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浅析曹魏时期政治对诗风的影响

孙修让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 454150）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历代文人所争论的热点话题。很多人强调文学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是说文学与政治毫无关系。纵观中外文学史，会发现文学和政治有着很奇妙的关系，二者不可分而论之，又不能混为一谈。政治对文学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同样，文学也是政治的形式化、荣誉化，以及维持统治所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个现象，在魏晋六朝时期尤为明显。汉末魏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和变革的年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很独特的年代，出现了诸如“建安风骨”“正始之音”“魏晋玄学”等著名文学特征，被历代文人所传颂，几千年来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 缘起：乱世文人出新风

魏晋时期,是一个乱世。政治极端黑暗，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政治形势的复杂、社会分裂的动荡时局，对当时文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观念、文学追求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自从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处于正统地位。汉末，政治形势不稳定，大一统政权失去了控制能力。文士们从儒家经典之中解放出来，思想异常活跃，是继先秦诸子百家之后的再度繁荣。他们积极探索，对人生、对天道都有着独特思考，人性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性的觉醒也加速了文学的自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所以魏晋又被称为是文学自觉的年代。

汉末魏初，动荡分裂的形势、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等一系列原因，直接催生着当时文人的创作，他们探索文学新的形式，使文学的发展达到空前的大繁荣，形成了新的特色。曹魏时期，文人们反叛旧观念、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强烈的忧患意识、忠君爱国思想、不得志之后的忧愤之思等多种题材异彩纷呈。乱世文人通常是新的文学形式的开创者。因此，政治形势对文学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曹魏时期的两个文学现象“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有着明显的不同,彰显出独有的思想特色，这正是受到不同的政治形势影响之后的结果。

2 政治理想“高扬”与“参与”——“建安风骨”

汉献帝以来，皇权旁落，战乱频繁，诸侯割据一方，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坛却能人辈出，“三曹”“建安七子”等人开创了文学的新局面，为后代所传颂，即“建安风骨”。

2.1 “政治卓越，文采华茂”——“三曹”

曹操的一生,昂扬进取，自强不息。他戎马一生，征战疆场，渴望建功立业，早日一统天下。他的诗歌中具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具有统一天下的强烈政治理想和顽强的人生进取精神，其风格“古直，即古朴率直，不掩饰”[1]。曹操擅长用诗歌来书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与雄心壮志。曹操的诗歌从形式上来看，有四言、五言、杂言这三大类型，尤其他的四言诗中存在着很多超越前人的佳作,这些诗歌表达了他内心深处顽强的进取精神和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曹操借此抒发自己渴望一统天下，渴望拥有贤能人士，以及渴望革除弊病的积极进取精神。如他的代表作《短歌行》，这首诗的主题非常明确，即曹操希望有大量的贤能人士为自己所用。这首诗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若渴的“求贤之歌”，诗人在宴会上的兴起歌唱，引用典故来赋诗，表达了自己求贤如渴的思想，以及渴望一统天下的壮志抱负。到了曹丕这里，他把文学的社会价值空前地提高。他认为文学对治理国家具有很强的辅助功能，文学独有的社会功能对于治理国家有着独特意义。在他的咏怀诗以及思人题材的诗歌中，亦隐藏着深深的功利思想和政治抱负。曹植才华极高，被称为“建安之杰”，其人、其诗、其文成就均极高，曹植志向远大，他和父亲曹操一样，有着强烈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在曹植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是意气风发和少年英雄，渴望建功立业政治抱负与厚重的民生政治情怀。如他的《白马篇》，创作于跟随其父曹操的征战途中，在诗中，曹植发出对驰骋疆场、逐鹿天下的深深感叹，同时他也看出了家族未来的希望，看到了父亲强烈的政治抱负。作品塑造了一位少年侠士的英雄形象，这正是他理想的写照。后来曹丕即位，曹植的政治理想未得到实现。曹植的一生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的《七哀诗》,感人至深，诗中写一位妇人思念丈夫，一心一意盼望丈夫归来，但是她的丈夫可能已经忘记了她。如同屈原的“香草”“美人”，以“香草”“美人”自比，来讽谏君王。写对丈夫的思念，写自己对感情的忠贞，来表达自己对君王的忠诚和对报效国家的渴望。

2.2 “竞逞才藻，各造新诗”——“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是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进一步发展了建安风骨的精神内涵。“建安七子”的创作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于社会动乱的现实，发出忧国忧民的感叹。后期他们加入“曹氏集团”之后，对“曹氏集团”的拥护以及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在建安七子中，王粲的文学成就最高。他的诗歌，尽显其豪迈慷慨的建功立业的追求。如《从军行》中，写从军的苦乐，声势浩大，夸扬曹操的军事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写其他城邑荒凉至极，民不聊生，而曹氏集团所治理的国家处于太平盛世，用对比表达自己对“曹氏集团”的拥护。除了《从军行》，王粲的《杂诗》也充满了自己对于建功立业的执着追求，这正是他和三曹诗歌风格的相同之处，是他们的人生理想，表现出了建安风骨的时代内涵，即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刘桢也有着极高的文学成就，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上，他的诗作不仅在当时的文坛上备受赞誉，流传至后世，而且闪耀着璀璨的光辉。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出“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2]。”钟嵘在《诗品上》中评价道“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又道“自陈思以下，桢则独步[3]。”在钟嵘的《诗品》中，刘桢被列为上品，在建安文学之中，他仅位于曹植之后，由此可见，其诗作之绝美，故为：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陈琳和阮瑀二人均以散文而闻名，萧统著《文选》，收入陈琳文章四题四篇，阮瑀一题一篇，这正是道出了其二人的散文在建安文学时期有着独特的价值。另外孔融、徐干、应玚三人亦能诗善赋，博闻强识，有着极高的文学涵养，也有着独特的人生追求；他们在政治上拥护曹魏集团，在文学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思想和动乱年代建功立业的抱负。

“三曹”的和“建安七子”诗文创作，体现了政治局势对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建安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的报国意识以及强烈的政治思想，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特有的审美意趣，为后人所不懈探究，并得到了广泛传扬，给予后人关于生命的追问与思考。

3 政治理想“落潮”而“逃避”——“正始之音”

曹魏前期，是革命的年代，诗风慷慨激昂，有着建功立业的抱负。到了魏废帝曹芳时期，虽未进行禅让，但曹魏政权已经掌握在司马氏手中，司马氏世族势力疯狂上升,文人们对政治失望，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和其他文人们以远大、遥深的精神个性、清峻、超迈的文学风格，来抒发个人忧愤，具有浓厚的哲理色彩和尖锐的人生悲哀，形成了新的文学思潮，即“正始之音”[4]。

3.1 “穷途之哭，隐逸曲折”——阮籍

阮籍出生于儒学世家，具有儒学文化传统，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早期的阮籍也有着儒家渴望“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以儒家传统的礼教思想为个人的行为准则。曹魏后期时局动荡，政治混乱，致使大权旁落，司马氏掌权，导致政治、社会黑暗。阮籍对政治失望，不再以儒家忠君报国为己任，转而探究老庄思想，他时常以怪异的行为、特殊的方式，进行对传统礼法制度的反抗。他寄托于遥深、比兴等象征，用自己独特又怪诞的方式演绎着正始时期自己无奈的人生[5]。阮籍的《咏怀诗》的核心内容并无对建功立业的渴求和强烈的政治理想抱负，而是带有哲理性的对人生以及人性问题的思考。在阮籍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有一种具有广阔而又遥深意义的悲哀。他处于困境之中，寻不到出路。所以他的《咏怀诗》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孤独之感，这也是阮籍最为突出的思想特征和其诗中最显著的艺术特色。

3.2 “厌弃功名，自然峻切”——嵇康

嵇康是正始时期“竹林七贤”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嵇康和阮籍的诗歌代表了“竹林七贤”最为鼎盛的艺术成就。嵇康的文章严峻激切，亢直敢言，对于自己的文才毫不含蓄隐藏，他没有幽深文雅的情致，但有托喻清远、审察事物的能力。嵇康最重要的思想主张是对于“明教”和“自然”的独特思考和他追求自由的“自然”观念。在他的《赠秀才入军》中，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平凡的人，通过对自然景物景物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心游于物外，不愿意被世俗名利所累，要走进大自然的喜悦之情。在他的诗中，向世人传达出一种道家的自得其乐、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与“自然”思想。

“竹林七贤”中嵇康的洒脱清峻，阮籍的遥广深邃等，都表现出突出的道家思想、老庄哲学的意味，以及既悲愤孤独又忧怀伤心的抒情笔法、曲折不明了的表达方式，这些思想特征和艺术风格都使正始诗歌别具一格，拥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

4 结语

汉末魏初儒家传统原有价值体系崩溃，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战争惨烈，民不聊生。政治的高昂，造就了魏晋名士强烈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追求；政治的高压，也致使魏晋名士们超脱孤傲，狂放不羁，转而探究老庄思想的文学思潮，探求生命本来的意义。

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实在是既无法割断也无需割断，政治形势会对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样，文学也会反作用于政治走向。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真实存在着的。魏晋六朝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伴随着魏晋六朝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因此，在文学创作与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是要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魏晋六朝时期文学正因其独有的社会政治形势，而具有了独特的风格特征；也正因此，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在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具有独有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