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妇女身体解放运动的取向及延续性

李光群

摘要： 作为中国近代妇女身体解放中的一环，“天乳运动”承继清末不缠足运动的理论思路，将强国育种的政治隐喻带到反对束胸的问题中，同样受到了传统风俗和道德的抵制。但是，与此同时“天乳运动”不存在满汉问题的政治折射，且国家权力的干预相对较早。正是这些关联与差异造成了“天乳运动”发展轨迹的曲折坎坷。

关键词：天乳运动;不缠足运动;延续性

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解放，不单单是肉体的解放，而且还充斥着改造女性身体的政治隐喻。女性的身体解放，自晚清以来一直是民间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知识精英们从生理学、医学等科学的角度否定对身体的束缚，并赋予其“弱国弱种”的政治责任感，以期能解放女性的身体，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不缠足运动便是最好的例证。然而，与缠足问题同等重要的束胸问题所引发的天乳运动，虽像不缠足运动一样在全国流行，但实际效果却没有像不缠足运动一样彻底，最终革除缠足的陋习。作为妇女身体解放中的一环，天乳运动与不缠足运动之间既有关联，又有差异，正是这些关联与差异使得天乳运动注定和不缠足运动同根异果。

查阅、总结近几年关于天乳运动的研究，总体数量较少且多集中在就束胸问题的历程、影响和受阻的原因上，忽略了不缠足运动和天乳运动之间的连续性与差异。本文将对不缠足运动和天乳运动之间的关联进行梳理与对比，探寻天乳运动与不缠足运动之间的继承脉络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分析天乳运动收效甚微的原因，从而揭示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内在逻辑及其影响、意义。

一、天乳运动：改变束胸风气的办法

在女子束胸成风的社会现状下，如何改变这一病态的、野蛮的、戕贼自身的行为，也成为当时知识精英探讨的焦点。最直观的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改良服装，其次便是深层次的改变社会风气，以及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查禁这种恶习。

（一）改良服装

1920年代中后期，长袍在都市中流行开来，并与束胸后平直的身体一同建构了以扁、平、直为特点的女装男性化风貌。“（女学生）复束胸而御长袍，穿平底尖头之鞋，使衣鞋略为朴素，望之扑朔迷离，诚莫辨其为雌为雄”。因此，改变服饰是最为直观、有用的方法，“将上衣系进裙里去。旗袍和中国的短衣，都不适于乳的解放，因为其时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应将女子的曲线美显露出来，而不是隐藏起来。但是对革命者而言，女性为加入革命，更流行留短发、穿男装，这样既方便行动，又昭显加入革命之决心。更有甚者，将女性自身的曲线视作病态，提出“我们的最大目的，还不只在于除去这些戕贼身体自然发育的病态美，而且还要消融男女间的不同的服饰和身体上不同的发展”。

商贾跟着天乳运动的风潮，也开始宣传和贩卖西式内衣。在以西方为模板的近代社会，对女性形象的追求也逐渐向西方女性丰满的形象看齐，大量海报、广告均突显西方女性的丰满圆润。西洋胸衣进入商家们的视线，不仅外形美观，又能保护女性胸部的发育，并突显女性自然之美。既能满足摩登女性对时尚的追求，又符合天乳运动提倡以自然丰满为美的理念。虽然西式内衣将女性从旧式小马甲中解放出来，对女性的身体健康发育有一定帮助，但他们却重新制作了一个新的“容器”，将女性的身体置于其中，女性的乳房始终被束缚在不同形制的内衣之中。

（二）改良社会风俗

仅从改进服饰穿着上入手，并不能根除女性束胸的陋习，因为女性的主观选择受社会时尚风气和社会习俗的影响更大。于是，如何改变女性内心的认知和整个社会的风俗，成为天乳运动的核心所在，毕竟束胸并非个别人和几个地区的行为，只有改变社会风俗习惯，才能减少外界干预女性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的阻力。首先，知识精英通过认定束胸为“无智识的娼妓所发明”，来批判束胸女子在人格上的低下和缺失，认为她们丧失礼教，充满浮嚣之气。并从诗书古籍中寻找歌咏乳房的范例，宣扬自古以来就有女性以乳房丰满为美的历史渊源 。其次，将不束胸的行为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相连，“假若都如女学生之态度，以后（人口）不但不会加多，一定渐渐减少，那么被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也要灭亡呢”，赋予放胸行为是革命的精神代表与希望，而束胸的女子则没有爱国精神，是背叛民族与国家的罪人。通过贬低束胸女子的人格与社会地位，将放胸女子置于革命事业的洪流中，彰显了女性解放运动的政治寓意。

既然反对束胸所形成的扁平美，知识精英们便塑造新的美的标准，即提倡对女性胸部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打破以束胸为美的观念，倡导“自然的美”。“自然的美”沿袭自清末以来所倡导的“强健刚烈”之美，與由蔡锷开启，梁启超等知识精英呼应的以“尚武”为宗旨的身体改造运动一脉相承。昔日柔美、娇弱的女子形象，为尚强健、刚烈，兼具侠义气质的女性想象渐渐取代。1934 年的《礼拜六》周刊上的《关于中国的女性美》一文指出：“女子自有天赋的一种曲线美，远非姹紫嫣红，锦上添花的人工装饰可比，故此女子的美，在天然的曲线，但曲线美须要身体健康，心情活泼，才能充分的表现”。这种美的倡导一方面受到西方女性美观标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在强身健体以培育优良种族的思路下延伸形成的。

在充斥着亡国之忧的社会环境中，知识精英一方面希望女性可以通过改造，以全新的面貌加入到革命的道路中去，为此而出现的男装女性形象蔚为流行;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女性的生育功能，希冀女性可以培养出新的公民，束胸就成为哺育优良生命的障碍。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对于女性扮演的角色一开始便存在着隐性的矛盾，因此，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得女性自我认知在矛盾与冲突之中逐渐失衡、撕裂。

（三）政府明令查禁

社会风俗的改变必然会经历长期的过程，并受到旧的风俗礼教的抵触，因此女子束胸问题在知识精英们的宣传与动员下，没有太大改进。对此现象，就有知识精英将希望寄托于刚刚建立的国民政府上，通过政府命令来改良社会风气，“由党部或行政当局训令各女校校长，严谨学生束胸，如有违犯，一经查出，初次记过，屡犯者予以较严重的处分;学校的风气一变，社会自然也随着转移了”。至此，由上至下的政府命令和强制惩罚，也逐渐取代民间自发的反束胸运动。1927年7月7日，朱家骅向省委员会递交了《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要求以省政府布告的形式，限三个月内，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以重卫生而强种族。提案只一天便获得通过，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将该提案全文发表。

广东强制推行天乳运动在全国引起反响，上海《申报》于1927年7月9日刊登朱家骅的禁文。1928年内政部发出第三百七四号公函，“妇女束胸实属一种恶习，不但有害个人卫生，且与种族优盛有损。亟应查禁，以重卫生”，通令全国各地查禁。1929年4月，广西南宁市卫生运动大会执行委员会第五号公函也通告全省。同年12月，湖南省也接到咨文。于此可见，“天乳运动”开始向全国各地蔓延。虽然天乳运动轰轰烈烈的在社会中展开，但其实际收效甚微，并遭到许多诟病。“女子束胸之风，自盛行以来，前行后效，有进无退。虽历经内政部遵令查禁，无如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二、天乳运动与不缠足运动的异与同

首先，就缠足与束胸的主体而言，缠足者在清末多为汉族女子，而满族女子缠足的较少。早在1870年，传教士林寿保就希望朝廷出面禁止缠足，“为今之计，莫如亟下明诏，令汉人女子并效旗妆，自十岁以下勿复裹足。”从中可见，汉人女子缠足已成风气，而满人并未有缠足习俗，因此倡导汉人效仿满人装扮，不再裹足。在1902年的允许满汉通婚的上谕上，也昭示了缠足风俗是从汉族妇女兴始的，“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行之已久，有乖造物之和。此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谕，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在清末民初之际，满汉问题是一个矛盾激发点，当缠足问题提出之际，就成为解释汉族孱弱为满族欺压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不缠足运动能引发激烈的讨论和支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背后压抑已久的满汉矛盾。在五族共和的民国时期，束胸的女子却不分满汉，在广泛的社会舆论讨论中，并为见有将束胸问题与满汉畛域问题联系起来的言论。可见，天乳运动的政治目的较为单纯，仅在于如何提升女性身体健康，从而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

第二，不缠足运动的历程是长远而持久的，经历了由下至上，再由上到下的过程。清末，通过传教士和知识精英的宣传，由民间团体和组织自发的提倡和行动开始的。清末戒缠足运动，虽然清末政府在《女子学堂章程》中对“戒缠足”给予了官方的要求，也只是“务劝令逐渐解除”，其他强制性手段并未出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缠足运动是在缺少国家强制性的情况下，由民间知识精英发动的，将国家意识形态加之于女学生的身体改造运动。到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开始干预这一社会行为，从劝到禁，加入了政府强制性的手段。但不缠足运动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潜移默化中女性心理也有缓冲的空间。因此，社会风俗的改变也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铺垫，社会对政府的强制干预也具有准备和理解。而天乳运动虽然也经过社会讨论，传播了民间知识精英对女性身体改造的原由，但发起者及推动者均殷殷期望政府尽早发挥行政作用，迅速解决女子束胸问题。企图通过明令查禁、罚款等国家政令来规范女性身体。政府的干预来势汹汹，且过早地把控社会风俗的转变，并没有给被改造对象一定的空间进行意识改造和思想建设。这种硬着陆的方式也使女性自身产生反感和抗拒的情绪，况且“但并非单纯地命令，后面大约还有刀”。

比较不缠足运动与天乳运动，可以发现对待缠足问题和束胸问题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民族国家话语在女性身体规训中逐步加强的态势。从劝导到禁罚的转变，折射出了近代国人在国家落后危亡之际，迫切的心态和泛政治化的思维倾向，期望在朝夕之间，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希望“一役”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将很多问题拔高到国与种强弱兴亡的层次。

第三，就不缠足运动和天乳运动的实际效果而言，不缠足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相对广泛和深远，而天乳运动则相对虎头蛇尾。晚清各不缠足组织的创立者和参加者以中、上层的人士为主，实行放足或不缠足的女性多为这些家庭的女眷或周边受其感染之人。自女学兴起之后，大量学堂不招收缠足的女学生，女学生成为放足的主体，并化身为宣传不缠足运动的中坚力量。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林立，各方军阀在自己的权势范围内有较大的政治自主权，因而，各地的不缠足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但大体而言，几乎各省都程度不同、或先或后地采取了禁止妇女缠足的措施。

相反，天乳运动在推行之时便受到很大的阻力，大多女性对禁止束胸抱有

抵触情绪，许多在校女学生也曾公开反对天乳运动，“杨石癯女士高唱女子解放束胸的，其八面碰壁，正是理所当然”。而且面对家庭的压力或是社会舆论，就算有女子鼓足勇气扔掉了束胸的带子，但立刻遭到家人的反对，她只好又束了起来。再者，检查女子是否束胸是一项极具私密之事，执行起来也颇为不便，比如，浙江萧山县立女子中学的校长，以束胸有碍身体健康为由，命令各女生一律不许束胸，并定期检查，以免有人私下束胸，但该校女生则“莫不羞形于色”，不愿学校插手此事。从全国各省的执行状况而言，部分省份虽然也推行中央政府之命令，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并未真正的下功夫，只是单纯的广而告之，查禁力度并不大。

在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作为不缠足运动的后续发展，天乳运动继承了不缠足运动的理论逻辑，以实现强国强族强种的最终目的。知识精英在塑造女子身体形象方面的思路一致。即：首先将缠足或束胸的女子，视作危害身体健康和败坏道德的罪恶行为。其次，树立放足和放胸女子为正面形象，认为她们是文明、通晓国家大义的新女性，从而也将缠足和束胸女性定义为落后、愚昧。通过宣传和表彰这些正面形象，贬低和公开反对缠足和束胸的女子，形成了一种道德绑架和政治束缚。最后，将强种强族强国的愿景置于女子的生育本性中，将新女性视为民族主义的继承者与践行者。

在不缠足和反束胸运动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面临巨大的阻力。当时社会上的抵抗力量主要从道德层面立论，将缠足和束胸作为保护女性不受男子侵犯的底线，而将不束胸者和不缠足者视为招蜂引蝶之辈。“我想束奶的原因最重要之一乃为羞耻与礼教”。缠足者认为缠足可防淫，不纏足则受到歪风邪路的诱骗，“时人既以不缠足是学洋人，劝戒缠足者自然容易被斥成是邪魔外道”。其次，婚嫁取向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审美观念，是女性选择缠足和束胸的关键所在。选择缠足或束胸，反映了女性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加重了女性对其躯体之一部分加以修饰（如缠足、束胸）以求吸引男子的行为准则，并将男性喜好化为女性所追求的美，如在不同时期盛行的“金莲”、“小胸”等，进而增强女性对此类修饰的倾向，可以说女性已经不自觉地将男权意识内化到自身思想之中，从而失去了自我对于形象或形体的追求。

三、结语

天乳运动是继不缠足运动之后，近代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再次改造尝试，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采取了大致相同的动员方式与宣传思路。即从卫生角度强调缠足和束胸所带来的危害，并否定缠足和束胸女性的价值与人格，将女性的身体赋予强国强族保种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意义。它们所面临阻力也是来自传统男女大妨思想和与之相关的审美取向，以及最終影响到的嫁娶行为，这些终将使得女性身体解放进程变得缓慢且复杂。但是，天乳运动也有与不缠足运动不尽相同的地方：天乳运动过早的介入了国家行政力量，采取禁罚的手段，希望以国家能力尽快地改变社会风俗，但它对社会产生的作用虽激烈但效果甚微。此外，由于天乳运动并未涉及在清末民初矛盾激化的满汉问题，因此它的动员主体较不缠足运动相对广泛，而政治目的相对单纯。

在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女性自由地选择穿衣风格，自主地决定体态审美，直至今日仍处在奋斗阶段。然而阻碍女性穿衣自主权的主要因素还是道德评判，将穿着暴露的女性视作伤风败俗的“坏”女子，如若发生意外，便将责任归于女性自身品性低下，着装有失。这类事件背后影射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至今遗留的弊病和未解决的部分。以女权主义为主的现代化思想对女性的影响，唤醒女性的自主意识，她们要求摆脱父权、国权的束缚，追求女性的独立与发展，这是妇女解放运动在新时代环境中不懈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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