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②

在编者看来，孟垚的写作具有自控的能力，其主要表现在有了自主的语境，一个成熟的诗人的语境是具备某种辨识度的，诗人的目的性和个性特征是构成自主语境的关键，孟垚在《中城》《深圳—上海南》两首诗歌里写了新冠疫情，《中城》一诗中的曼哈顿、第五大道、苏荷区，《深圳—上海南》一诗中的车厢和他，这些常见的地名、物和人如何发生关联进而产生出独特的意蕴？“与上帝翻起一部生锈的福音”“在粗制水泥路缓缓开裂，溢着暴动的汽油和气温”等诗句是《中城》一诗在呈现目的性的同时又彰显了诗人的个性化语言特征，并构成了动态多彩的语境效果。其次，诗人的自控能力不只是在诗歌里说了什么，而是怎么说问题，孟垚的诗歌擅长从一客观现象出发，从外向内挖掘，把外在的旁枝逐渐引导进所表达的根茎上。现代诗歌的危险在于诗人自身对写作的失控而产生出大话、假话、胡话和鬼话，这种种现象多为诗歌写作者的“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巨大加速器”（布羅茨基语）出现了问题。

李毅翔的诗歌自溢性意味实足，紧张、恣意和急切的语速形成了其诗歌节奏性的多变，譬如“卤菜头，装在发泡饭盒里”“下水道漂来一缕女孩的头发”是紧张，“我听见镜子里水的皱纹/黄金闪烁。一只风吹起的纸鹤”是恣意。孟垚的诗是将代词“他”隐藏在诗歌的复杂叙述背景之中，李毅翔则突出和强调“我”的情感与情绪，如“我的饥饿扯着我站在门边”中的“我”一虚一实，“我打开一本书，身体在书页边缘/滑过”的“我”则是一实一虚，其诗歌的自溢倾向非常明显，诗句带有慌张、自负、急切和唯美的气质。

00后诗人张玮婷的诗引起编者的注意，张玮婷兼具了孟垚和李毅翔的诗歌特质，以代词我、你、我们来制造诗歌材料的交集与疏离，很多时候诗歌有坍塌才有耸立，有隐匿才有涌现，有裂隙才有完整，这种矛盾的对立的观念、形象通过诗人情感的把控而有效地并存一体，就形成了诗歌的多向度展现的可能。在张玮婷《我听见雨夜打铁的声音》一诗里有：“就这样我被变成锄头/闪着白昼偷来的光”，在《我们相互呼吸以生存》一诗里有：“我们相互呼吸以生存，就像/荇草寄住于秸秆，只关注其烧残的脚部”，实际上“我”和“我们”是由代词转变为一种限定词，这就是诗人的聪明之处，诗歌材料主与次的转换与限定，让诗歌有了较为立体的回应区。而王珊珊在诗歌中比较注重强调自我的存在感，诗中“我”与父亲、老人、知了、荷、风、太阳、雨水等的密切关系是诗人建立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并将“我”的主体性突出在另一个存在者领域里，具有较强的道德意味和较明晰的情感投射点，其诗歌多为回忆或者记忆类型的碎片化写作，却有着浓郁的现在时的在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