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四篇郭沫若佚文

金传胜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郭沫若全集·补编》的编辑工作目前正在紧张进行，郭沫若基础性文献史料的整理工作亦在稳步推进中。在查阅民国报刊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先后找到了1940年代郭沫若四则未见前人著录与汇辑的演讲、书信等集外文字，兹依发表时间为序，将这些佚文辑录于此，并对相关史料略作考读。

一、演讲《游历苏联观感》

1945年12月1日的沈阳《苏联之友》创刊号上刊有一篇署名“郭沫若”①原刊作“郭沬若”。因“沬”“沫”形近，民国报刊常将“郭沫若”排作“郭沬若”。后文类似情况，均径改为“郭沫若”，不再出注。的《游历苏联观感》。本刊系半月刊，由苏联之友社编辑，沈阳中苏友好协会出版。《投稿简章》云：“本刊系综合性刊物，内容着重苏联介绍及文化方面材料，凡论文，翻译，评论，文艺……等，各种稿件均所欢迎，反映生活的尤所欢迎。”据郑文《在文化战线上——忆1945年前后的沈阳》一文所述，该刊与作者主编的《文化导报》同是中苏友好协会文化部创办，“着重宣传中苏友好，共办了三、四期”②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6辑》，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65页。。然而笔者仅见到三期。

该文发表时有以下编者按：“郭沫若先生是中国有名的老作家，在大革命时即举办创造社，从事诗歌文艺活动，为中国有名诗人，以后曾留学日本，在他的创作生活中，一直是为了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除文艺作品外，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有名的历史研究，本文系先生于6月在重庆被邀请参加苏联科学家研究会时所作。”（在柳莎写作的编后记《写在后面》中有类似说法）据该按语可以知道，尽管编者对郭沫若的情况并不熟悉，却对郭沫若十分崇敬。根据文章内容还可以断定，“本文系先生于6月在重庆被邀请参加苏联科学家研究会时所作”的说法有误，应该是郭沫若到苏联后一个月左右所写。

该演讲稿开篇的文字为：“我到苏联来，不知不觉已满一月了。我是六月廿五日到达莫斯科的，在路上经过印度，伊拉克，伊朗等炎热的地方。”由此可知，该演讲稿副标题“七月十三日在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讲话”中的时间值得研究：郭沫若于6月25日由德黑兰飞抵莫斯科，到7月13日未满一月。据郭沫若回国后发表的《苏联纪行》，郭沫若7月26、27日分别在东方大学、广播电台演讲：26日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27日的演讲未写题目。关于27日的演讲，郭沫若这样写道：“三时半杨新松君来邀往作广播。电台闻即旧时专收中国学生的东方大学。电台远东部主任珂尔米珂夫先生亲自招待，因通日语，彼此甚感方便。广播须同时录音，开始广播之前曾试音二次，用意十分周到。广播约十分钟完毕。完毕后即听到录音放送，好像不大像自己在说话。”①郭沫若：《苏联纪行》，上海中外出版社1946年版，第150-151页。结合《苏联纪行》中的以下文字可以推断，此次的演讲题目应该是《游历苏联的观感》：“写就《苏联印象》以备广播”②郭沫若：《苏联纪行》，上海中外出版社1946年版，第138页。。现在回过头来看副标题的时间，基本可以断定是俄历：俄历的7月13日即公历的7月26日。学者李斌认为，“《苏联纪行》发表前，按照郭沫若的习惯，他对原始日记应该有过整理”③李斌：《郭沫若1945年对苏联的观察与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4期。。按常理推测，整理工作应主要涉及不宜公开的活动或感想，在具体日期上出现差错的可能性较小。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游历苏联的观感》确实是郭沫若在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讲话稿，时间写作俄历7月13日，应该是记录者搞错了时间，正确时间应该是俄历7月14日，即公历7月27日；标题不是《苏联纪行》中的《苏联印象》，而是与之相近的《游历苏联的观感》，应该是郭沫若演讲时改变了题目。

回到讲稿本身，《游历苏联的观感》呈现了郭沫若一个月内参观苏联各城各地后的感想。文中所述的参观活动，在后来的《苏联纪行》中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记载。应该说，文章表达的是郭沫若发自“心坎里面”的真实观感。苏联人民投身建设的热情，男女地位的平等，对儿童事业的重视，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特意预告“在不久的将来，我回到中国以后，一定把它整理出来”，此即《苏联纪行》。

二、佚文《叔羊的画》

《郭沫若年谱长编》（下文简称《长编》）系1946年3月：“本月为即将在上海举行的沈叔羊画展作序。认为沈叔羊‘对中国画法有实事求是的研究，这种精神正是一个艺术家的基本条件。以谦冲的态度接触自然，承受优良的遗产，在实践中求阐发！这就是叔羊所走的路。’（4月6日《世界晨报》）”④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5页。经查，4月6日《世界晨报》登有一篇署名“柳风”的《沈叔羊先生的画》，在评论沈的画作时，全文抄录了郭沫若的《叔羊的画》一文，但没有指明此文原发何处，《长编》对此亦无载录。笔者在1946年4月5日上海《前线日报》副刊《艺闻》上找到此文，当是其初刊本。

沈叔羊原名沈议，字叔羊，沈钧儒之三公子，生于1909年。早岁肄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26年在父亲的建议下开始学画。1928年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同时师从画家赵叔孺先生。从上海法学院银行专修科毕业后，曾赴日本留学。归国后任职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1938年进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与郭沫若共事⑤参见沈叔羊《父亲沈钧儒与我的绘画》、沈宽《我的父亲画家沈叔羊》等文。。在《父亲沈钧儒与我的绘画》一文中，他曾简短提及在第三厅的经历：“在武汉时，张志让介绍我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第三厅是搞抗日宣传工作的，厅长是郭沫若。后来武汉沦陷，第三厅无形中解散了，我被派到桂林去搞抗日宣传工作。”⑥沈叔羊：《父亲沈钧儒与我的绘画》，《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5辑，1994年版，第63-64页。

沈钧儒、沈叔羊父子与郭沫若时相往来。沈叔羊曾在重庆举行过两次个人画展。据《沈叔羊先生的画》所述，在1943年12月的第一次预展中，来宾有茅盾、沈尹默、董必武、叶以群、宋之的、阳翰笙等社会名流。1944年10月第二次预展中，郭沫若、柳亚子、侯外庐、于右任等前来观览。《郭沫若题画诗存》辑存了《题沈叔羊画猪》《题沈叔羊画石》《题沈叔羊胜利图》，系1943年郭沫若为沈叔羊的《猪》《石》《胜利图》所题。前两首诗皆作于6月8日，即郭文所谓：“四年前在陪都开第一次展览会，由衡老亲自送了他几张画来，要我题字，我替他题过一张《石头》和另一张《猪》，是两首五古，在我认为是相当满意之作，当然要感谢叔羊的启示了。”只是“两首五古”的说法当系误记，两诗实为四言古诗。当年10月，沈叔羊将父亲的住所良庄绘成一图，请郭沫若题诗，后者欣然题写七言长诗《题良庄图》。1944年郭氏还曾为沈叔羊《捣药图》题诗一首。

由郭文可知，沈叔羊回沪后准备展览其近作，遂投函郭沫若，向其索文，沈钧儒亦来嘱托。作为故交的郭氏自然不便推辞，故于3月25日写下《叔羊的画》。据有关文献显示，1946年4月5日至7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沈叔羊与陶寿伯的联合画展在上海同孚路新大沽路口同德医学院举行①参见《新闻报》1946年4月5日第四版所刊广告。。展出的沈叔羊作品有国画、粉画、铅笔画、油画等，以花卉居多，风景静物次之，每幅作品分别由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冯玉祥等题字，仅供欣赏，并不出售。除郭文外，同期《前线日报·艺闻》还刊出一则《沈陶②原刊误作“淘”。联合画展》，替沈陶画展作宣传。4月11日该刊登载沙千里撰写的《沈叔羊之画》，再次推介。文末透露道：三天的展览，“观众多至两万余人，极一时之盛”。

如郭沫若所言，沈叔羊不仅“长于绘事”，而且“对于中国画法也有实事求是的研究”，曾发表《从辩证法看艺术》《关于国画的改进》等文，并出版专著《国画六法新论》（1944）。郭沫若认为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一个艺术家的基本条件”，并赞赏沈氏对绘画艺术“努力不倦”的钻研。

三、致上海《益世报》函

上海《益世报》1947年8月16日第二版刊有落款“郭沫若”的《来函》，未见前人提及，当系一封佚简。全信如下：

迳启者，今日（十五日）贵报要闻版刊载魏德迈在沪与各界晤谈，内列鄙人名字，与事实不符，请为更正是荷。此致益世报编辑先生鉴郭沫若（八月十五日）

查8月15日的《益世报》，果在第一版（要闻版）载有一则新闻《魏德迈特使团今晨飞往广州魏使昨访宋庆龄女士》，开篇即云：“魏德迈特使十四日整日在励志社招待所接见宾客，忙碌异常，接见者多系民盟份子，及无党派人士，计有董时进、郭沫若、王绍鳌、沈体南③应作“沈体兰”。、谭平山、曹未风、胡厥文、张炯伯、沙千里、马叙伦、陈叔通、许广平等二十三人，言谈颇久，此外并曾亲访孙夫人宋庆龄女士。”

《长编》系本年8月16日：“针对美国新闻处无中生有地报道《魏特迈晤郭沫若》，作《我并未见魏德迈》辟谣。说：‘我对于魏德迈并没有丝毫愿见的意思和必要。’初收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12月初版《天地玄黄》，后收《沫若文集》第13卷，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④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2-1213页。实际上，这里的《我并未见魏特迈》应作《我并未见魏德迈》，“上海出版公司”应作“上海大孚出版公司”。《我并未见魏特迈》篇幅不长，现据《天地玄黄》版转录如下：

事情真有点稀奇，今天清早一见《时代日报》，一个大标题《魏德迈晤郭沫若》，细看是“美国新闻处上海十四日讯”，我不禁大笑。这是怎么回事呢？

接着看《新闻报》，《大公报》，都登载着我见了魏德迈，而且都作为“本报讯”。《大公报》甚至还说我“向魏氏提一书面意见”，更是天外飞来的奇事了。

当然，我应该向美国新闻处及其它各报去函请求更正，他们肯不肯更正，倒也又是一项小小的测验。

认真说，我对于魏德迈先生并没有丝毫愿见的意思和必要。甚至于有些朋友要去，我都劝他们最好不要去。像魏先生那样的一位忙人,今天飞东北，明天飞台湾，后天又飞广东，在我们中国领空中飞来飞去。两只贵耳里塞满了的“报告”，我们实在是应该体谅体谅他一下才好。

我是中国人，我倒赞成我们应该“自力更生”。请别人来帮忙，固然不是自力，请别人不要帮忙，也同样不是自力。（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

可见，当时有关“魏德迈见郭沫若”的报道并非个例。除了文中提及的《时代日报》《新闻报》《大公报》，《和平日报》《立报》等1947年8月15日的新闻中皆有类似报道。通过进一步查阅原刊，笔者发现上文曾载同年8月16日《时代日报》第一版，当系首发处。准确而言，文中所指的“大标题”应是《魏德迈访孙夫人并晤马叙伦郭沫若等》，刊于15日《时代日报》第一版。读到《时代日报》《大公报》上的失实报道后，郭沫若马上就写了此篇短文，寄与《时代日报》刊布。同日复致函《益世报》，均是为了辟谣、更正。在编选《天地玄黄》一书时，郭沫若大约根据手头的剪报，将此文的发表时间注于文末，致使研究者误以为它作于8月16日。1961年该文收入《沫若文集》第13卷时，作者对个别表述进行了修改，如第四段中“魏德迈先生”的“先生”被删去，“魏先生”被替换成“魏德迈”，反映了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

四、演讲《苏联的民主与自由》

1948年5月至6月，香港《持恒学友》第2期、第3期上曾刊载长文《苏联的民主与自由——第四次学术讲座郭沫若先生讲苏联观感》，署“郭振翮记录”。该刊系月刊，非卖品，由持恒函授学校港九同学会编印，旨在“辅导学习，交流心得，沟通海内外讯息”①邱国忠：《香港持恒学友活动追记》，吴长翼、邱国忠编《持恒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据程浩飞《持恒函授学校简况》，“为纪念韬奋先生，发扬他的爱国、民主精神，对海内外青年进行教育”②王仿子：《出版生涯七十年》，上海百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1947年香港生活书店筹办持恒函授学校。总经理徐伯昕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孙起孟出任校长。学校设专修部、中学部两大部门，各部再设文学、社会、哲学、国文、会计等科，面向社会各界招生，1947年10月开学，次年9月停办。各科导师均为在港著名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如胡绳、宋云彬、沈志远、张铁生、邵荃麟、葛琴等。港九地区的学员随后发起“持恒函授学校港九同学会”，成立干事会，编印《持恒学友》，开展多种多样的联谊活动。为了提高学员的素养，同学会先后邀请张铁生、刘思慕、胡绳、郭沫若、孙起孟等开设专题讲座。第2期上载有《五次学术讲座讲师和讲题》，公布了五次学术讲座的信息，分别为：第一次，张铁生讲《西欧联盟》；第二次，刘思慕讲《目前国内形势的分析》；第三次，胡绳讲《中国反帝反封建问题》；第四次，郭沫若讲《苏联的民主与自由》；第五次，孙起孟讲《青年修养》。同期刊有第二届港九同学会总干事冯廷杰撰写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署“廷杰”），谈到了开办学术座谈会或讲座的具体思路：“推动分科座谈会，有计划地扩大学术讲座，用有系统的适宜的方法分配每次的讲题，聘请对每个讲题特别有心得的主讲人，使讲座尽量适合同学们多方面的需要。为了照顾国内和海外的同学，我们打算把座谈会和学术讲座的记录选出较有深入性的而又是同学需要知道的，刊在《持恒学友》月刊内。”③廷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持恒学友》第2期，1948年5月。除了郭沫若的演讲记录，本刊还登载了《目前形势分析——第六次学术讲座小记》（第3期）、《东南亚民族运动与华侨》（第4期）等，记述了乔木（乔冠华）、胡愈之先生分别担任讲师的第六次和第七次讲座的内容。

那么，郭沫若的演讲发表于何时呢？笔者在《持恒学友》上没有找到有关第四次讲座时间的记录。据冯廷杰1996年的回忆文章云，“讲座安排每两周举办一次”。已知上述第六次、第七次的日期是5月16日、30日，则可反推第四次讲座当在4月18日左右。《长编》1948年3月谱文中有：“4日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举行的春季文艺讲座，主讲《苏联的民主与自由》。（6日香港《华商报·文化短波》）。”④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2页。可见，1948年 3、4月间，郭沫若以《苏联的民主与自由》为题至少讲演过两次。

记录者郭振翮系社会科同学，任第二届干事会出版股干事，《持恒学友》上刊有其《本会第三次会员大会记》等文。第2期所刊《读者·作者·编者》在“一、鸣谢”中特意向郭沫若表示谢意：“郭沫若先生为我们修改《苏联的民主与自由》的演讲记录。”表明这篇讲演经过郭沫若的修改与勘正，内容可靠。

本次演讲给听众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冯廷杰在《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提醒学友要适度劳逸结合时，特意用演说内容作为例子：“有了埋头的研究学习，没有娱乐活动也是不成的。举一个例子说，如上次郭沫若先生给我们讲《苏联的民主与自由》，说到苏联人民注重业余的娱乐，他们在白天，把全部精神都放到工作上，到了晚上，又需要充分的娱乐来恢复疲劳，这种生活方式，值得我们注意。”①廷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持恒学友》第2期，1948年5月。将近20年后，他在《我在“持恒”学习的片段回忆》中回忆道：“在我的记忆中，同学们听这些专家的报告中，以郭沫若讲的‘访苏观感’和乔木讲的‘国际、国内形势问题’最有吸引力，议论较多，激动而又兴奋。”②冯廷杰：《我在“持恒”学习的片段回忆》，吴长翼、邱国忠编《持恒纪念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

访苏归国后，郭沫若曾受社会各团体的邀请介绍苏联观感，今存演说记录的计有：1945年9月14日为重庆星五聚餐会讲《苏联工业现状及其成功之关键》，同年10月21日在中苏文协妇委会讲《苏联妇女漫谈》，11月4日应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之约讲《苏联观感》，1946年5月在上海某处讲《苏联的建设》，9月在中国建设社主讲《苏联的集体农场》，同年年底在上海某处讲《苏联的集体农场与中国的土地改革》。1948年的这篇《苏联的民主与自由》是目前能见到的郭沫若关于苏联的篇幅最长的演讲，全文达八千多字，涵盖了苏联多方面的情形。作者的目的首先在于纠正当时一些民众对苏联带有偏见的认识——认为苏联是极权国家，一党专政。他以自己在苏联的亲身经历为例，介绍了苏联贫富差距的消弭、男女地位的平等、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还讲到了苏联人民的苦干精神，集体农场的出色成就，科学研究的与时俱进，以及苏联公民的娱乐生活、教育制度和新闻报纸。谈论苏联时，郭沫若总是将美国作为反面参照物，试图阐证前者的真民主，而讽刺后者的假民主。另外，作者还会将苏联与中国进行比较。如说到苏联的生产与研究能紧密结合时，他同时将英美国家、中国拿来对比：“他们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配合，他们的研究工作和生产计划配合，不像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生产和研究脱了节，更不像中国把研究工作当作花瓶，拿来找官做的。”当然，作者对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是以批判为主，对待落后的祖国，则于反思中带着“恨铁不成钢”的遗憾。“只要有一技之长，在苏联便可以立足的，便可以受到国家看重的，并不是像我们的贵国，一切一切都非国民党员不行。由此可知苏联的一党专政和法西斯政体决不相同的。”从这些语句中，可明确体会到作者对党同伐异的国民政府的嘲讽与鞭挞。在描述苏联家庭农场的美好场景时，作者再次想到中国：“他们的生活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恰恰成一个相反的对比。集体农场带来了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充分的自由、平等，令我万二分羡慕。”作者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深切同情于此可见。

附1：

游历苏联的观感——七月十三日在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讲话

我到苏联来，不知不觉已满一月了。我是六月廿五日到达莫斯科的，在路上经过印度，伊拉克，伊朗等炎热的地方。到了莫斯科真好像是到达西方各国一样，莫斯科天气非常凉爽，简直好像重庆末秋的天气。到莫斯科之后第二天，就是六月二十六日，我曾访问列宁格勒，二十九日飞回莫斯科并到了斯大林格勒，七月十二日到了塔什干（“塔什干”原文作“塔干什”，下同），十九日又飞回莫斯科。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当中，我游历了苏联四个重要城市，我参观了南方战迹，我参观了不少的工厂企业，集体农场，研究所，博物馆。我欣赏了好几次歌剧，音乐，话剧和电影院的活动，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感想闪电般的错综在脑海中，我把这一切都记在心坎里面。在不久的将来，我回到中国以后，一定把它整理出来，今天我得到这个广播的机会，想把游历苏联各城各地的感想很简单报告一下。

我们知道苏联是战胜国，全世界的人都在赞美他感谢他，但是苏联所受的战争祸害恐怕比任何参战国都要厉害。斯大林格勒这个城市可以说全部被毁灭了，苏联的胜利是付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因为这样，苏联人民对于战争的胜利到现在还是胜利的高兴，但他们丝毫没有一点骄傲的颜色。全体人民都在辛辛苦苦努力于新的工作——建设工作，他们生活是降到最低而合理的程度，这是我们敏感的第一点印象。苏联妇女和男子一样在很艰苦的工作。有好些工厂里面的女工比男工还要多，特别开电车开汽车多半是妇女司机，还有站岗的妇女警察，她们都非常健康而灵敏，非常自由与愉快，这是我感到的第二点印象。苏联儿童特别受着保护，我在中国时，早就听说过，苏联是儿童的乐园，到了莫斯科我才感到没有一点夸张，苏联儿童是那样高兴，那样天真，那样自由，我在别的地方实在是没有看见过，像莫斯科那样凉爽的地方还送儿童到南方避暑。这对儿童身体保育是多么注意呵！这样对于优秀的第二代的重生是毫无疑问的。

苏联科学和艺术确实非常进步发达，工业农业的建设也很好，文化教育也非常普及，不仅莫斯科，列宁格勒等中心城市是如此，就是塔什干①——乌兹别克的首都等所有边疆地方也是这样，我看到在这里生长着世界最好的棉花，有黄色的也有绿色的，而斯大林工厂每天出产廿五万吨，塔什干近代化的程度是多么惊人哪！我相信人民和国家重要的是人民和国家打成了一片，人民的事就是国家的事，国家的事，就是人民的事。所以苏联全体人民将全力来参加国家建设，为国家建设的工作，因为这样便进行得更迅速而彻底。

苏联的胜利绝不是偶然的，苏联还有更伟大，更光明，更光荣的前途，我相信这是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原因。

附2：

叔羊的画

沈叔羊是救国老人沈衡山的三公子，早年曾留学日本，抗战时期曾参加政治部第三厅的对敌宣传工作。人极和易，不喜张扬，我和他共事数年，竟不知道他长于绘事。四年前在陪都开第一次展览会，由衡老亲自送了他几张画来，要我题字，我替他题过一张《石头》和另一张《猪》，是两首五古，在我认为是相当满意之作，当然要感谢叔羊的启示了。猪可入画，这意义实在新鲜而隽永。

叔羊的画如其人，平静而无邪杂的霸气。他另外有《图画六法新编》之作，对于中国画法也有实事求是的研究，这种精神正是一个艺术家的基本条件。以谦冲的态度接触自然，承受优良的遗产，在实践中求阐发——这便是叔羊所走的路，他正努力不倦地循走着这条路，他的造诣是不可限量的。

叔羊得早复员返沪，今将在沪上展览其近作，来函索文介绍，衡老亦殷殷以此为嘱，故特属此短文，遥祝其成功。然能介绍叔羊者乃叔羊之画，能介绍叔羊之画者亦即叔羊之画。昔九方堙善相马，于牝牡骊黄之外得之，善赏画者似亦宜看取画人之精神，叔羊所欲求于世之知画者，其意或亦在此。（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于重庆）

附3：

苏联的民主与自由——第四次学术讲座郭沫若先生讲苏联观感

郭振翮记录

苏联是民主国家还是极权国家？

我想在座各位很关心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种说法；特别是美国，它以为苏联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国家，极权主义，赤色帝国主义。美国教育出来的胡适，还说苏联是比德国和日本更厉害更独裁的国家。人们说的民主自由好像只有美国才可以独享。这种说法其实是对苏联极偏见，对民主对自由极不公平的说法。

但也有些人说：苏联也有民主，但苏联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不同，各有其对民主的解释：美国的民主是大家都有自由——政治上的民主，苏联的民主是大家都有饭吃——经济上的民主。

苏联国内，没有大资本家，没有地主，土地是国有的，也就是人民共有；工厂是公营的，也就是人民共有。人民之间没有大富和大贫的区别，这就是经济上的民主。这些，很多人都承认的。但是有很多人还以为苏联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斯大林承继了列宁政权差不多廿年，怎能算是民主呢？这不是政治上不民主的最好证据吗？反过来看看美国，美国每四年选举大总统，每个成年的国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大总统卸任后，还是一个平民。和我接近的朋友当中，也有很多人主张苏联应该除了经济上民主之外，学学美国政治上民主的一套，美国除了政治上民主之外，也要学学习苏联经济上的民主才对。表面看来，这种主张很公正，不偏袒，其实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我们试想想：一、有了经济上的“民主”为什么不会有政治上的“民主”？二、有了经济上的“不民主”何来政治上的“民主”？

美国青年一到成年便可以有机会成为大总统。每个青年都有选举权；但是每个青年是不是一定有被选举权呢？我以为还得看事实：美国的宪法上固然是明白地写着每个国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事实上又如何呢？

原来美国国民贫富差别得很利害，美国的财富集中在八个财团之中，其余的老百姓比我们还穷的也很多。没有钱的人根本不能受教育。有钱的人可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上占极重要地位。大家都知道大总统要有相当社会地位，有相当学识。贫苦的工人和农人有什么资格够得上当选为大总统呢？可知没有经济上民主的国家尽管法律如何漂亮规定，实在决不算真民主，只可算是假民主而已。

苏联的经济上怎见得表现出民主精神？

至于苏联，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大资本家大地主的阶层。人民生活都在水平线上。它现在仍旧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国内虽然没有大贫大富之差，但仍旧有小贫小富的存在。有人以为它是共产党主义的国家，人民不能够有财产，一切是公家所有，即是说私有财产制度不存在，其实苏联宪法规定每个人都可以有少量的私有财产。譬如日常生活上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的应用物品，实验仪器，工作参考书……每个国民都可以占有。例如我有一个小小的家庭，附近有一点土地再作一点劳动生产，这些收获可以归我个人所有。在畜牧地带的人民，也可以有几十头牲畜。苏联宪法上规定每个人有工作权，各人可以拿到应得的报酬，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工作和报酬是正比例。不工作的没饭吃。将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会一变而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个时候，生产丰富没有分配问题，连小贫小富的差别都没有了！目前的苏联尚未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还有小贫小富之差；所以工人们工作愈多，报酬也愈多。特别在斯达哈诺夫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清楚的。工人中如果有特别发明特别发现是可以获得奖金的。国内贫富的关系并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清一色，但却没有大的差别。人民的生活都在水准的上下，差不了多少。可能有小贫小富，却没有大贫大富。所以经济上的民主苏联确实做到了。我大前年在苏逗留了五十天，我到过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中亚西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在历史上有名的萨马尔罕，还有巴库，和托尔斯泰的故乡雅斯拿雅玻里雅拏。我看了不少东西，但却没有看见一个叫化子。我没有看到一个衣不蔽体的人，也没有看到一个面圆圆的富翁，五十天的时间并不多，我却不敢担保的确苏联国内没有一个叫化子，或者可能会有，譬如茅盾先生，他就看见过一个。苏联宪法上规定不做工没饭吃。虽然失业的人很少，但可能会有极少数人偷懒不去作工，那他就只好讨饭。古人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因为社会制度好，要找一个懒人便是很难的。我们大中华民国却相反了。苏联大部份的老百姓生活很平均，有叫化子的话也算是极少的例外。我们却不要把例外夸大起来，美国作风就是如此。苏联的经济上民主确实做到了，既没有贫富的差别，也没有男女的差别。我游苏后，回到重庆有许多女朋友问我苏联的妇女问题如何？我说，苏联根本没有妇女问题。工厂里面，女工有的比男工多，开电车的差不多都是女的，警察也是女的，我想大约因为那时欧战刚结束，而远东方面，战事还未结束，大部份军队没有复员，因此女比男多。由此可知经济上平等之后，男女都可以达到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应得的享受，不像资本主义国家，有钱的可以有特别优裕的环境，没钱的却要捱苦。如果说经济上已经达到民主而政治上达不到民主，这是不合逻辑的。反之，像美国经济上不能达到民主，而硬说政治上达到了民主，这是骗人的鬼话而已。

那末我们为什么对苏联如此隔膜呢？对于她国内情形为什么这样不了解呢？

一、语文问题：俄文难懂，识俄文的人很少。

二、政府统制：我们想到苏联游历实在不容易，政府多方限制；我们也不容易看到他们的报章杂志，更没法接触苏联的学者。

三、歪曲宣传：对苏带敌性的国家歪曲宣传。

苏联在政治上怎见得表现出民主精神？

苏联在国家行政上和英美没有什么差别，英美的政治制度是代议制度：人民选举议员组织国会，代表民意。苏联也和英美一样有这样的议会，英国的议会是贵族院，众议员，美国上议院，和下议院。苏联的议会便是苏维埃，苏维埃有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之分。联盟苏维埃又怎样构成的呢？原来苏联是由十六个共和国构成的，每个共和国选四十名代表构成联盟苏维埃，不论国家大小，代表的人数是一样。民族苏维埃是整个苏联每三十万人选出一名代表。苏联国内人种复杂，不止国内有许多种，种下面又有大大小小的族，共计全国有一百八十九族。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是最高苏维埃，下面还有各级各样的苏维埃，通是人民选出来的。由最高苏维埃合并选出政府，和英美的国会没有分别，不过名称不同而已。更进一步，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宪法吧：英美宪法规定人民有被选举权和选举权。但英美人民选了议员之后，便失掉了权力。譬如有一个竞选议员要想大家选他必定说了很多漂亮话，开很多空头支票，等他当选了之后，便一股脑儿把诺言忘得干干净净。那时他一直可以当议员至任满为止。因为英美人民只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却没有罢免权。但是苏联却不同，宪法里规定着有罢免代表权。譬如某人当选之后，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他要向选民报告工作，如果觉得不满意，人民还可以罢免他，把他撤回。大家试比较比较那个是真民主？那个是假民主？其实苏联的宪法和各国比较起来是最民主的。（大家可以参考吴清友的《今日之苏联》）所以有些人说美国民主，苏联不民主，不是认识不够，便是故意歪曲。

苏联是不是一党专政的？斯大林是不是一个独裁者呢？

有人怀疑苏联一党专政，斯大林是独裁者，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蒋介石没有分别，这是什么缘故？原来苏联的共产党跟美国民主党，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工党是不同的，英美政党所代表的是特别的某一阶层，要有“资格”——相当的财产才可以当党员，党的基础明明白白是摆在私有财产多寡的基础上，苏联的共产党员是从人民中选出最能吃苦，最有才干的人做党员，苏联的共产党员是人民中选拔出的优秀分子。当了党员，要服从铁的纪律。例如革命成功初期，男女关系较为随便一点；革命后渐渐严格，尤其是党员更须遵守纪律，以身作则的。每个党员保持党员的资格亦属不易，要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战时首先为国捐躯，平时要献身建设。故从表面看来，苏联是一党专政，其实是由人民中选取考验过的优秀分子出来参与政治工作，我们应该说它是真实意义的国民亲政，并不是一党专政。再者，苏联的公务人员、士兵和其他大部分的老百姓也并不都是共产党，公务人员中党员所占的百分比极少极少。苏联并不是执行严格的思想统制，叫每个人非信仰共产主义不行。苏联的学者当中，思想很落后的都有，可见它并不是不能容纳思想不同的人民。我试举一例证明这点：苏联有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亚列克塞也夫，苏联科学院的权威教授，前任驻华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和代理大使费德林博士，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北平住了好几年，我参加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时见到了他。他能说中国话，但说的是文言。我到列宁格勒，他曾亲自到飞机场来接我。他计划作一部《中国文学史》，现在尚未完成，他也翻译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翻译过司空表圣约（“约”应作“的”）《诗品》，这也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他把许多中国历代的代表作都翻成了俄文。他对中国很喜欢，什么都是佩服中国的。有一次，他和我同席观赏各种歌舞表演，有一幕是一男一女的对舞，男主角是苏联顶有名的男明星，女主角也是苏联国内三大明星之一，对他们的舞艺，大家都非常赞美。亚列克塞也夫教授很庄严地看，大拍掌，也不笑。这一幕表演完后，掌声雷动，他却掉头来问我：“阁下乐乎？”我没有回答，他跟着便说：“无礼！无耻！”下一个节目是女高音独唱，这个女角也是有名的声乐家，唱完后大家赞好，叫她再来。他后来问我乐不乐，我也没有回答，他又表示他的意见，认为“喉咙大，吼得高”。这位教授对中国文化学术的成就尽管高，可是他对音乐和声学的修养却显得很低。我们再继续看下一个节目，这个是苏联民族形式的歌舞，和前两个现代形式的歌舞节目不同，苏联政府特别保存各种民族形式，很受人们的欢迎。我当时看到的是乌克兰民间歌舞。亚列克赛也夫教授再问我的时候，我就答道：“很好很好！”，这位老教授听了却摇摇头，老大不高兴，连话也不跟我说了。由这个例子可以证明苏联国内所有的学者，教育家，公务人员……并不完全是共产党员，甚至包含有类似我们的道学家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在苏联便可以立足的，便可以受到国家看重的，并不是像我们的贵国，一切一切都非国民党员不行。由此可知苏联的一党专政和法西斯政体决不相同的。同样理由，斯大林是否独裁者，这个问题也可以得到解答了。斯大林当政廿年这么久，完全是因为人民选他出来让他领导的，每逢改选，斯大林必重新参加选举一次，再向选民演讲。据说他有一次演说特别向选民声明，“根据苏联宪法第几条，我不称职，你们可以撤我的差。”他的年纪有七十多岁，他是乔治亚人，他何尝不想回到南方去，在故乡中休养？但是苏联人民不答应，苏联离不了他。你们想在世界上究竟有几个像斯大林这样能为人民服务的人呢？大家看见过苏联的影片，每次斯大林出现于公共场所的时候，人民的高声欢呼吧？像《青年之光》和《丰功伟绩》这两个影片那样，斯氏一出现，人民的欢呼一直要延长至十几分钟。《青年之光》，我是在场的，实际情形，确实是那样。由此可证明他完全以德服人，并不是以力服人。试想用秘密警察用特务来维持的国家，能够这样强大吗？苏联国内民族复杂，可以利用极权来统一吗？希特勒在前就看错了，他以为三个月内便可以征服苏联，因为苏联在他心目中正和德国一样，是用极权来统治的，只消一闪击便会瓦解。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他的看法完全错误了。

苏联对国内民族的政策怎样？是不是完全平等的呢？

我们想想：苏联国内民族如此复杂，为什么它却是那样的坚强？试看我们大中华民国吧，五族能够共和吗？汉族可以共和吗？苏联的民主完全是澈底（“澈底”今作“彻底”）的民主，因为它对内没有阶级的对立，人吃人，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澈底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各民族不平等的待遇也已经铲除了，譬如说乌兹别克共和国，在帝俄时代是很落后的，和我国新疆一样，但是革命之后，完全改变过来了。苏联的十六个共和国就是十六个平等的主人，每族都得到民主和自由。乌兹别克共和国在汉朝已和我国有来往，至明朝亦来朝贡，历史上记载得很明白。它被并入俄国版图不过是三百年左右。我在苏联被招待到乌兹别克，逗留在国都塔什干十天，在撒马尔罕也有几个钟头。原来撒马尔罕是个历史上有名的城市，是明朝初年铁木儿的帝都。铁木儿把疆土拓展到印度西北部，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蒙古人有一部分留在撒马尔罕境内，城内有铁木儿的墓和其他古迹。我早上乘飞机赴萨马尔罕，晚上回到塔什干。我在乌兹别克，算旧的和新的都看到了，明白地看见了苏联对各民族的共和国的政策是怎样的。

在乌兹别克，旧的风俗习惯有许多仍然保持和原来一样。譬如说妇女的眉是划成一字的，因为她们的眉毛很浓，两眉间的地方很狭，索性划成一字。发辫也很奇怪，有四十条至五十条之多。旧式妇女，在头上披着大斗蓬（“斗蓬”应作“斗篷”），带（“带”应作“戴”）上很长的黑色面幕，差不多到膝部。原来回教风俗七岁以后女子的脸孔不能随便给人看。他们吃饭也很有趣，是用手来抓的，这种习惯在新疆也有。我在塔什干，回教长老宰羊来招待我们，他们把羊肉叉烧，羊尾最宝贵的，长老亲手把羊尾巴送到客人的嘴里。长老——阿洪也请我们参观过礼拜堂，堂内跪拜的人很多，就是教堂外面的空地也有许多人在膜拜，处处跪满了人。他们信仰的回教和我国的回教一样，并不受政府取缔和禁止。由此可以证明苏联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是极其尊重的。信仰宗教的人很多，整个苏联大小不同的宗教却有九十二种之多。我们由此可以举一反三，知道其他宗教必同样受尊重的。也许有人又会问我：为什么奉行马克斯主义的国家对于宗教这种“鸦片”如此纵容呢？我的解释是这样：我那天去参观教堂，室内室外有几千人，这几千个教徒当中我发现大半数以上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中年人和青年人很少很少。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便是苏联的民族政策在消极取缔方面比较宽大，而对积极建树方面则拼命苦干。对新生的一代，教育是拼命提高了，青年人接受丰富的教育，便不会再吃宗教的鸦片。我想将来再继续下去，恐怕乌兹别克国的回教徒会自然绝迹，而教堂会变成博物馆了。总之，苏联对于每一种旧的东西断断不是极力铲除，只要不妨害国家的安全，是让他们自生自灭的。其次我们再看苏联对于新的建树怎样在努力苦干。他们苦干的成绩却是非常惊人的。苏联建国卅年，已经改换了新的面目，但这建设是只有中间的十五六年的。开始十年还有国内战乱饥馑，资本主义国家的围攻，最近的四年爱国战争所受的摧残非常厉害。但是他们却不断改进和建树，渐渐复原，也渐渐超过了战前的成就。譬如乌兹别克共和国，棉产很丰，全苏有百分之六十的棉花在乌兹别克出产。乌兹别克的集体农场差不多完全从事棉花的生产和种植，专门研究棉花的中央研究院也设立在乌兹别克，各式各样的棉花都有，最优良的棉种是他们从埃及移植来的。埃及种的棉花纤维比美国的长，比美国的坚实，但它也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便是容易生病。经过苏联棉种中央研究院研究的结果，新埃及种的棉花保持了原来的优点，却克服了以前的缺点，是全世界最好的棉种。此外其他棉种也很多，还有许多是有颜色的，桃红咧，黄咧，绿咧，织成布更好看，颜色是天然的。有一种黄色的棉种好像骆驼绒，但纤维却很短。目前苏联研究棉花集中了全国的力量不断研究，不断试验，有计划，有组织，配合得很好。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去合作。我到塔什干参观，一望大片的棉田，像大海一样的辽阔，最大的纺织工厂我也去过，这是斯大林工厂，厂内的机器是全部电气化的。每个女工可以管理好几十部机器。因为乌兹别克的雨量非常少，他们便利用帕米尔高山上的冰雪。山上的冰雪融解了，流下来便有水了。每天规定下午三时便开放水管。乌兹别克境内的土壤也不完全是好的，有许多带有沙漠性及半沙漠性的；因此他们又建筑化学工厂，制造肥田料。工厂是四大部分合成。有一部分工厂，专把水来电解，提出氢气。还有别一部分的工厂从空气中提取氮气。再有一部分工厂氢氮两种元素合成铵，又由铵造成肥料，加在土壤里，这样一来，可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生产量。他们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配合，他们的研究工作和生产计划配合，不像英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生产和研究脱了节，更不像中国把研究工作当作花瓶，拿来找官做的。卅年以前和蒙古新疆一样的土地，现在已变了新的面目，今天竟然达到最高的生产水准。我到许多的公共机关、研究院、工厂，和集体农场去参观，大半都是本地人，甚至高级的人员也是如此，并不是由俄罗斯来统治一切的。有一次和我一起去参观集体农场的，还有英国坎特勃里的副主教休列特·詹森。在农场里的老百姓特别欢迎我，他们拥抱我，吻我——非常热烈非常亲切。农场内的老百姓都很愉快，正如古书上所说：“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他们的生活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恰恰成一个相反的对比。集体农场带来了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充分的自由、平等，令我万二分羡慕。

苏联人民的生活享受怎样？他们觉得愉快吗？

我参观完了之后，又回到塔什干观剧，那天晚上演的是莎士比亚的大悲剧，《奥赛罗》。是乌兹别克的演员，用乌兹别克语表演。舞台布景非常华丽，灯光布景也极完善，我心里很佩服乌兹别克的文化水准这样高。剧演完了，招待的人请英国坎特勃里的副主教休利特·詹森批评批评，那位主教用外交的口吻回答，他说英国人的作风和乌兹别克人的作风不同，前者冷静、沉着，后者勇往直前，所以演这出戏也有不同的演法。假如伦敦人看了塔什干这次演出，他们一定未及终场便溜走了，苏联人去看伦敦人演出，也恐怕未及终场，已经瞌睡。其实照我个人的意见，莎士比亚那出戏应该像塔什干那次演出才不失作者的意图，原来剧中的主角奥赛罗是非洲摩尔族人，他爱上了一个希腊公主，他是黑人而又是武人，教育程度不高，头脑简单，因此猜忌也很深，他怀疑自己的夫人不贞，误杀了她，后来觉悟而自杀。我们试想：像奥赛罗这样半原始性的武人会不会文邹邹地学英国人的绅士作风呢？抑或像塔什干人那么勇往直前的呢？我那天看戏时，又细看台下的观众，原来很多便是白天在农场内工作的老百姓。中国老百姓辛苦了一天，会跑到城市看戏吗？会看外国的古典戏吗？苏联的老百姓工作后，得到了充分的享乐，还有程度欣赏外国的古典剧，可（“可”字似衍）由此更可证明苏联人民实在确实得到解放，得到高度的自由了。

说到看戏，不由得我又想出这一件故事。我那次到苏联，同被邀请的还有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丁燮林先生，他是留英的，他对于戏剧有很浓厚兴趣，大家也许看过他作的《一只马蜂》那出独幕剧吧？据他的意见，他以为像苏联人民能了解娱乐的意义的确很少见很少见，试看每个剧场晚晚都满座，便知道丁先生的话确有他的道理，有一次驻苏京中央通讯社的朋友，送了三张戏票给我们，他打算和我，丁先生一起去的。怎知到时他没有来。我们初到，情形不熟，冒险走向艺术剧院，不知由什么地方进去，我们便拿着两张票问人家，怎知几十双手拥来，争着问我们买黑市票。原来苏联的戏票也是配给的，但是供不应求，不得不限制每个人每月看多少次。不喜欢看的，可以把票让给别人，喜欢看多（应作“多看”）几次的，也可以买黑市票。大家也许又会觉得奇怪，苏联也有黑市的吗？原来小规模的黑市也是有的，战时公订各种货物的配给价格极低，合作社的价格比公价高十多倍，自由市场的货物价格又比合作社的价格更高。譬如自己吃不完的东西可以卖，自己种出来的东西也可以卖。红军的家属所配领的东西比较好，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所得到的配给品也比普通人好，普通人想吃多点，吃好点，也可以求之于黑市。这种小规模的黑市并不希奇，但决没有黄金美钞那样的黑市的。苏联人喜欢逛公园，看戏，听音乐，这些正当的娱乐却是恢复疲劳最好的方法，是应该极其重视的。苏联人民能够如此享受高度的娱乐并不是他们的天性，主要的原因却是经济问题得到解决，没有匮乏，没有恐惧，教育平等，文化程度自然会提高。

说到苏联的教育，有一点不可不向大家报告的，便是收费问题，同一学校，同一班级的学生的收费也不一样，比如富裕的，收得贵一点，比如清贫的，收得便宜一点。我参观铁路工人的幼稚园，每个小孩每月只收三十个卢布，实际他们消耗每月每人要百五十个卢布的。有一部分的小孩还是免费的，家长收入多的，可以征收多一点。医药也不要钱的，医院对于生育小孩的母亲也特别优待，国内每个人生活都有保障，可以尽情享受。他们并不是天性会享受，主要原因是制度合理，民族性也逐渐高尚化了。罗斯福总统所提倡的四大自由，他们是充分享有着的。所谓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怖自由，言论的自由，在苏联是已经完全做到了！

苏联的报纸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并不是以达官贵人做中心的。人们的照片常常在报纸上出现，我的照片也在报上登载过。报纸上完全没有广告，不像美国的报纸，专替资本家吹牛皮的。苏联对于民主自由确实是兑现的，我亲眼所见已经超出我所能想像（“想像”今作“想象”）的这么好。至于美国，我们能说它是民主的国家吗？黑人所受的待遇怎样？法律虽然规定每一个公民不论种族可以参加选举，但是有许多黑人得不到选举的机会，被人歧视，受人欺侮。南部各洲（“洲”应作“州”）的人，他们不仅反对共产主义，甚至有很多人大学连进化论也不许讲的。所以，我们最要紧不可受人家宣传的蒙蔽，不要受人家的麻醉，对于某件事物，要有充分的研究才可以下结论，我以为大家最好能养成这种良好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