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战争的创伤书写
——评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

■贾敏婕 陈国和

从《父亲是个兵》到《我是我的神》，邓一光创作了大量的战争题材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是邓一光于2019年出版的又一部战争小说。小说完整呈现1941年香港保卫战及战俘营里的故事，重新定义了“人与战争”的关系，为读者审视战争、历史和人性提供了新的多维视角和思考路径。小说不仅描写了人在战争环境下遭遇的身体打击，还揭露了人遭受的精神打击。战争给人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创伤。《人，或所有的士兵》是邓一光历时五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一、边缘而又暧昧的文化身份

《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的主人公郁漱石是中华民国第七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需官，D战俘营战俘。郁漱石的身世背景有些许复杂，不同于一般的军人。郁漱石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他是一个中日混血儿。虽然养母尹云英对他很好，但郁漱石自始至终没有见过他的亲生母亲，他是缺乏真正的母爱的。郁家祖辈都是军人，郁漱石却自始至终不想当军人，不想上战场打仗，他一直处于对自身归宿定位的迷茫中。书中同样提到身世背景差不多的一个人，民国诗僧苏曼殊。苏曼殊也是中日混血。由于混乱的民族血缘，苏曼殊迷茫地在世上活了34年，最终放弃人生，驾鹤西去。可见在中日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拥有这样混乱的民族血缘的个人在战争的大背景下显得多么渺小、无助与迷茫。

郁漱石在战俘营中是善良的。当美国人亚伦入营时，郁漱石主动帮他安置。当郁漱石每次获取食物时，总是送给14岁的孖仔与军医老曹。他在与日方交流交涉中也总是为战俘争取食物、医疗等其他生活便利，即使多数战俘认为他已经是日方的走狗。他对曾经的上司李明渊也伸以援手，无论是在香港的最后时刻帮助李明渊办事，还是在李明渊入营后送他的一些食物等等都可以看出郁漱石是心地善良的。

郁漱石无疑是中日战争大背景下战俘个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但他也与其他战俘有所不同。郁漱石在D营中过着战俘的生活，参加劳作，接受日方管理。但由于他曾经在日本留过学，在美国工作过，有天然的语言优势，每次战俘自治委员会需要与日方沟通交涉时，他总是担任着传译官一职，在双方之间传递着信息，备受两方重视，同时也能与摩尔、德顿、亚伦等英美军人保持良好的沟通。他几乎是一个传递信息的工具，受各方重视，也被各方所提防。因为郁漱石与别人不一样的经历，精通日语，他被冈崎小姬选为研究课题的研究对象，因此能够多次出入日方管理区，与日方直接交流，还同样可与矢尺大介交流，获得去营外或菜园班等一般战俘无法获得的机会。他也因此被战俘营很多战俘所防备、提防和质疑，甚至认为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汉奸。战俘自治委员会利用他与日方交涉各种生活条件，如食物、医疗、卫生、娱乐等生活需求，日方也常利用他来挑拨战俘营内关系，因此他被两拨人利用，又被两拨人所忌惮，他总是处于两股势力的夹击当中，不被任何一方真正地信任，彻彻底底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寂寞的人，边缘的人。然而战俘营中不相信他的还大多是华俘，国军或游击队等人尤为明显。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中国人也不信任中国人，这是多么大的悲哀与讽刺，而且出卖中国人的还大都是中国人。例如郁漱石曾在香港向上司李明渊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自己是冒用了缪和女的南洋商人身份，并对李明渊说了自己许多真实的事情，要求他替自己保密，当时是在危难时刻才坦诚相告，可没想到后来在战俘营中，李明渊却主动用蹩脚的日语向日方告密自己真实身份，令郁漱石感到大大的背叛，十分震动，并因此极为不安。本来我们是中华民族，是同胞，彼此应该互相协助，或许人性本恶，出卖别人，是一般状态下也常会发生的事，可是在战争那种危机压迫情境下，只觉得令人恶心与伤心。战争摧毁了一切美好的外表，彻彻底底地、血淋淋地把人性的恶赤裸裸地摆到你的面前。

郁漱石在战俘营后期患上厌食症，在与邝嘉欣的相处中，他迷恋上这个女人，当这个女人给他摆出各种蝴蝶等昆虫的标本或草籽时，他想送一份礼物。他想了很久，人的名字，他觉得得到一个人的名字就好像认识一个人，认识的人越多，就越满怀希望，毕竟活着就是一种希望，越明白活着的意义，鼓励自己活下去。郁漱石用自己的食物换取人们的名字，且食物给出的越来越离谱，他最终患上厌食症。他起初用纸片记录人的名字，这些名字大多是战俘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等亲人，后来由于纸张容易丢失，他改为记在大脑里，储存在脑子里。拥有很多很多名字就好像认识那么多鲜活的人，就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孤独的。这种行为在日方矢尺大介等人看来太古怪，但对于处在战俘营中封闭又压抑环境的郁漱石来说，却几乎承载了生命的所有。战俘之所以会有这种异于常人的几乎变态行为，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创伤。战争摧毁了人们的身体，也消蚀着人们的心灵，为了活下去，为了让自己和他人活下去，只能如此。

无论是个人的出身，还是战俘营的生活以及不得不从事的各种工作，郁漱石都深受身份焦虑，饱受战争的创伤，他实际上是一位善良、敏感、孤独又边缘的人。如果说，战争的创伤是外在的话，那么因战争而引起的精神的创伤更是持久而伤痛的。

二、缺爱而又严厉的成长环境

邓一光《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邓声连则是个血战沙场的硬汉。父亲邓声连是战场上的英雄，一直渴望能打胜仗，也确实在山海关战役和东北剿匪中表现出了英勇的锐气。父亲邓声连酷爱军人这个身份，乐于前往战场发挥自己的生命价值。而郁漱石因为身世背景和个人性格，一直不喜欢战场，也不喜欢军人这个身份，战争对他而言是煎熬的、痛苦的。总的来说，父亲邓声连和战俘郁漱石分别体现了在战争大背景下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人。

《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也是个孤独、敏感又善良的人。卡西莫多因为面目丑陋、自小就被双亲遗弃而养成一副孤独敏感的性格。卡西莫多同时还是个聋子，这也注定了他不能很清楚地感知外部世界，他与外部环境有一定隔阂，他一直封闭在巴黎圣母院，也一直封闭着内心。这一点与郁漱石有些类似，在战俘营中的郁漱石也封闭着内心，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他一直处于被众人提防的境况，他与卡西莫多都有敏感、孤独、抑郁的特质。同时，他们还都有懦弱的一面。郁漱石在日本上学时，国内战争爆发的时候父亲催促他尽快回国，尽管刚开始郁漱石并不想回国，但还是在父亲的威逼下回了国。还有父亲严厉地要求他尽快找到一份报效国家的工作，郁漱石也是乖乖地照做了。可见郁漱石的父亲是个强势的大家长形象。卡西莫多的养父克洛德也是个强势、严厉的人。卡西莫多因丑陋的外形被众人讥笑、侮辱，可他最后都默默忍受下来了，与养父克洛德相处中的很多细节也足以体现他的懦弱。卡西莫多和郁漱石都有着强势的“父亲”，同时也缺乏母爱，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卡西莫多和郁漱石的懦弱正好符合这种情况。总的来说，卡西莫多和郁漱石的孤独、敏感和懦弱都是时代大背景下的边缘人共有的特点。

陈少华在《人格心理学》中提到“权威式的家庭教育方式，父母在教育子女时表现得过于支配，孩子的行为大部分由父母控制。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容易形成消极、被动、依赖、服从、懦弱等性格”。

三、屈辱而惨痛的精神创伤

在D营中发生过不少死亡事件，一些战俘因为各种原因已经死去。编号319号下等兵的仝二毛的死是郁漱石第一次在战俘营中看到的死亡。仝二毛的发疯传染给了一些精神紧张的战俘，发生了混乱，因此被罚禁闭，被放出来时全身肌肉萎缩最终死掉。编号342号的修鞋匠文相福身子折了，直不起腰，却因为日方强行要求站直，被打数次，后来因实在扛不住而故意辱骂天皇犯下死罪，挨了十几刺刀死去。孤军韦黾灶因偷啃生芋头被警备队发现，还与看守打架而被关禁闭，放出来后身体硬挺着，又被两名战俘警卫驾到操场上寻开心，最终被警卫队士兵当场用刺刀捅死。总之，战俘在战俘营中的日子生不如死，死反倒是一种解脱。

邝嘉欣是郁漱石在碉堡里发现的一个被囚禁女子。她本来是圣保罗女书院学生，后来因避难赶到马利诺修道院，不巧道院已被日军征用，因此落入日军手中，被分配给军官当性奴，一直过着屈辱的生活。然而当有机会离开战俘营时，她却大喊大叫，十分恐惧。因为自己屈辱的经历，她拒绝释放，拒绝活下去，拒绝回到现实中，她害怕回到人间，回到人群当中，后来因失血过多死掉。屈辱的日子彻底摧毁了邝嘉欣心中对于美好和希望的渴求，压垮了她心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对这种屈辱生活已经习惯，无力改变并将一直处于这种屈辱经历的阴影下。战争造成的恶果摧毁了她心中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这正是战争的可怕之处。战争毁灭了人对美好事物的渴求，让人笼罩在那种阴影下难以走出。

就连一向乐观的亚伦在结束战俘生活回到日常生活后，也在噩梦中梦到曾经不堪的战俘经历，可见战争对人的毁灭性打击。而根据战俘的调查报告，战俘在出营以后几乎没有身体健康的，或多或少都带着伤病，无论是身体上的创伤，还是精神上的一些障碍。战争打击了人的身体，同样也摧毁人的精神。

在战俘营中，失去自由与个性的生活让人们看起来像行尸走肉，毫无半点灵魂可言，战俘的身体和心灵都遭了重创。人们对进食、上厕所等日常行为麻木，对死亡也麻木，对一切可感知的事物几乎都感到麻木。人丧失了主体性，人不再为人。

郁漱石在自述中也提到自己在其他战俘眼中就像不存在似的，如同孤魂野鬼，没有多少人关心。别人问他话也大多是想了解关于日方的情报，关于战俘营外世界的局势，他在D营这座战俘营中彻彻底底沦为工具。人们找他大多数是为了各种事务，这种生活与他在日本留学的生活截然不同。在日本留学时，他是具有主体性的，能与阿国乃上和浅野教授等聊文学、聊人生追求等等，他是被人重视的。而在战俘营中，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用来传讯的工具，毫无主体可言，毫无半分人性可言，人性、主体、自由一直在被压抑着，他恐惧一切。他恐惧死，害怕死，后来终于在各种打击与压抑下寻求死。而当可以逃出战俘营时，他又感到心情复杂，在出营后更是无法恢复到先前的精神状态，留下太多战俘后遗症，连对人与人之间交往都感到生疏。正如书中提到了一个故事，一个可爱活泼的小女孩儿埃米尔，长期生活在战俘营中，在战争结束时问大家和平什么时候会结束，大家难道不能回到战争吗，这样的问题让人感到惊悚与颤栗。战争带走了大多无法偿还的东西，也改变了很多东西，战争几乎摧毁了一切，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文化创伤带有群体维度，是一种群体性的受伤害体验，它不只是涉及到个体的认同，而且涉及到群体认同。严重的文化创伤是全人类共同的受难经验，从而，对于文化创伤的反思和修复也就是整个人类的共同使命，而不只是个别灾难承受者的事情，也不只是承受灾难的某些群体、民族或国家的事情。因此，面对战争，在战后我们应该加强对人们创伤心灵的修复。不管怎样，战争给全人类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文化创伤。远离战争，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