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材料与学术的“预流”

陈尚君

李浩教授结集近年所撰有关唐代石刻研究论文十多篇，颜曰《摩石录》，将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嘱我为序，不敢辞，谨述初读感受，与读者分享。

近年与李浩教授来往频繁，他主办会议我多曾参加，我这边的事情也不免叨扰于他，有这样的机缘，本书中半数文章，先前就曾阅读，时有所获。比如李百药墓志，即从他这里初见，我恰在编订唐诗，李百药为初唐名家，立即据以增写小传，补充事迹。再如回纥公主墓志与双语之安优婆姨墓志，我难以发表所见，而国内外治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之学者对此抱有极大兴趣，我有认识的朋友，也曾为之联络绍介。当然，最近的几篇，都是首次见到，内容重要，考释精微，值得作特别的介绍。

一是初唐乐律学家祖孝孙墓志，大约是郑译墓志发表后，有关隋唐音乐史最重要的发现。两《唐书》皆有祖孝孙传，稍显简略。有关祖氏家世、生卒及家学传授部分，墓志可以补充史书的内容很丰富。李浩教授研究的重心在于祖氏家学传授的部分，涉及南朝祖冲之家族，北齐祖莹家族，以及南北分治时期祖氏家族的发展梗概。就祖孝孙本人师承来说，则除家学外，还得益于向陈阳山太守毛爽及梁博士沉重学习京房律法。集中这些优势，祖孝孙先后参加开皇乐议与贞观乐议，为唐雅乐完成做出重要贡献，就可以理解了。李文有一节讨论祖孝孙的乐律学贡献，我不完全理解，但说墓志丰富了史籍的记录，应该可以肯定。

二是《冯五娘墓志》。此志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是初唐四大书家之一褚遂良的早年所撰所书。遂良是南方人，隋时随父漂泊，曾归陇西薛举，降唐后很长时间并不受重用。此志撰于贞观十二年，遂良已四十三岁，官起居郎。手边未检得他的年谱，凭印象似乎是他最早的书迹，弥足珍贵。冯五娘是北魏外戚名家冯氏后人，更重要的是隋唐间名将薛世雄的嫡妻，对冯、薛两家之谱系与薛世雄在与窦建德军作战时败亡的隐情，李浩教授已作详尽考释，很是精彩。我更感兴趣的是此墓志对薛世雄死后，冯五娘维持此一家族发展，将薛氏诸子培养成人的记录。李文征引及此一家族已经发表的多方墓志，其中薛万备墓志我先前也曾撰文提到（见《齐运通先生编选<新志百品>初阅述感》），而薛万述及其子薛玄育墓志，则此前没有注意（二志似在民间私人收藏），这些墓志放在一起阅读，立体地展现关陇名家一个家庭的真实情况，许多细节都是正史没有载及的。众所周知，薛万彻卷入高阳公主案而遭诛，此事件对这一家族有怎样的影响，本书提供的丰富文献有充分展示。《冯五娘墓志》是一篇孤立的贵妇传记，独立阅读也有其价值，放在历史过称的大背景下阐释，对比相关文献来阅读，孤立的传记就丰富而立体地站了起来。李浩教授做了认真的诠释，使我得到阅读的愉快，更增读史之沧桑之慨。

三是《李偡妻宗氏墓志铭》。仅就志文说，此志是旧相之女嫁给宗室之子的人生记录，并不涉及复杂的史事。李浩教授的研究则发现一特殊的视角，该女与大诗人李白妻宗氏来自同一个家庭。宗氏之父宗楚客，虽也出身北魏以来的世家，本人也曾进士及第，但在武周时期，凭借其母是武后从父姊，从神功到景龙十多年间，三度入相，权重一时。唐隆政变，宗氏兄弟被杀，此一家族迅速衰歇。此墓志及李浩教授的释读，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家族在漫长的玄宗时代如何度过，他们该如何叙述先人曾经辉煌但在现实政治中又几乎被否定的这段往事。李浩教授仔细还原了这一家族的兴衰史，特别是通过对墓志中借典故辞章修饰起来的晦涩文本，作了准确解读。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墓志对家族往事之叙述，居然与李白给妻弟宗璟诗中对宗家中落的评述，有惊人的相似。李浩认为墓志在前，那也可能李白见过此方志文。这一诠读，对释解李白诗也有意义。

四是《邵建和墓志》。志主的身份很特殊，他是内廷御用刻石匠人，且几乎是柳公权书法的专属刻匠。就中国传统的社会尊卑来说，刻工地位很低，但从西方艺术史来说，雕刻匠可以成为伟大艺术家，不久前刚看电影《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大教堂作顶棚设计的米氏，就是一位伟大的匠人。邵建和在唐代石工中，无疑处于最顶尖的位置，因此他在身后，留下一行“故中书省镌字官题玉间都勾当刻玉册官游击将军右威卫左郎将上柱国”的官衔，所谓玉册，专指皇家丧葬及封册的文告，他因此而得到崇高认可。墓志说：“当敬文之际，郊天祀地，旌善纪功，今少师河东柳公公权，伟夫朝廷重德，文翰高名，凡景钟之铭，丰碑之烈，至于缁黄追述，中外奏记，但树金石者，悉俾刊刻，无处无之。由是声价弥高，劳绩兼着矣。”这是唐代艺术史极其重要的记录，今人知道柳公权，更要知道邵建和。墓志还有一段：“自唐来则有朱静藏、史华、徐思忠、卫灵鹤、郑振、陈英、常无怨、杨暄等，皆异代同妙也。”这是唐初以来最著名石刻工匠的名单，应该是当时业内的共识。李浩教授已经就所知对数人加以考释，我相信仍不全，今后还会有新的发现。

唐代墓志研究是最近三十多年国内外唐代文史研究中的显学，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新发表文献数量巨大，大约数倍于宋以来千年之总和;二是继武传统，重视个案研究，将传统以题跋为主的文本诠释，变为现代学术论文的发表，以石刻与存世文献比读，以求抉发新见石刻之价值;三是方法求新，立场变化，采取系统统计、文本深读、现代诠解乃至社会学研究等诸多新路，开拓学术新域。当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有许多，从文本来源说，则民间盗掘已成公害，从文献发表说，重影印而多有重复，从研究实绩说，则发表多而开掘不深，铺排堆砌，缺乏通贯的考察与问题意识。当然年轻一代的崛起，也展示出全新的气象，值得我们抱持殷切的期待。

至于李浩教授本书的成就，我不拟作特别的拔高，只想作客观中道的介绍。我想特别提出，李浩教授本人是陕北靖边人，在古都西安学习工作超过四十年，于汉唐文化与文学用力甚勤，根底亦好。他在本书所据墓志，完全来源于老友齐志先生主持的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与他书已经发表者几无互见。我于近年以洛阳、西安已发表墓志浏览近于周遍，对此感觉很清晰。榆阳区在陕西最北端，在唐代属于银、绥、夏诸州，接近边地，是民族混居之地。本书中的民族墓志，即与此有关。李浩教授与齐志先生的合作已接近十年，今年初我曾到西安參加以该馆石刻为研究课题的专题讨论会，了解有关收藏之丰富与研究之深入。该馆全部藏石将另刊布，值得期待。就李浩教授本书各文之研究方法言，我特别欣赏他的坚守传统，穷尽文献，拓宽视阈，不循一格，因此而能言之成说，多有发明，在唐石研究中可自成家数。

写到这里，我想到以前曾经引用过的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纔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当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致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九三五年谱）我不知道李浩教授是否关注过这段话，但他的工作，与前辈的倡导无疑是精神相通的。就如同绩学如章太炎，始终排斥新见的上古文字，今日拒绝或不重视新见文献学者还不在少数，包括年轻一些的学者。我愿意更借此指出，新晋学者的治学，必须更多地关注新见的文献与前沿的研究，不能臻此，终难预流。

与李浩教授认识超过三十年了吧！最初是治唐的同道，后来他曾来复旦做过一段博士后研究，此后一直对我很客气。从2008年开始，我忝任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他则以副会长兼任秘书长，负责学会的日常运转，因此得有更多的合作。我感觉他是踏实而谨守分际的君子，有很强的行政能力，考虑问题周到严密，凡事能从大局出发，不计较个人之得失，承担责任，任劳任怨，学会工作运转正常，他的功劳最大。最近十年，老成凋零，风气遽变，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如何存续传统，正常运作，维持风气，追求新变，其实很不容易。我的能力与资源都很有限，但一路顺利，心情愉快，其实我心里明白，是与得到包括李浩教授在内的众多同仁的理解支持分不开的。去年曾得机缘讨论学会今后的发展与人事调整，很难得的是看似复杂的问题，开诚讨论后大家都很愉快。我也借此机会记述这段过程，表达存于心中而难以口述的感谢。

时疫方殷，世事不靖，凡百君子，各自珍重。谨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