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本禀赋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465户农民工家庭的实证分析

李海波

(长沙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

1 引言与文献回顾

创业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各类创新资源在城市集聚，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和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造成农村人力、财力、智力的空心化，制约了农村的创新活力和经济发展.在当前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创业有利于激活农村资源要素、培育发展新动能、活跃农村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

近些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201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从创业门槛、税费优惠、财政支持、金融服务、场地支持等多方面给予返乡创业政策支持，同时，制定了《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2015—2017年)》，分列七大行动计划，责任落实到各部委.2016年11月，国务院在颁布的《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中对鼓励和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扶持政策措施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此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支持和鼓励农民工创业进一步强调和部署.由此可见，鼓励和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已成为我国促进乡村振兴的新潮流.

在国家和各地方政府一系列鼓励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号召下，外出务工农民的返乡创业活力近年来得到了显著提升，返乡创业观念、创业环境和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都有了很大改善，但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欠缺、创业类型单一、创业绩效低等问题依然非常突出.农民工的家庭资本积累对其返乡创业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农民工家庭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抉择的影响不仅可以为政府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农民创业扶持政策提供理论参考，还可以为农户的创业准备与创业活动开展提供借鉴.

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外学者对返乡创业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国外主要集中在移民的创业，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劳动力转移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创业.创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受微观层面如创业者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的影响，又和创业地经济、社会、政策环境等宏观因素相关，对此，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个体特征方面，学者们主要分析了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由于研究对象和所用数据的差异，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存在显著差异(刘溢海、来晓东，2016；朱红银等，2010)[1-2].匡远凤(2018)[3]、周宇飞(2017)[4]等一些学者研究了环境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要素流动性、地方金融支持力度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积极影响，创业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作用不显著.还有一些学者对创业者及家庭的资本与创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资本积累对创业的支持作用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可(严成樑，2012)[5].对于农民工群体，资本积累在破解融资约束、提高创业能力、获取创业资源和信息等方面具有更加突出的作用(Westlund & Bolton，2003；马光荣、杨恩艳，2011；刘杰、郑风田，2011)[6-8]，已有文献对各类资本与农民工创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1)物质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石智雷(2012)[9]、韦吉飞(2017)[10]等学者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对农民工创业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2)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王西玉等(2003)[11]、Vadean (2010)[12]等学者认为，务工期间技能的获取和经验的积累有利于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而影响创业活动.(3)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社会资本能够在放松创业融资约束、获取行业信息和有效客户资源方面为创业提供帮助(Westlund & Botton ,2003；徐超等，2017;李长生、黄季焜，2020)[6],[13-14].

综观已有研究，国内外学者对资本积累与农民工创业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可改进之处：(1)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行为以及外出务工农民的返乡创业意愿，对已经返乡的农民工的创业抉择关注不够.(2)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单一类型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对不同类型资本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差异缺乏关注.(3)已有研究的实证分析大多基于某一地区的数据，由于地区间的创业环境存在差异，基于某一地区数据研究结论的代表性有待商榷.创业过程是商业机会、创业者和资源三个要素匹配和平衡的结果，返乡农民工的家庭资本禀赋在商业机会的识别与把握、创业者素质与能力的提升、创业资源的获取等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江苏、浙江、云南、贵州和湖南五省465户返乡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实证考察返乡农民工的家庭资本禀赋对其创业抉择的影响.

2 数据说明、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2019年3月至2019年10月开展的问卷调查.该问卷调查旨在了解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行为.调查采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在东部、西部、中部分别选择江苏、浙江、云南、贵州、湖南五个代表省，省以下各选1～2个县级单位(区、县或者县级市)，在每个县级单位选择100户左右返乡农民工家庭作为调查对象，在泰兴市、杭州富阳区、水城县、宣威市、长沙县、衡东县六个县(区、市)获得532份问卷，剔除无效与有缺失值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465份.

2.2 变量选择

2.2.1 被解释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Entrepre).在指标的选择上，本文用问项“返乡后的工作性质”来测度，选择“创业”的，赋值为1，选择“务农”和“务工”的赋值为0.

2.2.2 解释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返乡农民工家庭的资本禀赋，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农民工家庭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通过学历教育所形成的初始人力资本，通过务工期间技能的获取、经验的积累所增加的人力资本两个部分.基于此，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来衡量家庭存量人力资本和增量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选择上，本文借鉴石智雷(2012)、徐超(2017)等学者的做法，用“家庭年总收入”“家中有无村干部或公务员”分别作为家庭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2.2.3 控制变量的选择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特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参考已有相关研究，选取“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来反映个体特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也受家乡创业环境因素的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创业成本越低、政府对创业的支持力度越大、创业氛围越浓厚，越能吸引返乡农民工创业.基于此，本文从创业成本、创业机会和创业支持三个方面选择“地区消费水平”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作为地区环境因素的代理变量.同时，考虑到地区发展的不均衡，通过设置返乡农民工所处地区“是否属于中部” “是否属于西部”“是否属于东部”三个虚拟变量，把务工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因素引入模型.

各变量的定义与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进一步进行T检验，比较创业和没有创业两组返乡农民工中各个变量的平均水平，结果显示，除了“性别” “家庭物质资本” “地区消费水平”三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解释变量在两组样本中的均值都存在显著差异，初步说明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

2.3 模型设定

基于本研究被解释变量的二分类特征，在模型设定上本文选择稳健的Pr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由于重点在于考察家庭资本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故在本文所有的模型中都放入相同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个体特征变量、地区经济变量以及地区虚拟变量.本文的回归模型如下：

Entreprei=∑αicapiti+∑βiregioni+∑γipi+λiei+εi

(1)

式中，Entrepre是被解释变量即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capit是解释变量即家庭资本禀赋因素，包括“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变量，region是控制变量地区环境因素，包括“消费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三个变量，p是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包括“性别” “出生年代” “婚姻状况”三个变量，ei是地区虚拟变量，αi、βi、γi、λi是系数，εi为误差项.

pe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除了“就业环境”与“公共服务水平”略大于0.5外，其余都在0.5以下，远低于共线性0.7的门槛值，因此，本文不需要考虑共线性问题.同时，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在所有的模型中采用White稳健标准差估计，并在模型中加入了地区变量、家庭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可以消除地区、家庭和个体的异质性.

3 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统计软件Stata14进行实证分析，表2给出了各因素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回归结果，除了probit模型结果，作为参照系，还报告了线性概率模型的OLS估计结果.同时，为了能够更直观地解释和比较结果，本文对于probit回归汇报的是边际效应，而不是一般的回归系数.(1)-(4)、(5)-(8)列分别为线性模型OLS估计、probit模型MLE估计的回归结果.表2结果显示，不管是把家庭资本因素分开纳入模型还是一起纳入模型，各个模型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间接表明各变量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效果较为稳健.

表2 城市务工经历影响农民工回流的回归结果

3.1 家庭资本禀赋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

列(1)(4)(5)(8)的估计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受教育程度、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回流具有促进效应.具体来说，在初始人力资本方面，在同等条件下，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返乡农民工创业概率提高15.1个百分点.在增量人力资本方面，同等条件下，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每提高1个单位，返乡农民工创业概率提高6.3个百分点.表明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在人力资本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他们创业选择的主要因素，外出务工通过技能学习、经验积累也能促进家庭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通过对消费者的了解、市场的认识、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把握、新企业创建、新企业的成长管理等创业过程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

列(2)(3)(4)(6)(7)(8)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年总收入和家中有无村干部或公务员对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在1%、5%或10%的水平上都显著为正，表明农民工家庭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选择也具有促进效应，具体来说，在同等条件下，家庭年总收入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创业概率提高5.5个百分点.资金是初创企业得以创建的重要保障，农民工创业存在严重的流动性约束，很难在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创业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家庭积蓄，因此，家庭的物质资本是其开展创业活动的重要条件.家中有无村干部或公务员对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也显著为正，有村干部或公务员的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比没有的家庭要高22.4个百分点，充分说明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创业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这样的关系型社会，对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相对不足的农民工家庭来说，社会资本是其获得创业所需信息和资源的重要途径.有村干部或公务员的家庭在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融资、创业政策获得等方面具有优势，进而更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

3.2 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

3.2.1 个体特征因素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

个体特征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作用各异，在出生年代方面，在同等条件下，返乡农民工的出生年代对创业选择的边际效应为0.065，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年龄对农民工创业具有重要影响，年龄越小，选择创业的概率越高，相对于1960年代、197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返乡后选择创业的概率更大.年龄越小，思维越活跃，在务工期间越容易接受创业精神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从而越有可能开展创业活动.性别和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本文的调查对象是以家庭为单位，创业是家庭共同抉择的结果.

3.2.2 地区因素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

创业环境在地区因素方面，老家所在地区消费水平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具体来说，在同等条件下，老家所在地区的消费水平每增加1单位，农民工创业概率降低6.9个百分点，表明所在地区的消费水平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非常显著的阻碍效应.消费水平影响着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实际支出的硬性成本，在同等条件下，消费水平越高，创业成本也就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创业活动的开展.老家所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具体来说，在同等条件下，老家所在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每增加1单位，农民工创业概率提高9.1个百分点，表明所在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完备的创业基础设施和完善的公共创业服务供给有助于农民工简化创业手续、获取信息、降低创业成本和风险，进而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所在地区的就业环境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返乡农民工的创业选择不是因为就业环境不好而被动的选择结果.最后，在空间分布上，返乡农民工家乡所属地区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也都显著为正，且在大小上呈现中—西—东递增的态势.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江苏、浙江、云南、贵州和湖南五省465户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家庭资本禀赋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资本禀赋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抉择具有重要影响，在人力资本方面，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每提高1个单位，返乡农民工创业概率分别提高15.1和6.3个百分点；物质资本方面，家庭年总收入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家庭年总收入每提高1个单位，返乡农民工创业概率提高5.5个百分点；在社会资本方面，有村干部或公务员的家庭比没有的创业概率高22.4个百分点.

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是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还是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对推进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对于农民工创业实践和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制定具有以下启示：

(1)要重视社会资本对创业的促进作用.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创业的重要无形资产，一方面，政府要为农民创造横向交流的良好环境并提供相关制度保障，鼓励农民利用亲缘、地缘和业源等关系，建立各种自组织，如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会、行业协会等，为开展创业活动积累广泛、多元、动态性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利用好原始社会资本的基础上，要重视和经营务工期间基于更广阔地缘和业缘的新型社会资本，为创业服务.

(2)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与创业指导，基于人力资本在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应重视针对农民的技能培训，通过政策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层次、多主体的培训供给体系，切实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创业能力；另一方面，加强提高农民工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方面的培训与指导，提高农民工务工期间主动积累创业资本、挖掘创业机会、收集创业信息的意识和能力，为开展创业活动奠定基础.

(3)加强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体系建设，地区经济社会环境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重要因素，地区创业基础设施与公共创业服务的供给水平对农民工创业意愿、创业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加强创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创业服务质量，通过建立公益性的创业信息发布平台、优化创业服务产业环境、简化新创企业创建程序、建立创业培训与交流平台等措施建立强有效的创业支持体系，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