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双重误读的“诗学论争”
——袁枚、沈德潜诗学之争新探

陈圣争

(楚雄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乾嘉时期是清代诗歌和诗学的一大繁盛期，其时诗家辈出而流派纷纭、诗说诗论叠兴，其中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说”、袁枚“性灵说”、翁方纲“肌理说”三大诗学理论相继兴起而蔚然成风，应者云集，几乎笼罩了整个乾嘉诗坛。三大诗说的理论基础本有互相兼容之处，但更多的却是各家间的互相批评和责难，甚至是攻讦。尤其是“格调说”与“性灵说”之间，袁枚曾公开致书二通问难沈德潜，并在多处表达对沈德潜诗论的批评意见；而沈德潜的弟子王昶亦对袁枚的诗学有过批评(1)可参看武云清《论王昶与袁枚之争》(《文艺评论》2014年第4期)、龙野《论王昶对袁枚诗学的批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等文。，两派诗学之间俨如对立之势。关于两派之异与对当时诗坛的影响，袁枚弟子孙原湘在《籁鸣诗草序》中曾指出“吴中诗教五十年来凡三变：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宗伯主盟文坛，其诗专尚格律，取清丽温雅，近大历十子者为多。小仓山房出而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为胜，而风格一变矣”，而王昶踵绪“格调说”，“至兰泉司寇以冠冕堂皇之作倡率后进，而风格又一变矣”[1](P446)，以致当时吴中诗坛“或宗袁，或宗王”(2)语出孙原湘《籁鸣诗草序》一文。有人甚至认为是“自文悫后，以大臣在籍持海内文章之柄、为群伦表率者，司寇一人而已”。(王豫《群雅集》卷6“王昶小传”)。不过，孙原湘乃是从诗风演变的角度而言，此后钱泳则专门拈出沈德潜、袁枚二家诗论之异而大谈对立之势：“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自宗伯三种《别裁集》出，诗人日渐日少；自太史《随园诗话》出，诗人日渐日多。”[2](P204)

进入现代研究视野后，钱泳的这一观点亦广为学界征引、接受和吸收，在不少文学史和文批史著作或论文中皆有类似或相关的表述，甚至将“格调”与“性灵”两派之异见表述为沈德潜与袁枚的诗学之争。如有学者说“从本质说，格调和性灵两种诗论势如水火”[3](P281)，并历数沈德潜与袁枚二人诗学观念相反之处，“沈氏贵古”“袁枚贵今”“沈氏主摹仿”“袁枚主创新”[3](P312)等等；又在文学批评史中亦明确标举“格调、性灵两诗说的对立”[4](P102)者，且言袁枚论诗“与沈德潜恰好相反”[4](P119)，“主张格调者忽略性灵，主张性灵者轻视格调，于是两说分立，形成水火”[4](P123)，并根据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7所收《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和《再与沈大宗伯书》二信而认为袁枚与沈德潜二人“尝书信往还，探讨诗论”[4](P119)。此后有学者又进一步将二人所谓的书信交流诗学的细节刻画为：

时间大约在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年之间，起因是沈德潜写信与袁枚论诗，沈氏不满袁枚一些反传统的观点，而予以规劝，未料袁枚在原则问题上并不让步，竟然针锋相对地加以反驳……从袁枚的回信《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亦可间接了解一二……沈德潜对于袁枚的论诗书持何态度，不得而知，因为并未见他反驳，倒是袁枚贾其余勇，又写下《再与沈大宗伯书》，向沈德潜发难。(3)此文内容又见于其著作《袁枚评传》一书第四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201页)。[5]

由是，沈德潜与袁枚二人曾发生过一场诗学论争“被坐实”。其后，学界对于袁、沈二人的诗学之争进一步深入和细化，或从袁枚的书信内容以探讨沈袁诗学争论的焦点(4)按：如王英志《袁枚评传》第十一章、王炜《〈清诗别裁集〉研究》第五章(武汉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王宏林《〈清诗别裁集〉选诗宗旨与格调性灵之争》(《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相关所述。，有的则专就袁枚信中的某一个问题以探讨(5)按：如耿传友《王次回：一个被文学史遗忘的重要诗人》(《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3期)、《艳诗该如何对待——由袁枚、沈德潜之争谈中国艳诗的历史命运》(《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等文。，有的则探论沈袁之争的缘由及时间问题(6)按：如郑幸《袁枚、沈德潜诗学论争缘由新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范建明《清代诗人施兰垞及其文学活动考论——兼谈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写作时间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等文。等等。由此可见，关于格调、性灵二说之异，由最初的诗坛风会之变而变为两派之争，又变为沈德潜与袁枚诗论之对立，进而成为二人书信往还的诗学之争。

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呢？在所有论者谈及袁枚二信时，都说未见到沈德潜的回信(更少有言及是沈德潜先写信奉劝袁枚)，到底是沈德潜未将相关书信收入其文集中还是沈德潜并未回信呢？若沈德潜并未回信，仅袁枚一人在自唱自说，是否可称之为二人的诗学论争？那么袁枚又为何突然写信二通向沈德潜谈论其个人诗学主张呢？且袁枚在信中所述，其所指是什么，又是否属实？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存在不少疑问之处，值得继续探讨。是以笔者不揣谫陋，在前辈时贤的基础上，略陈一些思考和浅见。

一 袁、沈诗学之争献疑

从相关文献和今人研究来看(7)按：可参看王英志《袁枚与沈德潜交游考述》(《古籍研究》2001年第2期)、王炜《沈德潜、袁枚的交往及诗学观略论》(《长江学术》2011年第3期)等文及相关著述。，袁枚、沈德潜之间，虽并非一如袁枚本人所言他与“乡会同年，鸿博同年，最为交好”(《再答李少鹤》)[6](P207)，但总体上关系还行，除了袁枚所写二信论难外，并无其他龃龉或不快之处，况且这二信似乎也并未影响到二人的交情。是以清人钱泳所言二人论诗“判若水火”的大判断，今人在接盘这一论调而认为袁枚与沈德潜曾有诗学之争时，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袁枚文集所收录的写给沈德潜的这两封信，即《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宗伯书》。然而，此二信是值得推敲的。

首先，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一信的开端，袁枚即说：

先生诮浙诗，谓沿宋习、败唐风者，自樊榭为厉阶。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诗。樊榭短于七古，凡集中此体，数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气。先生非之甚当。然其近体清妙，于近今少偶。先生论诗粹然，尚复何说？[7](P283)

此数语针对厉鹗而发，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批评厉鹗为败唐风之祸端，二是认为厉鹗七古(或古体诗)水平不行，三是推扬厉鹗近体诗造诣甚高。然而袁枚在“转述”沈德潜的看法时又杂糅了他本人的意见，有疑问的是，到底是沈德潜还是他本人在批评厉鹗及浙派？袁枚以“先生非之甚当”一语将此前的批评作结，似乎批评意见都是沈德潜的，而其后对厉鹗近体诗的褒扬似乎又是袁枚本人的发掘。从二人平生对厉鹗及浙派的言论来看，实情并非如此。

宋诗之弊，子亦知之乎？不依永，故律亡；不润色，故采晦。又往往叠韵如虾蟆繁声，无理取闹。或使事太僻，如生客阑入，举座寡欢。其他禅障理障，庾词替语，皆日远夫性情。病此者，近今吾浙为尤。[7](P288)

(《答兰垞第二书》)

考厥滥觞，始于吾乡辁材讽说之徒，专屏采色，钩考隐辟，以震耀流俗，号为“浙派”。一时贤者，亦附下风。不知明七子貌袭盛唐，而若辈乃皮傅残宋，弃鱼菽而啖豨苓，尤无谓也。[7](P201)

(《万柘坡诗集跋》)

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廋词谜语，了无余味。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有类《庶物异名疏》《清异录》二种。……嗣后学者，遂以“瓶”为“军持”……数之可尽，味同嚼蜡。[8](P320-321)

(袁枚《随园诗话》)

可见对宋诗、学宋诗之厉鹗与浙派有很大成见的是袁枚，是以他一再对宋诗及浙派的“廋词替语”、使用僻典等弊端反感不已，甚至认为“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8](P148)，这些论调当是袁枚对浙派的一贯看法，恰可作“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诗”一语的诠释注解。

相对而言，据现有材料来看，沈德潜对于厉鹗不仅并无不满之语，反而对厉鹗的学问、诗品颇有赞赏之意，“樊榭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而诗品清高，五言在刘昚虚、常建之间”[9](P969)；而且对于宋诗，他曾在《清诗别裁集》的《凡例》和《序言》中，在罗列唐、宋诗风格之异后，却明确表态说“愚未尝贬斥宋诗”[9](凡例，P2)，此外，在《清诗别裁集》中亦选录了不少学宋者诗作(8)可参看王炜《〈清诗别裁集〉研究》第四章第三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第137～142页。；只是对于效法厉鹗、学宋诗的浙派末流有所微词：“今浙西谈艺家，专以饤饾挦扯为樊榭流派，失樊榭之真矣。”[9](P969)且在《清诗别裁集》中，选厉鹗诗八首，诗含五古、五律、七古、七律诸体，其中对厉鹗七古《二月十七日重游洞霄宫探大涤洞天》一诗的评语曰“通体疑有仙气”[9](P972)，且对其他诗的评价亦甚高，如“写得字字入神”、“笔有化机，无施不可”[9](P970)、“非神来之笔，不能传写”[9](P971)、“诗句句稳贴，无一剩语闲字”[9](P972)等，亦大致与沈德潜在小传中所言相符。然则在袁枚信中却说凡是厉鹗的七古皆“索索寡真气”，若此语为沈德潜所言，岂非自相矛盾？

又袁枚曾为友人万光泰(浙派诗人)的遗集所作跋语中曰：“近体索索，殊少真气；说者谓为宋人所累。”[7](P201)“索索”“真气”二词与袁枚信中所言厉鹗七古语极为神似。而袁枚最终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10](P4)地自曝说：“吾乡厉太鸿与沈归愚，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余道：厉公七古气弱，非其所长；而近体清妙，至今为浙派者，谁能及之？”[8](P823)此语不仅暴露了批评厉鹗七古索然无味者乃是袁枚本人，而非沈德潜；还透露出对于厉鹗近体诗的推扬实是沈、袁二人共识，且评价都甚高，沈曰“诗品清高”，袁曰“近体清妙”；只不过沈虽专拈五律，但在《别裁集》选诗时亦兼顾七律，而袁枚则倾向于赏其七律。(9)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10中摘其数句：“身披絮帽寒犹薄，才上篮兴趣便生”，“压枝梅子多难数，过雨杨花贴地飞”，“白日如年娱我老，绿阴似水送春归”，“荒村已是裁春帖，茅店还闻索酒钱”“烛为留人迟见跋，鸡防失旦故争先”等，并言“皆绝调也”。

此外，还应揭露一个问题，即袁枚或“构陷”厉鹗与沈德潜有诗派之争。厉鹗与沈德潜同馆修志一事，乃在雍正九年，他们应浙江总督李卫之聘，预修《浙江通志》《西湖志》。据沈德潜年谱记载：“同人会合，时相酬唱。尤契合者，方文辀(方楘如)、张存中、陈葆林(陈璟)、诸襄七(诸锦)、厉太鸿(厉鹗)、周兰坡(周长发)、王介眉(王延年)诸公，不必出门求友矣。”[11](P2111)又沈德潜在张云锦诗集序中亦云：“雍正辛亥岁，予留浙江志书馆修《省志》及《西湖志》……时浙中名流咸集，纂辑暇，常跋烛联吟，搜奇斗险。”(《兰玉堂诗集序》)[12](卷14，P1356)而在厉鹗的诗集中亦存有是年与沈德潜同游之作，如《雨中泛舟三潭同沈确士作》(附沈德潜同作)、《意林所藏宋徽宗瞿鸟鹆图同确士作》、《送沈确士归苏州》，并曰：“白发定能争席否，朱弦曾遇赏音无。”[13](卷6，P497)可见沈德潜、厉鹗二人在修志时互有惺惺相惜之情，都视对方为知音、契友。然则，此时的袁枚不过是年仅十六岁的县学生，根本无缘于志局，而所谓厉鹗与沈德潜在志局不合之事或出于耳闻，更无从置喙厉鹗之诗。而且此传闻与实情相去甚远，或许是袁枚在晚年回忆时为了凸显他的地位和识断，“构造”此传闻以便于他的议论。由此可见，袁枚的信从一开始就裹挟了不少私货在其中，将个人对厉鹗和浙派的一些意见的脏水一股脑地全泼给沈德潜，甚至难免有搬弄是非之嫌，“挑拨”两派之争，以混淆当时士林的视听。

其次，再来看袁枚这两封信中对沈德潜诗学主张批评的具体内容。袁枚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一信的开端夹棒地说了一通厉鹗和浙派之后，就开始对沈德潜的诗学主张进行批评，不少学者已做了一定的归纳(10)如王英志在《袁枚评传》中说：“袁枚直接批评沈德潜诗学观，集中于其主复古、倡‘诗教’与反对‘艳诗’三个方面，主要反映在与沈德潜论辩的两封论诗书中。”(第444～453页)王炜《〈清诗别裁集〉研究》一书则将之归纳为三点：一、“反对沈氏贵古贱今”；二、“反对沈德潜界分唐宋”等；三、“批驳沈德潜‘诗贵温柔敦厚’之说”(第167～169页)。另王宏林在《〈清诗别裁集〉选诗宗旨与格调性灵之争》一文中主要概括两点：一、“尊诗教”与“褒衣大袑气象”；二、“尊唐黜宋”与“诗无古今”等(《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总体上在于批驳沈德潜的诗分古今、唐宋分界、倡导诗教的诗学观念及行为，在袁枚的这些批评中，有的是沈德潜的一贯主张，如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早在《唐诗别裁集》《说诗晬语》中就如是主张，至《清诗别裁集》亦在序言和凡例中一再言及，“唯祈合乎温柔敦厚之旨”[9](原序，P1)，“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9](凡例，P2)。有的是他有意识地倡导和个人的趣尚所在，在唐宋分界的问题上他主张“尊唐”，沈德潜曾在《清诗别裁集·凡例》中明言：“愚未尝贬斥宋诗，而趣向旧在唐诗。古所选风调音节，俱近唐贤，从所尚也。”[9](凡例，P2)是以他对“界分唐宋”颇为在意，在作家小传中常言某家有唐宋之分、某家兼唐宋等等，如“诗学龂龂唐宋之分”[9](P635)、“唐宋之分，龂龂如也”[9](P995)、“廷望论诗，龂龂唐宋之分”[9](P1238)、“辨唐宋之分，如渑淄然”[9](P1255)等。袁枚固然指出了沈德潜诗选中的一些问题，但沈德潜在《别裁集》中亦未完全抹杀学宋诗者，在书中他从选家的角度还是适当兼顾地选入了不少宗宋者之诗。

从袁枚信中的批评意见来看，基本上都是针对《清诗别裁集》一书的选诗宗旨和内容而言。袁枚信中并未只字提及沈德潜曾写信来规劝他或向他商讨诗学的痕迹；相反，在信中不少地方暴露出他可能就是在看了沈德潜最新刊刻的《别裁集》一书而发表个人意见，如“先生不喜樊榭诗而选则存之”[7](P284)，这就是明确指《别裁集》中选有厉鹗之诗。又信中转述沈德潜语时说“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7](P284)，这句话是撮合《别裁集·凡例》数语而成，“诗贵温柔”语出《凡例》之首，“诗之为道……一归于温柔敦厚……选中体制各殊，要唯恐失温柔敦厚之旨”[9](凡例，P1)；“不可说尽”一语当是指《凡例》中“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9](凡例，P2)一条；而“又必关系人伦日用”，则是出自《凡例》“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9](凡例，P2)数语。

至于袁枚的第二封信《再与沈大宗伯书》，信首即语“闻《别裁》中独不选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7](卷17，P285)，这更是明确点明是针对《别裁集》而发，因沈德潜在《凡例》中曾曰“尤有甚者，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9](凡例，P2)数语。其后的信中语几乎全是引经据典地围绕这一条而批评沈德潜为何不选艳体诗，而应该要“一集中不特艳体宜收，即险体亦宜收”[7](P286)。是以可见袁枚的这两封信都是针对《别裁集》一书而写，并非是沈德潜先写信给袁枚以探讨诗学。

再则，在袁枚文集中，凡书信和尺牍用“答”或“再答”为题者，多半有来信或寄语而回复的相关字眼，如“接公手书”(《答和观察书》)、“接手书”(《答任生书》《答友人论文第三书》《答某生书》《答洪华峰书》《答洪稚存书》《答补山中丞》《答云坡大司寇》《答姚小坡尚书》《答钱东麓少司寇》)、“接到手书”(《答孙补之》《答法时帆学士》)、“递到手书”(《答惠瑶圃中丞》)、“递到尊札”(《答临洮吴信辰先生》)、“递到手札”(《答李香林尚书》)、“来札”(《答蒋信附论丧娶书》《答李少鹤书》《再答李少鹤》)、“来书”(《答兰垞第二书》《再答某山人书》《答惠定宇书》《答戴敬咸孝廉书》《答彭尺木进士书》)、“来教”(《答友人某论文书》)、“书来”(《答某山人书》《答程鱼门书》《答门生王礼圻问作令书》《答某明府书》《答戴敬咸孝廉书》《答尹似村书》)、“覆书”(《答定宇第二书》《再答似村书》《再答彭尺木进士书》)、“前书”(《答朱心池明府》)、“屡寄”(《答尹相国书》)、“蒙寄”(《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奉到”(《答周漪香夫人》)、“见覆”(《答家惠攘孝廉》)、“手谕”(《答相国》)、“读执事书”(《答朱竹君学士书》)等等。

然而，在袁枚写给沈德潜的两封信中，都未见任何字眼或说辞提及沈德潜先有来信。既然并非是沈德潜先行写信给袁枚探讨诗学，那么袁枚为何用“答”书作信题？有三种可能性：一是“答”有多义，通常自然是指“应答”之义，即有往来的回答，在书信中理解为回信；然而，在古人诗文中，还有一种幻设主客之问答，如《答客难》之类，即针对某一事物而发表个人的见解和看法。二是在书信中，“答”“与”“寄”“覆”等用词并无明确界定用法，“答”和“与”的意思相通、用法相混。如袁枚集中有《与程蕺园书》(内有“札来”)、《再与蕺园书》(内有“前札”“第二书”)，《小山仓房尺牍》中亦有《与洪洞令陶西圃》、《再与西圃》(内有接手书)等等，亦有不少“与某某书”的信中并无“来札”“手书”等字眼，也就意味着“答”字可解释为“与”字之意，即“答某某书”“与某某书”有时并非是给某人回信，而是直接给某人写信。三则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沈德潜或许在《别裁集》初刻本刊刻后，赠送袁枚一套，并顺便说过一两句请求批评指正的客套语之类，事实上在《凡例》的结尾沈德潜就如此说：“四方学者，有谅予之愚，窾启未逮，所望深焉。”[9](凡例，P5)而袁枚看后，恰好有话要说，便借此机会毫不客气地大发宏论，在批评《别裁集》的同时也正式抛出他的诗学见解。

是以若将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再与沈大宗伯书》二信拘泥于是“答”复沈德潜的回信，而认为是沈德潜先写信给袁枚，故袁枚再行反驳，则显得有些胶柱鼓瑟。综上所述，可见袁枚的二信实际上是针对沈德潜所编《别裁集》一书而发，袁枚借批评沈德潜诗学观念的机会而宣扬他的诗学观念。

二 沈德潜的“不回应”探论

面对着袁枚这突如其来而又夹枪带棍的批评，沈德潜到底是怎样的心态，我们无法悉知。对于沈德潜在看了这两封信后又有何反应或动作，学者们各有看法，有的说“不得而知，因为并未见他反驳”，并曰“若当面论争，沈氏必无言以对”[5]；有人则曰“面对袁枚的质疑，沈德潜并没有回应，或许他根本不屑回应”[14]，或有较为谨慎者则说“由于材料的缺乏，我们暂时无从得知沈德潜看到这两通书信之后的反应”[15]。然则，沈德潜到底是否反驳或回信了呢？事实上，沈德潜选择了沉默，未予回信，并非是沈德潜的文集中没有收录相关信件以致材料缺失，真相也是由袁枚自己揭露的。这件事可能对袁枚的意义更重大，是以很多年后他都记忆深刻，在撰写《随园诗话》时，他再次回味说：

本朝王次回《疑雨集》，香奁绝调，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所见之狭也！尝作书难之云：“《关雎》为《国风》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删诗，亦存《郑》《卫》，公何独不选次回诗？”沈亦无以答也。[8](P15)

这则诗话，再次点明袁枚的二信是针对沈德潜编选的《清诗别裁集》而发，且“作书难之”一语，也揭明他是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发难”，袁枚“沈亦无以答也”一语在透露出他胜利者姿态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个事实，即沈德潜对于他的“发难”，没有直接地回信予以辩驳。

难道真的是袁枚的“诘难”在观点上太过犀利而无懈可击，以致沈德潜难以反驳？甚至是袁枚在厉鹗和浙派问题上所言并非是抹黑而是实情，是以无论袁枚说什么他都全盘照单接受？还是如研究者所言，袁枚信中很多的批评意见是“他一贯选诗的主张”，所以沈德潜“根本不屑于回应”？[14]又或者如一些学者所揣测的，从沈、袁二人的年龄差距、身份地位来看(11)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认为“从年龄来说，沈德潜是七十余岁的老翁，而袁枚是三十刚出头的壮年，两人谈不到一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清代文学评论史》第六章，第121页)，王炜则曰：“考虑到他的地位，跟袁枚这样一个年轻的、还没有在诗坛完全立定脚跟的同年辩驳，也是有失身份的。”(《〈清诗别裁集〉研究》第五章，第180页)，沈德潜无意对袁枚的“发难”予以还击或驳斥？在面对沈德潜的沉默、不予回应的这个事实，他人、后人做出什么揣测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则，在揣测中，我们的注意力通常都被袁枚代入他在信中所谈的诗学观点，而容易忽略一些背景和事实，一是信中除诗学批评之外的潜台词，二是袁枚的批评最直接的对象是《清诗别裁集》。

袁枚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有“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襃衣大袑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7](P284)数语，其中“襃衣大袑气象”一词通常被解释为道学先生的道学气或腐儒的迂腐气，如果仅是道学先生或一般的儒者，又有什么“口不敢非”的呢？关键还是这“襃衣大袑”的确切所指和潜台词。“襃衣”，语出《礼记·杂礼上》：“内子以鞠衣、襃衣、素沙”，“复，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而据郑玄注曰：“襃衣者，始为命妇见加赐之衣也”，“亦始命为诸侯及朝觐见加赐之衣也”。[16](P1551)也就是说襃衣最初是指赏赐命妇的礼服，亦指凡赏赐诸侯及大臣朝觐之礼服；后用“襃衣大袑”泛指官员的着装。袁枚“襃衣大袑”一语的潜台词是指沈德潜的官方身份及背后的撑腰之人；而为沈德潜撑腰者乃是乾隆帝，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袁枚更是心知肚明(12)袁枚为沈德潜所撰的《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悫公神道碑》一文中颇为详细地描述了沈德潜受知于乾隆帝的情形，其中不乏艳羡之情，在《随园诗话》卷5甚至还将沈德潜的受知追溯至雍正年间。，沈德潜的身份，在当时不仅仅是官场上的“大宗伯”(致仕后，乾隆二十二年加礼部尚书衔)，更是士林、诗坛的皇家代言人(13)严迪昌《清诗史》说：“皇帝不会去做诗坛宗师的，他需要有一个代理人，在诗的领域里能顺应‘朕意’而又有权威性的总管。”沈德潜就是这样被超擢为“总理诗务大臣”。(《清诗史》，第614页)。是以袁枚才说“口不敢非”，不敢明目张胆地跳出来唱反调，只能私下里以书信反驳沈德潜的做法。这一句话，实际上是拿捏住了沈德潜的命门，有点在“将军”沈德潜的意味：沈德潜若回信说是在秉承皇家旨意而选诗，必得罪皇家而贻笑士林，且乾隆帝并未明确授以机宜；若回复反驳，则势必更让人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陷入两难之境的沈德潜只能选择置之不理，因为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诗学讨论。

又据袁枚记载，早在雍正年间，时仍为秀才的沈德潜因其诗入选《南邦黎献集》，而早就受知于尚在潜邸的乾隆帝[8](P134)。乾隆四年，沈德潜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乾隆七年步入仕途，不数年间位至卿贰，令时人和后世人一再感慨际遇之隆(14)袁枚《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悫公神道碑》中曰：“诗人造际，至于如此，盛矣哉，古未尝有也。”又在《随园诗话》卷九曰：“沈归愚尚书，晚年受上知遇之隆，从古诗人所未有。”其后如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沈归愚德潜以暮齿入翰林，高宗悯其晚成，不数年擢任卿贰，……诗人遭际之隆，古无伦比。”潘瑛、高岑《国朝诗萃初集》卷一：“先生鸿才晚达，主眷特隆，近代文人之遇无有过之者。”等等。。维系沈德潜与乾隆帝之间亦师亦友的特殊君臣关系的纽带就是诗和诗学观念。乾隆帝的“天恩优渥”，让沈德潜一再感慨无以为报，而他能报答的就是在做好文学侍臣的同时，更加要履行诗坛总管的职责，大力宣扬乾隆帝的诗学观念和文学政策。而乾隆帝的诗学观念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传统的诗教“温柔敦厚”世俗化为“以忠孝论诗”(15)乾隆帝在《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中明确地说：“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虽然这是在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之后才明确提炼出这一观念，但在此前很多场合都如是说，如曾一再评价杜甫及杜诗说“杜甫诗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杜陵忠厚人”“品高万古孰同其，一生惟是忠孝耳”“予曩在书窗，尝序其集，以为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等等。且早在乾隆十六年左右，乾隆帝授意梁诗正等人编选的《御选唐宋诗醇》中已大量的用“忠孝”等标准评论唐宋六家诗，而翁方纲约在乾隆二十年后亦在积极地响应以“忠孝”论诗、论学之类(拙文《翁方纲“忠孝观”诗学思想探论》，《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

因此，沈德潜在这方面的表现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将自己的书斋取名“教忠堂”，其义不言而喻，乾隆帝曾赐诗曰“斧邱陈奠处，不愧教忠堂”[17](P530)，将“教忠堂”拈出就是暗示沈德潜要铭记“教忠”的深意。当沈氏致仕离京时，乾隆帝更明言“汝回去，与乡邻讲说孝弟忠信，便是汝之报国”[11](P2124)。这“忠孝”不仅是对沈德潜行为处事、品格德行的要求，亦是对写诗作赋的要求。其次，改变个人诗风以附和乾隆帝的要求。沈德潜与乾隆帝二人在探讨诗学之后，他便开始日渐趋同于乾隆帝的观念，其诗一改昔日诗风，“于向日所为壮浪浑涵、崚嶒矫变、人惊以为莫及者，自视若不足，且有悔心焉”[18](P110)。是以其后不仅经进诸作，“原本忠孝，而于求瘼达情三致意焉”[19](P368)(《赠太子太师大宗伯沈文悫公神道碑》)，甚至但凡作诗，基本上都是“以忠孝为本，以温柔敦厚为教”[20](P576)(《光禄大夫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悫公墓志铭》)，故乾隆帝对之评价甚高，说“李、杜、高、王所未到，而有合于夫子教人学诗之义也”[18](P110)。第三，继续通过选诗以引导士林所向，以贯彻乾隆帝的诗学观念，恰如鲁迅先生曾颇为犀利地指出“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21](P138)，沈德潜的很多诗学观念就反映在他的各类诗选中。早在乾隆十二年他选评《杜诗偶评》一书时，就用“温柔敦厚”“事父事君”的一套来诠释杜诗，充分发掘杜甫“一饭不忘君”的忠悃之心，并认为杜诗之旨应于“一切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处求之”[22](第1b叶)。

《清诗别裁集》一书，更是在他一如既往地倡诗教、尊唐复古等诗学观念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乾隆帝的诗学观念。如乾隆帝反对绮靡浮华之文辞，《凡例》说：“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若一无关系，徒办浮华……尤有甚者，动作温柔乡语，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乾隆帝坚决不为“风云月露之辞”，《凡例》亦曰：“闺阁诗，前人诸选中，多取风云月露之词，……非所以垂教也。选本所录……均可维名教伦常之大。”[9](凡例，P1-3)更重要的是，在《清诗别裁集》中亦充斥着大量的与“忠孝”相关的评语，如“王裒，无不许其忠孝者，此又翻进一层，倍觉新警”[9](P8)；“忠孝之人，其言蔼如”[9](P94)；“结意传出忠爱，合温柔敦厚之旨”[9](P146)；“一门忠孝，于赠答中，传写尽之，得立言之体”[9](P290)；“上章教孝，此章劝忠，立言自应尔尔”[9](P514)；“可参《我徂东山》第三章、老杜《羌村》第一章，而情事各别，读者忠孝之心，油然兴起”[9](P528)；“可以教孝”[9](P1005)，“‘读书不识忠孝字’，令阅者悚然”[9](P1096)；“可以教忠”[9](P1259)；“即于草堂上表其忠爱，何等自然”[9](P1276)；“瞻、尚死忠，愧死谯周；谌死孝，愧死后主。此种诗那得不传”[9](P1291)；“机智义勇忠孝，于一诗中见之”[9](P1303)。诸如此类，尚是明确标举“忠孝”者，若与忠、孝相关者，或如温柔敦厚、风人之旨、性情之正等类似的评语，《别裁集》中则更是不胜尔见缕。

再者，《别裁集》一书，“创始于乾隆乙丑，至戊寅岁告成镌刻”[9](凡例，P5)，也就是说沈德潜费时十四年殚精竭虑才得以在友朋门生的协助下选评好，至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最终由其门生蒋重光(字子宣)“刻《国朝诗》告成”[11](P2135)。但是蒋重光初刻本不仅“讹字太多”[11](P2136)，而且还有“评语移入他篇者”“当代名流搜罗未广”[9](原序，P2)等多种原因，是以他在翌年三月，又命其子沈钟松“重刻《国朝诗别裁集》”[11](P2136)，至乾隆二十六年二月，重定本《增订国朝诗》才得以重新刻成[11](P2137)。他如此抓紧时间地增订删改，除他本人明言的原因之外(16)可参看邬国平《〈国朝诗别裁集〉修订与沈德潜诗学意识调整》一文，其将之归纳为四点比较直接的原因：“一是他发现了初刻本一些硬伤需要改正，二是需要增补诗人，三是想删去一些诗人和作品，四是要把初刊本正集和补辑合而为一。”(《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赶在乾隆二十六年祝皇太后七十大寿时趁机进献乾隆帝，希望能像十年前乾隆帝为其诗集题序一样，再获乾隆帝的御笔赐序(17)据《沈归愚自订年谱》记载，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到京，十一月即进呈《国朝诗选》，十二月，乾隆帝谕《国朝诗选》不应以钱谦益冠籍等，又据乾隆帝御制《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言“沈德潜选国朝诗人诗，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潜老矣，且以诗文受特达之知，所请宜无不允，因进其书。”可见沈德潜在十一月进呈《别裁集》之前就已叩请乾隆帝赐序。。是以大致从初刻本刊刻后至乾隆二十六年二月间这段时间，他根本无暇旁顾。而袁枚写的这两封信的时间，长期来学界意见分歧(18)如青木正儿作乾隆十四年前后；王英志先生推断为“大约在乾隆二十六至三十年之间”；章培恒先生则认为写于“乾隆二十五年或稍前”；王炜、耿传友认为是写于乾隆二十六年左右(二人依据不一)；郑幸则认为是在乾隆二十六年或稍后；而近来范建明根据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兰垞遗稿》中施兰垞的卒年为乾隆二十五年仲秋，而推定为“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后不久”；众说多是推测，而范建明所据更为可靠，其说大致可信。，以现今的材料来看，虽无法断定这二信的具体时间，不过有学者推测为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后，至迟不会晚于二十五年仲秋施兰垞(施谦)逝世前。[23]这大致是可信的，故袁枚所见之《别裁集》是初刻本是可以肯定的。是以联系此二信的时间来看，沈德潜在这段时间正心急火燎地赶着重订《别裁集》，根本无暇分身答复袁枚，况且孰轻孰重，沈德潜自会捏拿，他更不可能因此而将自己卷入论争的漩涡之中。不过，沈德潜在乾隆二十五年仲冬日为重刻本写的序言中，有一语亦值得玩味：“付诸剞劂，播诸艺林，或以为是而褒之，或以为非而斥之，或以为不烦褒斥而置之，一听乎当世之词人。”[9](原序，P1)沈德潜写此序时已然见到袁枚的二信，袁枚或许就在他所言的“或以为非而斥之”之列，他的态度是听之任之，不愿做正面回应而逞口舌之利。

三 “性灵说”的突围与崛起

由于沈德潜的不回应，这场所谓的“袁、沈诗学之争”只有袁枚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换而言之，这似乎并不宜称之为“论争”，用袁枚本人的话来说，实际上是“论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次论战，是袁枚开始要在诗坛上争取话语权的首次交锋。如果说，袁枚写这二信的目的仅是为了与沈德潜探讨诗学问题的话，那么二人之间的私信为何会被他人知晓？沈德潜既然不回信，自然不会公开他人信件而给自己添麻烦，显然是当事者的另一方袁枚向世人公开了他的“论战”书，以致当时施谦(施兰垞)看到袁枚之信后，误认为袁枚是在为宋诗张目，便也给袁枚连写二信，欲与袁枚“相与昌宋诗以立教”[7](P286)。袁枚又回复二信，并将之收入集中，固然是为了进一步宣扬他的诗学主张，但又再次暴露他给沈德潜写信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贩卖他的“济世灵丹”。后来薛起凤在为袁枚《小仓山房诗集》作序时曰：“随园先生论诗之旨，一见于集中《答归愚宗伯书》，再见于《续诗品》三十二首。凡古人所未道者，业已自道之，无俟再为序述。”[24](P1)此语虽非太确(19)《随园诗话》及《小仓山房文集》其他的书信中亦有大量的袁枚论诗语，疑或薛起凤为《小仓山房诗集》作序时，《随园诗话》尚未完全写定刊刻，而《文集》中其他书信的论诗语又太过零碎；又或是此二信和《续诗品》三十二首诗写作的时间都较早，可视为袁枚诗学的张目之作，故薛起凤如是语。，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恰恰说明了袁枚写给沈德潜的二信对他的重要性。

然则，袁枚为何在此时突然“发难”，向他所谓的“三同年情最好”的好友沈德潜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官方诗学观念挑战呢？这首先与他的个人经历和自我定位相关。进入仕途之初的袁枚也是想过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的，至少觉得可以文章报国，“国恩岂是文章报？况复文章尚未工”[24](P18)。是以在翰林庶吉士期间，常与同人砥砺诗文之道，“各约今年秋，努力工章句。庶几砥砺精，元白驰双誉”(20)袁枚《途中寄金二质夫七十六韵兼呈诸同年》一诗(《双柳轩诗集》)，转引自郑幸《袁枚年谱新编》。。然而，乾隆七年散馆考试后他因翻译清书未工而入末等，被外放江南用。[25](P114-116)这一次对袁枚打击非常大，击碎了他留官翰林、侍奉玉宸以文章报国的梦想。是以外放在他看来已是被贬，“回头成小谪，银汉隔红墙”[24](P32)，从此文章报国之事只有寄望于其诸同年了，“报国文章公等在”[24](P32)，而他只能自我宽慰地自嘲到“生本粗才甘外吏”[24](P31)。不过，后来辗转于溧水、江浦、沭阳、江宁几地知县，在一次升迁受阻后挂冠归隐于江宁随园，而他的昔日同年不少人都逐日高升，沈德潜便是其一，令他顿觉“诸公遭际圣明君”[24](P42)。

仕途绝望后的袁枚开始转向以诗文安身立命，起初他只是一种自我觉醒和要求，“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此时他自知难以引领一时风气，“怜予官退诗偏进，虽不能军好论兵”[24](P62)，只是与友朋切磋谈论下诗文之道而已。不过随着其诗文声誉渐涨，他也在思考着何时才能在诗文上大张旗鼓地干一场，“横空一赤帜，始足张吾军”[24](P95)，常有一种时不我待的迫切感，“闲身颇觉垂垂老，不斗心兵斗墨兵”[24](P214)。至乾隆二十四年时，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脱去旧门户，仍存古典型。役使万书籍，不汩方寸灵。耻据一隅霸，好与全军争”[24](P286)，并劝友人也要把握好个人的定位，“要知为诗人，为文人，谈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择。宁从一而深造，毋泛涉而两失也”[7](P319)。

从当时的诗坛环境来看，流派纷纭，仅江浙之地，代表官方诗学主张的有沈德潜等人倡导以尊唐为主的“格调派”，民间则有以宗宋为主的“浙派”。而当时诗坛风雅已逐渐趋向“官位与诗名、政界与诗坛”[26](P639)合二为一，江浙两地的巡抚、总督、学政、盐运使等官僚亦逐渐风雅化，诗坛雅集、聚会经常集于门下，连袁枚本人也时常听尹继善、庄有恭、卢见曾等人的沙龙召集。且赋闲、致仕之官亦以其声望或优游雅集、或讲学授徒，此外，江浙富庶，人文荟萃，各地盐商、徽商、藏书家等或以财力以招游，或以藏书以炫目。是以当时除流派之外，又有各种雅集盛行，如苏州一带以沈德潜为核心，嘉兴有赋闲在家的钱陈群，扬州官方有卢见曾，商人有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汪孟钅肙、汪仲鈖兄弟等等，在这众多的诗人群中，沈德潜为最有影响力。当时诗坛的声音或尊唐，或宗宋，或流连光景，或诗酒酬唱。

袁枚想要从当时诗坛空气中突围而出，然而他以一七品县令辞官归隐，既无法重复沈德潜的模式，亦无法像盐运使卢见曾一样时常雅集，甚至连像盐商出身的汪孟鋗兄弟那样搞沙龙都不可能。若踵绪官方一套论调，在乾嘉众多人物中根本无法发出他的声音。虽然他也明白沈德潜坚持“诗专主唐音，以温柔为教……皆正声也”[7](P52)，但若不唱反调不足以发出他的声音，是以借着沈德潜《别裁集》书成之机，他连写二信以批驳，剑走偏锋地由“文章报国”而转为以“诗赋名家”。且还颇为策略地借沈德潜之名将浙派一并批评，提出“诗无古今”，亦“无所谓唐宋也”[7](P286)，第一次正式地抛出了他一系列的诗学主张，恰如有学者指出的：“盖随园之时，在朝则有沈德潜之提倡唐音，在野则有厉鹗等之扢扬宋调，故己乃倡为不分朝代畛域之说，以示门庭之广，而遇宗唐者则申宋以难之，遇尊宋者则称唐以折之，左右开弓，亦争胜之一术也。”[27](P116)而且，还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沈德潜背后所代表的官方诗学。

其后，他又借助雅聚、倡和、刻集、诗话、书信、授弟子等方式肆力宣传其诗学主张，还多次对当时诗坛上盛行的“君臣一体”的恶习——叠韵、和韵发表异见，有时矛头直指乾隆帝本人，“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8](P3)。并一再地认为叠韵、和韵等诗作，如儿童游戏一般：“韵八千字，人何乱探？次韵自系，叠韵无味。斗险贪多，偶然游戏”[24](P417)，“古人所谓‘诗言志，情生文，文生韵’，此一定之理。今人好用典，是无志而言诗；好叠韵，是因韵而生文；好和韵，是因文而生情。儿童斗草，虽多亦奚以为？”[8](P185)可见他已自觉地走向官方诗学的反面。

袁枚这两封写给沈德潜的信作为“宣战书”，即便是经历多少年后谈起里面的一些问题时，他都记忆犹新，并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充满了得意之情。将二信中的内容与《随园诗话》中的记载的数例对照而观，即可看出一些端倪：

1.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此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畀豺虎”之类是也。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此诗之有关系者也。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诗之无关系者也。[7](P284)

老学究论诗，必有一副门面语：作文章、必曰有关系，论诗学、必曰须含蓄。此店铺招牌，无关货之美恶。《三百篇》中有关系者，“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也。有无关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也。有含蓄者，“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是也。有说尽者，“投畀豺虎”“投畀有昊”是也。[8](P236)

2.闻《别裁》中独不选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一集中不特艳体宜收，即险体亦宜收。然后诗之体备而选之道全。[7](P286)

本朝王次回《疑雨集》，香奁绝调，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所见之狭也！尝作书难之云：“《关雎》为《国风》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删诗，亦存《郑》《卫》，公何独不选次回诗？”沈亦无以答也。[8](P15)

3.尊选《明诗别裁》有刘永锡《行路难》一首，云：“云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难。”先生评：“只此数字，抵人千百。”嘻，异矣！上句直袭《荆轲传》之唾余，下句“行路难”三字即题也。永锡苦凑得“天荆地棘”四字耳。三尺村童，皆能为之；而先生登诸上选，蒙实不解。愿教之！[7](P286)

沈归愚选《明诗别裁》，有刘永锡《行路难》一首，云：“云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难。”批云：“只此数字，抵人千百。”予不觉大笑。“风萧萧兮白日寒”，是《国策》语。“行路难”三字是题目。此人所作，只“天荆地棘”四字而已，以此为佳，全无意义。须知《三百篇》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之类，均非后人所当效法。圣人存之，采南国之风，尊文王之化；非如后人选读本，教人摹仿也。今人附会圣经，极力赞叹。[8](P97)

在信中时，犹称沈德潜为先生，然至《诗话》时则直呼“老学究”；信中即便是说道“艳体诗”的问题，袁枚在表达意见时尚较为注意措辞地用“宜”，而在《诗话》中则直接感叹沈德潜所见太狭；在谈及沈德潜此前所编《明诗别裁集》时，信中也还貌似谦恭地说“愿教之”，至《诗话》时，则完全一副嘲讽奚落的情态。信中语看似更为客气、谦卑，但《诗话》中所记与信中的观点和态度是一致的，只是写信时与作《诗话》时的情境与面对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袁枚在写《诗话》中这些内容时沈德潜应早已逝世，故更显一副完胜者的姿态。又在《诗话》中载曰：

徐朗斋嵩曰：“有数人论诗，争唐、宋为优劣者，几至攘臂。乃授嵩以定其说。嵩乃仰天而叹，良久不言。众问何叹。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则宋、元、明三朝诗，俱号称唐诗，诸公何用争哉。须知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出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也：败石瓦砾，传自洪荒，不可谓之宝也。’众人闻之，乃闭口散。”余谓诗称唐，犹称宋之斤、鲁之削也，取其极工者而言；非谓宋外无斤、鲁外无削也。[8](P537)

此条则是糅合《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与《答施兰垞论诗书》二信中语及观点而成，如“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与信中所言“尝谓诗有工拙，而无古今”[7](P283)如出一辙；而“余谓诗称唐，犹称宋之斤、鲁之削”之语，更是将在《答施兰垞论诗书》数语搬移而来[7](P287)；而在《诗话》中犹假他人之口以道之，是又故作狡狯也。

此外，袁枚在《诗话》中仍有不少歪曲沈德潜之处，如“丙辰以布衣荐鸿词者，海内四人：一江西赵宁静，一河南车文，一陕西屈复，一嘉禾张庚。……沈归愚刻《别裁集》，仅录屈《王母庙》一首”[8](P112-113)。然而，实际上在《清诗别裁集》卷28选屈复诗有8首之多。另如《诗话》载曰：“锡山邹世楠过孟庙，梦悬对句云：‘战国风趋下，斯文日再中。’觉而异之。遍观廊庑，无此十字。后数年过苏州，得《黄野鸿集》读之，乃其集中句也。……黄以论诗忤沈归愚，故吴人多摈之。然其佳句，自不可掩。”[8](P171)此处又拈出黄子云与沈德潜论诗交恶之说，然而，在《别裁集》“黄子云小传”中，沈德潜如是说：“野鸿天赋俊才，少岁诗无一语平庸，无一字轻浮，真堪压倒元、白。中年后成《诗的》上下卷，龙标、太白、昌黎、东坡概为挥斥，以下更不足言，而己诗颓放，前后如出二手矣。兹所录者，皆旧稿中作，予珍重之，又复惋惜之。”[9](P1268)沈德潜只是据实提出黄子云之诗有前后期之分，且客观地指出黄子云所撰诗话《野鸿诗的》对王昌龄、李白、韩愈、苏轼等人有贬斥意(21)沈德潜所语黄子云挥斥王昌龄、李白等言，实有所据。黄子云《野鸿诗话》曰：“绝句字无多，意纵佳而读之易索……龙标、供奉，擅场一时，美则美矣，微嫌有窠臼，其余亦互有甲乙。……少陵七绝实从三百篇来，高驾王、李诸公多矣。”又曰：“太白以天姿胜，下笔敏速，时有神来之句，而粗劣浅率处亦在此”；“诗固有引类以自喻者，物与我有相通之义。……欲以欺后世之人，知我之篇章兴寄，未易度量也。子瞻亦堕其术中，犹斤斤解之以适、怨、清、和，惑矣！”“昌黎极有古音，惜其不由正道，反为盘空硬语，以文入诗，欲自成一家言，难矣！”“子瞻不师古而长于野战，犹吾吴丹青家，见粗钩硬皴，嗤为浙派也。”，且选其诗有11首之多，亦未见有排斥之意。且黄子云一再强调他是“以少陵为宗”(22)诗话亦语“有笑余者曰：‘子宗杜陵，善矣。’”此外，诗话中多处谈及学杜之作，并极力抬捧杜诗。[28](P848)，沈德潜在诗评中亦曰：“此章如竟出少陵手矣”[9](P1269)，另在《别裁集》中亦将黄子云自我评价甚高一诗《题太白楼》亦如实选录。可见，沈德潜对黄子云的著述深入了解过，故对其评价也较为客观。又在《诗话》中，袁枚曰：“沈归愚选本朝诗，不知杭州王百朋，几有遗珠之叹。余告之曰：‘百朋，诸生，名锡，毛西河高弟子也。有《啸竹轩集》。’”[8](P451)然则，在《清诗别裁集》“王锡小传”中，沈德潜曰：

王锡，字百朋，浙江仁和人。邑诸生。著有《啸竹堂集》。作者古今体诗俱有家数，即入西泠诸子中，亦为上驷，而名不出里巷。予往来浙西，历访辞人，无道及百朋姓氏者，偶于仁和柴侍御案头得之，录入卷中。[9](P850)

据沈德潜所言，王锡是他遍访辞人而不得后，偶于柴侍御处得悉详情，只字未提乃是袁枚所告，二家各执一词。然屈复、黄子云、王锡等人乃《别裁集》初刻本即已选录者(23)可参看邬国平《〈国朝诗别裁集〉修订与沈德潜诗学意识调整》关于重订本调整诗人、诗篇一段文字，据其统计，重订本新增36人中并无此三人。，而袁枚二信便是针对《别裁集》初刻本的问题而写，若在信中即直接指出，岂非更具震撼力？相较而言，当是袁枚所述虚处较多。

多年后，当有人犹如当初施谦一样写信给袁枚，欲再掀起一场对沈德潜的批评时，袁枚则“粉饰”地说他与沈德潜“平时论诗，向彼嘿无一语，知其迂拘自是，而不可与言也”[6](P207)，并劝人不要再拿一个早已死去的人开刀；实际上是他对沈德潜的批评早已时过境迁，沈德潜再无利用之价值，也没必要再去翻开那旧案，而他与沈德潜一场所谓的“诗学之争”由此告一段落。

四 余论

由此可见，袁枚通过二信对沈德潜提出批评后，即便批判对象是缺席的，几乎没有正面回应，这或许没有完全达到他的预期效果，但他的主要目的却基本上实现了。通过这两封信，他自导自演地向当时诗坛造成一场论争的假象，却借机首次公开地宣扬了其诗学主张，从此开启了他由单纯的诗人向诗论家的成功转型。其后江浙诗坛，尤其是青少年文士纷纷转向奉行袁枚诗说，恰如袁枚弟子孙原湘曾言：“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宗伯主盟文坛，其诗专尚格律，取清丽温雅，近大历十子者为多。小仓山房出而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为胜，而风格一变矣。”[1](P446)

袁枚及其诗学主张，对当时诗坛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在当时官方诗学笼罩的诗坛撕开了“性灵”的一角，异军突起地为当时诗坛吹进了一股新风。于后世而言，在新文化运动中，为新文学推行的“平民文学”、下层文学扎下了理论根基。其后，无论社会思潮如何变化，在我们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叙述中，其人其论都是被肯定的、推扬的；而沈德潜等人的诗学主张俨然成了其对立面，而通常被贬斥，甚至被唾弃。

文学诚然以性情为基础，讲究真善美，强调人性，然而人性亦有个性、共性两面，注重个性、个体情感(又多半是表现男女之情)的文学作品及文学主张固然值得肯定；那些真心实意弘扬集体情感、社会性情感的作品又岂一无是处？作为读者，各适所好固宜；作为研究者，当以尽量还原实相，了解前后因果后再对研究对象所处、应处之位做出相应的评判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