率7.72%。干预前，两组受术者的PHQ-9和GAD-7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受术者的PHQ-9和GAD-7评分均有明显下降，且观察组的PHQ-9和GAD-7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干预前后两组受术者心理状态比较(分，

2.2 干预后两组受术者认知程度比较 健康教育干预后，观察组的总认知率82.11%高于对照组的76.85%(P<0.05)，见表2。

表2 干预后两组受术者认知程度比较(例)

2.3 干预前后两组受术者FSFI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受术者的FSFI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受术者的FSFI评分均明显上升，且观察组的FSFI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3。

表3 干预前后两组受术者FSFI评分比较(分，

3 讨 论

IUD是我国广泛使用的长效可逆避孕方式，在应用过程中，受术者因缺乏对IUD的了解，影响心理状态，出现IUD有效率降低的现象[9]。陈意灯[10]对280例首次放置IUD的育龄期女性进行术前心理状态评估发现，由于对IUD了解不充分，担心术后不良反应，术前受术者会出现抑郁、焦虑、人际关系敏感等不良心理，术后出现下腹不适、IUD脱落等。因此，应对受术者进行健康教育，使其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提高自我护理意识。本研究探讨基于聚类分析的健康教育对IUD受术者认知程度和心理状态的影响，结果显示，干预后，两组受术者的抑郁、焦虑评分均有明显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提示聚类分析指导下的健康教育能有效改善受术者的不良心理状态。聚类分析是一种探索性的分析方式[11-12]，可根据样本的特征对其进行分类，据此提出了更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护理措施。本研究中，观察组受术者采用聚类分析指导下的健康教育，降低了受术者对IUD的抗拒心理，缓解了其心理压力。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总认知率和性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表明聚类分析指导下的健康教育可提高受试者对IUD的认知程度，改善其性生活质量。有研究认为[13]，IUD受术者术前的焦虑水平会明显上升，主要是对手术的担忧及术后恢复的顾虑，且不同文化水平对IUD相关知识的理解也存在差异，根据受术者自我护理能力的不同，提出更具有针对性健康教育措施，能有效提高其对IUD的认知。因此，健康教育干预时，医护人员应主动识别不同类型的受术者，提供多渠道专业化的健康教育。对于文化程度较高、自我护理能力较强的受术者可通过网络、微信公众平台等，侧重于对IUD避孕方式及避孕效果的教育；对于文化程度一般且自我护理能力较差的受术者可通过健康教育讲座，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侧重对术后注意事项、不良反应护理等内容的教育，纠正其错误认识和行为。

综上所述，基于聚类分析指导下的健康教育干预能有效提高行IUD安放术受术者对IUD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改善其心理状态，降低抑郁和焦虑感，改善性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