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的时代标志

摘 要 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执政价值与实现形式”矛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的实现范式，使国家基本生产、政治目标、人民美好向往三者实现于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稳定发展的制度体系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的时代标志。理解中国制度的重点在于正确理解中国特色，并以此为基础探索符合中国逻辑的政治现代化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 成熟定性 时代标志

基金项目：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项研究课题。

作者简介：王成，中共聊城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政治与政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1.04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改革与发展的主要任务定位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的是进一步发展符合中国特点的政治理论，建立确保党和国家稳固发展的制度体系，以完善并最终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根据时代发展需要推动构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框架。正确理解中国在全新的历史时代制度发展的逻辑，有助于准确界定中国在自身发展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的标志

（一）制度建设是定國安邦之本

国家发展同时决定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上层建筑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量和质两个方面的范畴，量反应的是人类一定社会关系的累积，质反应的是人类总体社会关系的规范化和系统性。其中质体现了社会的整体属性，对区分社会性质和社会素质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家制度作为质的外衣，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影响物质生产发展规律的根本。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制度问题是决定因素，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性任务，要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起点，认为在特定历史时代，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套成熟的国家制度，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建成的，而是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演变过程。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完成全国革命的任务只是铲地基，但是起房子要花几十年的功夫。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认为这个过程至少要30年的时间，国家制度才能成熟，更加定型。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各国政治制度“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

发展进入历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新形势下，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进入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党的历史任务发生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邓小平同志当年作出的重大判断：“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并且事实上“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为进一步推动深化改革，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依靠定型、成熟的国家制度作为现代化事业的支撑和保障。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是始终发展并完善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制度是建党之基、立国之本。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定型的社会制度，是解决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在历史、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需要解决的逻辑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准确界定了新时代的历史任务，确定下一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了党在新时代的重大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安排部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深刻回答了我们应当“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 [2]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构建并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具体安排。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来，党对中国政治发展理论认识和实践认知的升华， 是党领导全国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稳固发展的基石。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的标志

政治的核心是通过对国家政权的作用确保政治属性实现。实现政治属性的基本问题是解决“执政价值”与“实现形式”之间的内在矛盾，具体涉及到的政治理念、政治架构、政治规则、法律法规、政治设备等要素改革无不围绕这一问题。

政治价值需要政治属性体现。我国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是人民主权，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属性是“人民性”。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需要将人民主权从抽象的概念转化为更加清晰、更易落实的政策措施。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将其总结为：中国的事情理论上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实践上“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里，便是“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因此，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理解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

政治属性需要政治原则界定。人民主权包括三个方面：“人民权利的保障”“人民权力的行使”“权利和权力行使的方式方法”。党在深刻总结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整治原则。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人民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党的领导体现了“人民权力的行使”，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体现了“权利和权力行使的方式方法”，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成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框架。“三统一”原则框架的形成，把理论上抽象的“人民性”转变为社会制度中具体的原则，标志着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构筑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政治架构，意义重大。

政治原则需要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政治制度的框架内，为实现国家的人民性，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设计并保证政治目标达成的具体机构、职能、机制、法治、监督等一系列制度创新，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最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力解决国家制度安排问题，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践和经验，根据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建构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对具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重点工作任务做出部署，构建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

自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建构完成“执政价值与实现形式”矛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一套完整的实现范式，表明国家政治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论支撑、制度保障和实现路径。一种制度是否成熟定型，其基本指标是能否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使经济生产、政治目标、人民美好需要能够稳定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因此在历史新起点上，《决定》的做出不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更是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的时代标志。

二、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是中国特色

（一）历史文化的特色

中国形成今天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实践中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势，并不是“无根之水”，更不是飞来峰，归根结底是源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使然，是扎根中国土壤的，符合中国底色的必然。中国政治发展之所以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并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归根结底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政治治理中不断演化和发展，并形成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从农耕社会生长起来的中国政治强调“大一统”的传统，重视凝聚社会合力解决水利工程和外部防御等重大问题;“祖赋人权”[3]的文化底色更强调家族利益衍生出的社会整体利益;“中庸之道”展现了中国政治系统具有强大的平衡能力、长远的眼光和持续的韧劲;“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为代表的权变思维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和革新特质。也正是基于此，中华传统文化才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帮助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最早形成了一套具有现代性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并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近代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源于马克思主义论断资本主义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也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是中国人民运用“和而不同”“为我所用”的独特智慧，纵向上吸收和延续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底色，横向上权衡和借鉴了世界政治现代化经验，形成了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社会制度，并展现出持续、稳定、强大的活力，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建构的国家治理体系，正是这一政治过程的再现。

（二）社会制度的特色

在历史起点上，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所预设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是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极度落后的废墟上创立的，因而，《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基础性条件中国并不具备，具体制度安排需要根据中国实際做出调整。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4]中国在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基础上，创造性的把国家发展阶段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体现。

在发展理论上，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些具体制度的区分，马克思认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只能交由那时的人民来决定。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母胎里生产出来的，在特定阶段必然会带有母胎的痕迹。因此，植根于中国特定的传统文化基因和特殊的社会制度接续，我们把区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相对机械的标准，创新并发展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动态标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强了我们的理论自信。

在指导思想上，中国根据发展阶段、环境和文化的特定性，在实践中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在内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社会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内核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主政治道路延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并验证了马克思主义。

（三）党的领导的特色

中国政治传统的突出特点是在国家发展中一直存有支撑国家发展的主导力量。中国政治生活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制度的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巩固并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吸取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与世界其他国家政治实践进行比较，立足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得出的真理。《决定》总结并建构的国家治理体系既可以稳固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又可以在保证鲜明人民性和广泛民主性的基础上凝聚民心、统一思想，实现超强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确保国家能够总揽发展全局，协调各方利益。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是发挥特色优势

（一）核心是强化和改善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中统一领导

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核心是强化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党在各级组织中的集中统一领导，善于把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制度成熟是党成熟的主要标志，需要持续推动把党的领导融入国家政治制度运行之中。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加强党的领导的框架下推进，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通过国家机关实施统领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党的领导和国家事务管理工作深度融合，保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能力。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中发挥制度优势，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注重提升党组织组织力，尤其是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框架内改善党的领导的方式，强化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作为成长型政党的创新能力、纠错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自我革命能力，激发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关键是用制度体系支撑“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国家治理的关键制度体系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既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属性的关键，更是支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用制度支撑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心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改革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安排，发展并创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机制，把加强党的领导与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统一起来。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和完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治理工作格局。进一步强化法治保障和监督机制，社会治理尤其是领导干部执法必须在法治下开展，提升法治的约束能力。强化对制度执行的合法性监督，进一步明确社会治理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实行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双结合，保障国家治理目标实现。

（三）着力点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在稳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基础上，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个显著优势，明确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國家制度体系应该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按照中央部署，全面把握和推进“十三个坚持和完善”，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践。在社会治理中始终强化制度意识，注重从顶层设计到基层治理各层级培育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协同治理的思维，善于把社会治理的良好经验用制度的形式规范下来。在深入分析、科学规划的基础上，从组织覆盖、权力结构、资源配置、责任体系、队伍建设、组织生活、制度规范等方面系统制定完善的治理机制和措施，实现治理体系的生态化发展。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大力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力和政治引领力，构建省以下多级联动的社会治理机制，统筹谋划治理格局，科学划定责权边界，探索建立市域、县域、乡村治理的体系标准化工程和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改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我们有主张有定力[N].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2.18.

[2] 中共中央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3] 徐勇.国家治理的中国底色与路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