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会学调查研究初探
——以费孝通金秀大瑶山调查为例

■赵艺云/广西大学

一、前言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晚年时说道:“1935年瑶族调查是我学术生命的开始。”[1]从大瑶山民族社会学调查开始的学术探索，不仅奠定了费老微型研究的实践基础，而且为其后期形成的“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思想理论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二、费孝通金秀大瑶山调查概述

俗话说“无山不有瑶”，瑶族居民在中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的南岭地区格外活跃，是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核心主体之一。1935年8月，应导师吴文藻和史禄国的要求，费孝通携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南岭开展“特种氏族”研究，10月进入金秀开展调查研究。12月16日，费孝通在由古陈到罗运的山路间迷路遇难，身受重伤，王同惠下山求救时不幸遇难身亡，此时仅距二人新婚之期108天。

此后，费老又分别于1978年、1981年、1982年和1988年四上瑶山。值得关注的是，1981年12月7日，他在《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讲话中指出，金秀瑶族形成一个共同体以来有共同意识、互相合作，还容许不同的个性存在，由此“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来，不仅适用于金秀的瑶族，也可能适用于中华民族”。[2]可见，以瑶族作为一个类型来研究，对理解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费孝通金秀大瑶山调查的思想与方法

(一)确定研究对象

费孝通瑶山调查以广西金秀境内的盘瑶聚居地为主。他曾指出：“我从来主张民族研究的对象不应限于单一的民族，而应是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也常常是多民族的区域。”[6]同时以“解剖麻雀”作比，强调在研究多民族共性与个性时应“树立类型，进行比较，明确特点，发现共性”，因而在选定瑶族聚居地时认为“广西大瑶山是一个比较好的对象。”[3]

其次，对于特定对象盘瑶的选定，费老写道：“一开始不明白……后面看他们调查，才想到盘瑶族可能是瑶族的主干。就是说，在历史上这一股由淮河流域南下的移民，开始时可能就是盘瑶的先民，他们在移动中，一路吸收其他的集团，形成现在的瑶族。”[4]盘瑶在当地瑶族支系中占据主要地位，因其独特性和典型性而更适合优先调查研究。

(二)注重研究方法

1、微型研究

微型研究主要是指以“体察”的方法，或者说是以“局内人”视角去了解研究对象，“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5]一般会认为费孝通1938年写就的《江村经济》是其微型研究的先例，其实不然。早在1935年开始的瑶山调查，费孝通就已使用微型研究的方法。他在1981年发表的《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中提到，从微型的具体实况观察各民族分分合合关系，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理解，而“大瑶山提供了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园地”[6]。

需要注意的是，微型研究也存在空间坐标上“难于全面反映和该社区有密切的联系的外来幅射”[7]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社区中的个人是在不确定范围内可伸可缩的“游动着的分子”，难用普通几何图形表达出来。Leach教授也曾对此发出责难：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如何能概括中国国情。费老之后特地引出“类型”和“模式”的概念作以解释，表明发生条件相同的事物是同一类型，在研究方法上不应“以偏概全”，但可采用“逐渐接近”的手段来达到从局部到全面的了解。

2、结合历史学

费老在回顾民族研究时多次强调结合历史学的重要性，指出“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绝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现况调查必须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在学科上说就是社会学或人类学必须和历史学相结合。”[8]他在开展瑶山调查之时，一是通过已有史书典籍了解金秀瑶族发展历史，同时也与当地瑶胞交流，以口述史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还原对金秀各瑶族集团在大瑶山境内变迁的正确认知。

(三)调查注意事项

1、熟悉当地惯用语言

民族社会学调查离不开语言作为取得认知的工具，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语言与研究者惯用语的语音语法具有较大差别时，对当地语言的熟悉度将直接影响所获信息的准确度。其次，对于语言语调和体态的把握也会影响调查深入的程度。由于自身对当地语言不熟悉，费孝通瑶山调查期间特地请了当地会讲瑶语的唐兆民和张荫庭作陪同考察。

2、尊重少数民族同胞

费老指出：“真正研究民族问题，必须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感情，他们的问题。”他反对民族工作中的大民族主义，强调对各民族生活方式的尊重，“要善于设身处地体会各人的民族感情。”[9]出于对被研究者的尊重，费孝通在瑶山调查时就曾放弃照相机而采用绘画的方式获取资料。他将某一个细节都视为与被研究者接近的机会，注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平等融洽的关系和气氛，如此更有利于调查工作的开展。

(四)形成研究理论

1、文化自觉思想

费老于1997年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其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瑶山调查。他坦言：“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10]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费老就明确表示要注意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微妙的搭配，与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须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1]等观点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因而可以说，金秀大瑶山调查为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根脉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88年11月，费老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要演说，指出中华民族是通过公认的汉族凝聚力将各民族所共有的因素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个共同体，而非五十六个民族数字上的简单相加；并且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之间特色不一，各民族内部又有着自身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如此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他说:“我这篇《多元一体格局》文章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我在大瑶山的实践中能看到民族认同的层次，再联系上中华民族的形成。”[12]金秀境内生活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迁入的瑶族居民，他们进山之后对内和平合作，对外同仇敌忾，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也就是费老心中“多元一体的雏形。”[13]

四、费孝通金秀大瑶山调查的现实指导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带着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虑离去，然而他在金秀大瑶山调查之中衍生出来的精神财富，不论在过去还是当下，都是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宝贵的战略思想源泉。

对于文化自觉的深入思考，在中华大地上引发了道路自信、理论自和制度自信的讨论，以“三个自信”为精神动力的“中国梦”正在当下不断凝聚力量，铸就新时期的辉煌，向费孝通先生回答“富了过后怎么办”的历史提问。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着眼于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发展，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重大命题提供思想灵泉，最大限度凝聚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支撑。

五、结语

回顾费老的学术生涯，他在“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信念下努力实现着“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目标。追根溯源，对其学术发展起了重要推进作用的金秀大瑶山调查，在当下也同样值得后人去挖掘其悠远精深的影响力。逝者如斯，而费老金秀大瑶山调查孕育出的宝贵经验和思想财富，在后辈学人的薪火相传之下，行行重行行，定将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