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先驱者的“生命”绝唱
——石评梅的人生与小说综论

文 段崇轩（太原）

内容提要：石评梅不仅是一位才华卓著的女作家，同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现代女性先驱者。在她身上兼容着两种文化思想，即西方现代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这两种文化思想，使她在探索文学创作、人生道路以及爱情婚姻等方面，呈现出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鲜明特征。但也给她的爱情婚姻造成一种进退失据的悲剧。她用自己全部的感情、思想、个性、能力，书写了一曲“生命”的绝唱。她所遇到的文学、人生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性、启迪性。

“为人生”的文学

在“五四”新文学潮流中，涌现了一个引领风骚、备受瞩目的女作家群，石评梅就是其中的一位。正如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说：“‘五四’女作家是觉醒了的‘人’，她们乘思想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春风，参与了开拓期的小说创作。她们的作品在生活内容上尚不够深厚，在艺术分量上尚不够沉重，但她们带来了男作家所不能替代的清新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气质，她们以清婉的歌喉加入了‘五四’文学的大合唱。”①石评梅不仅是一位富有文学才华和建树的女作家，而且是一个活跃在京城的现代女性的先行者，还有她与高君宇之间“凄美绝伦”的生死之恋，凸显了一位现代女性独特的精神品格。她以自己全部的身心和行为，书写了一曲“生命”的绝唱！

“五四”一代作家，是把文学与社会、人生融为一体的。鲁迅的文学“为社会”并“改良社会”“为人生”并“改良人生”的思想，成为绝大多数作家的崇高追求。而“为社会”首先要从“为人生”做起。石评梅短暂的一生坎坷曲折，文学不仅是她的爱好，同时就是一种“生活”。她运用文学抒发人生，文学也改变和升华她的人生。她从“小我”扩展到“大我”，社会和文学把她锻造成一个进步的、革命的现代女性。

石评梅的一生充满了独特性、传奇性。她1902 年出生于山西平定县城西关一个乡村。父亲石铭是清末举人，曾任几个地方的儒学教官，后任山西大学管理员、省立图书馆馆员、太原几个中学的兼职国文教师，有着丰厚的文化修养。这是一个较为殷实、人口不多的书香之家。家定居平定县城、后移居省城太原。石评梅的童年、少年时代是美好而快乐的。她从小就在父亲的教导下识字、读书，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经典。她先上太原女子师范附小，后又入女子师范学校，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善作文、爱音乐，被誉为“才女”。她思想进步，经常阅读的是《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等报刊。“五四”风潮传到太原后，她与一些女生创办油印刊物，又与校方争执要上街游行，几乎被学校开除。石评梅的赴京求学是大胆的、成功的。1919年秋，她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原想报考国文系，因当年未招生而改报体育系。她觉得自己国文有基础完全能够自学，学体育可以掌握一门专长，又可健体强身。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走出娘子关，单枪匹马赴京求学，又报考了体育专业。这在当时落后封闭的山西，是令人惊诧难解的，也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四年苦学，终于学成，她被时任北京师范附中的主任林励儒招聘，担任了该校的女子部学级主任兼体育教员，后又兼任了本校及外校的国文教员。被赞：“劳绩卓著”。她赴京之时，恰是“五四”大潮退潮之际，硝烟未散、余音犹在，它依然激发、引导着这位青春少女，去探寻新的人生道路。石评梅的爱情经历是灿烂的，但又是悲剧的。她从求学到工作八年间，先后遇到两个挚爱她的男子，一个是北京大学高年级学生后到外交部工作的吴天放，一个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高君宇，她也真心敬爱他们。但二人都已有妻室，这让她纠结、痛苦、彷徨，她最终选择了“独身主义”，完成了她精神的“涅槃”。石评梅的社会事业也是出色的、有作为的。她在高君宇的引荐下，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她主持了《京报·妇女周刊》并一直担任编辑。她积极参加北京的文化文学活动，不顾危险参与了1924 年女高师的学潮。她还用快捷、锐利的笔触，写下大量讴歌革命行动、揭露反动统治的诗文，彰显了一个现代女性的英姿和力量。

钱理群等指出：“我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像‘五四’时期文学这样，出现那么多‘个人’的东西。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情绪，是普遍的现象。在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一派作家中，‘表现自我’成为自觉的文学追求。”②所谓“个人的生活”，连缀起来就成为“自叙传”。石评梅属于文学研究会成员，但她的文学创作更倾向于浪漫主义。即用主观的、理想的创作方式，表现个人的生存、经历、情感、思想等，使文学成为个体生命的一种体现。这正是文学“为人生”的一种方式。石评梅从1921 年12 月10日山西大学《新共和》发表第一首诗歌开始，到1928年10月17日《中央日报》发表最后一篇小说结束，创作时间只有七年，包括后来有关人士代她刊发的部分遗稿，创作了各类文学作品五十多万字。诗歌六十余首，代表作有《碎锦》《我愿你》《流萤的火焰》《血染的枫林》《梅花树下的漫歌》《灵魂的漫歌》《末次的泣祷》《痛哭英雄》等；散文有七十多篇，重要作品有《母亲》《梅隐》《孝心》《战壕》《痛哭和珍》《爆竹声中的除夕》等；游记散文二部十六篇；话剧剧本一部《这是谁的罪》；书信三十三封。小说无疑是她创作的重心，共二十余篇。她的小说和散文，界限并不分明，有部分作品有时划到散文中，有时划到小说中。其实散文《涛语》八章亦可当小说去读。标志性篇什有：《董二嫂》《弃妇》《红鬃马》《白云庵》《流浪的歌者》《匹马嘶风录》等。如果说她的诗歌表现了她瞬间的灵感、美感、想象，更带有古典诗词韵味的话；那么她的散文则书写了她片段的生活，对生活人生的印象感受，更带有现代散文的特点；而小说则描述了她所经所见的广大的社会与人生，体现了深广的理性思考，更具有了现代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特质。但不管是哪一种文体，其中都有作家的人生、个性，澎湃的感情和燃烧着的生命。

杨义全面分析、评论了“五四”新文学二十年代出现的二组作家，指出：“一组是庐隐、石评梅、冯沅君。她们的小说表现出浓郁的自叙传的和主观抒情的色彩，她们多由自己本身或身边人物的悲惨遭遇，看出旧社会、旧礼教的冷酷和黑暗，从而产生感伤的和社会反抗的情绪。”③进而对石评梅的小说创作作了充分的评价。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形成了一个风生水起的女作家群。有石评梅、庐隐、陆晶清等，她们不仅是同学、更是亲如姐妹的密友。她们在创作上追求“为人生”的文学理想，青睐浪漫主义写法，但比较而言，石评梅的小说创作更具有“个人性”特征。她在《再读〈兰生弟的日记〉》一文中，引述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的观点说：“艺术的天才，是将纯真无杂的生命之火红焰焰地燃烧着的自己，就照本来面目投给世间。把横在生命的跃进的路上的魔障相冲突的火花，捉住它呈献于自己所爱的面前，将真的自己赤裸地、忠诚的、整个的表现出。”④又说：“我常想只有缺陷才能构成理想中圆满的希望，只有缺陷才能感到人生旅途中追求的兴味。”⑤这就是她的文学观、美学观。生命、燃烧、缺陷、追求，是其中的核心元素。

石评梅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展现了丰富的人生内容、社会生活，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运用了多样的艺术结构形式，形成了个性化的叙事语言。但实事求是看，她的小说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上，显得有些稚嫩、粗放；譬如主题的直露、形象的单薄、语言的冗杂等。显示出现代小说初期的局限，更表现出一个年轻作家创作早期的操切来。这是让人遗憾的。如果她不是过早去世，她一定会成熟起来，写出更多纯熟、丰厚的作品来。

从个体到群体

从个体生命的焕发到群体情怀的形成，石评梅的情感、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和质的飞跃。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作为个体生命特别是女性的个体生命，是缺乏地位和尊严的。“五四”文学最深刻的革命，就是“人的文学”理论的提出。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宣言似的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⑥这里所谓的“人”就是现代意义上“个体生命”的人。鲁迅也提出了他的“立人”和“立国先立人”的理念，即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现代的国民性格。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人”既是文学问题，更是社会、政治问题。但由西方引进的“人学”思想理论，也有两面性。觉醒的“个体”，既可以走向“大我”“群体”，也可以走向“小我”“个人”。这一悖论，实际上贯穿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至今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石评梅出生在一个温暖的、开明的文化家庭中，成长在省城的现代女子师范学校，她的个体生命没有受到压抑，得到了自然而然的发展。当她一个人独闯京城，面对浩大而冷漠的城市，她的个体生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病》写“我”在北京上学的第四个年头，正逢春节、又遇生病，在孤苦无依中，对家庭和母亲的怀念，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想，表现出一种自我的软弱和无力来。《祷告》通过年轻护士婉婉的日记，描述了她的人生经历，当下的医护工作，对自己孤儿身世的猜测，传递出作家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冰场上》写“我”为了逃避人生的苦痛和社会的压抑，加入冰场滑冰的行列，是为了获得暂时的“晕醉”和“麻木”，折射出作家对现实的反抗与自身无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卸妆之夜》描述的是一位女教师蘅如，偶然中当了校长、又被众人暗算推倒，卸掉责任之后的一身轻松和对各种人物丑恶面目的洞悉，表现出个人力量的渺小和世俗力量的强大。这些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有些具有自叙传色彩，有些则是对生活的虚构，但都显露出作家独特的个性与生命体验，即一个单纯、正直的小知识分子，面对严峻复杂的社会、人生，她的敏感、忧患、孤独，她的坚守、抗争、反思。

“五四”文化和文学，倡导“个体”的独立、自由、自主，批判传统社会的专制、等级、奴役，目的旨在建构一种全新的现代公民。但事实上，这种个体、自我，也有可能滑向“歧途”。石评梅敏锐地看到了这种现象，表现在了她的小说中。譬如《晚宴》中的主人公胡先生，当年曾是积极投身革命的新青年，但在北伐成功后，成为掌权的新贵，不仅过着铺张奢华的生活，还宣扬“天下为婆”——即世间的女人都可以为我服务。效仿的正是已打倒的旧军阀张宗昌的腐化堕落生活。他们从个体生命的解放之路，滑向了个人欲望的膨胀之途。譬如《毒蛇》里的美女琪如，在冰场上显得那样活泼、天真、优美，俨然是一个完美的现代女性。但内心却自私自利、狠毒贪婪，过着玩弄男性、插足他人家庭、挥霍无度的生活。个体的解放使一些女人成为“魔女”。譬如《偶然来临的贵妇人》中的张蔚然，一天突然光临昔日老同学、现在是教师的藻如的寒舍。这位贵妇人，八年前闹学潮、当主席、发传单、游行示威，是一个热血青年，被称“女界伟人”。现在嫁给成为权贵的离婚男人衡如。有钱、有名、有地位，过着养尊处优、骄奢淫逸的富人生活。她教导老同学说：“一个人最终的目的，谁不是梦想着实现个如意的世界，使自己能浸润在幸福美满中生活着。”这是她的人生目的，也是当年革命的目的。她还说：“精神方面，衡如自同他妻离散后，对我的感情是非常忠诚专一，假使他有什么变化，我也不愁没有情人来安慰我。”她信奉爱情自由，这个自由可以插足他人的婚姻，也可以背叛爱人去爱别人。自由、爱情这些神圣的字眼，在她那里完全异化了。贵妇人来找老同学，是为丈夫的儿子考学说项的，自然被洁身自好的藻如婉拒了。作家深刻地揭露了“五四”之后，当年一些激进青年成为新贵后的腐化变质、重蹈覆辙，批判了自我解放偏向之后的人性变异与欲望膨胀。

石评梅却从个体走向了群体。在她身上，既有西方现代文化中个体生命的崭新意识，又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群体观念的厚实积淀。她吸纳了两种文化的积极因素，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生和社会理念。这也正是当时许多精英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历程。当然，这两种文化观念的兼收并蓄，也给她带来一种困惑和矛盾，特别是在处理爱情、婚姻问题上更是使她进退失据。作为一位教书育人的教师，她从孩子们以及家长身上，看到了生活和世界的希望，看到了更广大的底层社会和民众。《余辉》中的女老师苏斐，三年前奔赴战场当护士，看到的是战争的残酷、破坏，看到的是上层的“私见纷争、自图自利”，看到的是“陷溺同胞于水火之中”。她理想幻灭，回到故乡的教书职位上，在孩子们中间找到了快乐，发现了“人间的光明和热爱，就在他们天真的童心里。”回到生病的母亲身边尽孝，感受到了人生的真义。作家虚构了一位女教师，但传达的是她自己的感悟和思想。《忏悔》里的“我”也是一位教师，“我”忍受着“人世艰险”，内心处于分裂状态。“我”阅读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爱的教育》，决心用全部的爱心，爱护和教导学生。班里三位学生不幸的个人遭遇和家庭变故，使她更感受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和光荣。

石评梅的艺术视野，没有局限在教师和孩子们身上，而是不断地扩展到了城市和乡村的下层人物身上。《同是上帝的儿女》情节意蕴颇有鲁迅《一件小事》的特色，也是“我”作为上层知识分子坐人力车的故事。作品的主题旨在反思：“我”和拉车的小姐弟俩，“同是上帝的儿女”，但“我”在坐车，他们在拉车：“我能在他们面前当小资本家，他们只在我几枚铜子下流着血汗？”表现了作家深切的人文情怀，对社会不公的痛切反思。《董二嫂》中的董二嫂是一位勤劳而俊气的农村妇女，不仅要忍受婆婆的虐待，还要忍耐丈夫的毒打，最终自杀而死。我陷入深深的悲愤之中而束手无策。《一夜》里的七祖母，早年丧夫、没有子嗣，不想改嫁、孤苦一生，“我”守着她告别人世。作家对董二嫂、七祖母寄寓了深深的同情与理解，彰显了她们勤劳纯朴的品格，批判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贫富分化。《弃妇》中的主要人物表嫂，则是一位大家庭中的儿媳妇。外祖母性格暴烈，对儿媳妇要求苛刻。表哥在外工作，十年不归，移情别恋。表嫂忠厚勤快，尽职尽责，但她盼来的是丈夫一纸离婚休书，悲愤之下服毒自杀。作家揭示了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卑微地位和悲剧命运，一代一代妇女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谴责了表哥在外面自由“乱爱”，随意抛妻的不仁道做法。石评梅对旧式女性有着浓浓的怜悯之情。她赞赏爱情、婚姻的自由、自主，但却不能容忍男人不负责任的弃妻再婚，把无辜的女人置于死地。而她后来恰恰陷入这样的泥潭中。

石评梅在这类人生、社会小说中，更多采用了现实主义表现方法，或叙故事、或写人物，都用较写实的手法、较朴素的语言。但这类小说有些缺乏精心构思，有些思想内涵单薄，有些人物形象薄弱，显示出作家思想艺术上的准备不足。

爱情悲剧中的“涅槃”

石评梅的爱情经历，绝不仅仅是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悲剧，更是一部现代女性的“心灵秘史”。

她在京求学和工作的八年，悲喜交加、纠缠不清的爱情始终伴随着她。她是一个敏感、文静、聪慧的女子，但性格却孤僻、执着、坚强。面对京城驳杂、动荡的社会生活，面对各种人物陌生、多变的面孔和心理，她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她与两个男人：吴天放和高君宇，不只是“三角关系”，而是“多角关系”。而她的爱情又不是隐秘的，她向女朋友倾诉，写进文章发表在报刊，文化圈尽人皆知。1919年她初到北京，就结识了北京大学高年级学生吴天放，两年之后又在“山西同乡会”认识了高君宇，从此这两个优秀的山西男人，就成为她情感生活的支柱和“旋涡”。从相关的资料中得知，石评梅与吴天放的感情是真挚的，他们的爱情持续了四年之久。让石评梅不能容忍的是，吴隐瞒了已有妻室并把妻子儿子接到了北京，其妻还给石写信，请求她断绝与丈夫的关系。天性纯洁的石评梅决然斩断了与吴的关系，但失败的爱情给她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高君宇是革命家、政治家，曾是石铭昔日的学生。他引导石评梅走上追求进步、革命的道路，在生活上、写作上给予多方面的帮助。他们之间产生爱情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令石评梅震惊的是，高君宇向她坦白了自己的婚史，成为又一个吴天放，让她一下子像跌入了“冰窖”。更令石评梅吃惊的是，高君宇顺道回到家乡，解除了婚姻，向她发出了“求婚”的信号，她断然回信说：“我不能原谅你！封建势力已使她不幸，你这样一来，她不是更加不幸了吗？你这种行为难道是人道的吗？”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弃妇”。此后，石评梅与吴天放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与高君宇维持着不即不离、精神相恋的感情。石评梅没有插进吴天放的家庭，保全了一个本是和美的旧式家庭。石评梅没有同高君宇走向婚姻，避免了一场道德的风波和舆论的哗然。故事其实简单，但内涵丰富而复杂。

在石评梅的小说中，爱情、婚姻、家庭题材是其中格外出色的篇章。有一部分是根据她熟悉的人和事加上艺术虚构创作的，有一部分则是依据她的亲身经历如实写成的。二者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在前一类作品中，她从各个层面，揭示了爱情婚姻的束缚和桎梏，表现了现代青年在追求自由爱情中的艰难步履。她的爱情题材没有喜剧，只有悲剧。

首先是来自传统社会和家庭的束缚。《只有梅花知此恨》中的主人公潜虬，是一位上层社会青年。八年前与上海女子薏蕙相爱，但他已有了妻子，薏蕙也有了家庭，而爱情却刻骨铭心。现在他们的家就在一条胡同里，女子想见男子，男子却避而不见。潜虬在电话中对女子说：“上帝怎样安排，我们就怎样承受。你的责任，就是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女儿，我的责任，也是爱我的妻子。”沉重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压抑着这位懦弱的公务员，虽然爱心不死，但连见一面女友的勇气也没有了。其次是道德观念对纯洁爱情的扼杀。《被践踏的嫩芽》里的中学生林翰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高才生，他给长相漂亮、家庭富有的同学郑海妮写了一封情书。中学生写情书，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班主任梦白想私下劝说解决。而郑海妮坚持要向学校报告，学校领导决定：“给行为不检的特别惩戒，由本级主任面加训迪。”林翰生吃惊而悲伤，当夜辞别学校，留下一封信给郑海妮：“为了你的绝情，陷我于黑暗的深渊。”青年学生萌生爱心，本是纯洁的、美好的，要善意地加以教育、引导。而传统道德认为是邪恶的、可耻的。梦白老师想保护这颗嫩芽，而美女学生及校方却粗暴地践踏了嫩芽。这一事件将改变和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再次是家庭生活给女性造成的悲剧。《林楠的日记》运用日记体形式，展示了主人公林楠的命运变迁和内心波澜。她本来是上过中师学校、追求进步的新青年，嫁给了同样进步的魏琳。但十五年过去，丈夫飘零在外，她在家奉伺公婆、养育孩子，含辛茹苦，俨然成为旧式家庭妇女。丈夫终于归来，但却有了新欢，要闹着离婚。林楠割舍不下老人与孩子，在留、走还是死之间痛苦地抉择着。家庭日常生活，看似平常而凡俗，但它却可以把一个新女性变成旧女性，可以消解夫妻之间的爱情，拉大夫妻之间的距离，进而导致爱情与婚姻的悲剧。

在石评梅的笔下，爱情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流浪的歌者》是一篇构思别致、诗意浓浓的小说。作品中的青年男女，构成了天壤之别的两个世界。一边是女画家碧箫，因生病住在海边自家的别墅里，在海边画画、散步。一边是一位流浪歌者，身无分文、衣衫褴褛，靠弹琴讨饭。但女主人公在他的说话中、在他的琴声中，感受到这是一位出身不凡、琴艺很深的人物。海边的邂逅，弹琴、画画中的共鸣，使他们的心灵有那么多相通之处。最后，流浪者留下一封长信，诉说了自己悲壮的经历，跳海而亡。女主人公悲伤欲绝，涕泪长流。世事沧桑、人海茫茫，他们心灵相通，却根本走不到一起；偶然相逢，却又是以这样一种形式，旋即又生死相隔。这似乎是一个爱情寓言，蕴含了爱情的偶然与必然，瞬间与永恒、喜剧与悲剧。

石评梅的虚构类爱情小说，注重情节的完整，人物的突出，结构的多变，语言的锤炼，多一些现实主义特征。而纪实类爱情小说，着力的是情调的营造，意境的渲染，细节的运用，语言的抒情，多一些浪漫主义韵味。这后一类爱情小说，报刊编辑往往把它们划到散文文体中，但它同样有情节、有人物、有细节，亦可当小说去阅读。在这些作品中，集中展示了作家的爱情生活和经历，折射出作家复杂、变幻、幽微的情感和心理世界。譬如《涛语》中的八个短章。

石评梅与吴天放、高君宇的爱情，为什么能演变成那样一种样子？导致了那样一种结局？其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从《涛语》系列作品中，大致可以寻觅到这样几个缘由。一是两种文化的纠结与矛盾。《父亲的绳衣》中，石评梅一边为父亲织绳衣，一边反省自己与高君宇的爱情：“为了天辛的死，令我觉悟了从前太认真人生的错误，同时忏悔我受了社会万恶的蒙蔽。”她是一个时代的先行者，她自然信奉爱情的自由、自主。但她又是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读书人，相信婚姻的严肃、庄重、程式，她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冲破传统婚姻的“城堡”。高君宇的死，使她认识到了自己“太认真人生”“受了社会万恶的蒙蔽”，造成了一场悲剧，而自己也是有责任的。《一片红叶》里，高君宇把在西山采摘的红叶寄给石评梅，其实是一片爱心、一件信物。石评梅在背面写了“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复寄回去。在石评梅的心里，她与吴天放爱情的失败，已使自己的情感受伤和枯萎了，没有条件和力量去爱别人了。这同样是一种贞洁观念的反映。正如刘慧英说的：“她们为了确立自我而不能不叛逆传统，又因为叛逆传统而不得不否定自身，‘五四’女性就是如此缠绕在叛逆传统与‘挑战’自身之间，这构成了一代女性文化心理上的死结。”⑦二是群体意识与道德观念的重负。如前所论，石评梅是一个从“小我”走向“大我”的人，是一个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评价的人。她知道第三者插足，必然导致一个家庭的解体，甚至连累女人和孩子。所以她谴责高君宇的离婚是“不人德”的。她也深知正在变迁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依然强大，而插足婚姻、嫁给二婚男人，是人们不齿的失德行为。因此不管走向吴天放，还是走向高君宇，那是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殉尸》中“我”想到高君宇讲的恋爱悲剧，一场“三角恋爱”，导致一个人投海自杀。这样的结果令她恐惧。《夜航》里高君宇说梦：两人在海上划船，一个巨大的海浪把他们卷入水中。这浪涛就是道德藩篱、社会舆论。不仅石评梅惧怕，高君宇也害怕。三是独身主义、“精神恋爱”酿成的苦果。石评梅在给她的闺蜜的信中，用锋利的尖刀解剖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乃至潜意识：“我自小的幻想，便是孤独地生活。”“我的罪过自然是一方面要求爱情，而一方面我又拒绝我素所恨恶的结婚。”“我愿意把这颗心这素心交给了天辛，算是有个归属。”⑧面对爱情与婚姻的矛盾，面对冷酷的现实与可怕的舆论，面对吴天放与高君宇各自的困境与缺点，石评梅逐渐形成了她的独身主义，限定与她所爱的男人只保持“冰雪友谊”。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最后一幕》里，在高君宇弥留之际，石评梅终于痛哭着说：“现在我将我这颗心双手献在你面前，我愿它永久用你的鲜血滋养，用你的热泪灌溉。”《象牙戒指》中，女友陆晶清看到她手指上戴着“惨白枯冷”的象牙戒指，请求她脱掉这不吉祥的饰件。石评梅回答说：“我已经决定戴着它和我的灵魂同在。”直到高君宇临终之前，石评梅才放下“独身主义”，把“冰雪友谊”化为“炽热爱情”。她的理智很清醒，只有高君宇死去，他们的爱情才不会有婚姻的成分，变成一种纯粹的精神之爱，或者称柏拉图精神恋爱。这样就永葆她一生的清白，又有了精神上的归属。于是戴上高君宇赠她的、象征他们纯洁爱情的象牙戒指。这是一种扑灭人的情感欲望、只留下精神相爱的纯粹之爱，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涅槃”。

踏着先烈的脚印

对石评梅来说，1925年冬天高君宇的病逝，是一个沉重打击与严酷考验。今后她怎样对待自己的爱情、婚姻？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事业和生活之路？好在石评梅身上具有两种性格，表面看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弱女子、骨子里却是一位坚韧刚强的女强者。亦如她的好友庐隐所说：“在这个时期中，她的思想，是由悲哀中找到出路了。她已经能从她个人的悲海里跳出来，站在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下观人世的种种色色，以悲哀她个人的情，扩大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了。她这时期作品，不但是替她自己说话，同时还要替一切众生说话。这在她的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更向上的好现象。”⑨在爱情、婚姻上，她把二者巧妙分开。她与高君宇没有婚约，但却有纯洁的爱情。她所以一次次地前往陶然亭高君宇墓前哀悼，所以一篇篇写诗文怀念，就是与情侣的心灵交流、精神相会。也有男子想走进她的心灵，但她把情感之门彻底关闭了。她更加忘我的工作、写作，用紧张的劳作填补精神的空洞。除了师大附中和一些学校的体育、国文课外，她积极投身社会事业。她与陆晶清先后兼任着《京报·妇女周刊》《世界日报·蔷薇周刊》的编辑，两人精诚合作，通过许广平征求鲁迅的意见，加大了评论的分量。1926年北京爆发“三·一八”斗争，由李大钊召集主持集会，北京五千余名民众汇聚天安门广场，反对日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军事设施的无理要求，要求执政府拒绝八国最后通牒，会后举行了大游行。师大附中全体学生，在林励儒、石评梅的率领下参加了集会和游行。执政府竟下令军警开枪，女师大学生杨德群、刘和珍中弹牺牲。惨案的第二天石评梅就写了《血尸》，发表在《京报副刊》3 月22日；追悼会后石评梅又写了《痛哭和珍》，发表在《京报副刊》3月29日，文中说：“你的血虽然冷了，温暖了的是我们的热血，你的尸虽然僵了，铸坚了的是我们的铁志。”鲁迅与许广平也参加了追悼会，并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发表在《雨丝》周刊4月12日。

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高君宇，在石评梅的成长道路上起了重要作用。石评梅赴京不久，就加入了李大钊秘密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参加了文学讨论、诗歌评议和世界名诗翻译等活动。她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话、报告，在生活中也有交往。高君宇既是她的朋友、情侣，更是她的兄长、老师，他耐心地给她讲社会革命理论、认真地给她修改文章、诗文，使她在思想上、写作上不断地开阔、成熟起来，一步步成为青年革命者。1925 年之后，高君宇、李大钊先后去世。她在悼念高君宇《缄情寄向黄泉》中写道：“我相信你的灵魂，你的永远不死的心，你的在我心里永存的生命；是能鼓励我，指示我，安慰我，这孤寂凄清的旅途。我如今是愿挑上这副担子走向遥远的黑暗的，荆棘的生到死的道上。”1927 年4 月28 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石评梅在诗歌《断头台畔》长吟：“英雄啊是否有热血在你胸头如焚：醒来醒来呼唤着数千年古旧残梦。”“怕那鲜血已沐浴了千万人的灵魂，烧不尽斩不断你墓头的芳草如茵。”写作、发表这些纪念、讴歌革命者的诗文，是冒着风险的，但石评梅已全然不顾了。这些熟悉的朋友、老师，已成为先烈，她的选择就是踏着他们的脚印继续前行。

从1925 年到1928 年，是石评梅文学创作的喷发和提升期，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她的诗歌少了，而散文、小说多了。特别是小说，从1927到1928年两年间就有14篇之多，它标志着作家思想、艺术上正在走向阔大、成熟。这一时期的小说，在思想探索上显得深广了，触及了人生、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社会的腐败问题、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等。在人物形象中出现了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在小说的艺术风格上，细腻、凄婉中又平添了开阔、阳刚的特征。她的小说代表作，大抵创作于这个时期。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后期，是北洋军阀势力走向末路、地方军事势力混战，国民革命从兴起、发展到失败的一段历史。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年青军人，何去何从，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正如鲁迅所说的：“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⑩石评梅在小说中就写了历史落潮期各种各样的人生情状。

石评梅最熟悉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噩梦中的扮演》里的“我”就是一位颓废的女青年。“我”曾经有追求，有奋斗，渴望成为文学家、革命家，但在现实中却屡屡失败。“我”成为一位歌舞演员，在“醉酒”中狂歌乱舞，供人娱乐。只有在梦醒后，才想到远方的母亲，渴望回到她的身边。小说采用心理描写乃至意识流手法，在简短的篇幅中，把一个颓废青年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表现得突兀有力。《蕙娟的一封信》中的蕙娟，则是一个落荒的青年。这位现代女子，在历经人生变故、看破红尘后，决心隐姓埋名，远走天涯。在给表弟留下的告别信中，表现了对母亲、亲人、朋友、情人的真挚感情以及细心安排，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对家庭、社会的责任感和对自己的反省。但她逃到哪里去，是去当演员、还是嫁给富人？她一片茫然。小说运用的是一封信的结构方式，把主人公的心理踪迹，展现得曲径通幽。

青年知识分子中有颓废者、落荒者，也有前行者。《匹马嘶风录》中的何雪樵就是一位走上战场的革命青年。小说用第一人称视角展示了一位现代女性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她学校毕业后从事了教育工作，经受了种种困难和挫折，留下的是“千疮百洞”的残躯。兵匪之祸又使她家破人亡，连最后的栖息地也没有了。她爱着海外归来的革命者云生，但又觉得自己身心疲废不能拖累他。于是告别平静、优渥的小资式生活，决心奔赴战场，做一回英雄。这里的何雪樵不是有多么高尚的爱国情怀，才去战场当英雄的，而是坎坷的人生与理想的无望使她不能承受，她要上战场换一种生活，轰轰烈烈地做一回英雄。这是一种真实、深刻的人生情状。开赴战场、当了护士，真正见识了战争的残酷、战士的牺牲、同胞的受难，她一点一点地坚强、成长起来。但当她获悉男友被敌人杀害的消息后，顿时休克过去。黄昏时她骑马来到河边，扬鞭催马，呼啸狂奔，欲掏枪自杀，又想到云生的大仇未报，抱着马头号啕大哭。小说把一个知识分子走上战场、成为英雄的人生与心理轨迹，展现得淋漓尽致、慷慨悲歌。如一首激越的交响曲感人肺腑。

石评梅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塑造了多位进步的、革命的军人形象。《归来》篇幅不长，但却刻画了一位独特的军人形象。马子凌本是一个书生，但在军阀混战中，他的父亲死于战乱。他投笔从戎奔向战场，在无数战役中立下卓著战功。而他的妻子也死于叛军之手。他看透了政坛各派的争斗，百姓在战火中的挣扎；看透了自己“只是一个历史使命的走卒”。毅然解甲归田，回家乡守护父亲、爱人的英魂去了。这是一位洞悉人生、急流勇退的军人形象。《红鬃马》与《白云庵》都书写了军人的英雄形象，但与马子凌又不尽相同。前一篇中的郝梦雄，出身贫寒、少有大志，流浪天涯、投身革命。在战乱中南征北战，在同逆军的战斗中立下奇功，升任旅长，镇守省城。娶得一位美丽英武的夫人，二人感情深笃。但由于同大军阀政见不合，被无辜杀害，葬在晋东大山之中，有妻子默默守着。这是一位在战场上屡战屡胜、在政坛上遭到暗算的悲剧英雄。其原型就是平定县的蔡荣寿将领。后一篇中的“刘伯伯”，则是一位辛亥革命先驱，出身清末贵族，因与佣人子女相爱，封建家庭不容，导致女孩自杀。他愤然与家庭决裂，参加革命，两次赴日，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投身军界、转战南北，又奉命执行暗杀任务、未能成功。从辛亥革命到袁氏称帝、到军阀混战，他看厌了世事无常、人性的阴暗，告别二十年的革命生涯，隐居大山，搭一座草庵，整理一生的日记，打发平静的余生。这是一位历经沧桑、回归自然、超然世外的隐士式英雄。在马子凌、郝梦雄、“刘伯伯”身上，都寄托了作家的一种情怀、理想。在她心目中，他们是真正值得敬仰的英雄。在后两篇小说中，都有一个“我”的形象，即真实的作者自己。郝梦雄是父亲的学生，“我”称梦雄哥，他曾送“我”漂亮的小白马，他的英雄人生犹如耀眼的光芒，“这光芒复燃起我烬余的火花”。“刘伯伯”是父亲的老朋友，虽然隐居山林，但对“我”依然寄予厚望：要走“光明正坦的大道”，“寻得幸福美满的人生”。他的话“激动了一个久已消沉的女子”。石评梅心中深藏着一个“英雄梦”。

1928 年7 月30 日，石评梅因患脑炎去世，按照她的遗愿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一个现代的“梁祝化蝶”悲剧落幕了，但他们的爱情传奇一直传诵着，石评梅的作品一直被阅读着、阐释着。

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6页。

②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③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④文谨主编：《石评梅全集·散文 游记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⑤文谨主编：《石评梅全集·散文 游记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⑥杨扬编：《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⑦刘慧英：《“五四”女性：反叛传统，还是挑战自身？》，《文艺研究》2002年专刊。

⑧袁君珊：《我所认识的评梅》，《石评梅全集·戏剧 书信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

⑨庐隐：《石评梅传略》，卫建民编选：《魂归陶然亭：石评梅》，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⑩鲁迅：《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