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对《日光流年》的影响分析

刘鹤瑶 鲁向黎

摘   要： 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许多作家都受到了他的影响。阎连科将《百年孤独》中的文学观念称作“半因果”，这在他此后的转型之作《日光流年》中有突出表现。除此之外，《日光流年》在结构内容上形成的“生死循环怪圈”及在叙事风格上运用的“寓言化写作”都带有《百年孤独》的影子。这些影响的产生与两位作家共同的创作观和责任意识密切相关。

关键词： 《百年孤独》   《日光流年》   影响

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百年孤独》在中国文坛引起广泛关注，不少作家作品受其影响。当代作家阎连科很早就开始阅读《百年孤独》，但他与《百年孤独》的“情缘”却真正开始于1991年的病中重读：“而在许多年之后，在我卧病的床榻上，感到疾病缠身时，百无聊赖的无意中，再次取阅《百年孤独》这部仅有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巨著时，竟在忽然之间，有了如获至宝之感。”[1]（65）在“重逢”中，阎连科不仅从马尔克斯根植于拉美土地的做法中受到启发，更加深了对小说真实性的认识。此后，阎连科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突破创新，这在1998年问世的《日光流年》中有着明显表现。《日光流年》讲述了三姓村四代村长带领村民采取各种方式对抗喉堵症，以期活过四十岁却最终未能改变命运的故事。这部作品既具有转折性，又被认为是阎连科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一、文学观念：“半因果”

在对马尔克斯作品的探讨中，阎连科认识到：“小说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是有距离的。《百年孤独》告诉我小说的真实是什么。”[2]为此，阎连科写了《发现小说》一书，他将《百年孤独》的第一段与《变形记》的首段放在一起比较，认为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甲虫令人怀疑，并不具有合理性，墨尔基阿德斯用两块磁吸引各家各户的铁器，虽夸张，却能让人接受，具有合理性。“前者的故事是从不可能开始展开的”“后者的故事是从‘似乎与‘可能和某种与合理的联系开始并展开”[3]（144）。阎连科将《百年孤独》这种介于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兼具合理性与魔力性的叙述内容和方式，称为“半因果”，并从“怎么写”和“写什么”两方面对其进行了阐述。

1.“存在又不对等”的写作方式

马尔克斯所建构的马孔多小镇，封闭传统是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喜欢吃墙土的丽贝卡，活人和死人的自由对话，死后多年仍可以回到布恩迪亚家里进行指引的梅尔基亚德斯，能够寻着方向自由穿梭的血液，随床单飘走的美人儿蕾梅黛丝等魔幻神奇的情节，都有拉美现实或传统文化做依据。它以现实为基础，又高于现实，这种“存在又不对等”的写作方式使作品兼具真实与魔幻，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阎连科开辟了道路。

在《日光流年》这部创作了三年、于1998年发表的转型之作中，阎连科“创造”了一个与马孔多相似的空间——三姓村。正和马孔多有出生后长着猪尾巴的人和具有寓言性的羊皮卷一样，这里人人患有喉堵症，命中注定活不过四十岁。三姓村人为了活下去，用疯狂生育、种油菜、翻地换土、修渠引水拼命抵抗命运，最终仍以失败告终。在这有因有果、具有合理性的情节中，包含女人像牲口一样不断地生育，以肉身引诱乌鸦并以此为食，与亡灵对话，死人活人一起注视着渠水等魔幻情节。正因前面的合理性，读者不会怀疑之间的逻辑关系。无疑，这种“存在又不对等”的因果关系正是阎连科后期在总结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时所说的“半因果”，也是《日光流年》的写作方式。

2.以“个体人”为写作核心

在《发现小说》中，阎连科还将马尔克斯如何用半因果文学观面对历史与现实总结为：变传统的“在社会历史中展开人物”为“在人物中展开历史与社会”[3]（170）。传统小说大都以社会历史为主导，人物作为社会中的人，可以反抗，可以不满，但都不会高于社会历史。在《百年孤独》中，发动过三十二场武装起义的奥雷里亚诺上校，打仗的目的不是如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回答的那样“为了伟大的自由党”，竟是为了自尊。在自尊的驱使下，他不愿屈从于任何一方，带领起义军四处发动战争，屡战屡败却从未停止，直至迷失自我，将自己完全藏入孤独之中。奥雷里亚诺上校的身上少了社会历史层面的光辉伟大，但个体形象却更加丰满典型。《百年孤独》毫无疑问是对拉美历史的折射，但马尔克斯在创作过程中，却有意淡化“社会批判意义”“让历史与社会现实重新回到以‘个体人为写作核心的故事中”[3]（174）。

在《日光流年》中，历史和社会现实被模糊化，个体人处于核心地位。司马蓝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活着。他带领村里的孩子一家家“搜刮”铁制品，不是为了响应国家“大炼钢铁”的号召，而是为了换取粮食活命。在带领村人去卖皮却正逢“文革”，被穿制服的人以红皮书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代替报酬时，他因无知摔了书，又在迷茫中将书捡起。整个过程中，他并不想了解这场巨变的来龙去脉，不想墙上所画的人物究竟是谁，只想拿到自己应得的钱。在濒死之际，司马蓝表面坦然无畏，却想方设法延长寿命，让亲弟弟去卖皮，让最爱自己的女人去“卖肉”。司马蓝有野心、胆识、谋略等领导特性，但在四十岁这扇“大门”前，他放下社会、亲情、爱情，以脱离现实却极其典型的形象迈出最后一步。《日光流年》明显有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映，作者有意将农村合作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饥荒、“文革”“农业学大寨”、包产到户、八十年代的环境污染给农村的侵害等历史事件穿插其中，有意淡化历史批判意義，使得人物的意义大于社会历史的意义。

阎连科认为，马尔克斯的这种半因果文学观，“是《百年孤独》为二十世纪文学提供的作家、历史和社会现实新的文学关系”[3]（174）。他以新的写作方式创作的《日光流年》，无疑受到了《百年孤独》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

二、结构内容：生死循环怪圈

“印第安人对生与死有着独特的看法，他们认为生死同一、生死不分，他们将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第二阶段是死，第三阶段是再生，人生将按三个阶段循环往复。……人与鬼魂、生与死之间便没有了界限”[4]。在这样的生死观念下，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生死循环怪圈。再次阅读《百年孤独》的阎连科，此时正面临身体上的病痛、写作上的难题及精神上的困惑，对生命更深层次的体验与感悟无疑使他对《百年孤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曾说：“《日光流年》是以死亡开始的，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小说叙述死亡本身，并从死亡到出生的循环中，探寻生命本源的意义所在，在某种程度上，我更为看中的是小说形式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更容易从文本之中，凸显我对于生命、死亡及存在本身的理解。”[5]精神内化时的“重逢”与生死观念的相近使得《日光流年》在结构内容上构成了“生死循环怪圈”。

1.回环式叙事结构

在生死无界的观念下，《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所有人物共享着重复的名字，拥有着相似的性格，承受着共同的命运。叫做奥雷里亚诺的大都有着孤僻的性格、好强的个性，且头脑睿智，洞察能力强;叫做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大都有着莽撞的性格、不羁的个性，且热衷于事业发展，实干能力强。死去人物的生命会在与其名字相同的人身上得以延续重现，由此构成一个又一个回环式小圈。从整体来看，小说以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孩子为布恩迪亚家族的开端，又以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孩子为布恩迪亚家族的终结，并在其中贯穿着羊皮卷的出现、解密与破解，构成一个回环式大圈，形成了环状结构。人物的生死命运就在这种回环式叙事结构中置于封闭的、循环的怪圈之中。

《日光流年》运用了回环式叙事结构。小说开头便是“嘭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6]（3），接着以倒叙的形式写司马蓝四十岁、三十岁直至童年，最后退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人一个个“活过来”，他们在“倒退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以自己作为自我生命的延续重现。整部小说以司马蓝的死亡为开端，以司马蓝从子宫中的诞生为结尾，在生命的死亡与诞生中构成一个回环式圆圈，在这圆圈中，生即是死，死即是生。阎连科将生命的消逝变成了由死到生的故事，在这种回环式结构下构建了生死循环怪圈。

2.生死相通的内容

马尔克斯打破了生死之间的界限，使得死成为生的一种常态。死者与生者在重复的空间、轮回的时间中游走，几乎没有了区别。在《百年孤独》中，死就如同另一种方式的生，死人可以复活，可以和活人交谈对话。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死后仍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可以找到马孔多，陪伴晚年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梅尔基亚德斯多次死而复生，不仅用羊皮卷做出预言“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在被蚂蚁吃掉”[7]（358），还在那间屋子里指引了一代又一代。生如同死，奥雷里亚诺上校晚年沉迷于小金鱼的制造与销毁;阿玛兰妲坐在庭院里日复一日地缝制着烦琐精美的寿衣;在战乱中、大雨中的马孔多人麻木空虚，过着活死人的生活。在马孔多里，死与生没了界限，呈现出生死相通的状态。

在《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因喉堵症都活不过四十岁，在这宿命之下，阎连科有意打破了生与死的界限。三姓村人一边用尽各种方法，受尽各种磨难想要活下去，一边“艳羡”着那些死去的人，在这种对生死的复杂情感中，活着的人不仅可以看到死去的人、和亡灵交谈，甚至可以预见死亡。灵隐渠水通了时，司马虎看到死去的人站在棺材上由手舞足蹈，变成脸色苍白;司马蓝在坟场看到了已经死去的父亲，与亡灵进行了对话并得到了指引;在司马笑笑将死之际，司马蓝总能在大门外看到一道身影，像风一样游荡，并清楚地知道那就是死神。生与死在三姓村不再完全对立，而是以一种相通的状态存在着。

在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时，相似的生死循环观念，以及意识到“没有新的小说生命元素，你的小说就只能死亡”[8]（21），使得阎连科更多地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从而在《日光流年》中以一种明显有别于早期作品的结构内容进行创作。

三、叙事风格：寓言化写作

“寓言”最初是一种文学体裁，从词源上看有“另外一种言说”[9]（103）的意思，具有言此即彼的特性，即杰姆逊所称：“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10]（103）随着时代的发展，“寓言”逐渐演变为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在意义与形式上都得到了扩展。由此，“寓言”不仅是一种文体概念，还可以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寓言式书写的两种基本类型分别是生命寓言和政治寓言，前者以抽象的哲理和人性象征见长，后者以社会历史反思和政治文化批判见长”[11]。被誉为拉美历史缩影的《百年孤独》无疑具有“寓言化写作”的叙事风格。阎连科的寓言化写作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形成的，这个时期，恰好是阎连科重新理解马尔克斯的时期。从《年月日》开始，阎连科作品中的寓言化风格开始显现，《日光流年》则可看做其寓言化创作的成熟之作。

1.生命寓言与自觉意识

在《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被孤独紧紧包围，他们渴望爱情，渴望关爱，渴望理解，但最终都在自我与他人的孤独中陷入一种更深层次的孤独，他们承受着外在的宿命与内在的孤独，在灾难、痛苦、混乱中荒诞地生生死死。在羊皮卷译出、命运显露的那一刻，一场飓风袭来，将马孔多摧毁，使一切烟消云散，这看似是一个结束，却也将“孤独”扫尽，成为新生命的开始。在马尔克斯看来，这场飓风正是拉美所需要的，象征着社会的变革，象征着生命的再现，能够席卷一切旧的、陈腐的东西，使拉美得以重塑。正是在这种自觉意识之下，马尔克斯将人类共同的困惑集中而深刻地加注到马孔多，以飓风做生命寓言促进拉美人民的觉醒。

阎连科创作的《日光流年》从內容来看，人人活不过四十岁的三姓村其实就是处在生存极限下的生命寓言。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清楚地嗅到死亡的气息，人的离世变得像日常生活一样稀松平常。在这宿命之外，还有各种天灾人祸摧残着他们的身体与灵魂，他们称那些离世的人是去享福了，却没有一个人放弃过生的希望。他们拼命与命运做抗争，为着前途渺茫的未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尝试、失败再尝试，并在这种抗争中形成一种自觉意识，即通过努力可以改写活不过四十的命运。正因如此，这个充斥着死亡的村庄像刚从子宫出来的司马蓝一样能让人看到希望。阎连科在《日光流年》序中说：“我不是要说什么终极话儿，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6]（2）在这种自觉意识之下，他给了三姓村死亡的宿命，也给了他们抗争的决心，活着就是活着，死亡就是消失。在三姓村所展现的极端化的生命寓言中，阎连科在讲述对于生命的认知与思考的同时，也在唤醒我们的自觉意识，唤醒我们对生命本然的感知。

《百年孤独》与《日光流年》都是在以生命寓言阐述哲理，作家在自觉意识下提出全人类共通的困惑，在进行自我思考与反思的同时，也是为了唤醒人们的自觉意识。

2.政治寓言与现实批判

正如《百年孤独》首句的巧妙叙述：“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7]（1）小说几乎覆盖了将来、现在与过去。在这无数的小循环中，马尔克斯又以“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7]（360）完成整部作品的大循环。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个虚构村落由建立到消失的故事，但在这故事背后，却有着深刻含义。过去的马孔多虽民风古朴，却封闭落后，在外界最简单的“把戏”与最常见的器物面前目瞪口呆，随后又在与外界联系的深入中遭遇战争的摧残、文明的冲击与土地的入侵。现在的马孔多随飓风不复存在，布恩迪亚家族彻底灭亡，而将来会怎样则是一个未知数。这个虚构村落所展示与隐喻的正是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原本封闭独立的拉美在长达三百年的殖民统治中，土地被占领，古文明被摧毁，劳动力被香蕉公司无偿征用，人们在压迫中觉醒、在屈辱中抗争，然而在独立之后，拉美社会却频频政变，止步不前。正因如此，马尔克斯以现实中随飓风不复存在的马孔多作寓言，预演了长此以往的结局，对现实进行批判，更以那未知的将来提醒着人们马孔多的历史可以不再重现，因为“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12]（109）。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中构建了一個虚构的地方——三姓村。第一代村长杜桑为改变村子的原始落后，拯救那些因难产死去的女人而出外学医，带来助产工具，并以此让村人多生孩子以对抗喉堵症;第二代村长司马笑笑为让村人活过四十岁，在蝗虫飞来之际“丢玉蜀黍保青油菜”，由此使全村在艰难中度过“三年大饥荒”;第三代村长以翻地换土与喉堵症抗争，因村人力量微弱，借“农业学大寨”实现计划;第四代村长司马蓝为引灵隐渠水让村人长寿，带领村人鬻卖，终将渠道挖好之后，引来的却是受到环境污染的黑水。喉堵症成了他们与外界沟通的中介。阎连科以一个注定活不过四十岁的村庄的拼命抗争，反映着当地的历史，在生与死的强烈对比下，在极端冷静的叙述中，给人以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发人们的批判与反思。

四、影响产生的条件

一位作家有意识地接受吸收另一位作家的影响必然有其条件所在，在各种文艺思潮层出不穷之际，阎连科两次阅读《百年孤独》之后的“恍然大悟”绝不可能是意外，他对马尔克斯的深入了解与共鸣，对《百年孤独》的深层次理解与内化，无疑是观念与意识产生重合的结果。

1.根植土地的创作观

马尔克斯与阎连科同属第三世界作家，在相似的创作语境下，深受民族文化影响，并将创作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生存的土地。

当人们称《百年孤独》构造了一个魔幻世界时，马尔克斯不止一次地强调“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个字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12]（48）。他作品聚焦的地域是拉美，所描述的从未脱离拉美世界。正因如此，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传入接受了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却逐渐找不到“根”的中国时，受到了狂热的追捧。阎连科作为一位乡土作家，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对民间苦难有着执着的关注，常常以极端化的手法描写边缘化社会群体的生存苦难，可以说，他的作品带有根植土地的创作观。因此，在重读《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根植于拉美土地的做法让阎连科受到了启发，他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说：“我认为，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让中国作家重新发现了艺术和土地的关系;二是他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民间资源对于写作的意义;三是他和博尔赫斯等拉美作家一道，确立了个性在写作中的地位。”[13]（67）正是在这种影响下，《日光流年》具有了比以往作品更加深刻的生存内容。

在阎连科和马尔克斯的创作中，“土地”毫无疑问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都把文字深深地植根于那片养育自己的土地。正是在“土地”的联系下，马尔克斯笔下的世界吸引了阎连科，也影响了阎连科。

2.不忘历史的责任意识

中国与哥伦比亚所在的拉丁美洲同属于第三世界，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都经历过浩劫。作为一个民族的优秀作家，无论是马尔克斯还是阎连科，都承载着对历史的反思，具有很强的责任意识。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几近绝望地指出：“拉丁美洲的历史是一系列代价高昂而徒劳的奋斗的集合，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遗忘的戏剧的集合，至今，在我们中间，健忘症依然存在。只要时过境迁，谁也不会清楚地记得香蕉工人横遭屠杀的惨案，谁也不会再想起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12]（94）但是，正如邱华栋的评价：“马尔克斯是‘一个大陆的孤独和奋斗。”[14]他肩负起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像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千方百计对抗失眠症一样，想要唤醒处在遗忘中的拉美人民。他在自己建构的那个看似魔幻神奇却源自于现实的国度里，以冷静客观的笔调将历史一幕幕呈现，反映现实却不做任何评价，让拉美人民在不忘历史的同时反思历史，总结历史。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自序中说：“一座房子住得太久了，会忘了它的根基到底埋有多深，埋在哪儿。……还有一个人的行程，你总是在路上走啊走的，行程远了，连最初的起点是在哪一山水之间都已忘了，连走啊走的目的都给忘了。而这些，原本是应该知道的，应该记住的。”[6]（2）当人们忘却了自己的根、忘却了自己的目的，那么真正的遗忘就开始了。于是，阎连科从个体生命出发，将三姓村置于特定的环境中，将死亡、苦难、厄运洒满这个仅有两百多人的小村落，以近乎极端的笔法描绘着他们的求生之路，并客观地展示这条道路上的历史，使人们在触动之余反思命运之外的东西，审视自己的内心，审视历史。这样，在强烈的责任意识下，生长在不同民族的两位作家产生了交集。

阎连科的早期小说大多以反映乡村、人性等现实苦难为主，进入《日光流年》的创作阶段，他开始将笔触引向内部心灵世界，以深入透彻又荒谬悲凉的笔法探讨生命的意义。这种转型毋庸置疑与个人阅历、时代变迁等因素密不可分，但在相似的土地观和责任意识之下，《日光流年》所运用的“半因果”的文学观念、“生死循环怪圈”的结构内容及“寓言化”的叙事结构提醒我们不应忽视《百年孤独》对其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更真切地体会到阎连科融进《日光流年》中的绝望感、荒诞性及生命抗争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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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普利尼奥·阿·门多萨.番石榴飘香[M].林一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13]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4]邱华栋.我与加西亚·马尔克斯[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

通讯作者：鲁向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