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家楼到八里洼
——我与《山东文学》三十年

刘照如

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文学青年们大都有一个类似“文学刊物地址录”之类的小本本，上面写满自己心仪的文学刊物所在的城市、街道、门牌号码，以备投稿所用。我也有过这样一个小本本。这个小本本废弃20年之后，现在依然张口就能说出来的地址还有很多，比如上海市巨鹿路675号（《收获》），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中国作家》），南京市颐和路2号（《钟山》），等等。当然，还有两个“10号”，像球迷记得足球场上的10号球员那样，印象特别深刻，其中一个是北京市农展馆南里10号（《人民文学》），另一个就是济南市洪家楼南路10号（《山东文学》）了。

当时的洪家楼南路，几乎算不上是一条马路，而是一条胡同。走过大半截胡同，拐一个小弯儿，才能看到洪家楼南路10号，大门口挂着“山东文学社”的牌子，有点儿曲径通幽处的意思。每次走在那个胡同里，我都想起“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俗语，觉得《山东文学》社就是应该在胡同里，而不应该在大街上。如果在大街上，它是人家的，在胡同里，它才是我们的。它在幽僻处，才适合我们这些文学朝圣的人出入。那个北京市农展馆南里10号，不也是在胡同里么？古代有一种说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因此才有“里弄”之说。所以说，《人民文学》杂志社所在的农展馆南里，最初也是一条胡同。

大约有10年左右的时间里，除了我的工作单位《当代小说》杂志社，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洪家楼南路10号那个小院子。渐渐地，我的朋友们也都集中在那一带了，他们大都在那个院子里工作，家离单位也不远。我喜欢泡在那个院子里和朋友们喝茶聊天，或者到附近的小餐馆去喝酒，洪家楼一带的小餐馆，我们几乎都踢过他们的门槛。说是喝酒，却没有几个人有酒量，我们只是借着酒，说一些年轻张狂的话。有好多次，喝完了酒，我坐最后一班公交车回家。我住在郎茂山，公交车几乎要穿过整个城市，车程需要一个多小时，望着车窗外的夜景，我心里很放松，或者说很兴奋。

当时《山东文学》所在的办公楼，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小楼，编辑部的几间屋子，都是门朝西，后窗朝东，或者门朝东，后窗朝西，这和平时的习惯大有不同，我因此在那几间屋子里总是失去方向感。我觉得门朝南，后窗朝北，或者门朝北，后窗朝南。就是说，我在《山东文学》编辑部始终是迷向的。

我在济南有两个地方迷向，一个地方是《山东文学》编辑部所在那座小楼，另一个地方是济南老火车站。1992年的时候，济南老火车站拆掉了，再后来，《山东文学》编辑部也搬离了洪家楼南路10号。两个让我迷向的地方倒是都在视线中消失了，可是如今，却成为我最为怀恋的两个地方，想回去已成为奢望。

多年后我把在济南两个迷向的地方讲给朋友听，朋友帮我分析说，在济南老火车站迷向，是因为我过于向往城市，城市带给我这个出生成长在贫困农村的年轻人巨大的压力，而济南老火车站的大气、沉静、华美和异域风情把我震慑了；在洪家楼南路10号的小楼里迷向，则源自于我过于向往文学，渴望成功带给我巨大的压力，那座小楼里浓厚的文学氛围让我自卑，因而迷失了自己。朋友的分析好像麦芒一样扎了我一下，我们相视而笑。

后来《山东文学》编辑部随山东省作家协会一起搬到了舜玉路40号，这个地方原来名叫八里洼，是老济南著名的地标之一。原来的洪家楼南路10号我再也没有去过，想必那个院子和那座小楼早已拆掉了吧？新址《山东文学》编辑部的几间屋子，都是门朝南，后窗朝北，或者门朝北，后窗朝南。我再去的时候，倒是不迷向了，可是在编辑部迁址前后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我中断了写作，一字不写。偶尔我到编辑部坐一坐，会觉得自己像是蹭大喜婚宴的二流子，感觉有些不舒服。

1992年，我在《山东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叫《穿过你的黑发》，责任编辑是好友陈文东，他早已经离开了编辑工作，可是在我心里，他依然是我“入坑”时重要的“老师”之一。写作中断10年之后，2013年我50岁的时候重新回到写作者的行列，很快又和《山东文学》取得了实质性的联系。此后三年，我每年都在《山东文学》发表一篇小说，巧的是，这三篇小说都被《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转载了，有的进入了年度选本。我自己最满意的小说《蓝头巾》也是《山东文学》首发的。

或许是当时对洪家楼南路10号的景仰，或许是我在那几间门朝西、后窗朝东或者门朝东、后窗朝西的屋子里迷过向，一直以来，我和《山东文学》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感情。从洪家楼到八里洼，我和这本刊物始终相伴相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