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学”研究的重要参考工具书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评介

陈彬强

（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福建 泉州 362000）

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编，周永卫、孙廷林、衷海燕、刘正刚等分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近年来在广东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书系”之“史料篇”，分“秦汉至五代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四个分册，每册约30 万字，共辑录文献史料达120 多万字，是近年来少有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汇编的力作。

一、收录齐全，确保资料的完备性

“海上丝绸之路”，通常指1840 年之前中国与世界各国通过海洋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通道[1]。其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始于20 世纪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学”作为一门学问乃是现代学人的建构，但其研究对象和内容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先民很早就学会了与海洋作斗争，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开辟出一条与海外诸国建立联系的海路通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相关的文献记载可谓灿若星河，数不胜数。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最大特点是散，体现在同一类材料可以分散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典籍，也可以分散在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国家的不同典籍里面[2]。因此，搜考文献的难度极大，诚如我国著名中外交通史学家张星烺先生所言：“从事搜查，犹之泅海底而探珍珠。往往搜查丛书一部，耗费光阴数月，而所得仅一二条可以适用，甚至无一条可用者，亦有之也”[3]，当今学人往往视之为畏途。但是，完备的资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深入研究有赖于文献的爬梳整理，这项对技术要求很高的基础工作仍然需要有人来做[4]。《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的出版，有效填补了这项基础工作的空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功莫大焉。

纵观《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全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完备”二字。众所周知，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之一，早在秦汉时期，广东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州是当时商旅辐凑的一大都会，“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5]。《汉书·地理志》已详细记载了从广东前往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等海外诸国的航线[6]。自秦汉至清，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始终保持繁荣发展，广州成为唯一千年不衰之海港。尤其到了清代，粤海关主管西洋、南洋各国贸易，其关税收入远超主管东洋贸易的江、浙、闽三海关，更是奠定了广州港的独尊地位[7]。历朝历代相关的文献记载可谓极多而繁杂，搜考辑录、点校整理的难度可想而知。该书的编者不畏繁难，穷其所能对上迄秦汉、下至明清的相关历史文献进行搜考，基本摸清了文献家底，所辑录的文献类型极为广泛：正史和政书类有“二十五史”“十通”和《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唐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辑稿》等50 余种；方志类有《越绝书》《元和郡县志》《广东通志》及各版本的府志、县志等30 多种；历朝历代的文人笔记、诗文集最多，达200 多种。此外，还从各种宫廷档案、官方文书、谱牒、碑刻，以及外国番商、航海家、传教士等撰写的著作中辑录出不少史料。根据书后的参考文献统计，该书所辑录、参考的古今中外文献达500 多种，可见其所辑资料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

从辑录文献的种类和内容来看，该书可以称得上是自1930 年代张星烺的皇皇巨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问世以来，最完备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汇编成果之一。《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全书辑考的中文文献达274 种，外国文献也有42 种之多，“上起遂古，下迄明季，凡朝廷通聘，商贾游客，僧侣教士之记载，东鳞西爪，可以互证者，无不爬罗剔抉”[3]，从中辑出大量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其梳理的不少文献是张星烺当年所不曾见或未予辑录的。如方志有《嘉靖广州志》《雷州府志》《惠州府志》《潮州府志》《高州府志》《万历琼州府志》《万历儋州志》《顺德县志》《东莞县志》《电白县志》《香山县志》等；文人笔记、诗文集有《青箱杂记》《清异录》《独醒杂志》《松雪斋集》《可斋续稿》《铁庵集》《罗鄂州小集》《汤显祖诗文集》《谢山存稿》等；域外文献有《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马礼逊回忆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大中国志》《漂海录——中国行记》《历代宝案》等等。还有大量史料是从近年来才陆续披露的各种档案、谱牒、碑刻文献中辑录出来的，一些以前“秘不示人”的民间文献，也把它搜集整理出来，公之于众。该书的出版，极大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史料库，彰显了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是迄今为止搜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最为完备的一部工具书，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二、编排科学，体现文献的整体性

“海上丝绸之路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语言、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艺术等诸多领域，由于各领域的文献极为分散，对其进行系统地搜集整理一直是个学术难题，长期以来都未能形成一部专门的、全面性的文献整理成果。而缺少“整体性”文献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发展的方向性，限制了学术积累和学术增长的研究空间。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者经常是根据所接触到的部分文献，结合自己的学科方向和学术兴趣，进行了一些专题性研究，但尚未能有效开展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综合研究。有鉴于此，将散落于各领域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进行收集、整理、结集出版，以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性”研究，应是近年来学界的努力方向之一。该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工作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一次有益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不足，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该书的编纂以类项为经，以时间为纬，广泛搜集正史、政书、方志、文集、谱牒、碑刻等各类文献，凡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献史料均按类辑录，将史料分为“秦汉至五代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四个分册，每册大致由以下几部分内容组成：政治关系（贡使往来、涉外关系）、商贸往来（市舶朝贡贸易、海禁与民间贸易、贸易商品、关税征收等）、海防体系（海防布局、倭夷海寇）、港口航线、船舶与航海技术、军器与火炮技术、文化交流等。每部分为一章，每章分若干节，节下分目，标题由编者按文献内容拟定，属类比事，以顺排列，使各个主题的文献相对集中，易于读者查看使用。如在第一册第三章的佛教交流部分，该书从《出三藏记》《古今译经图记》《高僧传》《续高僧传》《四分律行事钞批》《搜神记》《释迦方志》《宋书》《梁书》《南齐书》《陈书》等文献中辑出康僧会、维只难、支法防、于法兰、释宣天竭（法勇）、慧果、静音、法显、拘罗那等中外僧尼的100 余条弘法事迹[8]，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史实，节省很多文献查找时间。在该书的精心编排下，从各类文献中辑考出来的知识片段彼此之间建立了内在的逻辑联系，处于分离状态的各知识点也得以整合、重构，形成基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知识体系，从而克服了知识碎片化带来的零散、不系统的弊病，变得易于被研究者系统化地学习与掌握。

毫无疑问，该书的出版为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近年来，随着全球史的兴起，以威廉·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等著名史学家为代表的“全球史学派”，主张应从全球视角考察和分析世界历史的进程，把局部历史现象放在全球视野中考察，专注跨民族、跨国家和跨地区的文化或文明交往和联系，形成一种跨学科的新的学术视角和方法[9]。“海上丝绸之路学”作为研究古代中外文明交往的一门学问，恰恰是全球史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需要有单学科纵向关系的“历时性”研究，更需要有多学科横向关系的“共时性”研究，而一部全面反映各方面史实的整体文献工具书，则是开展上述研究的重要基础。通读该书，读者可以有效打破学科壁垒与地域分隔，从中获得整体性认识，全面梳理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历史发展脉络，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置于“全球史”视野中去观察，放到中外不同文明接触和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中去探索，寻找广东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地方文化创造以及广东融入全球化进程背后的历史推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第一部真正“整体性”反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工具书，对于其后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整理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三、编纂严谨，提高史料的可信度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献史料跨越时空长，范围广，内容多，几乎涵盖所有人文社科门类，极其浩繁零散，汇编整理工作可以想见有多艰难，对编纂者的能力也提出了很高要求，不仅需要其具备扎实的学识素养，还需要有相当的文献检索能力和史料辑纂能力，以及长时间付出耐心和精力。文献汇编并非简单的抄录史料，而是一项文献整理工程，必须经过认真的考辨及繁琐的加工[10]。

该书的编纂，由每个分册负责人组织一批专业人士，夜以继日地搜求辑考、查抄核校，几易寒暑而成。编纂作风严谨、翔实可靠，反映了编者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也反映了编者较高的文献汇编整理水平。一是点校认真、文意通顺。该书征引的文献有上百种，来自《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宋集珍本丛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中国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等丛书的古籍影印本，编者只能根据文意逐一予以断句标点。笔者曾随机选取数条史料与原文核对，结果字句通顺、点校准确，尤其是一些生僻字，也与原文一致，保证了文献史料的可信度。二是考辨史料、治学严谨。该书所辑录的史料吸收了前人标点校勘整理成果，凡可确认原文错讹者，均在原文后加括号，写入正确的文字。为保留史料原貌，该书没有添加评论性按语，但在必要时加简要说明文字，以“编者按”标明，尤其是在域外文献的辑考过程中，多处使用“编者按”对一些烦难史料予以注解说明，便于读者理解掌握。如该书“异域文献中的广府”一节，从14 世纪初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史集》中辑出史料：“第九省（seng）便是奈勒奇（Gnlgi），大食人称cinkelan。这是位于海滨的一座很大的城市，地处刺桐以下，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8]。这条史料从字面上看似乎与广东无关，cinkelan 究竟指的是哪个城市，依据在哪？据法国学者费琅的考证，cinkelan 即相当于梵文中的Mahacina，意为“摩诃支那”，乃大中国、大秦之意，并以1375 年绘制的卡塔卢尼亚文地图集中标注的cinkelan 地名，和同一时期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或译伊本·巴图塔）游记中将波斯文写进阿拉伯文的cinkelan 为证，指出cinkelan 即今之广州，中世纪阿拉伯人用此词来指代广州[11]。我国学者余大钧和周建奇译注的《史集》第二卷，也将cinkelan译为大秦，“广府省，大食人称之为大秦。为滨海的一座很大的城，在刺桐的下方，并是一巨港”[12]。此处的cinkelan 虽译为“大秦”，但明显指代的是广州。在《伊本·白图泰游记》的两种中译文里，张星烺将cinkelan 音译为“兴克兰”[13]，马金鹏则译为“隋尼克兰”[14]，尽管译名不同，但在注释中都明确指出cinkelan 即今之广州。该书编者应是查阅了不少相关文献，才将此条史料辑录进去，并加入“编者按：波斯文中的cinkelan，意为大中国，伊本·巴图塔在其游记中即用此词来指广州”[8]予以说明，以使读者明白史料的来龙去脉，体现了编者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三是标注页码、提供线索。该书在每段辑录史料后都注明出处、卷次、页码，以及征引文献的出版信息，提供线索，方便读者快速查阅原始资料。该书编者在后记中提到，其摘录的文献史料都经过认真通读、定稿，再到图书馆核对纸本文献[15]，以确保史料的原真性，文中注明的出处、卷次、页码、出版项等信息，自然是编校者核查原文留下的线索。读者若有需要，完全可以从该书直接抄录史料，再通过来源线索核查原文，大大提高了这本工具书的使用价值。

最后，在征引文献的版本选择上，该书也尽量做到比较研究，挑选出较优版本。一种古籍如果有几个不同的本子，其中总会有优劣之分。影印固然要用优舍劣，而在校勘、标点、注释、今译、摘录、做索引时也应避免用劣、尽量选优。如明代郑若曾辑纂的《筹海图编》，现存有明嘉靖本、隆庆本、天启本、清康熙本和四库全书本等多个版本，其中以天启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但天启本为胡宗宪后人刊刻，企图掠郑若曾之美，为掩人耳目，文中多有篡改，甚至伪改此书为胡宗宪所撰。《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书，均误记《筹海图编》的作者为胡宗宪[16]。汇编整理史料应首选更接近史实的嘉靖本为底本，而不宜选取天启本及之后诸版本，该书选取的是中华书局据嘉靖四十一年（1562）初刊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点校本，无疑是正确的。此外，李东阳的《怀麓堂集》，选用岳麓书社以嘉庆年间陇下学易堂刻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点校本，而不选编排较为混乱、讹误脱缺较多的康熙二十年廖方达等刻本及以康熙本入收的四库全书本[17]。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选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四部丛刊三编本为底本，以濂溪堂抄本和敷文阁聚珍本为校本整理出版的点校本[18]。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选用中华书局以商丘宋氏纬萧草堂写本为底本，参校敷文阁刻本、邹代过校本、蜀南桐华书屋薛氏家塾修补本、图书集成局刊本，以及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等众多版本而整理出版的点校本等等[19]，均是学界公认的佳本。可见，该书编者在文献版本的选择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从中辑出的史料也更加详实可靠。

当然，海上丝绸之路文献史料包罗万象，尽管该书编者已竭尽所能，“举凡正史、政书、类书、丛书、文集、笔记、方志、谱牒、碑刻等均在该书搜集辑录范围”[8]，但由于史料零散，搜集难度大，仍难免有疏漏之处。如航海文献类的海道针经，该书仅收录向达辑考的《两种海道针经》等少数几种，而据陈佳荣、朱鉴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海路针经》统计，清代民间涌现的各种针路簿（更路簿），如《山海明鉴针路》《石湖郭氏针路簿》《乘舟必览》《东海、北海更流簿》等，至少有十余种涉及广东针路[20]，该书均未收录。概因针路簿乃各博物馆从民间征集所得，多数未经披露。此外，该书篇幅甚巨，若能于书后附上关键词索引，便于研究者翻查，可进一步提高该书的实用性。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和逐步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学术热度持续提升，对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要求日益迫切，成为学术界和国家相关部门持续关注的焦点。《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的出版，当可视为响应这一学术动向的一项重要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有力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发展，并为以后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汇编整理工作提供很好的经验借鉴，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和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