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求两侧发力赋能改写服务贸易逆差

毕夫

放在全球化与国内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考量，增强服务出口不仅仅要扩展产品的外销数量，更要输出对接外部需求的产品质量。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有所下降，但服务出口却明显好于服务进口，贸易逆差因此大幅减少。来自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我国服务出口12370亿元，进口17526.2亿元，出口降幅小于进口21.8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50.6%至5156.2亿元，同比减少5275.2亿元。

服务出口的增升代表我国服务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优化与强化，而且拉长时间界面还可以发现，我国服务出口过去15年中创造了年均9%的增长轨迹，增幅高出同期全球服务出口平均增速的2.9个百分点。营造这种持续昂扬态势的重要力量就是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带动服务业体量的快速扩身，服务业占比上升到了59.7%，以此为基础，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离岸服务外包和跨境电子商务等全新贸易平台与通道的导引下，国内服务得以迅疾朝着国际市场输出与延伸。

政策的持续改良与暖场也是服务出口高歌猛进的重要推力。从将服务贸易创新试点由10个省、市（区域）扩容至28个省、市（区域），到创建和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到国务院推出服务外包转型升级20项重磅政策，及至北京被确定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面向服务贸易不断赋能加力。今年年内我国将出台全国版和自贸港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以进一步增强市场开放度与贸易便利度。

动态观测，我国服务出口存在着巨大的想象空间。一方面，国内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升级，势必加强服务贸易出口的攀升态势，同时，我国拥有显著的资本要素优势，外汇储备高达3万多亿美元，且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净输出国，伴随着未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资本拉动我国金融、保险和运输等产业向着海外延伸的力量会不断加强，国内要素优势将加快切换为服务出口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在电信、计算机、5G、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全新产业赛道已经抢占先机，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未来有可能展现出较为显著的竞争优势。

不过，尽管服务出口展现出了良好的前景与态势，但要扭转服务贸易逆差则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我国的服务贸易逆差至今已延续近110个季度，因亏欠太多而导致实现反转的负荷太大。更为重要的是，形成我国服务贸易长久逆差的因素在短期内也难以快速与根本的改观，如服务出口仍以传统与低端产品阵容为主，转型升级力度需假以时日，国内服务业有效供给依然不足且出口服务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新型出口平台与渠道的搭建与扩建存在制度与机制瓶颈等。

从国际市场看，过去十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长4.2%，高于货物贸易增速的60%，目前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已完全超过货物贸易，贸易权重占比上升至23%，其中出口权重占贸易出口权重扩大到23.5%。与之相比，我国当前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比近为16.7%，服务出口占整个贸易出口的比重仅为9%，双双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呈现出的快速扩张无疑加大了我国扭转服务贸易逆差的难度，同时倒逼中国必须实现服务出口的提速与赶超。

对于一国来说，出现贸易逆差固然不算怪事，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是经常项目下的商品出口，还是资本项目下的投资出口，都与服务出口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比如商品出口会牵引着对外服务的跟进，海外投资的落地可能会带动一定数量的劳务或者要求后续工程管理方案的输出，而服务出口的衔接和匹配能力又直接关系着一国出口商品市场的稳固以及在东道国投资的可持续程度。特别对于我国而言，经常贸易项目中的货物贸易顺差正在逐年萎缩，且很有可能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急需服务贸易出口形成新的动能替代，质言之，一旦未来货物贸易出现逆差，如果服务贸易能够产生顺差，便可继续维持我国在国际市场大循环中的良性格局。

因此，放在全球化与国内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考量，增强服务出口不仅仅要扩展产品的外销数量，更要输出对接外部需求的产品质量;不仅要大踏步地“走出去”，还要更大力度的“引进来”;不仅要巩固与挖掘存量市場，还要开拓与延展增量市场;不仅要钩织广袤的营销网络与渠道，更要锻造足以充分供给的丰沛国内产能;不仅要在产品层面进行深耕，更要在制度层面构造出持久驱动力，以从供求两侧锻造出进一步扭转服务贸易逆差的综合势能。

首先，要做大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内服务业的体量。一方面，要加快制造业的服务化进程，鼓励和支持制造企业通过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精准营销，推动制造企业由重资产向轻资产服务的转变，将要素优势升级转换为服务出口优势;另一方面，要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推动制造业国际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为主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培育等高端环节延伸。而在生活类服务业方面，在撑大文化、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领域民间投资半径并锻造出服务出口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同时，继续扩大金融、电信、运输、教育、商务服务等领域的开放口径，通过引进优质外资形成服务市场的“鲶鱼效应”，倒逼国内企业在服务产品上加快转型升级，进而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要弥补与加长服务出口的短板。知识产权与旅游服务是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两个最主要来源，因此，为了促进知识产权出口，一方面在国内要通过科技银行等形式加大科技成果向市场实用的转化，并以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新技术的应用，催生与孵化出知识产权批量成果;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新技术、新知识型高端人才的培育，建立人力资本持续累积机制，同时鼓励产学研一体化建设，释放知识产权的聚集与裂变功能，以扩张知识产权输出竞争力。而在旅游服务出口领域，要利用技术赋能如要通过VR、AR、全息技术与数字孪生等新型工具，加强对外旅游形象与旅游产品的宣传，同时要推动旅游企业“走出去”，与外国旅游商开展资本与业务层面合作，畅通海外营销渠道;此外，要优化国内旅游产品，改变单一观光旅游形式，丰富吸引海外游客的文化旅游元素。

再次，要有目的性地及时调配服务出口市场。美国作为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短期内不会改变，这不仅因为美国在技术创新与金融输出能力上占据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两国之间贸易充满太多的变数。为此，中国可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拓展服务出口的新空间，包括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建成一批促进技术贸易的公共服务与交易平台，推动以铁路、水电、通信、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行业为重点的技术出口，同时建成一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文化交易平台，积极扩大文化创意、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文化产品的出口。此外，欧洲是全球服务业最大的进出口市场，而且欧洲占有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市场也相对比较开放，因此，欧洲应成为我国谋求签署服务贸易投资协定的主要伙伴。

最后，要聚焦与力推数字贸易的发展。数字贸易本身属于服务贸易范畴，借助数字贸易，不仅可以降低服务出口成本，还能压扁与减少服务出口中间环节从而提高成交效率，为此政策层面可在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地区搭建数字贸易平台，推进数字服务、版权服务、医药研发、检验检测、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新产品的出口;同时，借助中国央行开发法定数字货币的优势，及时开展数字人民币的试点，便利境内外移动支付的同时，促进“两头在外”的研发、检测等服务出口的布局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