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开珎与古代中日货币文化交流

伊占发 朱安祥

自古以来，中日两国都是一衣带水之近邻，地缘上的邻近关系直接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追溯历史，中日文化交流最早始于秦汉，于古代中国而言，日本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所以从接触之时，中日文化的交流都是以中国向日本输出为主，这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诸多层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货币，作为经济交流的纽带，在维持古代东亚世界的商贸往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隋唐（日本奈良、平安时期）至明朝时期（日本后阳成时期），日本国内一直流通着大量中国铜钱，日本自行铸造的钱币也在形制、文字、轮廓、布局等方面模仿中国。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使用从香港购入的铸币机器，铸造了圆形无孔的西式近代机制币，至此中国内地的铸币技术才被逐渐取代。

和同开珎作为日本最早铸造的流通货币，其货币形制、流通制度，甚至货币相关的成文法律都沿袭唐代中国的币制。本文以和同开珎的发现作为考察线索，追溯它的发行背景，以及与唐代开元通宝的关系，进而以此观察古代中日两国的货币文化交流。

中国境内发现四批

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了一批唐代金银器窖藏，其中出土了5枚独特的银质圆形方孔钱币，上面刻有“和同开珎”四个字。据考证，这批唐代金银器入藏于天宝十五年（756年），系唐玄宗李隆基因“安史之乱”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的后人所藏。这是中国首次出土日本的银质“和同开珎”钱。这5枚银币出土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引起轰动，日本政府还曾特别委派日中友好协会来我国借币展出。

“和同开珎”铸造于日本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在此之前，由于境内矿产资源缺乏，且采矿技术落后，日本长期以稻米、布帛作为实物货币使用，即使偶有使用金属货币，也依赖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流入。公元707年，日本武藏国秩父郡黑谷首次发现自然铜矿，第二年秩父地方就将开采的铜矿样本呈报给日本皇室。这对于缺乏铜资源，且国内货币流通依赖于国外流入的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喜讯。所以当时为庆祝这次铜矿的发现，元明天皇诏改当年的庆云五年为和铜元年，同年五月就发行银制和同开珎钱，八月发行铜制钱，第二年八月废银钱，要求统一使用铜钱。这就是“和同开珎”钱名字的由来。

在陕西何家村出土的银质“和同开珎”钱现有两枚陈列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因为银钱从发行到废止只有一年零三个月，所以极为罕见，即便在日本也是屈指可数的。和同开珎在我国除了何家村窖藏有所发现外，洛阳北郊马坡村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也发现了五枚银质“和同开珎”钱，但可惜有四枚已经被毁，现仅存一枚，钱径24毫米、穿径4.4毫米、重6.35克。此外，在1930年的吉林渤海国遗址和1991年西安市中心文物库房中也发现了铜制“ 和同开珎”，以上即我国发现的四批“和同开珎”钱。

不辱使命的遣唐使

在“ 和同开珎”出现之前，日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流通货币，社会中大部分商品贸易还是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7世纪以来，日本进入了深刻的变革时期，大化革新改革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使日本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日本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货币改革也是其中之一。这一切的变化都来源于日本对当时中国唐王朝的学习，而沟通学习唐代先进制度的桥梁就是遣唐使。

日本自630年派遣第一批遣唐使至894年宇多天皇接受菅原道真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先后19次派出了遣唐使，其中有三次任命后因故中止，还有一次迎接渡唐后回归日本的“迎入唐大使”和三次送还访日后回唐朝的“送唐客使”，其他的正式派遣的遣唐使有12次。“和同开珎”钱就是702年第七次派遣的遣唐使归国后带来的成果。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此次遣唐使“还带有在日本发行货币，需要了解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流通式样的使命”。可见，铸行本国的流通货币就成为这次遣唐使的任务之一。而这次遣唐使也不辱使命，704年遣唐使回到日本，708年和同开珎便问世了。

“和同开珎”的问世也是历经波折的，从日本史籍《日本书纪》就可以看到，早在700年初，日本政府就设置了“铸钱司”。到了708年（和同元年）又設置了“催铸钱司”，负责监督各地铸钱司的官员。这可能就是日本试图改变自己国家没有货币的现状，但是又深感无能为力，于是才有了这次向唐王朝学习的经历。但是即使遣唐使带回了唐王朝的铸造和发行钱币的技术，还是前后共经过了八年的充分准备，才在和铜元年五月铸造了第一种官铸的在社会流通的货币——和同开珎，从此开启了日本铸造自己国家货币的历史。

开元通宝为蓝本

和同开珎是以唐代开元通宝作为蓝本而设计、发行的货币。“开元通宝”铸造于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旧唐书·食货志》记载：“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开元”典故出自汉代班固《东都赋》：“夫大汉之开元也，夺布衣以登皇位。”是开辟新纪元的意思，“通宝”即通行货币的意思，“开元通宝”的问世标志我国铸币从此脱离了以重量命名的传统，即由以前“五铢”等重量单位命名的货币系统代之以通宝、元宝作为标识的货币系统，这是我国通宝钱的始祖。而“和同开珎”也没有采用重量命名，同时与唐王朝以“开元”作为钱文，取其开辟新纪元的意思不同，日本更早将年号作为标识铸在钱币上。和同即年号“和铜”的省称，开珎即“开宝”的省称，都不是以重量作为名称。

在形制上，“开元通宝”钱延续着圆廓方孔的钱币传统铸造形制。同样，“和同开珎”钱也是如此。其次，开通元宝铜钱直径23毫米至25毫米左右，重4克至4.5克，而日本的和同开珎直径为24毫米至27毫米，重3.2克至4.5克，相差无几。

在使用材料上，和同开珎包括铜和银两种，其都应该用作流通之用。铜钱传世较多，银品极罕见，仅在前文提到的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一批唐代金银器窖藏和洛阳北郊马坡村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发现了几枚银质“和同开珎”钱。而开元通宝包括金、银、铜三种，铜制作为社会中流通的主要货币，传世最多，银钱和金钱存世量极少，在当时应该是当作赏赐之用，并不流通。这和日本银质和同开珎略有不同，但是日本采用不同材质制作“和同开珎”钱可能是受唐钱制的影响。

在文字上，“开通元宝”钱系由当时的书法家欧阳询制词与书写，“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又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意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可见“开元通宝”钱有两种读法，而仿照唐王朝钱币而铸造的“和同开珎”钱的钱文读序是按照上右下左的顺序读的，可能是采用了坊间的读法，而其字体也是用的汉字的隶书体，尤其在“开”字上，极为相似。

在铸造上，日本铸币技术基本采用中国铸币技术，甚至在养老四年，日本直接邀请中国工人帮助铸钱，称为“新和同钱”。由于日本开始铸币时间较晚，导致其在吸收中国铸币技术的过程中出现制钱方法不统一的现象，其在自主铸币过程中既有和“开元通宝”一致的母钱翻砂铸法，也有叠范铸造法，也有浇铸的方法。在1979年奈良平城京古迹和1996年的大阪难波宫西宫古遗址发现了和同开珎的铸造遗址。平城京古迹出土了众多的和同开珎陶范，包括阳文母范和阴文子范。大阪难波宫细工古遗址发现的是和同开珎的钱树，还有大量和同开珎钱，以及铜、铁制品，铜板、铅板炉渣等铸币遗物，钱树上还留有六枚和同开珎残钱。

影响日本币制

“皇朝十二钱”是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受中国唐朝钱币的影响依次并自行铸造的12种钱币，发行时间在708年至958年，共250年。“和同开珎”是“皇朝十二钱”之首，其余11种分别是万年通宝（757年）、神功开宝（765年）、隆平永宝（796年）、富寿神宝（818年）、承和昌宝（835年）、长年大宝（848年）、饶益神宝（859年）、贞观永宝（870年）、宽平大宝（890年）、延喜通宝（907年）、乾元大宝（958年）。这是日本第一次自主的铸造的系列货币。

当时由于社会中刚刚开始使用货币，还未普及，所以日本政府就使用行政手段鼓励用钱，在和铜四年，日本颁布“蓄钱叙位法”，根据其人手中钱币的多少授予相应的爵位。虽然实际效果没有达到，但是其目的确是为了促使货币流通。

实际上，因为日本对古中国铜币的模仿，所以都是用铜材铸币，这就导致了对铜材的大量需求。但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狭小，铜矿资源有限，再加上冶铜技术落后，铜的产量十分低。所以，每铸新钱，其分量反而有减轻的趋势，甚至在“富寿神宝”“承和昌宝”“贞观永宝”新铸后，规定一枚新铜钱当旧铜钱10枚使用，这完全扭曲了正常的价值规律，也导致了760年至764年的日本货币史上可考证的最早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永昌通宝”以后所铸钱都轻小无比，“延喜通宝”“乾元大宝”和“饶益神宝”材质上除了使用铜以外，还有用铅铸造的，其质量远远不够实际价值，以至于百姓自發地拒用政府发行的货币。这体现了日本无论是对货币流通的认识，还是铸币和矿产的开采技术都还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

因此，到了至平安朝时，由于同宋朝贸易频繁，宋钱大量流入日本市场，再加上自身铸造钱币质量低劣，所以宋钱受到民间喜爱。日本政府在屡次颁发禁令无效后，也承认了宋钱流通的合法性。直到万历二十四年（日本后阳成天皇庆长元年）日本才再次自铸货币，铸造了庆长通宝钱。这次自铸货币，也完全模仿中国，仅仅是将唐朝的开元通宝钱改成了明朝的永乐通宝钱而已。

此后一直到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从香港购买了铸币机器，铸造了圆形无孔的金、银、铜三种西式钱币。日本沿用1000多年，受中国影响的传统手工铸币技术自此被从欧洲引入的西方近代及其铸币技术所取代。

历年来，日本考古挖掘了大量唐代至明代的钱币，例如仅在2014年，京都市下京区就发现了一个装有四万枚古钱的陶罐，里面有50余种中国的古钱币，如“开元通宝”“宣德通宝”。而在中国也发现了如此珍贵的日本古钱，这都深刻体现了古代中日之间的友好交流。由此可见，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一员，日本自唐王朝时期，就已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成为古代中国货币体系中的一部分。甚至直至今日，日本的机制硬币中还有的在中间保留一圆孔，可能就是东亚钱币文化的遗留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