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实证
——概念研究的三种范式

文/郭忠华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意识到，“概念”是承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石，但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所使用的概念绝大部分来自西方，导致其在议题设定、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价值导向等方面体现出浓厚的“西方化”倾向。有鉴于斯，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从概念着手。本文就概念研究的主要范式进行提炼和展望，以期对构建本土化概念体系有所裨益。

历史范式

“历史”范式主要体现为“概念史”范式。“概念史”研究主要来源于德国学术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概念史作为一种方法和领域的成型则是在20世纪中后期的事情。德国历史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被看作是概念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与布鲁内克（Otto Brunner）、孔茨（Werner Conze）主编的八卷本著作《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被看作概念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概念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孙江、方维规等知识分子回国任职，对推动国内概念史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前者创办的《亚洲概念史研究》集刊，已成为目前概念史研究成果的主要展示平台。时至今日，专事概念史研究的学者尽管仍屈指可数，但却正变得引人注目。

综观当前国内外概念史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本范式主要呈现出以下特色：

首先，以概念关注“历史”。概念史研究归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旨在通过概念史来观照宏观历史——包括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因此，在概念史研究者那里，概念本身不是目的，历史才是目的。之所以如此，这与概念史研究者所持的立场相关，那就是，历史沉淀于概念，概念语义是时代精神的浓缩，因此可以通过解读核心概念的语义来透视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状况。

其次，反过来，历史不但被融入概念，概念也塑造历史。这意味着不能把概念当作是历史的纯粹表征，还必须把它看作是推动历史变化的动力。具体而言，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情境为概念的语义生成和变化提供了条件，同时，新概念、新语义又为人们认识、预见和改造这种情境提供了武器。

最后，在中国概念史研究领域，还明显聚焦于概念翻译、关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色。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概念史研究成果基本都集中在鸦片战争、尤其是20世纪初西方政治概念被引入中国的方式上。重点考察新概念语义与古汉语中的对应语汇以及外来语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成为概念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要理解概念史研究范式，还必须厘清其与观念史、词语史之间的关系。三者在实践中常常被搅和在一起，导致许多初学者误以为概念史就是观念史或者词语史。实际上，概念史与其他两者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观念史研究把“观念”作为常数，观念可能寄寓于一个或者几个关键概念上，概念只是研究观念的手段。但概念史研究把“概念”作为常数，其目标是概念后面的“历史”。同时，概念史也很容易被误解为“词语史”。概念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科塞雷克曾经就“概念”与“词语”进行过区分。在概念史研究者看来，概念尽管附着于词语，但它不只是词语。这是因为，词语可以通过定义来准确地得到界定，是单义的；但概念只能被阐释，是多义的。概念只有在与其他概念的关联中才能得到理解。词语通过解释者与特定社会政治情境下的事物形成意义、经验、知识和阐释关联，便成为概念。

从当前来看，概念史范式似乎前途无量，但不是没有困难。其中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显得重要：

第一，概念选择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独具特色的概念群落，其中存在大量概念。研究者到底选择何者作为分析对象，尚缺乏明确的标准，而是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偏好。孙江提出以“四化”为标准选择中国历史上的基础概念：“标准化”，即从19世纪以来汉语中出现的数百种重要词语中选择一百个“互译性”词汇作为研究对象；“通俗化”，即以词语在社会层面的流行程度作为选择标准；“政治化”，即必须与政治-社会结构变化存在关联；“衍生化”，即与“下位概念”关联的标准。尽管如此，“四化”标准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第二，资料信度问题。概念史研究必然涉及大量的史料，考虑到历史资料的浩翰性，即使同一个概念，史料占有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分析结论大相径庭。

第三，解释效度问题。“解释”是概念史研究的主要方法，由此形成强烈的主观性和价值偏向。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和同样的分析材料，由于解释者价值偏好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概念语义分析结果差异迥然。由此导致的问题是：通过解读“概念”所得出的“历史”在何种程度上符合真实的历史？

第四，概念史范式是以局部来透视整体，讲究的是细腻的语义分析，因此通常只能聚焦于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段，很难进行宏大的历史研究。

理论范式

从纯粹“理论”角度来探讨概念的情况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早已大量存在。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通过解读某个或几个思想家的著作、言论来形成对概念的理解。二是不以思想家为依托，而是围绕特定概念进行全面的理论解析和建构，从而形成有关该概念的体系化内容。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概念研究似乎主要指“概念史”研究，对于从理论角度来探讨概念的情况很少被纳入该范畴。其实，它同样属于概念研究的范式之一，只不过与概念史研究范式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已。

相对而言，理论范式的概念研究主要呈现出3个特点。第一，以达到“理论认识”作为目的。不论是人物思想中的概念研究还是对于概念的纯理论建构，都呈现出高度“理论化”的特征，深化对人物思想的理解或者对概念形成深刻的理论认识是本范式下概念研究的基本目的。第二，显著的“建构性”。对于思想史中的概念研究主要依据思想家的相关著述，而对于概念的纯理论解释所依据的则是整个领域的相关资料。不论何种情况，解释者都具有高度的自主度，基本上是站在自身知识立场上对概念所做的建构。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同一个概念，通常可以发现迥异、甚至对立的解释。最终接受何种解释，主要取决于读者自身。第三，以理论来观照现实。对于概念的理论探讨并不是完全与现实无关，恰恰相反，它仍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联系实际。与概念史范式比较，理论范式对于经验资料的要求明显更低，甚至主要表现为先建立概念的理论框架，再通过它来分析现实。

要理解概念研究的理论范式，还要注意厘清它与思想史和一般理论研究之间的差别，因为它们之间常常容易混淆。首先，与思想史研究的差别。在理论范式下，依据特定思想家的著作来探讨某一概念的成果已不在少数，它主要考察的是思想家提出这一概念的理由、方式、内涵、结构及其后面的历史等，“概念”是分析的中心。一般思想史研究则主要以“思想家”为中心，考察其生平、思想历程、特定理论主张等。当然，两者的差异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泾渭分明，概念的理论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同时，思想史研究也依赖于概念，两者的差别仅在于侧重点不一样而已。其次，与一般理论研究的差别。概念的理论研究实质上是一般理论研究的特殊类型，一般理论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

观照当下，从“理论”范式来探讨概念的情况尽管已存在了较长时间，且已形成大量成果，但这一范式依然面临了一些问题。首先是这一范式在概念研究中的“身份”问题。即在当前的概念研究领域，仍很少有人把它当作是一种明确的研究范式。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视野的限制，认为概念研究就是“概念史”研究，因为这一范式明确地把“概念”置于研究的核心，而有关概念的“理论”研究成果则往往混杂在众多一般性理论成果中，人们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其次，概念的“被接受”问题。历史范式研究的是已经存在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概念，因此不存在是否为人们所接受的问题。同时，由于概念史研究以翔实的史料作为基础，研究者的主观偏好要尽可能隐藏起来，从而“史料”似乎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显得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理论范式不同，它不具有翔实的史料基础，而主要是凭借研究者的价值、知识和论证来赢得读者。因此，即使是同一个概念，也可能形成迥异的概念理论。一种概念理论能否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研究者自身的素质至关重要。同时，理论范式不仅研究已经存在和被接受的概念，而且提出和建构新概念。新建立的概念能否被学术界甚至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毕竟，在历史上曾经提出过无数概念，能真正留存下来的却只是其中的极少数。

实证范式

较之于历史和理论范式，“实证范式”是一种较新的范式。它的兴起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码技术的发展，大量历史文献的数码化使概念研究有可能以“数据化”和“模型化”的方式进行。本文把这种研究范式概括为“实证范式”。

当前，以数据库方式进行概念研究的情况在我国尽管仍凤毛麟角，但也出现过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就一直利用“数据库”来研究中国近代重要政治概念的兴起和演变，并于2009年在中国大陆出版著作《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该书尽管定位于“观念史”研究，但正如副标题所揭示的，其所研究的是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在概念研究领域因此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在2018和2019年中山大学举办的两次“概念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也有部分学者以数据库方式研究中国传统或者现代政治概念，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和合”概念等。可以预期，随着更多文献数据库的建立，这一范式将会吸引更多研究者的目光。

综观实证范式下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出几个特色。

首先，以“数据库”作为资料支撑。近年来，随着大量纸质文献的数码化，出现了大量功能强大的数据库，比如“四库全书数据库”“民国报刊全文数据库”“二十五史全文数据库”“方志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为概念研究提供了强大的资料支持。它使研究者们无需再费时费力地查阅纸质文献，而是只要简单地在数据库上输入所要查询的关键词，就能迅速掌握目标概念在设定范围内的分布情况，从而大大缩短了资料查阅的时间。通过统计目标概念在特定时期内的频率变化，其演变情况便尽收眼底。

其次，以语义诠释为辅。因为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上下文中的意义也可能大相径庭。为减少研究误差，实证范式通常还会对概念进行相应的语义解释。即在数据库中提炼出表达不同含义的语句，再依次对它们进行解释和比较，从而形成对目标概念的完整理解。如果把目标概念看作是关键词。同样引用金观涛、刘青峰的话来说，“在很多时候判断某一关键词在某一句话中的意义时，必须去看上下文，但根据句子来判断某一关键词的意义，具有相当大的客观性。”

最后，以“概念”和“例句”为中心。历史范式主要以相关的历史资料作为研究中心，理论范式则主要围绕思想家或者理论逻辑展开。不论何种情况，它们都要求阅读大量文献并做出解释。但实证范式则主要围绕“概念”和“例句”而展开，即先在数据库中找到相关概念，再以它们为中心联系上下文做出理解，文献阅读量从而大大减少。由于考察的语境被大大缩小，概念的语义从而变得相对简单和有限，在金观涛、刘青峰看来，以数据库方式展开的概念研究甚至可以进行回归验证。

实证范式尽管抱负宏大，希望以数据库达到对概念和历史的准确理解，但仍然存在某些重要的问题。

首先，在数据库建设方面。我们在理论上的确有可能建立起涵盖“全部”历史文献的数据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哪些文献可以入库，哪些则不行，仍然以建库者所设定的标准作为依据。也就是说，不存在真正客观全面的数据库。

其次，在概念统计方面。在数据库范式下，研究者的第一步工作是从数据库中统计出目标概念沿时间线索形成的分布规律。但我们知道，中文概念是高度多义的，同一个概念通常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思。仅在字形上统计出概念的使用频率，得出的结果未必可信。

再次，在概念解释方面。在统计出概念的时序分布之后，研究者的下一步工作是从中挑选出典型“例句”加以解释，考察概念的语义变化情况。但由于研究者通常只分析概念在句子中的含义而不观照全文，在对全文的写作背景和主旨缺乏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仅挑出其中个别句子来进行解释，很难说得上全面和深刻。

最后，在研究趣味方面。在实证范式下，研究者只需要进行简单的频次统计，再分析大量例句而无需阅读全文，导致研究工作变得十分枯燥，很少拥有历史或理论范式下的研究乐趣。作为数据库范式的代表性人物，金观涛、刘青峰也承认，“由于这一方法要求研究者去分析成千上万个例句，如同科学实验室分析大量数据一样，研究者在这一环节的工作甚为枯燥和艰辛，但又是不得不做的基础性数据处理工作。”

结语

历史、理论和实证，代表了当前概念研究的三大范式。三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三者都集中于概念研究，但侧重点各不相同。

历史和实证范式聚焦于历史上已经存在且具有较大影响的概念，只是研究的路径存在差异而已。历史路径可以使我们对相对较短时间段内的概念演化和历史变迁规律做出有深度的解释；实证路径则使我们可以以庞大的数据库为基础、以广袤的视野来处理相对较长时间段内的概念变化，从而对概念或概念群形成较准确的理解。理论范式相对较为灵活，它既可以研究既有概念，也可以建构新的概念；它尽管很少进入历史深处，但却可以形成体系化的概念理论。如果新社会的来临通常都以一组新概念的出现作为标志，那么，我们便有理由重视通过理论范式所建构出来的新概念可能呼唤出来的政治能量。

但如前文所表明的，三种范式也各有所短。比如，历史和理论范式的文献处理能力相对有限，带有较强的研究者个人色彩等；实证范式尽管可以驰骋于浩翰的文献数据库中，但却难以对概念做出较有深度和温度的解释。这些情况意味着，当我们意识到“概念”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石，并准备从“概念”着手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厦时，就必须对这些研究范式的优长与不足保持清醒的认识，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概念构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