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一线城市的年轻人

2020-11-16 10:31:31 读者 2020年23期

陈晨

选择支教,并非出于别人所认为的高尚。我揣着难以言说的秘密,在农村生活中发现了陌生的自己。

2018年5月,我被诊断为抑郁症。如果把生命比作河流,那一刻,我的河流已然干枯。当时,我研究生刚毕业,初入社会,在上海求职,几经碰壁。我害怕被父母师友问起,害怕收到消息,后来干脆卸载了微信,除了应聘,整日待在房间。

最后一次面试,我看着其他求职者侃侃而谈,莫名生出疏离感,好像他们是舞台上的演员,而我只是站在角落里的观众。轮到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竟然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前排面试官盯着我,对照简历上我获得的诸多荣誉,忽然笑着问我:“你是怎么把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赔着笑脸:“我也不懂。”

早上起床,我便感到万分沮丧,盼望着一天早点结束。两周之后,我预约了心理医院的门诊。

拿到诊断结果,我迫切地想改变眼下的处境。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我对农村生活一直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当我在网上看到招募支教老师的链接,便果断报了名。说实话,对于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当时我并没有多关心,只是因为我在书上读到过“公益疗法”。大致意思是,真诚地帮助别人,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开,进而看淡自身病症。助人本身所带来的成就感与愉悦感,也是很有价值的体验。

2018年7月,我通过支教组织的面试,和其他19名老师一起前往广西,开始为期两年的支教。

我要去的村小,位于广西某国家级贫困县,四周环绕着大山,距南宁市区大约120公里。全校共有126名学生,分属6个年级,采取寄宿制,当地只有6名老师。

我和其他支教老师一起入住学校。后来,我才发现,选择支教的老师,除了关注农村教育,也多少有一些自己的原因。钟毅曾在国企工作,因为受不了烦琐的流程以及应付不完的检查,希望在农村寻得简单清静。但他闲不下来:“我希望能改变这里,让这里变得更好。”

钟毅想做些事情,但总是不如意。开学不到两个月,学校迎来了几批检查。在村小,迎接检查是一件大事,检查的结果可能影响到第二年相关资源的分配。

为保证万无一失,校长提出了额外要求——干净、整洁、卫生。桌面上不能有灰尘,墙壁不能有蜘蛛网,校园里不能有落叶,学生只好一遍一遍地打扫。

因为缺乏书籍,图书馆里4个书架只摆满了前面两个,都是学生用的书籍。第三个书架勉强摆了些教科书和教参。第四个书架,干脆凑了些养鸡养鸭的农业用书。因为当地教师收入有限,大部分教师会养些家禽补贴家用。

然而,检查人员只查看图书借阅记录和前两个书架上的书籍便走了。“怎么不去看那两个书架,也好给我们多运几批图书。”这些现状让钟毅感到沮丧。钟毅和我讲述他的理想,但这一切似乎与我无关。我内心只剩下一个声音:“我不想再抑郁了。”

我见到顺子的时候,她已经支教一年。她沒说自己来支教的原因,但我知道,来支教之前,她也被诊断为抑郁症。

顺子正在网上募捐,计划假期带她的学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在笔记本上列出计划行程:深圳科技馆、深圳博物馆、世界之窗、深圳大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大约4天的行程。“很多孩子都没有出去过,我想在走之前,带孩子们去看看。”顺子说。募捐的结果并不顺利,与预算相差很多,顺子托很多熟人,在交通与住宿的费用上,商定了尽量低的价格。她还想带孩子们坐一次地铁,费用没法再缩减。

“你为什么要来支教?”在我第二次询问顺子的时候,她沉默许久,说:“之前搞砸了那么多事情,能真正做成一件事情,我就知足了。”顺子的声音忽然变得尖锐。

那一瞬间,顺子的话将我带回抑郁症发作期间。那时,我也做过各类计划,从学习、找工作,再到外出与人交谈,但每次都不成功,像是被写在注定失败的剧本里,无处挣脱。所以,我理解顺子的渴望。

渐渐地,学校工作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由于教师资源缺乏,每两个老师要负责一个年级的所有课程。我教授三年级数学、体育、音乐、科学、道德、心理等课程。

我不得不从对自我的观照中抽身,去思考一些被我习惯性忽略的事物。

数学涉及生活中的各种概念,譬如时间、长度、面积及质量。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些颇为抽象的概念。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里会加入学生熟悉的情境。比如,跑道一圈是400米。但这所小学没有标准跑道,甚至整个乡镇都没有,最近的操场,在40公里外的一中。“多大才是标准操场?”学生们对着教材发问,我带着他们用皮尺丈量学校里不规整的运动场地,最长距离50米,我告诉他们:“跑4个来回,就是400米。”

困惑同样出现在关于大巴的长度、飞机的速度、广场的面积、购物中心的打折促销的描述中。在他们眼里,教材努力创设的情境和抽象概念一样陌生。

山里的学生精力充沛,爱跑爱跳,经常磕碰,我们只能备好碘伏用于伤口消毒。山间多蚊虫,一位老师靠自身资源找来医疗物资,包括绷带和药物,以及止痒用的药膏、肥皂水和牙膏。大家搜集矿泉水瓶,装满水,冰冻在食堂冰箱里,方便为扭伤的学生冰敷。

忙碌的节奏让我应接不暇,失眠问题却再没出现。医生告诉我,或许是工作繁忙,解决了我内心模糊的焦虑。

记忆中,失眠始于我16岁。其实,我的家庭还算幸福,父母从不争吵,对我一向宽容,极少言辞严厉。但另一方面,我像是必须要表现出幸福与快乐的演员,遇到不如意的事,也习惯性地掩藏自己的感受。久而久之,我的心事变成秘密,在人际交往中主动退缩,直到患上抑郁症。

这里有的孩子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母亲,譬如燕燕。她很活泼,喜欢唱歌,上课积极回答问题,认真完成作业,尽力做一名好学生;她又十分脆弱,会因为一道难题放弃整场考试,会因为举手没被老师看见就伤心大哭。

美术课上,燕燕画过很多图画,但从没有涂过颜色。我一直好奇,是什么夺去了她画里的色彩。

第二学期,燕燕拿着一张泛黄的大头贴,上面是个穿淡蓝色衣服的女子。燕燕问我,她和里面的女子是否相像。据说,燕燕的母亲在生下她之后就弃她而去,但燕燕想知道,自己的母亲到底是谁。

“我猜她是我妈妈。”燕燕把它夹在笔记本里,本子是和照片一起找到的。燕燕觉得,这些是妈妈的东西。笔记本里有篇高中日记和学习计划。

“妈妈可能读了高中。”在村里,上高中是让人骄傲的事,燕燕很满意她的发现。

她不敢问爷爷奶奶,怕他们把东西拿走。

燕燕稚气未脱,看不出和照片上的女子有多少联系。她将照片收好,和我说,她要像妈妈一样,去读高中。

我开始理解燕燕,从小失去母亲的孩子惧怕失败,如果失败,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都一样,在成长过程中守着自己的秘密。我为燕燕感到难过。

那个周五,我特意见了燕燕的奶奶。放学之前,老人一直在校门口等候,因为天热,她给燕燕准备了饮料。燕燕冲奶奶跑去,祖孙俩亲密地回家,燕燕又变得活泼起来,没人知晓她的心事。

由于村里土地资源有限,不少成年人外出务工。在我的班级里,留守儿童与单亲家庭的孩子占1/3。孩子们大多孤单,喜欢寻求老师的陪伴。

学生们来敲我的门,送我课间画的画、做的手工。这是学生在向老师表达喜爱。起初,由于抑郁症,我常对此无动于衷,甚至觉得厌恶。为了不让学生看出来,我钻进房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然而,敲门声还在继续,孩子们一次次靠近我的心理边界。我慢慢试着打开门,回到老师的角色,把抑郁情绪暂时反锁在门内。

情绪尚可的时候,我也喜欢坐在宿舍门口和学生聊天。

“长大后,你们想做什么?”我问。

“我想当天文学家,研究天上的星星。”一个矮个子女生回答。村里的夜空很美,天气晴朗时,抬头就可以看见流动的银河。

“在城市,很少能看见这样的星星。”我回答。

根據2018年教育局的数据,广西高中的升学率只有57%,考虑到城乡差距,在这所村小,绝大多数学生上不了高中。这就是他们一生所能接受的全部学校教育。

“你呢?”“我想当篮球运动员。”“科学家。”“厨师。”“医生。”

“我想当老师,像您一样的老师。”

“我是什么样的老师?”我问。

“虽然很少和我们说话,经常待在房间里,但是您对我们都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从学生口中听到对我的评价,更没想过有人会想成为我这样的老师。

“那老师以后经常下来和你们说话,好不好?”

“好!”学生们一阵欢呼。

2019年7月,顺子结束支教。离开前,她被选为师德代表,同时她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带着14名学生去了深圳。孩子们排着队坐地铁,又站成一排,在世界之窗的大门口合影,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顺子给我留了一封长信,回答了两年前我问过她的问题。顺子说,最初来支教,其实是想找个远离父母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现在,她写道:“我想活着,想继续做些事情。”

钟毅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学校争取到一批捐赠物品,其中包含图书和电扇。图书室被重新布置,4个书架上摆满了学生们喜欢的书,又装了电扇,夏天也不觉得热。钟毅说,之前只是期待别人来改善,都快忘了其实自己也可以做些事情。

2020年新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和学生们迎来一个漫长的寒假。离校前,燕燕送给我一幅画。左边画着高楼大厦,戴眼镜的人大概是我;右边是草坪,穿蓝衣服的女子带着小孩在草地上玩耍,这是她想象中的母亲。这幅画,她用彩笔填上了色彩。

燕燕在一角写下:“祝老师新年快乐,一路顺风,谢谢老师和我一起保守这个秘密。”

(雅 欣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本刊节选,勾 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