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哈尼族农民的生计方式及其变迁研究—基于对云南绿春平河镇哈尼族的调查

於守鹏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 650500）

0 引言

人类生存下去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能从生存环境中谋取衣食和居所。生计是获得吃住等条件来维持生存的一种方法和手段。“生计方式是每个人类群体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谋生手段[1]。”在各种生计中，获得食物是人类最重要的生计，而如何获得食物，就需要依靠人类所在的自然环境条件。哈尼族在云南是很古老的几种民族之一，经过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众多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支系，每个支系在自己的生存地域内形成了一套适应于当地的生计方式。“生计方式不但是每个民族基本的食物来源，还是每个民族或每个支系文化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云南绿春县平河镇生活的这些哈尼族，在所特有的历史背景以及地理条件下，形成了传统的生计方式。建国以来，哈尼族就开始尝试其他的生计方式。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在此情况下，哈尼族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变迁，并在这种变迁中不断调整，并去适应现代的生活。

1 平河镇哈尼族概况

平河，在绿春县东南，东邻金平，北接元阳，西倚三猛乡、骑马坝乡，西南邻半坡乡，东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相邻。全镇面积460.31km2，国境线长123km，居民以哈尼族为主。哈尼族多自称哈尼，平河的车里、新寨、东哈、折东四村哈尼族自称“果作”。哈尼族从南诏大理时期即来到平河地区，是平河镇最古老的世居民族。此后，镇境内不断地有哈尼族迁入。据平河镇政府调查，2018 年末，平河镇有34438 人，包括哈尼族29458 人。

平河镇均为山地，地势南北高，东西低。境内群山蜿蜒，河谷深切，多陡坡，少平地。哈尼族聚居区山高谷深，海拔高度从300 多m 至2800 多m，哈尼族把村寨建在向阳的半山腰上，因为800m 至1800m 的海拔是人类理想的居住地。村寨后面上至山顶，哈尼人让其保持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这里云遮雾罩，气候寒冷，雨量充沛，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天然水库。哈尼族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体系，但在哈尼族160 多万的人中，平河镇哈尼族人口数量相对少，并且平河处于江外边疆地区，一直没能够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本文以平河镇哈尼族的生计方式为切入点，认识平河镇哈尼族的生计方式及其变迁，随后进一步分析出现这种变迁的原因，这将是一个认识平河哈尼族社会文化和生活的重要途径。

2 哈尼族农民的传统生计方式

2.1 农牧业

2.1.1 刀耕火种的稻作文化

哈尼族的农耕稻作历史悠久，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和夷”所居之处“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3]。”的记载，这说明哈尼族的先祖“和夷”夏商时期就在“诺玛阿美”，即今大渡河雅砻江一带开始了农耕定居生活。据《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记载“蛮治山田，殊为精好，灌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4]”。这又说明哈尼族的先祖和蛮在隋唐时期就进入云南，刀耕火种、迁徙游耕，几经周折，最终找到适宜的地区，开始了进入哀牢山定居农耕的新生活。哈尼族把村寨建在向阳的半山腰上，村寨后面至山顶是“森林”水库，村寨前面下至河谷，哈尼人开垦出层层梯田，这一区域气候较热，湿度大，适宜稻谷生长。高山水源流经村寨，灌入水田，形成了优越的农耕文明。

西南的每个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中都会出现刀耕火种，《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有，牂牁郡“俗好鬼巫，多禁忌，畲山为田，无蚕桑。颇尚学书，少威仪多懦怯。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5]，”说明西南少数民族在汉晋时的主要生计就是刀耕火种。哈尼族耕种的田地既包括水田，也包括旱地，以水田为主。哈尼族对开挖梯田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般会选取土质松软并且水源丰富的斜坡向阳地方，冬季要砍树烧荒，经过改造，成旱地之后，先耕种几季，再来挖沟引水，把旱地改造成梯田。哈尼族的重要作物有水稻、玉米、荞麦、马铃薯、豆类、其他果蔬、蓝靛等，玉米、马铃薯的种植开始于明代中后期。据哈尼族有关史料，最迟在明清时期，平河镇地区也开始使用牛耕。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牛耕一般是衡量古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标志，牛耕的推广能够说明当时的农耕技术已经有长足的发展。

2.1.2 畜牧

在哈尼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祭祀，最重要的祭品有牛、猪、鸡等，因此，畜牧也成为哈尼族的辅助生计之一。牛、马等大型牲畜可以用于生产和驮运，鸡、鸭、猪、羊等小型牲畜就为家庭提供肉食、用于出售。看文献记载，哈尼族所蓄养的牲畜有猪、羊、牛、鸡、狗等，最为普遍的是饲养猪和羊。在农业生产中牛被广泛应用于耕地，因此对牛的饲养相当成熟。有用于耕田畜力的水牛，有提供肉食或作宗教祭祀的黄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牛成为财富的象征之一。

2.2 狩猎和采集

采集和捕猎是早期游牧与农耕民族最早从事的生产活动之一。同样西南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之一也是采集和捕猎，所以，从事农耕生活之前，哈尼族也经历过狩猎和采集这一阶段。游猎和采集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寻找生态系统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剩余能量，一般是指以狩猎动物、采集生活区域内植物的办法来获取生活资料[6]。每个民族有其特有的采集和捕猎对象，见于记载的主要有蜂蜜蜂糟、蛇类、薪柴、鱼虾类、毒虫、鸟类、菌类等。

3 哈尼族农民的生计方式变迁

绿春县的哈尼族从事农业生产由来已久。据当地哈尼族口述史，早在宋代，岔弄河和阿迪河两岸的山腰上就有了梯田。但农业生产工具直到清代中期时，除有极少的由外地引进的铁制刀锄外，普遍使用竹木农具，当时狩猎和采集还占有相当比重。对于哈尼族的粮食作物，最早是口述史记载约宋末时已开始种植水稻和旱稻，至清代中期，仍以水稻旱稻为主，兼有小麦、包谷（即玉米）、大豆。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进行精耕细作，还有少量的刀耕火种，引入杂交稻等优质品种、玉米等优质品种，大豆、玉米等混种，由于小麦种植对自然植被破坏较大，新中国成立后即限制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小麦的种植由于地划小分散，种植面积骤减，大豆则由于品种退化兼地力下降，产量越来越低。生计方式开始变得多元化，以外出务工为主，夹有种地，当地也有种重楼，作为新开发的作物。东斯村的尼龙村民小组，全小组40 户，外出务工也有20 个人，主要种杂交稻，夹有红米。经济作物主要是茶叶，每家都至少种了2 ～3亩的台地茶。犁田现在都用铁牛，以前是水牛，每家每户都有铁牛。由于草果需要充足光照，必须种在山顶，而旱季山顶的草果会缺水，所以尼龙小组不种草果。

4 产生当前多元化的生计方式的原因

4.1 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当地政府的扶持

大多数都生活在贫困山区的哈尼族农民，都是当地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自改革开放之后，从开始的物质扶持到提供技术扶持，到现在的“美好家园”建设和精准扶贫等多政策扶持，每年还免费提供种植作物所需的化肥和农药。除此之外，当地人能申请到一年免息贷款，用于购买农药、化肥等。每个边境地区农民还有上千元的边民补贴等。类似这样的优惠便民政策，以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了中越边境哈尼族的生计方式变迁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习近平总书记上台后，更加关注“三农”问题，国家对各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也得到加强。

4.2 市场经济的制约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形式之一是市场经济，哈尼族农民作为市场的主体具有自主性，在开放性的市场中，利用市场交换的关系，依靠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不断调整自身的生计方式，实现自身利益。

4.3 交通的完善

“要致富，先修路”的口号说明交通的重要性，少数民族生计方式多样化的基本条件是对外交通的完善。各级政府的交通发展目标都以“县乡相连、村组相通、区域一体、四面环合”为标准，大力推行农村“村村通”建设。哈尼族种植的果蔬、重楼等药材被外地商人看中，但以前交通不便，导致不能及时的向外运输。而今绿春等地的交通非常便利，哈尼族的产品能及时的送往外地。同时，平河镇等中越边境地区也因交通便利，农民开始调整生计方式，如外出打工等，与外界不断接触，哈尼族的传统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5 结语

中越边境哈尼族农民的生计方式同样也从以前的主要依赖狩猎采集，兼有刀耕火种或游耕，到现在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农民自我思考努力下，形成种植水稻等传统作物，引入热带花卉等特色作物，外出务工等多元化的生计方式。从生计方式的变迁中，可以看出，巨大的推动作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从而也引发了哈尼族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哈尼族农民大规模的社会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