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领会晚年恩格斯的历史观
——“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质疑

一

晚年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为《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对“两种生产”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问题作出了经典论述。恩格斯的叙述虽寥寥数百字，其学术影响却不可低估，对20世纪的世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诠释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具体内容时，20世纪的研究者相互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针对恩格斯的这一著名理论，学界长期以来说法不一，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范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有三种：“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两种生产一体论”“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在这些解读外，还存在一种值得重视、值得回应的流行见解。该见解的支持者们将恩格斯的这一理论明确阐释为“人自身的生产”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依次决定论”。这种流行见解有相当的迷惑性和误导性，表面看似乎完全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几乎“无懈可击”。只有依靠精细入微的文本学辨析及对恩格斯唯物史观深刻的整体性理解，才能勘破其内在的“谬误性”或“破绽”。

二

关于“两种生产”问题，恩格斯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同时受到“两种生产的制约”。通过这第一句话，当然还不能立即得出“两种生产依次决定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结论来。这里说的仅仅是“两种生产”共同制约社会制度，没有谈及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更没有谈到对社会发展本身的所谓“决定”作用。众所周知，“制约”不意味着“决定”。通俗地讲，“制约”有大有小，有“根本性”的制约，也有程度较低的制约（这种制约作用当然就称不上有什么“决定作用”）。所谓的“共同制约”并不意味着“共同决定”。事实上，除了上述“两种生产”外，其他许多因素同样可以制约社会制度。这第一句话，既不能足以证明“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可靠性，亦不能用以支持所谓的“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至多只能验证“两种生产共同制约论”的可靠性。

恩格斯的第二句话说的则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发展越是受到“限制”，越是处于“低水平”，血族关系（即血缘关系）就越是在较大程度上支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制度形态。他刻意使用的“……越不发展，……就越……”的叙述方式，其意图十分鲜明，就是力图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落后”与“血族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社会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么，恩格斯的这句话能否证明晚年恩格斯是所谓的“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者”呢？显然是不能的。恩格斯这里只是表明，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极端落后，血缘关系“在较大程度上”支配社会制度。很明显，他承认了血缘关系对原始社会制度的显著的“制约性”，甚至承认后者较大程度上受前者的“支配”，但是，他不认为“原始社会制度‘完全受’或‘只受’血缘关系的支配”，只是说在“较大程度上”受后者的支配。他在这句话中并未提及其他因素对原始社会制度是否起“支配”作用。那么，除了“血缘关系”外，还有其他因素支配或制约原始社会制度吗？《起源》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第一句话明确告诉我们，“两种生产”共同制约“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制约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那么，“血缘关系”以外的因素是否也在“较大程度”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呢？仅从恩格斯的第二句话中是根本得不出结论来的。如果仅仅根据这么一句话，不作进一步辨析和推敲，不结合恩格斯在别处（比如《起源》其他部分、他之前的相关著作等）所作的说明，便仓促地得出血缘关系或“人自身的生产”支配原始社会制度，而其他因素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本身不起“支配”作用的结论，那么这无疑是颇为主观、颇为武断的。

此外，能否将恩格斯第二句话中的“血族关系”一词替换成“人自身的生产”，进而认定恩格斯的这句话也同时肯定了“人自身的生产”在较大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制度呢？根据对恩格斯相关著作的分析，可以发现，他注意到并承认，原始社会中，“人自身的生产”即原始人生育后代的繁殖活动的状况、形式和特点，对原始的社会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婚姻家庭关系尚未形成前，原始人的生育、繁殖采取的是杂乱的性交形式，后来又依次采用了以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等为家庭形式的相应的人口生产模式，“人自身的生产”依次采用的这些不同的形式及相应的状况、特点，对原始人的社会制度是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后者要与原始人自身生产的阶段和特点相适应。“人自身生产”的具体形式、特点、发展阶段不同，原始社会制度的特点也相应地呈现出“差异”。因此，说“人自身的生产”相当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制度，看来也是可以成立的，这本身也是恩格斯自己的思想。

不过，值得所有研究者包括“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支持者们高度重视的是，恩格斯的第二句话谈及的原始的社会制度“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支配”是有其基本前提的，这个“前提”用他的话说就是：“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这个前提说的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处于低水平，从而社会财富的规模和发展水平受到限制。“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支持者往往从第二句话中解读出“人自身的生产或血族关系支配原始社会制度”的结论来，似乎这就是“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的决定性证据。但是，这些论者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是处于低水平，而是处于更高的发展水平，那么，血族关系绝不可能“支配”社会制度。原始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即较大程度上被“血族关系”所支配，正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实际状况、实际发展水平决定的，恩格斯完全清楚这一点。在这句话中，他正是在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落后导致和决定了社会制度较大程度上被血族关系支配”这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应该说，在恩格斯那里，原始社会制度的状况与特点不仅不是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无关，而且恰恰是由后者的状况和水平决定的。由此看来，所谓“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不起‘决定’作用或只起‘次要’作用”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恩格斯本人绝不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原始社会的制度中不起“决定”作用。须知，强调经济因素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他写作《起源》前一贯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起源》中绝没有消失或改变。“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论观点，在恩格斯晚年的这部名著中仍然有着鲜明的体现。这一事实对于“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是一个有力的“否定”或“证伪”。

在笔者看来，从《起源》关于该问题的上述第二句话中，至多可得出“人自身的生产在相当程度上支配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这样的简单结论。众所周知，恩格斯的第二句话谈的是原始的“社会制度”问题，而不是原始社会的发展，这是两个不同的话题。实际上，根据对《起源》一书思想倾向的整体性判断可知，在恩格斯的理解中，决定原始社会的发展的绝不是“人自身的生产”“血族关系”这样的因素，而正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状况和水平。严格来说，“‘人自身的生产’决定原始社会的发展”这样的结论不仅违背晚年恩格斯的原意，其本身也是一种违反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观点。

三

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写的与“两种生产”理论有关的其他语句，谈的其实是：在原始社会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日益发展起来。他的原话“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其实说的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本身的发展；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日益发展，其后果是“私有制”“交换”“财产差别”“奴隶制形成的可能性”“阶级对立的基础”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在恩格斯看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与原始社会制度是“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了原始社会制度乃至整个原始社会的灭亡；取代原始社会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也就是确立了国家这一新型社会管理机构的文明社会，而国家不再像以往的原始氏族社会那样以血缘关系来组织社会成员，而是按照地域关系来组织人民，与原始管理机构不同，国家以“地区团体”为“基层单位”；在文明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所有历史时期的内容。那么，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是否表明其坚持或赞成“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这些思想是否蕴含着“‘人自身的生产’决定原始社会的社会制度及原始社会的发展”以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的制度、原始社会的发展不起主要决定作用，只起‘次要’作用”的意思？耐人寻味的是，《起源》中的上述文字及相关思想要点，不仅难以证实上述流行说法，反而是对上述系列说法的某种“证伪”。为什么这么说呢？

恩格斯在此明确提示读者：决定原始社会制度的历史命运和未来趋势的，并不是什么“人自身的生产”或血族关系、血缘关系，而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状况和发展水平；原始社会制度走向“终结”与灭亡，正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所具有的那种终极的“决定”作用。

在恩格斯的历史视野中，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在原始社会中能够长期存在，这是由当时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实际状况和水平决定的，确切地说，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落后状况决定的；原始社会后期，这种原始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终结和灭亡，也是由当时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实际状况和水平决定的，确切地说，是由原始社会后期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和进步导致的。这两种情况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形，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都扮演了“主导者”“决定者”的历史角色。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说“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的社会制度乃至整个原始社会不起“决定”作用呢？应当说，这种“决定”作用不但存在，而且是“根本性”的、“终极性”的、“第一位”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否则《起源》的第一版“序言”绝不会在描述原始社会制度的特征即“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和未来趋势时，首先提到并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一“前提性因素”了。在恩格斯看来，不论是原始社会制度的上述特征，还是原始社会制度的灭亡，归根到底都要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那里寻找最后的根源。不难看出，所谓“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对原始社会制度不起决定作用”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与恩格斯思想的本意明显背道而驰。

不仅如此，恩格斯高度肯定与上述事实紧密关联的另一个事实：血族关系在人类社会制度中的地位及其变迁，归根到底也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状况和水平决定的。事实上，正是由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发展和进步，导致了血族关系、血缘关系对原始社会制度的“支配地位”的丧失。在他看来，原始社会制度虽然以血族关系为基础，但是，一方面，它“以血族关系为基础”是由当时人类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状况和水平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原始社会生产力的状况与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血族关系不再构成社会制度的基础，不再支配社会制度”，“血族关系在社会制度中退居次要地位”，也是由“物质社会资料的生产”的状况与水平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必然导致的结果。在恩格斯的理解中，决定原始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因素，不是“人自身的生产”或其他的什么因素（比如血族因素），恰恰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不妨根据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试想一下：如果不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原始社会的发展进程，那又是什么因素在主导这一进程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这种生育、繁殖活动吗？这种生育、繁殖活动又怎能支配和决定人类原始社会的发展进程？！它如何能扮演或胜任这一角色（指充当原始社会历史进程的“主导者”“支配者”）呢？

事实上，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形式之间的关系而言，是前者支配和决定后者，而不是相反。在笔者看来，恩格斯认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人自身的生产，这是有着确凿的文本学证据的。

在《起源》第一部分，在概述了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理论、描述人类原始时代的历史进程时，恩格斯意识到，正是由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极端落后以及由此直接导致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严重匮乏，这才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水平极度低下的情形下，是绝不容许人口生产的任意扩张的；事实上，正是由于物质生产的落后，原始人的人口生产被严格限定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一旦人口生产超出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水平、物质生活资料的规模所规定的限度，那么，原始社会中“过剩”的人口就会无情地被自然规律所“消灭”。在《起源》的同一部分，恩格斯在借摩尔根的科学材料描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时又提到一个重要的史实，即由于野蛮时代后期物质生产技术的飞跃，特别是田野农业的出现，导致原始社会人口生产的迅速发展。在恩格斯那里，不论是原始社会的早期还是后期，“人自身的生产”（人口生产）的规模都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发展程度、发展水平决定的。

客观地说，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在人类原始社会，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不是“人自身的生产”或别的其他因素主导和决定了历史的进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原始社会史中真正的“决定因素”或惟一的“主导者”——当然，恩格斯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这样认为的。诚然，制约原始社会及其发展的因素众多，但就其对原始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而言，称得上“决定性因素”“主导性因素”的只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一因素。在他的理解中，其他因素或许对原始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的某一方面有支配或决定作用，但它们归根到底受到“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制约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