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语言输入有效性探索研究

摘要：大学英语教学效果与语言输入的有效性密不可分。本文基于语言输入理论，探讨了影响语言输入有效性的四个因素：语言输入的足够量和可理解性、语言输入的新异性、学习者的兴趣及需求和学习者的语言焦虑，并提出在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实现语言输入有效性的策略：语言输入的量与质并重、粗调输入与精调输入并行、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并举，以提高学习者语言综合应用能力，达成大学英语教学目标。

关键词：信息化;语言输入;有效性;大学英语

王海艳（1971-）女，辽宁北镇人，辽宁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大学英语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辽宁省教学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语言输入有效性研究与实践》（编号：JG18DB264）研究成果。

大学英语教学一直为人诟病，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学习者经过漫长的语言学习，语言输出能力，即说、写、译能力，并没有显著提高，语言的综合应用能力不能适应学习者个性化发展及职业发展需求。事实上，语言输出能力的提高取决于语言输入的量与质，输入是因，输出是果。本文拟以二语习得理论为研究基础，探讨信息化背景下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实现有效的语言输入，进而达成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

一、语言输入理论简述

二语习得研究由来已久，理论成果丰硕。涉及语言输入与二语习得关系的研究者不乏其人，如Wagner-Gough和Hatch、Long、Krashen、Chomsky等理论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他们普遍认为语言输入是影响二语习得效果至关重要的因素。此时输入的语言应有如下特点：足够量与可理解性。“获得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是所有成功的外语学习者的特征。量愈大，学习效果愈好;反之，缺乏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则会导致学习效果不佳，甚至谈不上外语学习”。（Long， 1983. 转引自徐海铭， 1998： 7）他提出调整语码，增加语言输入的可理解性，提高语言吸收的效率。

美国语言学家Krashen提出了输入假说，认为语言习得是信息互换的过程，足够量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是学习者获得信息的基础，于语言习得不可或缺。也就是说，语言输入时要充分考虑学习者的认知水平，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足量的语言输入，以此促进语言习得效果的提升。

可以看出，语言习得的过程包括可理解的语言输入、语言吸收和语言输出，语言输入是第一位的，输入的有效性决定了吸收和输出的质和量。无可理解的语言输入，语言输出将是无源之水。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语言输入现状

语言学家Krashen的输入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影响很大，大学英语教学也概莫能外。但囿于偏于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大学英语教学中不恰当、不足量的语言输入导致输出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制约了学习者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

尽管信息化技术已应用到大学英语教学中，但仍然无法弥补教学模式传统、课时少、班型大、学生英语基础相对薄弱带来的弊端。受传统语言学家思想影响至深者虽以语言输入为重，但在授课过程中，语言输入仍以读和听为主：读课文，听老师使用多媒体课件讲解语法和词汇，鲜少考虑学生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差异，可理解性输入的量也就无法保证了。

有的教师受交际教学法的影响，重输出，轻输入。课堂教学多以小组讨论、辩论等形式展开，语言输入不足量，影响了学生语言材料的积累，不利于语言输出。由此可见，语言输入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大学英语教学的效果。

三、语言输入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语言习得受多种因素制约，但语言输入仍是语言习得的基础。语言习得水平的高低与语言输入的有效性密切相关。为确保语言习得效果，语言输入时应考虑以下影响因素。

语言输入的足够量与可理解性。Krashen认为，“可理解性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其输入假说可用公式‘i+1表示，‘i是学习者当前的语言知识状态，‘1是当前语言知识状态与下一阶段语言知识状态的差异，靠语言环境所提供的相关信息以及学习者以往的经验来获得，‘i+1是语言发展的下一阶段”。（李传益， 2014： 45）这就要求，教师作为可理解输入的主导者，在语言输入前，要充分了解学习者的具体语言水平，输入的语言材料要稍高于学习者现有的语言能力，才能引起学习者的兴趣，对其语言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对于输入的量，Long认为愈多愈好，Krashen也认为要有足够的量。但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量的多少应取决于学习者的理解程度，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学习者吸收和输出语言。

语言输入的新异性。Krashen认为语言习得是信息互换的过程。因此，“从信息论角度看，信宿（外语学习者）对信源（语言输入）信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自身的新异性”。（徐海铭， 1998：11）这就是说，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时常引入新知识、新词语，来提高学习者对语言输入内在化的要求，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及积极性。

学习者的兴趣及需求。虽然说足够量的可理解性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基础，但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忽视，而最能催发这种能动性的就是学习者的兴趣及需求。学习者的兴趣及个性化发展和职业发展需求，化成学习者语言习得的内驱力。同时，感兴趣的语言输入更能引起学习者的注意，学习者就会有意去筛选语言输入。注意程度越高，主观能动性越强，进而对语言进行积极吸收及输出，促进语言习得。

学习者的語言焦虑。研究发现，在语言输入过程中，语言焦虑程度的高低不同，对语言输入有效性的影响不同。Krashen认为，语言习得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人大脑中的情感过滤器滤过内容的多寡。而焦虑则是众多情感因素中的一个。学习者因为语言储备不同，接受能力各异，语言焦虑在语言输入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受其影响，部分学习者课堂上主动性全无，自信心缺乏，学习效率低。

但低密度的语言焦虑对语言输入具有积极意义。它能激发起学习者克服困难的激情及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在语言输入过程中集中注意力，调整心态，克服焦虑心理。因此，情感过滤器滤过的内容就会减少，语言输入变得更为有效。若焦虑密度过高，则会抑制学习者大脑的习得机制，妨碍语言输入的有效性。

四、信息化背景下语言输入有效性策略研究

大学英语教学效果与语言输入有效性密切相关，信息技术发展为应用如下策略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效果提供了便利。

语言输入量与质并重。依托信息技术整合教学资源，保证语言输入的量与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为充分了解学习者的具体语言水平，学生入学后按高考成绩和入学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ABC三层次实施教学。组织教师按照各层级学生的语言水平，严格筛选教学资源。每个层级的教学资源包括较难、适中、较易三个层次，既有与学习者目前水平相当的教学资源，也有稍高于学习者水平的教学资源，符合语言输入可理解性的要求。同时，资源呈多模态化，视频、音频、文档、图片等相关教学资料有利于学生理解输入的语言，并将其很好地吸收。

粗调输入与精调输入并行。Krashen强调语言习得时必须有足够量的可理解性输入。他的这一理念体现在他的教学思想中：学习者應广泛接触目标语，大量的可理解输入可使学习者习得语言。这种输入方法就是粗调输入。粗调输入的材料是未经调整的语言输入，略高于学习者的实际语言水平。但大学英语课时少，学生学业负担重，课上及课外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粗调输入。因此，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必须调整输入，以解决实际问题，即适当采用精调输入进行语言教学。精调输入使用的是调整后的输入材料，符合学习者现有的语言能力，能让学生进行有意识的学习，习得新知识，掌握新技能。

大学英语教学必须遵循精调输入和粗调输入相结合的原则。教师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根据学生的实际语言能力和时代特点，选择一些具有权威性和趣味性的原版语言材料供学习者课外学习，即要保证内容的广泛性和语言的时代性，也要保证含有异域文化元素等，使学习者能够浸润到相关语言输入中，降低语言输入过程中的信息新异和文化冲突带来的语言焦虑，更好地提高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并举。“现代外语教学理论认为，语言学习过程是输入（阅读、试听）—吸收（加工、记忆）—输出（说、写、译）的过程”。（尤其达， 2001： 40）由此可以看出，语言输入是基础，但语言习得的终极目标是语言输出，连接两者的就是语言的内化：由学习者不断操练输入语言及其相关知识，将其消化、吸收，成为自己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最终将其输出，实现语言习得的目标。

不能一味地重输入、轻输出，因为语言输入尽管十分必要，但不是语言习得的唯一条件。文秋芳教授就此提出了输出驱动假设：对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驱动力最大的是输出。事实上，语言输入与输出在语言习得过程中都功不可没，轻了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很好的达成语言习得的目标。

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要重视语言输入，为学习者提供量足、质优、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同时应加大语言输出的力度，在语言内化的过程中不断相互促进，最终能用语言流利表达思想。

语言输入理论为大学英语教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明晰了语言输入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地位。大学英语的教学效果与语言输入的有效性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教师在语言输入时，充分考虑语言输入的量和可理解性、语言输入的新异性、学习者的兴趣及需求、学习者的语言焦虑等影响语言输入有效性的因素。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采用语言输入的量与质并重、粗调输入与精调输入并行、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并举的策略，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实现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徐海铭.语言输入理论与外语教学[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8 （04）： 7-13.

[2]李传益.复述式语言输入对英语听说能力有效性实证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14 （07）： 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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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乔琛.语言焦虑对语言输入的影响及对策[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2014 （01）： 90-92.

[5]尤其达.输入与输出并举，提高英语应用能力[J]. 外语界， 2001 （06）： 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