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空间视角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路径探析

腾利员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近年来，随着各种理论视角的出现以及文化研究热潮的涌起，有关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其技术层面的探讨，转而更多的将其代入不同的理论视角或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思考。其作为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在某个区域展开的一种直抒己见并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体育活动与文化现象，在传统文化背景和复杂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涵盖健身与娱乐的基本功能，还被赋予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与促进民族团结的文化属性色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世代相传，具有一定体育内涵与外延的传统文化”，[1]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角色深处映射的是民族整体向心力的凝聚与民族价值层面的认同。正因为如此，本研究借助于旨在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理论，在剖析前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化空间视角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了资料梳理与学理分析，以文化空间为切入点，从“物态要素”“组织要素”“理念要素”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与刍议，不仅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瓶颈，更能寻绎到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空间的扩展对策，这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而言，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与深刻的意义，基于此，试图从文化空间的视角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新的启示与思考。

1 文化意蕴：文化空间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

1.1 文化空间的解读

当前文化空间已然成为学术研究中较为频繁使用的关键词之一，若对此关键词的正式出现进行追溯，或许可以追忆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主要用来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2]这似乎可以称之为对文化空间一词最早的正式使用。文化空间又被通俗的称为文化场所，所谓文化场所，即是说在某种时刻人类活动范畴所处的社会空间或场域，其独特之处恰恰在于所处空间具有文化含义的属性，它既不是简单的作为文化与空间的结合体存在，也不是文化传承与存在的载体，而是更多的被放置于宗教信仰形式、传统节日以及艺术形式中，是“兼具空间性、时间性与文化性的特定活动方式和共同文化的形式及氛围”[3]的存在。长期以来，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一方面将文化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赋予其特殊的文化含义并加以运用，由此或许可以看出文化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拥有和驾驭文化元素的角色。而另一方面，文化空间又是一个通过情感寄托与表达的形式，继而获得人生意义与文化体验的特殊场域。可见，在文化空间中，人能够通过与人以及与空间主体的互动，进一步表达出个体与主体的共存与互动。

1.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建构

文化空间之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牵涉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存续发展的环境、土壤与载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中逐步生成，其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其存续发展也由此与自然环境、民族心理以及居民行为等具有紧密的依存联结。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空间，就其外显层的物态要素而言，较为显然是由自然环境物与物质媒介等因素建构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在以民族为单位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的情感互动，俨然这种互动离不开对自然环境的依赖；除此之外，某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建筑、文本资料以及影像记录等，或许都可将其称之为文化空间物质媒介的体现，使民族传统体育能够以物的形式折射出其文化内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如若离开这些环境物质因素，或将失去为之生存的土壤。就中间层的组织要素而议，任何民族体育活动的产生发展似乎均与组织主体与组织制度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组织主体大多是以人或族群的形式出现，也可以说人或族群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中扮演了传承保护的角色，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则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维系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生命光辉，某位学者曾经指出，“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是对创造、享有和传承者的保护；同时也特别依赖创造、享有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对这一遗产的切实有效的保护”。[4]

显然，民族传统体育的存在与发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人或族群而脱离民族风俗、节庆以及生活方式等制度文化传承下去，制度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重要的约束条件，还是民族传统体育微观秩序张力的供应者，较之法律文化的刻板与僵硬，制度文化仿佛在规范的基点上增添了些许人或族群较易接受的柔和。然而，民族传统体育最为核心的依存要素，更为明确的呈现为蕴含其中的精神、行为以及伦理与人文等文化理念，这成为民族文化记忆维持与身份认同的载体和内在驱动，使得在组织人或族群的行动时，借鉴相应的文化理念，引导和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容与形式，来为其活动秩序的实现起到教化与规范的效果，正所谓“组织主体的行动需要建立在理念文化的激励、支配和导向下才能够形成一种具体的实践和具有价值意义”，[5]可见，理念要素与组织要素无疑具有相互关联的作用。

2 生存拘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羁绊

2.1 物态层瓶颈：原生场域力量的边缘化

在谈论体育、体育文化时，需将其与之相关的自然因素连接于一处，甚至可以将自然称之为是孕育文化的沃土。随着自然环境的进化，人们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创造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统体育文化也伴随着自然环境的差别呈现出特色鲜明的特点。依山而居的自然环境中相关传统体育项目应运而生；傍水而栖的自然环境中相关传统体育文化也随之出现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的衍生产物，其出现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均受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下，各个民族生活方式变革与创新的速度也在加快，换而言之，生活方式的更新导致某些依傍特定自然环境而生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处于尴尬的生存失语境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必将会弱化了民族体育文化对特定自然环境的依赖。当然，任何文化的发展均与自然环境不可分割，谛视其中便能够窥见自然元素贯穿其间的身影，人类在自然的哺育下获得生存资料，在此基础上才具有形成生活方式的实践能力。较之现在充裕的物质资源，早年间物质的匮乏在某种意义上自然环境孕育出了维持民族生存的传统体育活动，这些民族传统文化均能够描绘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画面。

然而，自然环境绝不是至始至终不变的，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助推下，某些传统体育活动受到自然环境的牵制愈来愈小，这似乎暗涵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愈发疏离的关系，同时使用价值的骤减或许能够说明自然环境施于传统体育的影响已然不及过去。回顾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历程便能够发现“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原生场域”，[6]换而言之，每一种文化均有其存在与发展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自然环境在不同时期或将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传统体育文化俨然是在与自然环境的角力中寻求变革与适应。究其缘由，或许能够意识到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所面临的是文化的原生场域的发展变化问题，“现在传统是过去的现代发展，而现代发展又是未来发展的过去传统”，[7]面对势不可挡的自然因素影响下的文化原生场域，或许我们应当将民族传统体育放置于未来视域进行审视，思考如何使传统文化在自然环境中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2.2 组织层束缚：生活方式承载下的制度牵绊

对社会维度的关注，其中蕴含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因素，绝不能简单粗暴的将其作为社会层面的约束力量进行解读，而应当立足于生活方式与社会支持的基点上，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审视，方可体会到源自社会层面的种种力量对传统文化的桎梏。就生活方式而言，或将因自然环境的多彩元素而造成体育文化种类的多元，依山而居的狩猎生活方式延伸出狩猎文化，傍水而居的舟楫生活方式孕育出渔猎文化，居于草原的游牧生活方式创造出放牧文化，这些应运而生的传统体育文化不得不说与生活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联结。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某些民族地区的原生态生活方式受到经济社会的挤压，致使传统体育文化在新的生活方式下出现难以避免的错觉，不能较为流畅的适应新的自然环境，不得不说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也会相应的导致传统体育项目面临新的环境挑战。

诚然，就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客观层面必然离不开制度的维持，制度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法令或礼俗，一般来说具有特定的规范与约束的色彩，然而制度上的缺失与乏力使我国某些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成功申报非遗后却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制度的缺失还在某种意义上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因此传统体育文化的制度性缺失或许能够引起我们的深度思考。除此之外，同样能够影响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或许还是缺乏成熟的文化传承机制得表现。文化的传承受途径、场域以及传承人等多方元素的制约与影响，为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创造出了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适应于其生存环境的文化氛围和文化背景”，[8]并在这种背景的影响下，建构出较为稳定的传承模式。我国目前有上百个分布在全国各个区域的传统运动项目，因此不难看出，建立相对成熟的文化传承机制的艰难过程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

2.3 理念层困境：西学东渐思想的冲击力

清末民初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但也不能否定西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许多中国人对西学思想的态度由最初的对抗，演变为接纳，甚至有些人“崇洋媚外”，试图走向完全西化的道路。当时情势的急迫，或许正需要注入西学思想的新鲜血液来激发我国在体育方面的活力，然而在接纳西学思想的同时，却忽视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推崇竞争与征服，尤其在体育中这种竞争与征服就愈发显得凸出，较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就多了一抹轻柔，我国自古便注重修身养性，力求身与心得到协调发展，这相应的体现在民族传统体育中。近年来，随着体育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似乎走进了以奥运会为主要内容的阵营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相对于西方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的国家层面的重视程度而言，民族传统体育的国家地位是卑微和渺小的”，[9]在这种理念失落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呈现出弱化的态势。出于对奥林匹克理念的向往，试图展示中国的振兴，于是在我国体制的支持下，西方竞技运动项目得到了空前发展与提高，“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的选择和开展大多推介的是西方体育内容，我们的所有竞赛程式全部移植西方竞技体育模式”，[10]甚至大多数学校所进行的体育教育项目也均是以西方体育项目为主，蕴含其中的体育理念无不体现西方竞技思想，这直接导致了民族传统体育在西方体育的侵染与渗透过程中，面临着流失与被侵蚀的风险。在此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逐渐迷失其本真，并处于失语状态。

3 消解路径：民族体育文化空间的扩展对策

3.1 加强原生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性保护

长期以来，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影响下，民族文化逐渐体现出不同地域的风格特点，正所谓不同的风格特点才恰恰展现出自然环境对文化的重要作用。换句话说，一方面自然因素中的原生环境约束着民族体育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各民族所进行的体育活动也都必须通过原生环境的约束才能够展现于社会生活中。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气候、海拔以及地域和交通条件等作为影响制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环境，对其应有的保护不能拒绝时代的发展而停留在传统的时代，而是应该将其放置于不断前进与变革的社会背景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加强应然中的保护。诚然，传统体育文化预想获得更好的传承发展，还是需要回归教育的原点，也就是说将传统体育项目适当的开发并融入学校课程中，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能够较好的解决当下民族传统体育所面临的传承发展危机。就器物层面而言，建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是一项有利于缓解传统体育传承危机的重大举措。从制度层面来看，国家教育部以及体委自1983年发布《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试行办法》伊始，至2013年颁布《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管理办法》（体群字〔2013〕10 号）等一系列带有制度意蕴的文件以来，便为民族传统体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理论上的依据。

3.2 建构制度环境的当代教育机制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成与建构过程较为复杂，其中涉及文化、民族、体育以及环境等多方因素的堆砌与联结，加强制度环境的构建是确保各因素协调发展的关键前提。制度环境与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习俗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关联，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自发形成并被其他人无意识接受的行为规范的空间场域，经过制度环境的浸染，传统项目制作技艺的保护措施被提上了制度保护的议程，传统制作技艺传承方面或将通过制度的保护得到某种方式的记录，进而形成教育层面的制度性支持。除此之外，还需加强利于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推广制度的建设，在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民族文化的适当融入并非仅限于解决当前亟待解决的制度缺失问题，还可作为务实推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手段。“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历史赋予时代的重要使命”[11]，制度环境作为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滋生的土壤，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保护，进而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因此，以当下现存制度为基点，汲取民族体育文化的相关内容，形成保障民族文化发展的制度体系，塑造优越的制度环境，为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借鉴。

3.3 根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理念

民族认同视角下的体育文化空间，依据文化空间在民族体育中的独特定位，大致可以将其分为空间性的体育文化空间与时间性的体育文化空间，同时因受时间与空间的不同影响，其可分为学校、军队以及村落和家族等空间类体育文化空间，以及体育节、比赛等时间类体育文化空间。民族体育中的文化空间兼具时间性与空间性，某位学者说过，“高校武术文化空间的具体形式，应是大学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12]，这同样适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空间的表述，其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涵盖文化空间的属性，同时也具有体育的特征，就文化空间的视角而言，试图根植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路径，扩布民族认同下的体育文化空间，或许是现代民族体育文化研究领域需要关注的主体。一般来说，不同类型的文化主体均有独属于自身的文化体系与价值理念，民族文化也同其他文化一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这种特殊性体现为其独特的归属感与价值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之所以能够赓续发展，或许同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展现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心态，在一定的民族与地域中架构起独具自身价值内涵的传统文化，其在伴随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发展过程中，仍然要不断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不断完善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底蕴。另外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快与其他优秀文化交流，加深对体育文化的理解，不断优化改良民族传统体育的多角度认同观念，催化出符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认同要求，民族认同下的“文化空间为人们创造了接触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场域”，[13]也在一定意义上为人们建构了汲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