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鲜的“慕华”情结

2020-11-19 10:55:25 看世界 2020年22期

赵博渊

朝鲜遣使中国,在明朝时称使节为“朝天使”、在清朝时称“燕行使”,一褒一贬,折射的是朝鲜民族深深的优越感,全因“慕华”,对先进华夏文明的认同和追崇。

朝鲜半岛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半岛文明的外交对象在一个漫长的时段内,仅限于东亚大陆和日本列岛。日本列岛由于岛国根性,缺乏外扩的内在动力,近代之前,半岛文明的所有外部机遇或压力几乎都来自西、北方向的东亚大陆。

古代朝鲜民族经年血泪凝结的宝贵外交经验,可以总结为带有“慕华”情结的事大主义。附强是地缘特性决定的客观要求,慕华是国家建设决定的主观需求,两者兼备才是真正完整的事大主义。“事大主义”虽出自近代日本人的总结,但它长期存在自有其合理性,塑造了朝鲜民族的外交思维更是不争事实。

地缘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朝鲜半岛与东亚大陆往来,远可追溯到箕氏朝鲜(东夷出身的商朝移民所建)时期,其后是汉人卫氏朝鲜,所据之地仅有半岛北部,西汉时设四郡管辖该地。而在半岛南部,存在马韩、辰韩、弁韩三大土著部落联盟,半岛称谓中的“韩”字从此而来。

在出现国家之前,朝鲜半岛的民族构成一直不稳定,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半岛经常性地成为大陆汉人和东北渔猎民族中失意者的避难所。这种民族迁徙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尤为活跃,与大陆的五胡之乱遥相呼应,至隋唐时乃止。

其间,半岛出现三大政权:肃慎–扶余人建立的高句丽与百济,前者据汉四郡故地,后者征服马韩占半岛西南;土著辰韩建立的新罗,吞并弁韩建立的六伽倻政权,领有半岛东南。是为半岛史上的三国时代。

三国当中,仅高句丽与大陆接壤,略有蠢动,立马被中原王朝重点“照顾”,甚至有过王都城破、王陵遭掘的惨遇。原本跨大陆、半岛运营的高句丽不得不迁都平壤,关注力转向半岛内部,对大陆则维持时恭时叛的现实主义外交。有高句丽顶压,新罗与百济有的是闲暇单挑,偶尔捅高句丽的刀子。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隋唐的介入和洗牌。

新罗瞅准时机,通过出色的外交运作与唐结盟,最终借唐军之手消灭了对手。战后,唐朝在新土设机构管辖,甚至在新罗设鸡林州都督府,欲行羁縻之事。新罗一场辛苦,不想替他人做嫁衣,于是奋起反抗。新罗实力不济,但恰逢唐朝外扩整体收缩及国防重心西移的有利时机,仍成为赢家,疆域推至大同江以南,至少将适合农耕的汉江平原和东南丘陵捏在手里;此后,见好就收,甘为藩属。

高句丽齿刚易折,新罗舌柔善存。依附强者原本就是国际关系的常态,更是半岛特殊地缘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抉择。

附强+慕华=事大主义

统一新罗选择全面效法唐朝,其存续时间也与唐朝相仿,所面临的种种困局亦大同小异。在内,难拒地方豪族崛起;在外,契丹勃兴带来深重的边疆危机。

新罗最终毁于内乱,但分裂局面并未维持太久,就由建国于高句丽故地的王氏高丽终结。这一时段与中国的五代十国大约同期。

大陆自唐末起,草原民族崛起势难逆转,中原王朝钳制乏力,甚至于五代中唐、晋、汉均由突厥系沙陀族的河东军阀建立,后晋时契丹一度入主中原。宋朝一统后北方威胁长存,先契丹后女真,终灭于蒙古。大陆如此,半岛面临的局面也一样。

高丽秉持了新罗一贯的现实主义外交,但有别于新罗的阴柔之气,开国统治集团的地方武人属性赋予了高丽外交更多的刚性。这使得高丽在对北外交中表现極尽彪悍,将疆域拓展至今朝鲜平安道和咸镜道南,但同时也频频惹来兵祸。

半岛战略纵深过小,战争经常发生在半岛本土,即便高丽有过几乎全歼入侵辽军的战绩,终归是得不偿失。况且,一旦超过国力可承受的阈值,无论主观意愿多么强硬,最后仍必须向现实低头。

对北战事也改变了高丽国内政治格局。高丽武人建国,但中期起效法宋朝,重文轻武,而对北战争频繁化、长期化,使得武人势力再度坐大。与蒙古的九次战争就发生在武人擅政时期,结局是武人政权覆灭,高丽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骨,选择了全面降服。

相较于蒙古的其他已征服国,高丽端赖在蒙古的汗位争夺战中正确站队到胜者忽必烈一边,并两度参与征日之战,取得了蒙元信任,以及政治联姻的特殊待遇。附庸关系反噬国内政治,乃至整个高丽社会:贵族绕开国王去元廷走上层路线,民间以贡女贡宦为荣,不惜自阉求进。此时的高丽,国已不国,就像一个吃软饭的赘婿,或许能从老婆娘家蹭些冷羹剩饭,但人格无从谈起。

附强,本质是弱者牺牲主权换生存,一旦强者不强,弱者的反扑会来得更猛烈。当元朝深陷红巾起义泥潭,高丽恭愍王乘虚铲灭国内亲元派权贵,还开拓东北新土(今咸镜道北大部)。即便如此,高丽仍是大厦将倾、颓势难止。在内,因蒙元殖民社会割裂;在外,邻国都得罪了个遍。当明朝攻克大都,元廷北遁,高丽仍醉心于火中取栗。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深感忧心,发动政变推翻王氏,拥戴武将李成桂建立了新政权。

泪洒胡尘近百年,打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旗号翻身的汉人,亟待再建文明自信,重构过去的朝贡宗藩体系,这对新生的李氏政权意味着机遇。李成桂果断选择倒向明朝,从明朝领受“朝鲜”国名,而同样得位不正的太宗李芳远,与明成祖朱棣更是惺惺相惜,两国的宗藩关系得以确立强化,朝鲜半岛国土也基本定格为今日疆域。

这一关系的高潮,是发生在16世纪末的抗日援朝战争,双方堪称血盟。然而,明朝因此边防力量受到削弱,最终被满清颠覆,朝鲜被迫沦为清朝的藩属。

李氏朝鲜是半岛史上第一个公开提出“事大交邻”外交理念,并进行体系化实践的政权,这也是凡涉及事大主义必提李氏朝鲜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不独朝鲜,新罗、高丽外交都是附强事大,只是没有理论化呈现,而随着高丽末期起中国朱子学在半岛的兴起,儒家“事大以礼、事小以仁”的外交理念至少在精英层深入人心。附强是事大,但事大不仅限于附强,还多了一味文明认同的“慕华”配方。

孟子曰: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高丽事辽金元、朝鲜事清,都是向现实妥协,但骨子里满心鄙夷。高丽尝自称“有唐高丽国”“有晋高丽国”,但从无“有辽”“有金”,更常因杀害使者惹来兵灾。朝鲜遣使中国,在明朝时称使节为“朝天使”、在清朝时称“燕行使”,一褒一贬,折射的是朝鲜民族深深的优越感,全因“慕华”,对先进华夏文明的认同和追崇。

偭规越矩难善终

事大是常态,但遇到大陆改朝换代的剧变期,危机当前,总难免出现困极求变的偭规越矩之辈。而异端的下场,通常都不妙。

高丽有恭愍王,趁元廷深陷红巾起义泥潭不断“去蒙古化”操作,成功恢复了相当程度的国家独立,但外患稍去内忧难解,终不免遇弑身死。无独有偶,李氏朝鲜也出了个恭愍王式的悲情人物—第十六代国王光海君李珲。作为中华文明圈成员国的堂堂国主,身后连个正经谥号都没有的,朝鲜王朝史上唯二:另一个是乖戾无常、以酷刑笔祸闻名的暴君燕山君。能与燕山君并列齐名,足见当时朝鲜官方对光海君的态度。

壬辰倭乱导致人口减少1/6,大量熟练工匠被掳,耕地数量仅为战前1/3,全国军队不足3万,这就是光海君上位后面临的烂摊子。亲历倭乱的光海君深谙民情,开展“宣惠(大同)法”改革,此举本质是国家与大地主争夺劳动力、税源控制权,加上唯才是用的人事改革,国王与两班贵族日益对立。光海君最大政绩在于国防和外交。他与日本恢复邦交消除南方隐患,效法日本对军队进行火器化改革,兵员也升至近8万。

显然,朝鲜需要较长期的休养生息,但不得不卷入来自大陆的剧变。1616年,统一后的女真族建立后金政权,与故主明朝分庭抗礼,让朝鲜的处境一下变得很尴尬。面对后金的招揽,光海君严守中立,不承认后金,但保持接触。这种平衡随着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主动攻击明朝而被打破。

动员令一下,明朝老朽的军事机器缓缓启动,其效能之低下令人咋舌。缺兵少饷、兵士逃亡,老大帝国拼尽老命只凑起八万多兵马,囊中羞涩,力求速战,责成朝鲜出兵助阵。

光海君早已洞悉明廷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也深知后金底细,更清楚自家斤两。他质疑明军的实力和“分路合击”策略,但朝鲜精英层一致认为,明军抗倭对朝鲜有全国再造之恩,出兵义不容辞,且盲目认定明军稳操胜券。在这种万夫所指的背景下,光海君派兵助阵。

萨尔浒战败,印证了光海君的先见之明:明金辽东易势。光海君面临的危险更重一层:出兵之前,他撇开群臣与援军统帅姜弘立“独对”,结合战时朝军的拖沓和战后未对姜追责,精英们深信战败全因光海君操纵,为的是报复明朝迟迟不肯册立他为王。

在充满情绪宣泄和道德否定的反对声浪中,心如死灰的光海君煎熬了4年,在“仁祖反正”中被废,流放多年后病死。

反正反正,先有拨乱,才有反正。既把光海君视作“乱”,那么只有反光海君之道而行之方为“正”。生长于宫闱的仁祖庸碌平平,是个儒家样板框造出来的模范生,适合做太平天子,但明清易代的乱世没有给他时间和机会。尽管碍于现实不得不恢复光海君时部分内政政策,但其外交始终循规蹈矩,最终引来两次灾难性的满兵入侵,其本人也因三田渡出降的國耻而跻身“三大暗君”之列。

进入近代,“可附之强”和“可慕之华”多元化,全球化条件下的交通技术更大大降低地缘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程度。事大主义是历史,较长时间内还将存在,但其内涵和外延,以及未来存废,取决于现实操作,而非历史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