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多来了

2020-11-23 10:17:05 当代 2020年6期

孙睿

1

和胖子是2004年认识的。那年我准备考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因为本科不是学这个的,算跨行,便报了那里的一个进修班,除此之外,我想不到更好的能考上的办法了。

本是来学电影的,开学第一天,什么还没学,先被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电影?每人都要回答。不愧是电影学院的老师,问题这么高级。谁都可以回答,也很难回答。

几乎所有的回答,都在说自己怎么理解电影。只有一个人的回答,说的是电影对自己的重要。回答者是个胖子,胖得左右两个座位都空着。他坐在第一排,说电影是自己愿意为其献出此生的一件事情。说得极认真,还是广东普通话,让人没有半点怀疑。

老师说很好。然后语调一转,又说,按道理,电影学院的教学,只负责传授技术,不需要改造学生头脑,但是他现在忍不住多说两句,问胖子多大了,胖子说二十五,老师说二十年后,或许用不了,也许在你四十岁的时候就会明白,电影不应该是生活的全部。说这话的老师五十多岁,拍过不少戏,电影电视剧都有,也算个颇有名气的导演,在上这节课之前,我们大部分人在网上看到过介绍他拍戏坎坷经历的文章。老师说他接触过很多学生,希望我们不要成为《等待戈多》里的那两个人,电影或许就是“戈多”,永远不会来。老师还说,现在他拍戏,都是碍于朋友面子,不便拒绝,就当给朋友帮忙了。我们这些渴望拍点什么,但连剧组盒饭什么味儿都不知道的人不禁觉得这话说得有点儿飘;同时也没有半点质疑的能力,或许事实就是这样。

以为胖子的信仰会因此动摇,至少回去琢磨琢磨这番话,没想到胖子接过老师的话,说自己跟死神打过交道,他知道除了电影,他根本不想做其他事情。又说得极认真。因为胖,说出的又是这种话,难免不让人怀疑他有过什么严重病史,因此大家没把他的话当成是那种为了博人眼球的轻佻话——比如有人会说电影是可以免费和女演员睡觉的工具——反而对他高看一眼。

老师怕把课堂气氛搞沉重,说自己作为过来人,也当了二十年老师,尊重所有人的选择,如果有一天,我们这班的学生拍出电影,通知他,他一定去电影院看,等灯光亮起的时候,他会站起来为这位学生热烈鼓掌。全班一片掌声。四十五分钟一节的课,下课铃声在这时恰到好处地响起。

胖子也因此被我记住,除了他用“广普”说的那些内容,也因为他的胖。真应该去周星驰电影里演点儿什么。下课后我特意多瞄了他几眼,大眼睛,双眼皮挺明显,眉毛的线条也清晰,却不能用“浓眉大眼”来形容,因为他的脸更大,使得原本不算小的眼睛呈现在上面后便不再突出,而且这个词也往往适用在大高个儿身上,胖子并不高,于是更显出他的胖,让他成为一个一眼就能让人记住的人。大一号的蜡笔小新。

跟胖子熟起来,是因为在一起租房。胖子在电影学院后门租了个两居室,他住其中一间,另一间住的是个IT男。IT男从中关村的公司跳槽到望京的公司,上下班变远,决定退租,去望京那边找房子,胖子就在班上问,誰愿意接手那间房子。我之前每天从位于朝阳区的家出发,坐车一个小时去电影学院上课,早出晚归,又困又累,时值九月,还有三个月就考研了,我便租下。每天能省出路上的两个小时,可以背点儿单词,也可以多看一部片子。考研,又跨专业,对我挑战极大。英语四级我考了三次才勉强通过,考研英语相当于六级的难度,不多付出点儿,想考上,没戏。这时候我手上有一笔钱,刚刚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比起那些超级畅销书和卖不动的书,我这本卖得不好不坏,出版商给了我八万块钱。当时北京房价均价四五千,我没想过去买房,刚大学毕业不久,想的都是意气风发的事情,不太懂首付、贷款什么的,更是预料不到房价在未来十几年里的增速。虽然出了书,我也不好意思以“作家”自居,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没做好准备,尤其心理上,也没想继续当一名“作家”,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擅长写东西,学的是工科专业但并不喜欢所学的,所以要考导演系,方便转行,将来接点儿广告宣传片之类的活儿,养家糊口。我第一时间和IT男做了交接,他拉着行李搬走,我带着考研书和电影光盘入住。

电影学院的课不是全天都有,有时候就上午半天,但晚上学校礼堂还要放电影,很多同学住得远,不愿多往返一趟,下午没地方去,就去我和胖子那里消磨时间。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胖子哪怕看上去很胖很容易累,也从没困过。度过下午的方式通常是找几张DVD,众人围在房东那台老式电视机前,拉上窗帘,遮住午后的阳光,在屋里一闷就是一下午。直到晚上礼堂的电影快开始前,才匆匆下楼吃口东西。和本科时所不同的是,这段时期,我们没看过一部毛片儿,而本科时聚众在宿舍里看的,多是毛片儿。

一周后我和胖子已经很熟了。晚上看完礼堂的电影,尤其是看到一部好电影后,我俩会去学校后门的小饭馆吃点东西,主要也是为了喝点儿。胖子血压微高,但更喜欢微醺,喝到没有界限的时候,我就问了他所说的死神是怎么回事儿。

胖子是广东人,家在一个不大的沿海地级市,本科在上海一所医学院上的。大五的时候,班里一个高干子弟要来北京的医院实习,顺便完成毕业论文,课题也是这家医院正进行的研究,需要个伴儿,便找到胖子,因为胖子专业好。说白了,就是指着胖子去完成课题论文,高干子弟到时候挂个名儿。胖子很清楚自己的作用,为了能来北京看看,他同意了。那时候胖子已经喜欢上电影,他知道北京有电影制片厂,有电影学院,这些地方在他脑子里,就是梦工厂。胖子就这样第一次到了北京。医院安排了宿舍,双人间,他和高干子弟一屋,后者到北京露了一面后就消失了,直到毕业答辩前才出现。胖子在北京的这一年,应付完医院里的事儿,就来电影学院蹭课。每周末电影学院都有为在职人员开设的进修班,进修班收费不菲,为杜绝蹭课现象,每次都清点人数,胖子被赶出来多次。后来摸清规律,过了八点半再进去就安全了,通常进修班的辅导员会在八点二十巡视,赶走不是本班的人员,胖子守在楼道,见检查的老师走了,他便溜进教室,在后排找个角落,掏出笔记本,在这里度过一天。在蹭课的时光中,胖子跟电影加深了感情。

胖子说他是在大二开始喜欢上电影的,那时候同学都开始谈恋爱,他太胖了,无人可谈,就自己去学校的机房看电影,越看陷得越深,不可自拔。好电影就像一个恰到好处的姑娘,撩拨着他的心,让他无论夜晚几点走出机房,都热血沸腾,回味深长。机房带光驱的电脑数量有限,他未必能赶上,就去二手市场淘了个超强纠错的影碟机。那还是VCD时代,宿舍楼线路老化,管理员不让用除电脑和电扇以外的电器,他就把影碟机藏在被窝里,避开一次次搜查。胖子看片的速度每周在三部左右,也就是说一年能看一百五十部,大五毕业的时候,阅片量已经超过五百部。在互联网刚刚盛行的年代,已经算个发烧级影迷了。

胖子在北京的实习表现不错,医院新院区落成在即,诊室多了,需要更多大夫,问他想不想来北京,解决户口。他问那个高干子弟同学,这事儿靠不靠谱,对方说靠谱,这个名额本来想给高干子弟同学留着的,人家有了更好的出路,就让给了胖子。就这样,胖子跟医院签了三方协议,试用期一年,期满后落户北京,成为该院正式医生。好事成双,毕业之际,胖子所在学校跟同济合并,于是他拿着同济的毕业证,来北京报到,做医生的同时,继续做一名电影发烧友。

那时候DVD机刚问世,胖子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便买了一台,他对看电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画质清晰了,无异跟姑娘的恋爱又进了一步,在这方面的投入,和给姑娘买化妆品性质相当,都为了更赏心悦目。看着看着,胖子知道了一部电影的创作者,是导演。他也想创造自己的电影,来电影学院后门买盘的时候——当年这里有一家闻名于世界电影圈的DVD零售店,吸引了全国热爱电影的文艺青年,国际大导演来北京做文化交流都不忘来这看看,能看到自己的电影被盗版,便会满足地离开北京,后来店被查封了——赶上该校考研报名,他交了报名费,给志愿表里填上导演系,决定考一把,就当玩一场注定失败的冒险游戏。

胖子的文化课基础不错,英文不用怎么复习,政治突击背了一下,专业课买了几本书,翻了翻之前的蹭课笔记,然后就去考试了。第一场考英语,路上堵车,晚了五分钟才进考场。两天四场考下来,胖子说考得挺爽的,特别是专业课,答题过程就像拉着女生的手,让他心跳加速。我们问他拉过几个女生的手,胖子说就一个,1999年国庆,电视台转播大学跳集体舞,他也参加了,右手站的是女生,别的系的,除了交流动作要领,两人没有过其他交流。

春节过后,考研出分,同时公布艺术类专业提档线,胖子竟然上线了。按电影学院的考试流程,下一步就是复试,除了面试和导师聊天,还要拍个一分钟以内的短片。胖子用数月的工资买了一台DV,开始练习。

未等来复试,“非典”爆发。四月底,小汤山医院急需各科室医护人员,胖子作为年轻医生被抽调去,安排在CT室,他本科读的是医学影像。这年电影学院研究生复试取消了原定的现场面试形式,改为电话沟通。胖子在报名表上留了两个电话,一个是医院为他提供的宿舍座机,一个是自己的手机。电影学院研究生部拨打了这两个电话,均未联系到胖子。两个月前,胖子回老家过春节,手机在春运大潮中不知道是掉了还是被人掏走,他重新换了张手机卡,号也变了。“非典”爆发得太突然,他没想到自己会被匆匆拉去位于昌平的“非典”专治医院,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来,那阵子人心惶惶,他连自己能不能安全返回都不知道,也就没关注复试的事儿。宿舍的同事也跟他一起坐上支援小汤山医院的大巴车,电影学院打到宿舍的电话在屡次无人接听后,便不再响起。根据联系上的考生在电话中的表现,录取名单公布在学校网站上。

最终“非典”被战胜。胖子离开小汤山医院的时候,正值夏至,回到宿舍,上网看到了发布于一个月前的新一年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的录取名单。他未参加复试,名单里自然没有他。胖子犹豫要不要给导演系打个电话,讲明情况,想了想,还是没打。这届导演系招收的是纪录片方向,他更喜欢故事片,将来要拍的是故事片,这次没被录取正好为下次报考故事片留出后路,没让他纠结去做上还是不上的选择。上,委屈自己;不上,不给导演系面子。

进入七月,北京天气到了一年中最让人不舒服的日子,户外像一个偌大的桑拿房,置身其中一动不动都会一身汗。胖子所在的医院有中央空调,宿舍也装了,这份工作不仅能让胖子舒适体面地度过夏天,也能让胖子从此顺利扎根北京。从小汤山回來后,组织决定奖励这批外派人员,涨一级工资,升职称时也会重点考虑这段工作的贡献。胖子正好一年试用期满,通过了考核,医院提供给他一份六年的工作合同,随后户口也可以从本科所在的学校调来,但他拒绝了这些。他觉得六年后自己都过三十了,再去实现电影梦已经来不及,应该在学习能力和创造力最佳的二十几岁完成这件事儿,然后三十岁着手准备处女作,三十一岁完成拍摄,三十二岁电影上映,并开始准备第二部影片。于是,他辞职了。

胖子的勇气一部分来源于对电影的热爱,第一次考研便上线的事实也让他对未来踌躇满志,更大一部分决心来自于小汤山医院这一个多月所经历的。多少人因“非典”丧生已是事实,造成全社会恐慌,不仅疑似病症的患者神情中透着绝望,最前沿的医护人员也担心起自己的命运。胖子负责给每位送进来的“病号”做CT扫描,最多的时候每天送来二十多人。这时候他开始问自己,如果明天他就死了,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每次他的回答都是自己没能拍一部电影,而不是还没交过女朋友、还没好好孝敬父母什么的。他说那段时间对“死亡”的认识有切肤之痛,绝不是随便一想。每晚入睡的时候,医院的那些大夫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感染,不知道自己第二天会不会成为患者,然后在那些症状中煎熬几日便与世长辞……特别是关了灯后,在黑暗中,这种感受更为强烈,以至于吓得很多人不能入睡。这时候,电影又出现在胖子的脑海中,它能让胖子紧张的内心得以缓解,因电影而衍生的幸福感会覆盖恐慌,渐渐进入睡眠。后来疫情结束,他回原单位那天,有康复的患者来欢送,谈话中,他发现这些从生死线上走过一遭的人在健康后都做出同样的选择,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开始做自己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儿,比如有人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有人关掉公司,把更多时间花在家人和孩子身上。这些案例和坐在CT室玻璃窗后面那一个多月的洗礼,让胖子对自己该干什么有了清晰的答案。所以他在进修班第一堂课上会说视电影为生活的唯一可能。

那年夏天,胖子汗流浃背地拉着东西离开医院宿舍,搬进他新找的房子——后来我跟他合租的这套。

胖子说,对他而言,一秒钟二十四格展现生活的影像比一层一层的器官纹理影像更吸引他,甚至搬出鲁迅,说这老哥当年弃医从文,也应该是抵抗不住火热生活的诱惑,哪怕这生活让他心痛。胖子也喜欢毛姆,这位英国哥们儿也是弃医从文,而且写的多是热爱艺术的青年,于是成了胖子的精神导师,胖子的床头一直放着一本《月亮与六便士》。前面至少有两个这种人了,胖子不知道这世界需不需要第三个。

第二年如胖子所愿,导演系故事片方向招生,胖子报了名,却没有通过初试。其中一门专业课是剧本命题写作,满分一百五,胖子只得了七十八分。事后,每年的考生会凭记忆,把题目发在考研论坛里,方便后人。那年“剧本写作”有两个题目,各七十五分,第一个题目给出三种元素: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朵花,要求写一篇三千字左右的故事。胖子洋洋洒洒写了几页纸,即将收笔时突然发现,自己审错题了。三个元素,他只看到两个,没看到最后那三个字“一朵花”,因为这三个字在排版时,换到了下一行,胖子也说不清自己是马虎还是紧张,竟然没看见。考试时间已经过半,重写已来不及,胖子匆匆结束故事,在末尾加了一朵可有可无的玫瑰花,因为是临时补进去的,花并没有参与故事,像衣服上的一个补丁。第二道剧本题目给出一个故事,让以剧本格式,改写成分场剧本。第一篇剧本没写好,胖子有些慌,完成第二篇的时候也不在状态,最终就得了这么个分数,落榜了。胖子安慰自己,今年的导师是偏理论型的,对自己将来拍电影未必能有多大指导作用,明年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导师。于是潜心住在电影学院后门,没事儿继续蹭个课,看完好电影会写影评,给各种电影杂志寄去。那年头电影杂志正流行,稿费颇丰,胖子每周写一篇三千字影评,收入可应付房租和生活费,还小有剩余,他已经这样过了一年。为此我对胖子有些钦佩,只因喜爱电影,便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和北京户口,我做不出来。胖子的事情一传开,他也因此成为班里的一个标杆。

因为身形太突出,电影学院又小,胖子蹭课蹭出名,老师发现他后会说,怎么又是你?胖子聽到这句话后也很难为情,攒够学费便报了这个进修班,他想理直气壮地听一年课。这一年我恰好和他一个班,他第三次考研,第二次考导演系的故事片方向,我要考的也是此方向,和他成为竞争对手。当然,我更期待另一种可能,我俩干掉其他对手,双双考中。

2

很快,我和胖子的那套两居室住进第三个人,一个来进修班蹭课的应届毕业生,小茂。小茂是开学一个礼拜后出现在班上的,那年夏天他刚从南京的一所理工院校毕业,也想考研,不知道电影学院的门朝哪边开,就从南京过来咨询。咨询完在楼里闲逛,我们教室敞着后门,他便走进来,坐下听了一堂课,受益匪浅。各种进修班均已报满,不再揽新,同时抱着能省则省的态度——进修班面向社会人士,学费比本科高很多——小茂退了回南京的火车票,在学校对面的地下小旅馆租了长期房,每日找课蹭。

那年夏天小茂大学刚毕业,没上过一天班,像个好奇的孩子能问出各种匪夷所思的问题。没有人在意他的无知,相反,还因其单纯,给出各种帮助。比如班主任出现在门口清点人数之时,蹭课经验丰富的胖子会利用肥硕的身躯对小茂加以保护。再比如小茂租住的地下小旅馆因水管爆裂不能居住的时候,我和胖子收留了小茂,让他先在客厅凑合凑合,反正客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空着。打了几天地铺,小茂请我和胖子在楼下小饭馆吃饭,喝着酒问以后能不能一直住下去,他也承担一部分房租。没什么不可以的。就这样,我们仨成了室友。

小茂在二手市场淘了一张单人床,搬进客厅,倚着墙放。我们不做饭,吃饭要么去食堂,要么楼下小馆儿,摆在客厅的餐桌一直没用上,小茂就让家里寄来他的台式电脑,摆在餐桌上,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从网上下电影。USB接口插着块移动硬盘,指示灯不停闪烁,一部部电影通过包月的网络被拷进电脑。每有新片上线,下载完成后小茂就会通知我和胖子,我们搬来椅子,不分昼夜地看,常常有邻居敲门,让小点儿声。还有一次房东来了,邻居把电话打她那儿去了,说我们屡教不改。房东是二十年前表演系毕业的,演过几部电影后便嫁人息影,现在看上去依然美丽端庄,这套房子不知道被转了几手,现在的租客成了我们,她来看看是什么人在租自己的房子。当得知我们是准备考研的进修生后,她给出一条建议,我们拉晚儿没关系,下回看电影戴上耳机。我们说电脑只能接出一根耳机线,可我们是三人看。她说她老公是录音师,在隔壁北影厂院里开录音棚,有那种一拖三的插头,可以让电脑分出三个耳机插孔。然后打了一个电话,半小时不到,录音棚的人送来接头,还搬来一台电暖器。房东说冬天客厅暖气不足,睡觉可能冷。小茂无比感激,不知道该说谢谢大姐,还是谢谢阿姨。

通常说起导演,都是人高马大留着胡子那种,小茂则属于玲珑型,外表看上去毫不像一个能成为导演的人,但就是这么个“小家伙”,竟有过一部长片的拍摄经历。他是那部片子的导演兼编剧兼演员兼制片兼美术兼道具兼武术指导兼剪辑,基本就是一个人带领十几个理工科不懂电影的同学,用DV拍了一部古装喜剧动作片。那是DV尚未普及的年代,片子拍完在南京引起小小的轰动,还有报纸采访小茂,说他是南京本土第一部动作喜剧电影的缔造者,学校也在礼堂放映了一场,全场笑声不断。小茂一时成了校园名人,但名声来得太晚,此时距离他大学毕业已不到一个礼拜。从拍DV、来北京、蹭课、合租、买床这几件事能看出,小茂是个行动力极强的人,个儿小能量大。他拍过东西,按说对电影的理解应该比我深,却总问出好像昨天才知道世界上还有电影这种奇特玩意儿的问题,相比于班里那些社会经验丰富老成持重的大龄同学,我更愿意跟小茂坐在一起。

我们仨在班里算最小的,目测全班平均年龄三十五六,最大的六〇年生人,快四十五了。来进修的目的各不相同,有想充充电的,比如电视台的编导、主持人、外地大学的老师、拍过一些戏的摄影师或美术师;有想多结交些人的,比如文化公司老板、报纸文化版的编辑;也有不抱任何目的只是时间难以打发衣食无忧又多愁善感的文艺女中年。

小茂在班里算年轻才子,开公司的同学请他去帮忙,劳务丰厚,也叫我和胖子去。我跟人来往主要凭第一印象,印象好了,后面都好说,我对这同学的第一印象不怎么样,便找个借口回绝了。胖子为人随和,怎么都行,觉得不妨去增加些阅历,便和小茂去了。两人忙活大半个月,项目黄了,分文未得,那同学也不来上课了。这也是我为何对他的第一印象没建立起好感的原因。小茂问我,你当初怎么就能看穿呢?我说,感觉。小茂又幼稚地问,怎么获得的感觉?后来更多事实浮出水面,当老板的那同学不再来上课,还真不是为了躲胖子和小茂,而是骗了班里一个女生,没跟女生说他已经有老婆了,睡完便世间蒸发。

通过这事儿,能看出小茂想挣点儿钱,他目前在北京的开销,都是家里出的。胖子问小茂愿不愿意写影评,他推荐给杂志,让小茂挣点儿稿费。小茂连夜写了一篇,胖子看完,发到编辑邮箱,三天后杂志社回信儿,留用。小茂很感激胖子,说杂志就这么几种,留给影评的版面就那么几页,用了他的,就没版面给胖子了。胖子说多一篇少一篇无所谓,他这个月正好能多歇歇。那时候我们的房租是两千多,小茂出零头,我和胖子一人一千。一篇影评就是胖子一个月的房租。对比现在的房租,那时候可真便宜,北三环边上的两居室,不到三千块,现在至少六七千。可那时候,包括任何时候,在北京租房的人,都不会觉得房租便宜。胖子并不纯是为了经济上帮助小茂,而是通过这种方式交流电影,看小茂的影评相当于和小茂在聊电影,一聊起电影,胖子就忘乎所以。那时候我们仨经常是几瓶啤酒聊到小饭馆打烊,再拎几瓶啤酒上楼接着聊,聊得口干舌燥,烟雾缭绕,然后沉浸在幸福中微笑着睡去。闭上眼,黑暗中,依然有种发亮的东西在闪烁。

当年十月底,电影学院研究生部公布考研招生简章。如胖子所愿,导演系果然有个创作型老师兼导演要带研究生。共三个导师,每人计划招收两名研究生,也就是说,这届只会招收六人,大陆考生报考人数接近四百,录取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后来的事实表明,实际录取比例比这个更低,其中一位导师只招收了一名大陆研究生——但我们仨并没有觉得形势怎么严峻,每天仍过得乐呵呵。班主任常看到我们仨一同出入,理所应该地认为小茂就是进修班里的人了,她再查点无关人员的时候,小茂也不用遮遮掩掩了,甚至有一次还面对面喊了一声“老师好”,然后绕过站在门口的她,大大方方走进教室,身板笔直地坐下。

三人在一起,人均抽的烟喝的酒,都比一个人时多。记忆中那个时期我没怎么买过矿泉水,因为不渴,等渴了的时候,就到了去小饭馆喝酒的时间了。楼下小饭馆的价格,也决定了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清炒莜麦菜六块,鸡蛋西红柿八块,一条水煮鱼二十六,普通青岛两块一瓶,我们仨人即便喝得烂醉如泥,也不过百余块——烂醉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只求高兴,见好就收。

那些原本可以用于背背单词的时间都改为守着啤酒瓶谈天说地,也怪背单词确实没有闲扯有意思。我们似乎忘掉了自己此时此刻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考研的愿望已无当初那般迫切和直截了当,除了上好每天的课、咂摸每部电影,别的没想那么多。考得上考不上,那就是命了。

元旦过后,考研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们不再熬夜看片子,开始调整作息。导演系的三百多名考生被分在十余间教室,我们仨散落在不同考场。开考的头天晚上,我失眠了,十二点起来上厕所,听到小茂躺在客厅说,妈的,睡不着。话音未落,胖子也从屋里出来了。我们打开灯,披上衣服,打开三听啤酒,喝了起来。小茂说要不要放个电影,我说别了,看俩电影天就亮了。后来喝完六听啤酒,我和胖子强行回屋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仨在楼下吃早饭,小茂说夜里我俩进屋后,他戴着耳机看了一部电影才睡。我说我也是,用笔记本电脑看了一部才睡,胖子说他看了两部。小茂问胖子,都考第三年了,还紧张?胖子说不是紧张,是兴奋,养兵千日,终于可以出征了。

四门考完,我们仨交流,都马马虎虎,不坏不好。这时候进修班第一学期的课也结束了,有个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喝酒的老大哥不回老家过年了,买了一堆花炮,趁我们刚考完还都在学校,带来找我们放。

那晚我们喝完酒,抱着花炮去了学校后门的小月河。河面已经结冰,像一条擦得锃亮的水泥马路,映着月光。老哥是东北人,为人彪悍,买的花炮也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多是脸盆大小的礼花弹和二踢脚,仅有的几个卡通小烟花和一把小刺花都是卖家送的。老哥点着一根烟,手捏着二踢脚放,看得胖子大呼牛。胖子胆小,礼花弹也不敢放,怕自己跑得慢被炸到。我们想出一个办法,让胖子点燃一根兒刺花,利用喷出的火焰去启动礼花弹的火药捻儿,延长了他和礼花弹的距离。胖子觉得可行,举着火星四溅的刺花,蹲下身,一点点伸向立在冰面上的盒状礼花弹,胖脸在火焰映射下,紧张而投入,一口一个我操,像年画里抱着大鲤鱼的胖小子长大了,学会人间的语言,从纸上跳出来玩。老哥用数码相机拍下胖子那张五光十色脸的同时,礼花弹也喷射出来,胖子转身就跑,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冰上。原来刺花的焰火不均匀,时长时短,在胖子以为距离火捻儿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刺花突然像挣扎了一下,喷出的火苗变长,提前引燃火捻儿。在头顶炸开的礼花弹并没有那么可怕,胖子坐在冰面上,笑吟吟仰头看着一束束礼花升空绽放,索性坐着不再起来。礼花放完,老哥把相机立在礼花的纸箱上,我们和胖子一起坐在冰面,拍了合影。光线太暗,老哥把那些卡通烟花放在我们面前,一一点燃,小海豚朝天吐出彩色的水柱,小陀螺旋转着甩出一圈圈火光,孔雀口吐着莲花,尾巴徐徐展开成一张扇面后噼里啪啦闪耀出满天星,小坦克尾部喷出火焰,一边前进一边从炮筒发射出彩弹……在这些焰火的照耀下,我们的脸和笑,被相机清晰拍摄下来。合影拍完,发现还有一个凤凰的烟花没点,老哥掏出打火机,胖子说留着吧,将来咱们谁拍出电影,到时候再放。我们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3

春节过后,进修班开课。像上学期一样,我们的住处更理所应当成为班中的聚点。上学期他们来这玩,还偶尔问一句“复习得怎么样”,不懂事的待上几个小时也就走了;现在我们仨考试结束,他们便没有丝毫顾忌,来了就往小茂的床上一坐,头靠着墙,脚搭在床边,正对着餐桌上的电脑,说,放吧!毫不客气地将这里当成看片室,小茂俨然一位资料员,各国电影被他分门别类存在硬盘的不同目录中,在鼠标的若干次双击后,电影便开始了。我和胖子也在人群中找个位置,跟着一起看。

后来想想,同学们都往我们那跑,大概就因为我们仨比较纯粹吧,因纯粹而好接触,除了电影,别的都无所谓,对人没有敌意。电影让所有学电影的人和睦相处。同学们——男女都有——在我们那抽烟、喝酒、发人生的牢骚,我们陪着抽着、喝着、听着,话题从电影跑到火星也浑然不觉。还有一些大我们近十岁的大姐,开着车来上学,我们搞不懂她们的世界。其中有个大姐,趁我们上课的时候,借我们那套房来受孕,她老公特意在她指定的时间赶来北京,只为同房。这大姐是委培生,平时住在单位在京提供的宿舍,三人一屋,老公来了不方便。据说两人上个月也去了宾馆,没怀上,这月就决定在我们这试试。班上一个大哥说,换床如换刀。说得一针见血,一个月后,大姐果然有了,请我们仨吃饭,但不许我们当着她的面抽烟。我们是毛头小伙子,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喝着啤酒闲扯傻乐。大姐劝胖子少抽点儿烟,胖子说少抽不了,不抽他就更胖了。我和小茂大笑,跟胖子碰杯。大姐坐到十点,熬不住了,加了十瓶啤酒,结账走掉。我们仨又面面相觑呵呵傻乐,终于可以抽烟了。如今我也即将四十岁,想想当年的大姐们,她们那时不过是三十四五岁的小妹妹,不过刚刚结束青春期,有的甚至依然迷茫着,我们那处凌乱简陋的地方能成为她们的加油站、为人父母之风水宝地、激发灵感的创作场所、打发时间的休闲空间,也算物超所值。作为房子的提供者,我们也享受到额外的馈赠,跟着她们一起成长。

立春一过,天气转暖,就让人觉得接下来会有新的事情要发生。也真的会有新的事情发生——考研就要出分了。

那个周末我回了家,周一上午进修班是电影史的课,因为考研背过这些,我便没去上,在家睡了个懒觉。然后早饭午饭一起吃了,吃完去学校,先在后门的影碟店泡了会儿,淘了两张盘,才上楼。胖子和小茂正在客厅吃喝,椅子上摆着楼下小馆送来的菜,啤酒瓶已经有七八个了,胖子坐在另一把椅子上,窝着腰,小茂坐在他的床上,情绪不高。我问怎么了,此前还没出现过下午有课中午也这么喝的情况。你该请客了,小茂说。胖子说,出分了。我预料到小茂后面可能要说的话——你上线了。我问,我多少分?三百三。你俩呢?胖子三百零九,我二百九十多。分数线是多少?三百二。

上午各学校公布了考研成绩以及各类专业提档线,艺术类是三百二,从以往六七年的表现看,电影学院的复试线和国家提档线持平。胖子我们仨的准考证一直放在一起——房子里那台未使用的冰箱中,他俩上午查分的时候,把我的也查了。此刻,三张准考证就放在小茂开着的电脑旁,我上网一查,果如他们所说。我确实很开心,同时也为小茂和胖子遗憾,尤其是胖子,都考三次了。

我说,是该请客,想吃什么?我俩已经吃饱了,小茂说。眼睛微红着。一会儿还上课去吗?我问。小茂说,不去了。胖子说,我也不去了。我用脚钩过来一把某个同学留在这用于看片的小板凳,坐下,打开一瓶啤酒,跟他俩喝起来。

如果考研过线这一事实能说明我对考试比较拿手,那么如何面对没过线的朋友,是我所不擅长的。相比小茂的强颜欢笑,胖子倒是心平气和,说没事儿,那么多人考,考不上才是正常。小茂说,这种情况下做个不正常的人是幸福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若一点儿不说,也奇怪。我说,其实我也做好了考三年的准备,现在只是过了初试,如果复试被刷掉,明年咱仨还接着考。

我真是这么想的,但同时对自己能过初试,并无意外。我甚至觉得胖子和小茂理所應当也能通过初试,我们仨已不算业余爱好者,各种课听了那么多,各类书也都翻过,对电影的理解已在常人之上,只是缺乏实践。我始终认为,学什么,是需要点儿感觉的,我们仨对电影的感觉都还可以。我这么评价自己的依据是,本科四年我过得极为苦闷,大学的专业是我为了能有个学上,随便报的,一点儿不喜欢,完全是混了四年。我也不愿浑浑噩噩,可无力改变。毕业之时不想从事本专业的工作,出于本能和发泄需要,随便写了一本小说,颇费周折出版后,竟然挣到些版税,解决了生存问题,于是有了考研的资本。电影我从小就喜欢看,随着少年向青年的转变,随着对电影院和电影学院是两个不同概念的了解,那种朦朦胧胧的喜欢变成一种愿望——去学习拍电影的手法,拍不成电影,拍点别的也行。来到电影学院,一坐进教室,我发现自己仿若一块一直干燥着的海绵,老师讲的什么都像水一样,被我吸了进去。这说明我不排斥电影,我跟它的基因是匹配的,只是遇见晚了。对于胖子和小茂,我也这样认为。我看过胖子写的影评,还在电影歧途上的人写不成那样。小茂自己拍的那个略显粗糙的长片,我是从头笑到尾看完的,小茂有另一种才华,那年头管这种风格叫无厘头。所以,我觉得我们仨,考三年,总有一年能考上。

说出这些真实想法,不是安慰他俩,是坦诚相待,我也喝酒了。或许是因为我过线了,小茂开始重视我的看法,让我说说他的问题所在,并要求:必须说实话。我说你的问题就在于太年轻了,你的东西很有意思,可是没有力量,咱们是考研,需要点儿成熟的东西。小茂长得精灵古怪,人小巧,鬼点子多,眼睛一眨,就能冒出一个,大致也能知道他此前的学业之路顺风顺水。拍那个电影的时候,和一个女生产生暧昧,他来到北京后,两人更暧昧了,每日短信不断,虽未得手,也没给人生留下痛苦,小茂算是个在幸福中长大的孩子。小茂追问什么叫成熟和有力量,我说看完了能让人有一点点心痛和冲动的东西。小茂问他的东西里没有吗,我如实说,没有,我只被逗乐了。小茂沉默了。

胖子这时候让我说说他的问题。真挺难说的,我组织了一下语言后说,胖子没有很明显的问题,也没有标志性的个人风格,写出来的东西不够抢眼,这可能是个问题,但是怎么弥补,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胖子点着头说,有道理。

小茂补充说胖子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坚持自己的原则,别人一说什么就认了,不坚持自己。胖子又说,有道理。我俩都笑了,胖子自己也笑了。我们干了一杯后,我说我也有问题,不等我开口,小茂说,你的问题,是命太好了,一次就中。我们哈哈大笑,又干了一杯。

这是我们聊彼此,聊得最深入的一次。小茂的情绪好多了,跟我周末离开这里时的状态差不多了。酒喝了不少,话没少说,该聊的也都聊了,菜里的油都凝住了。我说,要不然看个电影吧!掏出包里刚在楼下买的两张盘。胖子挑了一张,放进台式机的光驱。

我和胖子看得比较专注,小茂的手机一直在振,他时不常就拿起来看一眼,回复对方。我估计那边是那个和他暧昧的女生,今天出分,必然惦记。

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还没看完,班里的同学下课过来了。他们也知道出分了,特来看望。下午上课见我们仨都没出现,就发短信问小茂我们干吗去了,小茂说了没去的原因。同学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胖子明年还会不会考,再考就第四年了。胖子说,考,反正也不耽误干别的。所有人都为胖子捏了一把汗,当听到这个答案后,大家都放心了。只要考,就还有希望,就不会离开电影,所有人都希望胖子激流勇进梦想成真,寄兴寓情大致就是如此吧。小茂悬着的心也放到肚子里了,明年他也要接着考,有胖子做伴,不会孤独。

复试名单和复试要求公布了,一共十人进入复试,将在四月底进行,要求和往年一样,除了面试问答,还有短片拍摄、小品创作和表演等环节,耗时一天。最难的是短片拍摄,让考生自带DV,现场公布题目后,给两个小时,自己出去拍,然后把DV带交上去,考官现场验收。我开始主攻这个。

胖子贡献出他的那台DV,我对照说明书,熟悉了各个按键,每天带着,看到什么有意思就拿出来拍下。拍完,整理个大概思路,然后在电脑上把有用的镜头剪接到一起,让胖子和小茂看,提意见挑毛病。那段时期,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镜头,第一次拍点什么,胖子和小茂的意见,让我知道了什么叫“镜头语言”,它和文字语言截然不同。我们心里想的事情,往往是以文字语言的逻辑进行的,无法直接转换成画面——除非让人物对着镜头把心中所想说出来,可这不叫电影——需要换一种思考,用能拍下来的景物去表现。比如拍“风很大”,单看文字,主体是风,但是画面拍不出来空气在流动,只能拍狂舞的树枝或飘在空中的女人的纱巾,要切换视角。胖子的DV成了一位启蒙老师,让我对这些有了切实体会。

复试那天,我背着胖子的DV出门。先在楼下小饭馆吃了早饭。四月的天气不冷不热,我坐在靠近门口的桌,点了豆浆油条。东升的太阳正好照进门里,沐浴在阳光中,我的心情不错,也没有患得患失的紧张。我已想好,大不了考不上,明年跟着胖子小茂再考一年,有他俩,我怕什么呢。这时候我注意到门口的鱼缸,里面养着一条草鱼,应该是昨天剩下的,这里每天都能卖出十几盆水煮鱼。空旷的鱼缸里,只有那一条鱼在缓缓游荡,阳光透过玻璃缸照进来,让缸里的水呈现出蓝绿色。鱼缸在我的斜前方,那条鱼的眼睛正无辜地瞪着我。我和它对视了几秒,喝掉豆浆出了饭馆。

复试时间到了,先考的就是短片拍摄,让用两到十个镜头,完成一部不超过一分钟有连贯情节的短片。要求顺拍,就是不经剪辑,把镜头按最终完成片的顺序拍出来,题目是《地上》。看到这俩字,我瞬间想到了这半年的生活,研究电影背单词背政治,不就是为了能考上研吗,无异于渴求一个地上的状态,而考上研就能梦想成真吗,我不知道……

我先去学校的小月河拍了那条河的空镜,就是三个月前,我们站在这里的冰面上放烟花的那条河。正值上午,日头不大,河水泛着金光,两岸春色。然后给胖子和小茂打电话,让他俩在楼下我吃早饭的那个饭馆等我。返回饭馆,胖子和小茂已经到了,两人抽着烟,听我说完考试题目和想法,我们分了工。第二个镜头是对着鱼缸拍那条鱼,缸中水的颜色跟河水颜色接近,突然一个渔网入画,是小茂在操作,捞走了那条鱼。第三个镜头是一盆水煮鱼端上桌,一双筷子扒拉开辣椒,夹起一片鱼肉,递至嘴边,吹吹,然后放进嘴里。那是胖子的嘴,未露鼻眼,仍能看出那张嘴属于一张幅员辽阔的脸。鱼肉进嘴,双唇油润。胖子用他的嘴,给出精彩的表演,吧唧吧唧咀嚼着那片鱼肉。第四个镜头,又冲着空鱼缸拍了个满屏浑水的空境,鱼被捞走时泛起的那些杂质,正在沉淀,阳光普照下,这些正清晰地在屏幕里发生着。然后用手机放了电影《无间道》里那段著名的悲伤配乐,结合画面,都记录在DV带上。最后在摄像机上做了一个淡出的黑屏效果。那个年纪,我没经历过什么悲惨的事情,却莫名其妙地对悲剧的东西有兴趣。

带子交上去,被接在一个六十寸的有低音效果的背投上看。声音和画面都被放大,效果加强。我的放完,在场老师没有人说话。我一下紧张了。沉寂了片刻,后来成为我导师的那位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花了多少钱?我说二十六。随后又改口,二十八,还有一瓶啤酒。之后便又没人说话。我突然轻松起来,觉得这事儿差不多板上钉钉儿了。

后来录取名单公布,复试的十个人留下五个,我在里面。另外四人靠的什么榜上有名我不知道,我很清楚自己的竞争力是在和胖子小茂相处的这几个月里增长的。我很幸运,能在备考的时候遇到胖子小茂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再有四个月新一年的考研报名又要开始了。

4

进修班第二个学期临近尾声,一些课程结业需要交论文。我因为考上研,便不打算拿进修班的毕业证了,那段时间很轻松,无论文之赘。胖子目标也是考上研,今年未遂,于是进修班的毕业证也并非一无是处,好在阅片量巨大,论文对他易如反掌,很快就搞定。班里多数人是冲着毕业证来的,没有胖子那般深厚的积累,写起论文颇感吃力。很多人来找胖子帮忙,在小茂的那台电脑上写,写一半写不下去了,就让胖子出主意。胖子站在一旁口述,求助人把胖子说的话打成文字。有时候胖子的广东普通话不好懂,他便索性坐到电脑前,替他们把字敲上。

盛夏已至,屋里开着门窗通气,论文常常搞到凌晨以后,小茂困了就在胖子屋里先睡。胖子在客厅陪他们写完论文,也不关门,躺在小茂的床上眯一会儿。用不了多久,下一个被论文卡住的同学又要登门求助了,给胖子带来咖啡和早饭。胖子像不倒翁一样,又坐起来了。只要干跟电影有关的事儿,他都毫无怨言且热情洋溢。

那段时期,我们那就没关过门,人来了走,走了又来,像开了一桌流水席。在那个依然很容易丢自行车的年代,北京北三环边上能夜不闭户的房子,也就电影学院后门6号楼5层我们住的那里了。后來天气转凉,到了需要关门的时节,倏然发现门已经变形,关不上了。

进修班结业时,外地同学要离开北京,退掉房子回老家,带不走又扔掉可惜的东西就留给了我们,也有些人打算先回家安抚好家人,然后再杀回北京。一时间,我们那里堆满木耳、桂圆干、枸杞、食用油、大米、锅碗瓢盆被子褥子,厨房已无下脚之地。还有人把自己在北京的通信地址留的也是我们那,包括日后谁来了北京,也会去我们那歇脚,约人过来欢聚,那处房子一度成了那届进修班的驻京办事处。如果没有电影,没有对电影如痴如醉的胖子,这个地方便不会存在。

新学年开学后,我搬离那里,住进研究生宿舍。正好一个进修班的同学想在学校周边找房子,便住进我之前的那间,房子里维持着三个人不变,依然是聚点。我的宿舍在一楼,朝西,中秋节过后越来越冷,只有日落前能见点儿阳光,有时候中午吃完饭,我就不回宿舍了,到胖子他们那里待一会儿。坐在我原来的那间屋里,靠着冲南的窗口,晒着太阳,跟胖子他们东拉西扯。我会把能蹭的课告诉胖子和小茂,我们仨还会在一起上课。不能蹭的课,他们会问我讲了什么,我挑有用的告诉他俩。

有一次我去找他们的时候,胖子正在他的屋里看一本名为《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的书,我问好看吗,胖子正看着书的最后几页,说,真他妈的是最好的时光。随后合上书。我问,怎么了?拿起书翻。胖子说,这几个人,把台湾电影所有事儿都干了,他给他写剧本,他给他做监制,他给他做摄影,他给他做制片。我翻到刚刚合上的那几页,看到原来侯孝贤给陈坤厚当过编剧,陈坤厚给侯孝贤做过摄影,侯孝贤给陈国富做过监制,还给杨德昌做过编剧和制片。这说明两个道理:第一,谁都不是一上来就能做导演,只能先以其他身份进入行业,然后再发展成导演,侯孝贤最早也当过场记和副导演;第二,得互助互利,才能成气候。学过中国电影史的都知道,张艺谋陈凯歌这些八十年代中期发迹至今仍霸占影坛的第五代导演,毕业后也是抱团取暖,才有了后来拍电影的机会。我们自然清楚,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也大抵如此。

迎来第一个拍短片的机会,耗材是十六毫米胶片,片长三分钟,学校按一比三的片比提供胶片和洗印,也就是说我们能得到九分钟的胶片。通常进电影院的电影都是三十五毫米胶片拍的,十六毫米比它低一个规格,但毕竟是胶片,是根正苗红的电影器材,贾樟柯那部久负盛名的《小武》就是用十六毫米拍的。我们这次拍的短片虽然只有几分钟,却流动着电影的正统血液。我把这消息告诉了胖子,胖子也很兴奋,让拍的那天叫上他。

三分钟也得有故事和人物表演。我写了一个小清新的剧本,由同届摄影系的研究生同学掌机,同届录音系研究生同学收音,表演系大一女生出演。那时候找表演系的女生办点事儿,她们还不会一开口就是“我得问问我的经纪人”——现在不仅女生,连男生都这样了,他们从发榜那天起,就会被等候在门口的经纪公司签掉,在未来上学的几年里,公司会宣传他们,替他们决定该接什么戏,不该接什么,给他们拉到饭局上,认识各种人,开拓星途,扶植摇钱树。

拍摄那天,胖子在现场很兴奋。第一次见到真的摄影机,在没装进胶片前,他抱在怀里冲着天、冲着树、冲着人看来看去——我比他早一周摸过摄影机,是在器材课上,拿到手里,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如此: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拍摄那天,胖子在现场很兴奋。第一次见到真的摄影机,在没装进胶片前,他抱在怀里冲着天、冲着树、冲着人看来看去——我比他早一周摸过摄影机,是在器材课上,拿到手里,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如此: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这次十六毫米拍摄,引出两个结果。一个是很快我就和短片中饰演少女的女生好上了,真应了那句话——电影是可以免费和女演员睡觉的工具。日后,没有了电影,我和这个女生在一起睡觉依然不花钱,因为她成了我的老婆,屋子有限,想不在一起睡觉也做不到。

另一个结果是更激励了胖子考研,考上后研一就可以免费拍胶片,研二研三不知道学校还会提供什么更激动人心的拍摄实践。

我又在学校后门租了房,和女生谈起恋爱后,需要二人空间。经过去年冬天的客厅生活后,小茂觉得自己也需要一个独立的有阳光的卧室,我和他一拍即合,在另一栋楼找了两居室,各占一屋。到了考研的冲刺阶段,小茂开始备战。

表演系的课不多,女朋友没课的时候会去楼下买菜回来做。做好了,我也下课了,叫小茂一起吃,隔三岔五也会叫上胖子。每次聊的还是电影,最近又看什么好片儿了,哪天学校有放映交流会(往往主创会到场)。跟我们一年前的生活差不多,只是我身边多了个女朋友。

冬去春来,又到了考研出分的时候。出分那天,我上午没课,一个人在屋里睡觉,听到小茂在隔壁又喊又叫地打电话,细听,原来是在抱怨自己命苦,这次只差了三分。我起了床,进卫生间洗漱。过了一会儿,小茂那屋没动静了,我推开门说刚才的电话都听到了,小茂说是胖子打来的,胖子差五分,他俩打算一会儿去研究生部复查下分数。

我陪着他俩去了。我已经是在校生,希望研究生部的老师能给个面子,认真加一下他倆专业课的分数。复查只是核对各部分分数相加的总和,不是重新阅卷。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我们仨面面相觑,气氛紧张。此刻,没有什么比能从试卷的某个角落捡回几分对他们更宝贵了。天堂地狱,就是这几分之差。我觉出此刻自己内心的祈求比去旅游景点站在寺庙佛像前的那种象征性祈福更强烈。

老师拿着两人各部分分数从档案室出来,当着他俩的面又加了一遍,和公布的分数无异。幸运女神再次和他俩擦肩而过。

就差这么几分,又得重来一年。

胖子再考就是第五次了,我也给他数着呢。小茂是第三次,他在回去的路上恶狠狠地说,事不过三,再拿出一年,还考不上就不考了。

研二那年我又写了一本小说,父子题材,既有创作冲动,也有经济需要,租房吃饭都要用钱。我写上一本书的时候纯属是有劲没处使,不管不顾乱写一通,而这本书则有了一些控制。在电影学院上的这两年课,对“叙事”有所了解,也看了不少片儿,细节、人物语言、动作这些表现手法的使用有了一种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书卖得还行,使我生活无忧,能继续心无旁骛与电影为伍。这本书也被我做好毕业后当作电影处女作的打算,小说和剧本虽有不同,可以把它看成电影的故事大纲,基本呈现出人物和故事,方便跟影视公司谈事儿用。那时候还不流行管原著叫IP。

胖子和小茂也不能除了考研什么都不做,除了写影评,还写点儿电视片的策划案,有在电视台做编导的进修班同学给他俩派活儿。这些事儿无法让他俩致富,只能保证基本生活,吃饱肚子去考研。

结果这一次,两人又名落孙山。

发誓不再考的小茂,还是第四次报了名,胖子也第六次报了名。上次查分,研究生部的老师记住了他俩,尤其是胖子的模样和口音,给人印象深刻。这次现场报名的时候,研究生部的老师亲切地对他说:加油!

据说赌博比性爱能让人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让人升起快乐的物质。考试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赌博,赌自己和试卷,看谁能赢。它让胖子分泌着多巴胺,永无疲倦,充满干劲,越战越勇,丝毫不介意别人对他已经是第六次考研的评论。

小茂也不甘心就此和电影学院失之交臂,他说先报上,考不考再说。他也确实将人生重点转到接活儿上,参与事情获得的乐趣,是枯坐在书桌前无法比拟的,我隔壁那间屋子关不住他瘦小身体里蕴藏的巨大能量。

研三的下半学期开学不久后,新一年考研成绩出炉。那天北京下雪了,不知道是场瑞雪还是一场憋屈的雪。我和小茂——他这一年报了名,因跟朋友去外地拍宣传片缺席考试——特意没有发短信问而是亲自去胖子那探问。

胖子一开门,我们就知道了结果。胖子也知道我俩来意,主动说:“又没过。”

相比几年前这里的喧哗,此刻异常沉静。

小茂问差几分,胖子说跟上回一样。小茂说再去复查一下,死马当活马医。胖子说没必要了,不会发生奇迹。窗外的雪大了起来。来的路上,我已经想好,中午请胖子吃顿饭,如果上线,算作庆祝,如未过线,权当安慰,喝点酒问问胖子后面的打算。正好快饭点儿了,我说下去吃口东西吧。胖子说不饿,不太想吃。这么一说,更需要陪他吃个饭,让他从现在的情绪中走出来。我给楼下饭馆打电话点餐,一直占线,便下楼去点。

路面已经铺了厚厚一层雪,硕大的雪片噗噗落下,有愈演愈烈之势。点餐的时候,小茂打来电话,让我别从饭馆拎啤酒了,他回房间去拿白酒。

我点完餐回到胖子那,他正站在窗前,仰望着外面。我问他干吗呢,他说看雪。我也站到窗前望向窗外。胖子说,仰起头看。我微微抬起头。他说,多抬起来一点。我把脖子仰到超过四十五度。这样看了一会儿后,胖子问我,发现什么了?

仰起头后,眼前便只有天空和飘落下降的雪花,出现另一种视觉效果——人似乎坐在电梯里上升着,掠过一片片静止在空中的雪片。胖子说,很难界定到底是雪花在下落,还是人在随着建筑上升。

是啊。习惯认为的是,黑暗中电影院银幕上呈现的是人类的梦幻意象,灯光亮起后走出电影院阳光下明晃晃的一切是人类的现实,可是如果变换坐标,把银幕上可能发生的当成现实,那么银幕以外的一切才是梦幻。

胖子说,有时候他就是这么觉得,每天吃饭、走路、睡觉都是虚幻的,只有电影开始的时候,那才真实。

因为不是每天都在下雪,也因为我们知道重力在发生作用,雪花会下落,所以我们能确认不是人类在上升。而电影不一样,特别是生活在电影学院这个环境中。在这里,每天都可以看到电影,每个教室都在放着电影,每间宿舍里都在谈论着电影,学校标准放映厅每周固定时间会放映电影,每月不固定时间会有剧组主创带着新电影来交流,每年七月全校有应届毕业生联合作品展,每年十月份举办全球国际学生影展,除了电影,在这里看不到别的,别的都是多余的。生活在这样的电影世界中,真的很难判断眼前的现实和银幕上的幻影哪个更真。小茂的白酒取回来了,这是影视馈赠给他的,上回他去给别人拍摄帮忙,对方没结账,给了一箱白酒充当劳务费。小茂把这份电影的馈赠倒进纸杯,我们端了起来,喝进肚子,又回馈给电影。

5

那顿酒后不久,我接到青年电影制片厂的电话。每届毕业生都要拍一个三十分钟内的剧情片,学校提供所有院线级专业设备,还有资金支持,青年电影制片厂也会参与,片头贴厂标,曾获得过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本命年》就是该厂出品。这意味着毕业生拍出的短片不再是普普通通的学生短片,而是电影厂出品的“小电影”,主创也由应届毕业的各系同学担任,所以叫毕业联合作业。这个传统自七八级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那届就开始了,一直延续,以至于很多人上电影学院就是为了获得这个拍摄的机会。但拍摄机会有限,不是所有毕业生都能拍,先要提交拍摄脚本,青影厂审查,通过后再考量是哪个系的学生,有无拍摄好这个剧本的可能,全校只给不超过三十个拍摄名额。毕业作品拍什么我早有准备,春节前青影厂一说可以交剧本了,我就发了过去。现在接到通知,约我去谈,讨论拍摄事项。

我第一次走進青影厂的大门——原来就是学校里那栋三层白色小楼——坐下和负责这个项目的老师聊了什么时候开机、什么时候还设备(因为别的组还要用)、不能拍有损国家形象的东西,现场签了承诺书,然后拿着现金离开。

整整一包钱!当然这钱怎么花,要由剧组的“制片”定,通常是管理系的同学担任。有了设备,有了钱,终于可以像模像样地拍点东西了。我开始筹备,胖子主动来帮忙。那一大厢车散发着金属光泽的器材,像准备出兵打仗的武器,让人肾上腺素飙升。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对胖子又起到诱导作用,在拍摄过程中,闲聊天时,他说,看来还是得接着考。

一周的拍摄如期完成,我们把一车器材拉回学校,然后去吃关机饭。开始还有些拘谨,在座的是我找来的各路帮忙拍片的朋友,互不熟识,第一次坐一桌吃饭。酒过三巡,彼此认识了,开始各自碰杯。胖子在剧组担任的是场记,和各部门打过交道,加上他逢人就爱聊电影,外形也让人印象深刻,大家跟他自来熟,纷纷先和他喝。关机饭特容易把人喝多,拍摄期间会遇到各种没天时地不利人也和不了的问题,能关机,说明最终还是克服了那些困难,到了关机饭的时候都有发泄的需要,需要在推杯换盏中摆脱前日的苦闷,把满腹的牢骚一吐为快。

胖子在众人的围攻下,啤的白的乱喝一通,渐渐抵挡不住,去了卫生间。我开始挨个致谢,都是义务来帮忙的同学和朋友,片子顺利杀青,让所有人都欣慰,于是喝得口有点儿大,很快我也眼前发飘。

从卫生间回来的一个同学让我出去看看,胖子在卫生间吐上了。

进到卫生间,我看到胖子的背影,正在洗手池前洗着脸。我从后面喊了他一声,说没事儿吧?听说你吐了。胖子抬起头,看到镜子里的我,说没事儿。然后突然哭了起来。我一时不知所措,旁边盒里有纸巾,我抽出几张递给胖子。胖子接过纸巾,擦了一把脸颊,随后擤了鼻涕,扔掉纸巾说,没事儿,我是高兴,为你高兴。眼泪已经没了,眼圈红红的。

我有点儿理解胖子。他目睹着我三年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在学校搭建的平台上,拍了各种短片。今天毕业作品杀青,这意味着我可以毕业了,将来可以成为一名导演了。

我也目睹了他的这三年,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明天,将是崭新的明天;而胖子的明天,則和三年前的昨天一样。这个事实不仅我此刻知道,胖子比我更清楚,如果我是他,在此刻也会落泪。

我伸手拥抱了胖子,这是我第一次拥抱一个成年男性。胖子也对我回以拥抱,然后整个身体向我压了过来,我一时准备不足,被他带倒在地。

喝得太多,胖子断片了。

还好这时有同学进了卫生间,试图帮我扶起胖子,我看有人伸手了,便笑呵呵地松了手,兀自躺在地上,如释重负。这三年我过得也并不轻松。

头往后一靠,倚着墙,闭上眼睛,当晚我也没再醒来。

我和胖子都是被人送回去的。据说我比较省事儿,两个人就给抬走了。胖子则费了老劲,四个人倒是能拽着四肢把他搬起,但怕把他抻坏了,便抬到楼下,借用饭馆的小推车,像拉摄影器材一样,四个人倒手才将他弄回房间。

后来不久,我穿着文学硕士的礼服参加了毕业典礼。和导师留影。和校园留影。我毕业了。

随后北京奥运会召开,又闭幕。自2001年申办下奥运会,没举办过奥运会的中国人就觉得2008年后会是一个新的时代,它开始了吧?

新时代开启之时,奥运会结束后两个月,新一年的考研报名网络通道也开放了,胖子又给自己报上了。二十八年的人生里,第七次考研。

我这时候已经研究生毕业,进入一个电视剧剧组。我的那本关于父子的小说被影视公司看中,打算拍成电视剧,为保留原有味道,让我做编剧。我的目标虽是导演,也知道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先进社会剧组熟悉熟悉再说。参加完毕业典礼,我便退了学校后门的房子,进了剧组。每天在电脑上写剧本,挂着MSN,看胖子也在线上,时而正常状态,时而“离开”状态。我能想象到胖子在干什么,正常状态的时候,是他在电脑前写那些出于生计需要的各种文案;“离开”状态是他在阳台抽着烟翻书看,或是在影碟机上看电影。有时候我半夜赶剧本,看胖子的头像变灰了,那是他睡觉了。这几年胖子都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小茂又和胖子搬到一起,胖子隔壁的人搬走了,小茂住进那里。铁打的胖子,流水的隔壁。

听说胖子又考研报名了,当年进修班的同学在MSN上和我聊天,说胖子别走火入魔,真活成“等待戈多”。

咱们走吧!

咱们不能走。

为什么不能走?

咱们在等待戈多。

《等待戈多》里的这段台词,放在胖子身上适用吗?剧中那两个流浪汉,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戈多,只有戈多能告诉他们接下来该干什么,除了等待,他俩什么也做不了,哪怕是自杀。而戈多就是不来,所以他们连死也死不掉,每天只能重复“等下去”这种无意义的行为,除此以外,Nothing to be done!(什么也没有干!)胖子的考研是在“等待戈多”吗?

胖子具备考上的实力,我已经研究生毕业,了解那些考上的人的实力,如果他们能考上,包括我也考上了,胖子没有道理考不上。这种横向推测,我没有告诉胖子,免得误导。哪怕他某一年点儿背,第二年也没走运,总是差几分,不至于年年点儿背吧,正常发挥,总有撞上的一次。如果考上了,他可以像我和所有导演系研究生一样,先通过拍那些学校要求的短片练手,然后某一天找到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当然最后这一步,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人也尚未做到,但我们相信这是早晚的事儿。我目前已经从所在的电视剧剧组获得了因影视而产生的不小的收入——小说改编费和编剧费——这就算进入这个行业了吧。我毕业后一天也没浪费,无缝对接,一离开学校便进了剧组。我想,这跟我是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不无关系吧,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从业者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如果胖子考上了,这大概也是他的路,还能说考研对他是无意义的“戈多”吗?

我想胖子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更多想做导演的人认同这条路,所以胖子能在考研报名人数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依然要去竞争那有限的几个名额。

半年很快就过去。从报名到出分,只有半年。这半年里,我仍困在剧组,修改剧本,头晕脑涨,筋疲力竭,脱身不得。胖子也收到了自己第七次落榜的消息,我是通过小茂得知的。我在MSN上问小茂,胖子这次结果怎样,小茂发来“哭”的表情。我问胖子情绪如何,小茂说和以往的这个时候一样。每年的这一天,都是胖子一年中情绪最低落的时候。这天一过,他会慢慢好起来,随着看到的新电影越来越多,他又成为那个为电影而生的人,然后在当年深秋将至未至,这个总能让人浮想联翩的时节,走在黄灿灿的银杏叶树下,又一次去报名。

我也在深秋的时候完成了剧组的工作,电视剧杀青,我全程跟组改剧本,经历了不少,也学到了不少,前后历时一年。我第一次挣到“片酬”,买了车,开着去看望胖子。

尽管迎来的是自己第八次考研,胖子依然快乐而满足,他和小茂坐进我的车里,我们仨一路嘻嘻哈哈开到香山。然后像学生秋游一样,爬上香山,站在北京最高的地方,看着这个容纳了我们的梦想与悲欢的城市。这时候,不仅胖子,连我,也浑然不知三十岁离我们越来越近。

6

胖子的三十岁生日是在楼下饭馆过的。叫了几个当年进修班还在北京的同学,我也赶来,小茂因表哥结婚回了南京。已近一年没来过这里,走在这条街上,有种“回家了”的感觉。胖子让我们点菜,我随便翻了下菜单,有些陌生,已经不是我们二十四岁时的价格了。饭馆的老板早就认识我们,知道是胖子生日后,送上一道新菜,麻辣香锅,那时候北京流行吃这个。老板也胖了。当年我住在这里的时候,饭馆才开业,看似他也刚来北京不久,乡音浓烈,现在已经能说出不标准的北京词汇了。端来麻辣香锅的时候,他说了句:“你们尝尝这个,牛掰大发了!”当年他儿子不到二十岁,在店里帮忙,有学生点餐,他儿子就骑着自行车送到宿舍楼下,然后仰头大喊:“几〇几,你的熘肝尖儿!”有时候饭菜里吃出头发和虫子,学生跟他理论,他也年轻气盛,双方对骂,成为校园一景,为这座只有电影生活的校园增添了几许世俗乐趣。现在他的儿子已不在店里,雇了个看上去脾气柔软的人忙时送餐闲时剥蒜,自行车还是儿子当年那辆。

可是两天后,她那依然出了问题,没通知清楚演员,演员以为第二天没自己的戏,去了天津。我们到了拍摄现场,等不来演员,一看通告单,又是她的错。我要去找统筹大吵一架,不泻泻火浑身难受,胖子说算了,他们不专业,咱们尽量把戏拍好就行了,以后每天的通告单,他会检查一遍。然后胖子出了一个改剧本的主意,不耽误拍摄,弥补了那名演员不在的尴尬。

接下来的几天还算顺利。倒数第二天收工回来后,统筹已经离组,只留下最后一天出工的通告单,上面列出所有尚未拍摄内容的清单,然后只写了一句话:随机应变,看哪儿合适在哪拍。

我和胖子看到这张表,笑了。后来得知,统筹是制片公司老板的外甥女,所以有魄力做出这种事情。

当年北京的亦庄开发区刚建好,马路、写字楼都是空的,日后的那些五百强大公司和国企尚未入驻,仿佛一座按城市样貌建造的影视城。我们很幸运,无人干扰,可以在这敞开了拍,果真在执行通告单上的要求——看哪儿合适在哪拍。

那天我和摄影师在现场,一旦开拍后,胖子就拿着剧本,骑着剧中的道具自行车,满亦庄转悠,发现能和剧本对上的场景就打电话。我们开车过去考察,如果合适,就让大队人马过来,胖子再去找下一场。

很多次当我这边开拍后,看见胖子坐在摄影机背面的马路牙子上,翻看着剧本,一页页划掉拍过的戏,检查还没拍的,然后骑上那辆粉色的坤车,又去寻景。我想起胖子在进修班第一天上课说的话:电影是他愿意为其献出此生的事情。虽然我们现在拍的只是网剧,距离电影还远,但他一贯的态度,令我动容。

按制片计划,只剩这最后一天的拍摄时间了。我对胖子说,拍不完就明天接着拍,预算超就超了,反正也不是咱们造成的。胖子很有把握地说,要是抓紧点儿,差不多能拍完。一天里,我第二次被胖子感动。我也铆足干劲,每拍完一场,歇也不歇,直奔下一场,胖子已在那等着我们。

那一天,我们拍了剧中的街道A、街道B、街道C、街道D,拍了写字楼A的前门、写字楼B的后门,拍了十字路口,拍了报刊亭,拍了城市的河边……还临时加拍了一场男女主人公躺在草坪上,仰天聊天的戏,他们的脚边是鸭蛋黄般的落日,眼前是变换着形状的云朵,在蓝天的背景下,自右向左缓缓飘动,偶尔还有鸟会掠过。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说:如果能永远不起来,一直这么躺下去多好。那天胖子给我的感觉,让我特想加这么一场戏。

终于,华灯初上时,如期杀青。

这部剧上线半年后,播放它的视频网站也在纳斯达克上市了。这部剧被当成他们那时期最好的原创视频作品公布在年报、季报中。我也在电视上看到这部网剧的片段,是中央台的人物访谈,配合公司的上市,网站总裁介绍该网站目前已开设了哪些视频业务,重点提到这部剧,说它开创了国内视频网站的另一种先河,改变了只有电视台才能放电视剧的固有模式,并播放了一段片花,多次出现亦庄的街道(以此表明不是室内情景剧),我恍惚看见了演员对面、也就是摄影机背后的胖子。胖子绝非Nothing to be done!

如今这家视频网站已宛若一座商业帝国大厦,里面的人未必知道,在它动工之初,有个胖子曾做出过不少贡献。

网剧关机当晚,我们跟剧组车回到驻地宾馆,大家都回家心切,也没有关机饭,就地解散。我和胖子单独吃了晚饭,我俩都喝了酒,他喝得很快,很主动,我知道这阵子他承受的压力很大,需要释放。我没喝太多,还要开车回家。我问胖子,觉得这十天拍得怎么样。胖子说比预想的好。我问他预想的是什么样?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社会上的商业剧制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第一天有点紧张,后来拍上了,一忙起来,就顾不上紧张了。我说我也是,可能第五代第六代那些导演也是这么过来的吧!我俩同时举杯,干了继往开来的一杯。

快到十点的时候,饭馆要关门了,我俩也把话说完,准备走了。胖子喝得脸蛋红扑扑,看样子回去能睡个好觉。那时候酒驾还没入刑,大家安全意识比较薄弱,两瓶啤酒对我影响不大,我开车送胖子回去。

到了楼下,不好停车,我便没下车,看着胖子走进那个熟悉的楼口。再过两个月又要考研了。我比以往更希望他能考上,然后也拍个片子,我好好给他帮次忙。

翌年春节过后,考研出分。胖子又落榜了。总分勉强过线,但单科低于国家线,这次折在政治上,没上心背,考了三十出头。我有些愧疚,说如果没去跟我拍网剧,用那时间多背會儿政治,现在就能准备复试了。胖子多少有些遗憾,同时也说,在不知道拖后腿的会是哪门的情况下,哪怕多给他一个月,他也未必会用来背政治,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命。

我已养成习惯,每次在得知他落榜后的第一时间问明年还考不考,但是今年有些问不出口了,这已经是他第八次考研了。可是不问,又显得故意回避什么,不够关心朋友。最后还是我女朋友探出口风,她说想考表演系的研究生,胖子如果还要考,两人可以做伴,去上政治考研押题班。胖子说,行呀。说得若无其事,能听出来,考研这事儿,在他自己那已经变得比在我们这轻松。

我劝胖子甭考了,耽误时间。理由是,胖子已经把电影学院能上的课都上了,该学的都学了,考上了还要继续上课,耽误时间,很多东西也没必要学两遍,而且拍电影和上学是两件事儿,我也上过学了,也拍了点儿东西,对此算有发言权。胖子说他也知道,但还是觉得考上了再拍电影,名正言顺。长久以来,电影学院教学楼前一直挂着条横幅:“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工作者的摇篮”。正是这个逻辑,让胖子能一年年坚持考下去——想成为拍电影的,得先进入这个摇篮。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不进电影学院基本没有拍电影的可能。那时候,摄影机、胶片,不是一般学生能摸到的,电影学院的学生为自己是全国唯一一家接受过胶片教育和胶片实践的学生而骄傲,没有第二家学校有能力开设胶片摄影专业,其他艺术院校也开设教授拍摄画面的院系,但不好意思叫“摄影系”,只能叫“摄像系”,毕业了去电视台拍拍新闻、晚会什么的,艺术含金量有限。电影学院摄影系、文学系和美术系的毕业生,比外校导演系毕业的更容易拍电影,但这些是胶片时代的事情,现在时代不同了。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像机出现以后,壁垒不见了。宁浩就是个例子。我渴望胖子忘掉世上还有考研一事,转移精力写一个易于操作的剧本,然后找机会拍出来。即便考上,毕业后还是要做这件事情,我就面临如此。新的时代来了,电影学院毕业生的优越性随着相机都能拍出电影感的视频而急速下降。

新旧时代的交替需要个过程,胖子一时半会儿还转不过这个弯。

女朋友说,胖子愿意考就考吧,再考对他就是举手之劳。这倒是事实,胖子确实不需要怎么准备了,每年报上名,到了年初的那几天,带着准考证坐在那里就行了。

7

一年后,胖子第九次考研出分,延續了之前的结果。同时他也公布了另一个可以暂时覆盖掉再次落榜这一结果的消息——他们家在广东的老房子因修路占地,拆迁后得到九十万补偿费,父母花四十万在那座三线城市买了套新房,剩下五十万给了他,让他在北京选处合适的房子交首付,自己想办法还月供,还考不考研随他便。

胖子一下蒙了,说买光盘他会,买房子哪儿会呀!我也刚好面临买房问题,和他一起分析研究。当时北京的现状是五十万首付可以买总价一百五十万以内的房子,这个价钱在电影学院附近只能买老小区的一居室,在南四环能勉强买个小两居。

我开着车,带胖子去看房。在南四环转了一天,胖子有些失望,他不知道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周边没有大学、没有文化场所,只有建材城、家具城和服装城,很少能看到电影学院周边的那种年轻人,多是一些外地做买卖的男男女女。胖子本来想冲着小两居的方向使使劲,父母来了,能有个独立的房间。一看到北京南城的情况,胖子决定还是在北三环买个老一居,父母来了就睡他的床,他打地铺。至少不睡觉的时候,他能一出门就走到电影学院,方便买盘、看电影、听讲座。于是看房活动仅维持了一天,便终告结束。

最终胖子看中电影学院对面蓟门里小区的一处房子,业主是个北京阿姨,并不着急拿到钱,跟胖子签了合同,收了胖子三万订金,剩余首付在三个月后支付,然后去过户,这房子目前正在出租,那时候才到期。

这下踏实了。立秋之后,胖子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准备考研了,换换风水,说不定能带来好运。万一又没考上,这里可以供他疗伤,在自己家里抽烟喝酒不睡觉双眼通红地颓废几天总比在出租房里进行这些事更有缓过来的可能。哪怕一年的光阴又竹篮打水,至少北京还有一角属于他的地方。

不过这般生活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胖子再接活儿的时候不能挑三拣四了,每月数千元月供的严重性不亚于考研,保住这个房子,想在里面考多少年都行。

紧接着,胖子的一个剧本被一家小影视公司看中,打算拍成小成本悬疑片。中国电影市场正在回春,电影需求量大了。胖子写的是一个关于梦的故事,一个年轻男性,情感遇到问题,女朋友要离开他,他想挽留,女朋友却被他逼到楼顶,扬言他若靠近一步,她就跳下去。他不信,真的往前走了人生中最后悔的一步,女朋友真的跳下去了,他惊慌失措地醒来,原来在做梦,而现实中他并没有女朋友。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他妈妈打来的,说他爸爸被检察院传唤了,公司涉嫌贿赂,家也被查封,需要取证,他赶紧坐火车回了老家。车上太乱,他的手机丢了,联系不到家人,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回哪儿,一着急,又醒了,原来这也是个梦,他爸爸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这时候他妈妈的电话真的来了,是他舅舅打来的,说他妈妈脑溢血住院了,现在就需要家属签字,他们只能代签了。他匆匆赶往长途汽车站,坐上回家的长途车,驶上高速,却有一辆卡车逆向驶来,两车相撞,他所坐的大巴车腾空翻滚,他在里面像洗衣机里的一件衣服,被甩来甩去,五脏六腑快要吐出来,难受得再次醒来。其实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和他爸爸离婚,离开了他。醒来后虽然摆脱了梦中的危难,可现实中他只是一个人生活着,倍感孤单,他多么希望梦是真的,身边出现一个让他牵挂的人。这时候手机又响了,他不敢接,怕现在也是个梦,接了以后醒来就到别的世界了,那个世界连他也没有,他只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过客。电话一直在响着,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不知道自己到底身处现实还是梦中。一个很胖子风格的电影。那时候那部著名的《盗梦空间》还没出现。

想投资的那个老板也在电影学院上过进修班,看中这片子的立意,又有点儿文艺气息,打算把成本控制在六十万以内,拍完了卖给电影频道能回收成本,同时参加一些电影节,如果获奖,奖金就是利润。投拍的前提是剧本费和导演费就没胖子的了,让胖子也承担一些风险,毕竟他是新导演。在此之前,老板的意思是买断胖子的剧本,让已经拍过长片正处于上升期的导演拍,胖子不卖,就要自己拍,最终聊出这个结果。

老板找来一个制片人,让他负责这个项目。胖子找到帮我拍毕业作品的摄影、录音和美术系同学,请他们参与这个电影的拍摄。有拍长片的机会,他们也满心欢喜。剧组成立了,开始选景,找演员。

这时候也到了合同规定房子过户的日期,胖子要支付剩余首付,业主老阿姨突然不想卖了。中介去了解情况,原来在这三个月里,北京房价一直在涨,她这套市场价涨了二十万,觉得卖亏了,便要反悔。中介说那不行呀,咱们都签合同了。老阿姨在这三个月里早就找专业人士研究了合同,上面约定,违反合同者双倍赔偿对方的损失。她打算赔偿胖子双倍订金,也就是六万块钱,说得毋庸置疑。胖子说那不行,既然签了合同,就得执行合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如果违反合同,他就打官司。中介说胖子太书生,硬碰硬这事儿肯定成不了,他去跟老阿姨协商,找个折中的办法。谈的结果是老阿姨同意过户,但要求胖子多加十二万,中介问胖子能不能接受这种方式,如果可以,他去跟老阿姨再谈谈,争取砍到十万。胖子不答应,说不纵容这种恶。中介说言过了,随行就市,这也是人之常情。胖子说有合同在先,违背承诺,嘴脸太丑陋,他不愿意买这样人的房子。中介说千万别较劲,房价已然如此,小不忍则乱大谋,赶紧过户,落袋为安,免得夜长梦多,再拖兴许就不是多十万的事儿了。胖子说,不加,而且执意要和这种恶死磕,准备找律师咨询。中介公司就有法务,如实告诉胖子,如果卖房人执意毁约,从法律上也真能毁,只需双倍赔偿胖子的订金即可。胖子说合同里写的是赔偿损失,他的损失不止订金。法务说为这事儿花费的时间当然也可以算作成本,但这种成本能换算成多少钱,还是要根据已经花费的金钱数额来算,已经花费的就是三万,所以时间成本抵不了多少钱,法院判的话,最多说让对方赔偿胖子十万,其中有三万是胖子已经支付的。而等待审判结果可能要一年以上,他们以前接触过这种事情,搞得买卖双方心力交瘁,卖房的拿不到钱,买房的住不进去。胖子依然不妥协,说反正自己不着急住进去,就让法律来裁决吧!中介说胖哥你这是何苦呢,北京的房子早买着早赚着,真较这真儿,你这些钱可就赶不上北京房价尚可接受的末班车了。

胖子的脾气一上来还挺倔,中介的嘴脸让他更不想买这房子了。当年进修班的同学里有个做律师的,想转行做影视没成功,又回去当律师,胖子联系了他,想让他帮忙打官司。他人在外地出差,答应过些日子回京后帮胖子看合同想想办法。

胖子继续筹备电影,见了不少演员,挑中几名主演,敲定了他们的档期,需要签合同给预付,制片人却找不到老板了。几经周折,终于得到消息,老板涉嫌经济纠纷,被警察带走了。一时半会老板出不来,没有老板批准,公司会计也不敢支出这笔钱,而演员那边必须完成预付合同才生效,制片人左右为难。这时候胖子挺身而出,说要不然他先垫付,好不容易谈妥的演员,得先稳住了。胖子便把计划用于买房首付的钱拿出来,给了演员们。钱倒是不多,小几万块。主创也都签了合同,该拿预付了,听说是胖子在垫钱,纷纷表示可以先不要,等老板的事情解决了再说。

剧组筹备期的日常开销也是一笔钱,公司预支给制片人的钱花完了,没米下锅了。老板什么时候能出来悬而未决,原定的开机日已越来越近。制片人跟胖子商量,要不就先解散剧组等老板出来后再说。胖子问制片人能不能从别的公司找来钱,制片人说需要的资金不多,要找也能找,但是能投钱的肯定希望自己主控项目,当大股东,原老板未必会松口,不先谈好了,将来也得出现纠纷,别他刚放出来你又进去。胖子说先不要解散剧组,他来想办法。

第二天胖子把一张存有二十万的银行卡交给制片人,里面是他买房的钱。这就是胖子想出的办法。胖子不打算买房了。他接受了原业主赔偿双倍订金的方式,放弃了那套房子。胖子希望制片人能把预算压到四十万以内,个人出资完成这部电影,后面的二十万等开机了再拿出来。有一天老板出来了,是把钱退给胖子,还是就算胖子接盘了,自己给自己投了部电影,怎样都行。胖子想得很简单,就是把电影顺顺当当拍出来。他说有个叫策兰的诗人说过:“一个诗人若放弃写作,这个世界就什么都没有。

听说胖子要自己掏钱拍电影,主创们表示可以全程不拿钱。制片人刨掉这块费用一算,四十万刚刚够,希望胖子可以把后面的钱也放他这,他能心里有数,要不然万一拍一半,钱拿不出来,都白瞎了。我们建议胖子,如果他后面肯定能拿出尾款,那就不会白瞎,让制片人尽管推动开机好了,钱在自己手里稳妥,到时候指不定什么情况,花在哪儿,胖子可以自己安排。胖子听了我们的,没有把剩下的二十万给制片人,现在他不仅是编剧和导演,还是出品人,制片人要听他的。胖子敦实的身材,从沙发上站起来,颇有几分面朝大海胸懷天下的味道,剧组迎来春暖花开。胖子说,按原定时间开机。

景都选得差不多了,胖子和摄影师开始做分镜头。到了中午,不见盒饭送来。胖子给制片人打电话,通了,但对方没接。胖子给他短信留言,问他为什么没准备盒饭,然后带着大家出去吃拉面。吃完回来接着干活,其间胖子又给制片人打电话,想提醒他别再忘了安排晚饭,一直联系不上。胖子急了,给他发短信:晚上我们吃什么?迟迟等不到回复,到了饭点胖子又领大家去吃黄焖鸡米饭。

胖子到了半夜也没睡着,制片人失联,手机还关机了。胖子也拿不准明天是继续带大家出去吃,还是报警,先把制片人找到。在他即将把烟抽光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制片人发来的,大意是说钱他拿走救下急,一时半会儿不能出现了,但早晚会把这钱还给胖子的,为此深感歉意,并祝顺利开机,拍摄大吉!胖子再把电话打过去,那边又关机了。

胖子赶紧报了警。警察听了来龙去脉,说你们的拍摄流程我不懂,但是从他的短信留言看,他不是把钱挥霍了,而是借用,算你借钱给他。胖子觉得制片人干的这事儿相当于挪用公款,想让警察把他逮回来。警察问如果是公款,这笔公款的公家是哪儿,走账的时候有没有公章?胖子拿出制片人收到钱时写的收据,上面只写着这笔钱将用于拍摄,没有章,只有一个签名。警察说你俩这就是民间经济纠纷,不归这管,有专门的仲裁机构受理,然后说了一堆胖子不太懂的术语和流程。

报案之前胖子脑子里已然一团糟,听警察说完更乱了,离开派出所时几近崩溃。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不行就大家凑二十万,让片子继续拍下去。主创也表示,他们不但可以不拿钱,也愿意贴补一些,让片子得以完成。到了这一步,我们终于能够理解,电影史里时不常会提到,哪怕是功名成就拍了一辈子戏的导演,保不齐哪部戏就让他倾家荡产无家可归。

大家的态度让胖子平复了许多。通过朋友介绍,又找了一个能张罗的人来当制片人,他去联系前期已经签了合同的演员,自报家门,准备如期开机。演员们却纷纷表示,没和这个剧组签过合同。胖子找出剧组里的合同,对方看完说,这不是他们的签名。原来前任制片人伪造了演员们的签名,使项目看似已进行到即将能开机的程度,以便骗走更多投资。后来打探得知,那个制片人嗜赌如命,债台高筑,借了高利贷,放钱的人扬言再不还钱就剁他手要他命,他卷走剧组的钱也是走投无路。

现任制片人执行胖子的意思,跟演员们商量,现在正式签合同,到时候能不能来演。有演员说已经和别的剧组签了合同,即将开机,电视剧,一走就是三四个月。也有演员看完剧本后说感觉自己不适合这个角色,这是客气的说法,其原意很可能是感觉剧本还有待改进。这也是正常反应,没有一个剧本能让所有人挑不出毛病。现在项目又回到原点,也就是重新再选一轮演员,如期开机肯定是不可能了。由此也牵扯出一系列问题,场景不能按之前说好的时间进行拍摄,而改换时间,那些场景未必可行。阵脚乱了。

胖子想干脆就按明年春天过后拍摄重新做准备,热情并未消退,虽然及时解散了剧组以减少开销,仍积极组织大家碰面开会。别人在经历这些魔幻般的事情后,都觉得拍电影绝非唾手可得,需要更多准备和积累。一句话,自己的命还没到该拍电影的时候。想凑钱帮胖子完成电影心愿的朋友开始打退堂鼓了,毕竟也没打算把钱白扔出去。主创们都有养家糊口的需要,已经搭进去半年,再无休止地陪伴下去,自己吃不上饭不说,也觉得是在害胖子。前面种种坎坷,未来哪怕勉强开机了,拍完也未必会有好结果。拍到晚年再倾家荡产和拍处女作就倾家荡产,这是两种人生。后一种太悲催了,他们不忍心出于好意帮胖子,然而很可能导致的就是这一种结果。心气一散,事儿就更成不了了。

可胖子还在执念里,仍觉得春暖花开之时便会柳暗花明,没察觉到大家的反应,或者感受到了也没深究为什么。大家不好意思跟他直说,他们是我的同届同学,胖子是我的朋友,希望我来传达这层意思。这时候美国导演诺兰的大片《盗梦空间》在大陆上映,我看完后问胖子看了吗,胖子也看了,知道我的意思,他说从一层层梦里醒来的概念和他要拍的那个电影太像了。我问他还拍吗,胖子说是个麻烦事儿,得好好想想。原本胖子决定自己投钱拍的时候,也是赌这电影能参加国际影展,哪怕收不回成本,能在影展上露个脸,也算有收获,方便日后拍电影。但是现在诺兰这种奥斯卡级别的导演把梦的概念玩烂了,胖子再拍这么一部就会显得没有新意,不可能被影展看中。

胖子开始越来越少谈及他的电影了。考研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我没有问胖子还考不考,但心里还在给胖子数着,再考的话就可以画两个“正”字了,整十次。后来胖子回了一次家,说是家里有事儿,我们也没问什么事儿,毕竟出了这种事,家才是避风的港湾。一个月以后胖子回来了,精神状态尚可,和他住在一起的小茂那有几条广告策划案的活儿,胖子写的两条被选中,挣了点儿钱,然后就到了考研的日子。听小茂说,胖子还是考了。每年到了这个时间,出去考一下成了胖子的本能,就像惊蛰一到,蛰伏的动物们会不由自主地离开洞穴一样。

一年又结束了,从年初到年尾的境况看,胖子这一年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让原本五十万的买房款缩水一半,另一个是又考了一次研。

考完那天,我觉得有必要去看望一下胖子,并约了小茂,晚上不要安排事儿,一起吃个饭。小茂也见证了胖子这一年的起伏,半年前,他还是胖子剧组的副导演,现在又成了胖子的室友。小茂这几年没再考研,做些影视周边的事情,有时候也做导演。但导演有很多种,不是每类导演都能拍电影,小茂也深知想要的是豆腐,越往磨盘里放高粱,磨出来的越不是豆腐。但磨盘停不下来了。

我到了曾经住过的那所房子时,胖子正一边等我一边收拾着东西,明天他就要回家了,提前订了票。显然东西是刚开始收拾,行李箱像一本展开的书正口儿朝上敞着,除了靠近底部的位置塞着十几张DVD和一块移动硬盘,别的东西还没放进去。看上去与其说是胖子回老家过年,不如说只是换了个地方看电影。

那晚,我控制着话题,尽量不聊考研和电影,但发现如果避开这些,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可聊的。当喝上酒以后,我原本以为那些会引发不快的话题—— 十年考研和夭折的电影——也不再是障碍,又被津津乐道。

以往元宵节一过,胖子就返京了。这一年他直到正月过完才回来,并带来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准备离开北京,回老家当公务员。

胖子说他爸爸身体不太好,需要他在身边照顾。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胖子谈论父母,怎么个不好法儿我们也没问,胖子的那种胖看上去就像有些遗传,由此可以预见到他爸爸的身体情况。可是公务员也不是说当就当的,我们问胖子打算怎么当,胖子说去年秋天他回家那趟,就是考公务员去了,结果还就考上了。他的本科专业是医学影像,又有北京医院和小汤山医院的工作经历,虽已久远,搁老家仍拿得出手,家里给他联系了当地卫生部门,下个月就去卫生局报到。我们问胖子,能习惯远离电影的生活吗,胖子说没办法,他爸那需要人,他都这岁数了,得尽点儿做儿子的义务。这话听得我心底掠过一丝寒意。

考研已经出分,不清楚胖子这么做是否因为再度折戟。为了能给他更好的建议和帮上切实可行的忙,我问胖子考得怎么样。他说没查,万一又没过,对此生打击太大。我说万一上线了呢,胖子说还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美好的念想儿吧,将来回忆起来,给别人讲起来,也是一个不错的结尾。说完开始收拾东西。

胖子最多的物品还是电影光盘,桶装色拉油的箱子,整理出三纸箱。他不打算带走了,随身携带的话,怕安檢的时候被当成盗版光盘贩子,邮寄的话也太沉了,麻烦。更主要的是可能他觉得一名公务员无须拥有这么多电影了吧,打算留给小茂。小茂坚决不要。胖子走后,将有别的人住进小茂隔壁,小茂很伤心,躲回自己屋,不看胖子收拾东西。胖子说那就把光盘留给我,我说可以先拉我那去,等什么时候胖子需要了,或者他再回北京,再把光盘给他拉来。我是当真说的,真的觉得他还有回北京的可能,不相信他跟北京的缘分到了尽头。

一本叫《电影艺术辞典》的硬皮书里夹着胖子这些年在北京的照片,他可能自己都忘了,收拾书的时候,里面的照片都散落出来。我在照片上看到一些熟悉的场景:进修班聚会的小合影,我们在学校后门小月河冰面上放烟花,我拍十六毫米胶片时胖子怀抱着摄影机……还有一些我没见过的场景,其中一张是胖子穿着密闭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照片。照片上有很多医护人员,站成一排,冲相机比画出“V”的手势,胖子说这是在小汤山医院照的,那天北京市宣布“非典”疫情彻底结束。他们的防护服上都写着自己的名字,穿上全套防护装备后,彼此很难辨认,只能通过衣服上的名字。我没有对照那些名字,还是一眼认出胖子,包裹在同样严实的防护服下,他的身材比他的名字更明显。

最后被收拾起来的是胖子在自己第一次考研上线后花了一个多月工资买的那台DV机,后来在我考研的时候曾助我一臂之力,胖子曾试图让它开启自己的电影梦,可是它已经落伍了,现在的DV机都用存储卡拍摄了。箱子和背包里都塞不下了,好在DV机有自己的包,是一个摄影包。

我开车把胖子送到机场,小茂陪同。或许北京真的伤了胖子的心,他选择坐飞机离开,可以早点儿到家。托运完行李,我和小茂跟随胖子到了安检口,他接受完检查,斜挎好那个装着DV机的包,在安检门的后面冲我们摆摆手,我和小茂努力笑着对他摆手,然后他便融入登机的人流中。

那个宽硕而敦厚的背影,和我在进修班第一堂课上看到的背影并无二样,我恍惚觉得,时光仍停留在原地,那个背影随时可以转过来,然后我们肩并肩地去上课,在小饭馆里谈论着电影哈哈大笑……而事实并非如此。

8

胖子离开北京后没多久,我结婚了。是我妈促使了这事儿的实现。那时候我和女朋友在我爸妈对面的小区租了个一居室,他俩都退休了,身体不坏也不好,住得离他们近,双方心里都踏实,我们还能经常回去蹭饭,吃完了再带走点儿,饭辙问题解决了。我每日的心思还在弄电影上,对吃住行也不怎么上心。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没觉得哪儿不对。

突然有一天,我妈跟我说,你俩把证领了吧。我说不用着急,现在这样挺好。我妈说你都三十好几了,再不结婚就算晚婚。我确实人过三十,不过只是三十出头,离我妈说的“三十好几”好像还差得远,况且头两年我才二十八九,现在的日子和那时候没什么区别,也就没想过自己的年龄已经三字头了。跟女朋友还算融洽,没考虑过分手,也没往结婚那想过,就觉得现状挺好。说了归齐,还是因为心思仍在电影那,不在这些事情上,没想过改变现状。但我妈在想,她退休了,每天除了买菜,想的都是这些事情。

她这么一说,我想都没想,就跟女朋友领了证。结婚对于我俩,不是什么兴师动众的事儿,无非就是去提前预约好的民政局递上照片,贴在本上,盖上章而已。所以我也很不理解,我妈为何老逼我结婚,其实质无非是逼我出趟门把上述动作完成,然后她跟邻居、同事聊起我的婚姻状况时,不必再遮遮掩掩。

领了证,我们也没办事,就是分头跟两边的亲戚吃了个饭,认识了一下,没等认全,我们又投入到各自的事情中——她找戏演,我找钱拍。

作为一名已婚男人,我没觉得生活发生多大改变,倒是胖子的离开,让我觉得少了一个能聊天喝酒的人,有些落寞。我总有种直觉,胖子有一天还会杀回北京。其实是陷入电影太深,造成的错觉。

我当时的情况是想改编那本关于父子的小说作为电影处女作,根据它改编的电视剧已经拍完,迟迟未播出,制片人说是卡在发行上,跟电视台没谈妥,至于为什么不妥,就不是我业务范围需要知道的了。因已有电视剧,在改编电影上也没太难,有公司迅速买下版权,也同意我来编剧导演,签了合同,接下来我就开始干活了。

因为这东西在我心里酝酿已久,我用两个月,写出四万字的完整剧本交给公司。开剧本会的除了有六〇后的老板,还有他们公司的三个策划,分别是五〇后、七〇后和八五后,五〇后负责大方向,七〇后和八五后补充细节。他们的意见是,局部都可以,但整体性欠缺,要明确这电影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说讲的是一对父子的故事呀。七〇后策划说,得讲清楚这对父子在故事里干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我说干了什么不都写在这四万字里吗?五〇后策划说,没看出故事,都是生活场景,太散。六〇后老板也补充,太散就不卖座。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忘掉这稿剧本,重起炉灶,回到第一步,先写清楚五千字故事梗概。我开始一稿一稿地写。同时在这期间买了房,老能在影视事情上见到钱,我也敢贷款了。

这家公司也有别的业务,每次剧本发过去后,总要至少一周才接到通知去开会,开完会我回来接着改,如此反复。二十万字的小说我用一年写了出来,五千字的电影梗概一年竟然无法完成。人一辈子能干點事儿的时间最多四五十年,一年就被这么用掉了。当然这是事后回看才意识到的问题,当时身陷其中,并不觉得有何不妥,每次开完会,我都迫不及待并满怀信心地开始下一稿,总觉得终点就在眼前,绝没想到摆在前面的路没有尽头。我想胖子年年考研,大概也是如此心理吧!

终于梗概定稿,然后是分场大纲。因为梗概已经框住情节,再用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不太难,很快也定稿了。随后是完整剧本,有小说在先,加上写电视剧时积累了大量细节,人物怎么说话我也心里始终有数,所以在第三年到来之际,拍摄剧本也定稿了。可老板却说,不用着急,可以继续打磨,正好等电视剧播出,看看反响,根据社会情绪,再定稿电影版剧本。

可电视剧那边迟迟没有播出,电影这边也就一耗再耗。每家公司有每家公司的风格,基本是由老板的性格决定的,这家公司的风格就是力求稳妥,不干冒险的事儿。现在回想它当初在买版权上的快速行为,并不是老板魄力使然,而是觉得这是一桩胜券在握的买卖,怕让别人抢了,才赶紧据为己有,是这家公司保守性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按说剧本定稿了,就该进入拍摄阶段,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开始动真格的了,这时候公司保守的底色再次显露,仍按兵不动。借东风也是人之常情,我只有等待,同时盼着电视剧那边早点儿开花结果,每次询问等来的都是制片人相同的答复:在弄。而电影这边的态度是:再等等。

陷入僵局。

我也开始了等待戈多吗?

这时候,我妈又郑重跟我提出第二个要求:该生个孩子了。

这事儿我以前跟老婆聊过,打算做个丁克家庭,搞文艺的对有没有下一代不是很在乎。有人说没孩子的家庭是不健全的,我更觉得受制于某种世俗观念才是不健全。而这段时间我妈总在我耳边唠叨这事儿,说她和我爸现在身体尚可,可以帮着带孩子,等过几年,他们也软了,那时候我们再要孩子,他们抱都抱不动了,到时候我老婆已算高龄产妇,想要都不一定能要了。我觉得言过了,便没当回事,但没想到,有一次她在我家跟我急了,说我不着调,后悔生了我,然后气哼哼地走了。

我很纳闷,多大个事儿,不就是不要孩子吗,怎么就急了呢?而且这跟着不着调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想跟她争个你死我活,这又不是真理,不值得。我决定委曲求全——生一个不就完了吗?反正她说她和我爸可以带孩子。我不希望每天生活在争吵中,我需要安静地思考电影。

可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老婆坚决不要,她无法想象自己当妈的样子,像戒律一样,拒绝这件事情。我明白这种心情,也明白当妈后她就要把自己的事情放一放了,而她现在事业上刚起步,如果生养孩子,可能就彻底告别这个行业了。可是我妈不明白,甚至说风凉话:当初就不该找个演员当老婆。当然这话是背着她儿媳妇说的,但是越往后,说得越明目张胆。甚至故意当着儿媳妇面儿提这事儿,说我舅舅老问她怎么还不当奶奶,我姑姑问过我和我老婆谁身体有毛病并推荐了老中医。也不知道是真事儿,还是我妈编的。这之后,我带老婆去父母那吃饭的时候,她没再去过,我只好每次都找不重样的借口。慢慢地,我也不愿意回去了。没想到我妈还没完没了,以送米为由,挑准我和媳妇都在的时候,来到我家。放下米,说了没几句闲话,又扯到生孩子的问题上了。我和老婆故意都不接话,她自己急了起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说别以为这事儿躲就能躲过去。说完又气汹汹走了。

她走后,我和媳妇大吵一架。我希望婆媳之间能多些理解,少些猜疑,可事与愿违。她俩充满敌意,以至于我替我妈说两句的时候,媳妇就认为我和我妈是一头儿的,一起欺负她。包括之前,在我妈那我替媳妇说话的时候,她说我胳膊肘往外拐,娶了媳妇忘了娘。这都哪儿跟哪儿呀!所以看到她俩崩了,我竟有些幸灾乐祸——自食其果吧,省得你俩再闹了。

我觉得我是故意把两头都得罪了。一是为了公平,不偏不倚。二是我也烦了,累了,拜拜吧您哪——我离开了她们。我接了一个写剧本的差事儿,为了能顺利完工,制片人把我拉到六环边上的一个别墅区,周围不见城市的烟火气,留下一把钥匙,让我安心干活。每天会有阿姨来做饭,我只管码字就好。待到第三天,我有点儿想回去,但是一想到回去要面对的人和事,便立即觉得这里其实挺不错的。

没过多久,老婆也接戏了,要去外地待几个月。是她到当地发了朋友圈后,我才知道的。结果她那年春节也没回来,拍完上一部后又接了一部要在横店跨年的戏,并在横店租了房子,还在朋友圈里晒她新买的窗帘,看样子要久居下去。

春节我是一个人在我爸妈那过的。他俩也知道我老婆没回北京除了要拍戏,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想必我妈也是既无奈又不愿放弃当奶奶的念头,往年对春晚高涨的热情消失殆尽,很早就困了,没有熬到十二点煮饺子,早早就回屋躺下了。

我也回了自己那,一个人走在空旷的除夕夜里,家家窗口亮着灯,看上去都有个年样儿,远处有炮声传来。在这种时刻,一个人走在路上这件事,似乎说明着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也挺有病的,非要拍什么电影呀!这跟我妈非要当奶奶和我媳妇就不想当妈没什么区别,都够轴的,死性。死性的人,活该日子不好过。

开了春,我继续忙活手头的事儿。写累了就一个人绕着小区慢跑,眼前身后都是些为了能多活几年而每天坚持甩着胳膊快走健身的老年人。我戴着耳机,连着手机,软件按我平时的听歌喜好,随机播放着乐曲。有一天我听到老狼唱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初次听是十七年前,至今六千多天过去了,再听,每句歌词都如针刺: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黯然又憔悴地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胖子那台过时的DV机,创造奇迹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另一种可能性,倒是越来越大。我跟老婆分居一年了,再这么一直下去,哪天她突然跟我说离婚吧,我不答应也不行了。法律约定分居够日子了,便可以自动离婚。我想我不会不答应的,真有这么一天,说明日子也过到头儿了,不如好合好散。

我渐渐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累,趋近佛系。不知道這是不是传说中的中年危机。不愿和人交流,觉得聊不到一块去,特别是不愿意聊电影。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我发现没几个人是真心诚意想把电影当成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去拍,都是把电影当成理财产品,干的是经济学的事情。后来我又有两个剧本被制片方拿去扎钱,手法是先低价买断剧本,然后拿去大公司议价,将成本作价两到五倍,算作投资股份,和大公司联合拍摄。后者往往有上市的目标,在上市之前需要往财务报表里放进一些正在开发的项目,激起股民的兴趣,获得一个理想的开盘价。我爸就是一个股民,我想跟他说以后能不炒就别炒了,退休金干点儿什么不好。最终不仅我的剧本没了,时间也没了,只收获了这些在电影学院即使考了博也学不到的商业操作。每当这时候,我便会怀念起胖子,那时候我们聊电影,是喜悦的。现在,对于中国电影票房呈现井喷式增长的现状,他有何看法呢?还是压根就不看电影了?

那年胖子离开北京后不久,我回学校调档案,转入户口所在区的人才中心。我们这种自由职业的,需要自己缴纳社保和养老金,人过三十,这些问题都不再不是个问题。特意回导演系看了昔日的老师们。办公室正在商议考研复试的时间和内容,我随口一问上线了几个人,负责统计的老师说八个,然后把手里的名单放到桌上,我一瞥就看见了胖子的名字。我想一定是他。叫这个名字的,且能上线的,不会有第二人。我赶紧给胖子打电话,告知这个消息。胖子那边却异常平淡,说他早就知道了,离开北京前他查过分数,知道自己上线了。我说那你还要离开北京——不打算好好准备一下复试吗?胖子说不用了,他爸爸那里需要他。我问他爸爸身体什么问题,胖子说不是严重的毛病,陈年旧病忽隐忽现,他在他爸身旁,对全家都比较好。我说那导演系你就放弃了吗?胖子说他现在挺好的,已经适应了上班的节奏。

胖子回到老家后,手机号码换了。当年中秋节,我接到一个陌生号发来的短信,就四个字:中秋快乐。署名是胖子的。我回复短信,问这是他在老家的号码吗,胖子说对,以后就用这个号码了,原来北京的号码注销。我简单问了胖子的近况,他回复说都挺好。我存下号码。

后来春节,又收到胖子的短信,依然是四个字:新春快乐。后面还带着署名。我也回复,新春快乐。紧接着元宵节的时候,收到胖子的五字短信:元宵节快乐。仍有署名。这次我没有再回复。我想可能是胖子群发的,身为公务员,逢年过节不能再像文艺青年那样我行我素了,需要跟领导和同事们联络一下。如果是特意发给我的,后面无须署名。所以当第二年端午节再次收到胖子相同格式短信的时候,我依然没有回复。接下来就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收不到胖子短信了。起初也没在意,直到进修班的一个同学在QQ群里找胖子,问谁有他的联系方式,我把胖子老家的新号给了那个同学,那个同学说他也有这号码,联系过了,是空号时,我才意识到,和胖子很久没有联系过了。

胖子跟大家失联了。那个同学找胖子有急事,知道胖子当了公务员,想让胖子挣点儿外快帮忙写个东西。胖子在北京的时候,我和小茂跟他走得最近,我俩也被安排了寻找胖子的任务——胖子在班里人缘不错,大家很想念他。我和小茂动用了所有能用得上的网络联系方式,均未收到回信。胖子就这样在我们中间消失了,为什么?谁也不知道。后来班级有了微信群,每年过春节,群里都热闹一下,互相祝福,每次都会有人问,胖子找到了吗?我和小茂继续承担着回答“没有”的任务。然后就会有人问,胖子为什么消失?胖子怎么就突然不考研了?我没有把胖子最后一次考研上线的消息告诉大家,胖子自己闭口不提,我也就没有必要说。

我和小茂仍有联系,他还在北京,已经搬离电影学院后门。当年那套房子被房东收回,她儿子大学毕业了,要离开父母自己住。小茂没有继续在周边找房,也许是故意离开的,现在这里出现的是比他小近十岁的下一代追梦人。他搬到了北四环外,找了个女朋友是文学系在读研究生,他没考上研,女朋友是研究生,印证了我的判断,小茂有些特殊才华。听说他总帮女朋友完成作业。

我和小茂见面的时候,少不了聊胖子。我俩核对了各自跟胖子最后一次联系的时间,基本前后脚,也就是说胖子是同时和我们断了联系。如果胖子还在用以前的QQ和邮箱,那么我们的留言他会看到,应该知道我们在找他。如果他看到了没有回复,说明他不想再和以前有联系,但我觉得以前大家和他的相处,应该是快乐的,不至于突然中断联系。如果他不用以前的邮箱和QQ 了,也就看不到我们在找他,可是他为什么突然抛弃了那些联络方式呢?这些问题我和小茂也搞不懂,也就没再往下多想。

现在,我似乎有点儿理解胖子了。他那时候就累了。因为还爱着电影,所以人间蒸发,不愿意被人找到后还拉着他聊电影。

9

我没想过特意去找胖子一趟,但有个机会,让我到了胖子所在的城市。我有个堂姑,北京出生北京长大,七九年高中毕业,考到广东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两年后读了研,跟同学结婚定居在这里。她女儿,也就是我堂妹,也是这边出生的,模样一看就是南方姑娘。堂姑和我爸是同一个爷爷,堂姑的父母也就是我爸的二叔二婶去世后,堂姑每两三年回一趟北京还会看望我的爷爷奶奶并留下些钱。所以堂妹结婚,爷爷奶奶觉得我们这支应该有人过去,我父母这代人都老了,出门怕有闪失,我这代人就我是自由职业,时间充裕,我想又有机会见到胖子,便主动请缨。堂妹的老公是胖子所在那座城市的公务员,通过他,说不定可以打探到胖子的消息,临行前我动过这样一念。

落地后,住进订好的酒店,堂姑发来一个酒楼地址,让我去吃堂妹的上轿饭。堂姑夫这边的亲戚在当地的多,来了几个家庭的长辈,堂姑这边的亲戚都在北京,算上我,来了四家。二十多人围坐一张能自动旋转的大桌,在广东潮湿温暖的空调包房里,北京话、“广普”和粤语交相辉映。我脑子里始终闪动着一个念头,如果多上几趟卫生间,会不会跟胖子在那里相遇,他正陪着某位领导,或者他自己已经是个小领导了由手下陪着,在水池前洗完手,一抬头,我们发现了对方。

堂妹和堂姑父那边的亲戚更熟一些,有得聊,堂姑这边的亲戚由堂姑陪着,聊的都是北京的事儿。上轿饭是个形式,明天婚礼是重头,晚上堂妹还要准备准备,吃饱了便结束了,也没多坐。堂姑让我们去她家,晚上还有简短仪式,需要亲朋在场。

一进堂姑家,就看见客厅放着几个泡着大绿叶子的脸盆,听说里面是柚子叶,婚礼头天晚上,两位新人要各自用柚子叶水洗脸擦身,去污驱邪,准备开始新生。我又在想,胖子大概也经历了这一番吧,用柚子叶水洗去北京的时光和对电影的热爱,成为一名普普通通而合格的广东丈夫。

堂妹冲洗完毕,换上新衣服新拖鞋,堂妹坐到梳妆桌前,一个从外面请来的中年女性开始给她梳头。当地管这一环节叫上头,负责梳头的女人叫大妗姐,也就是明天主持婚礼的人,北方叫司仪。大妗姐拿出特别制作的银梳子,半圆形的梳子上绑着柏叶和一段红绳,柏叶寓意婚姻常青。大妗姐一边梳,一边朗读般念叨着:一梳梳到头,富贵不用愁;二梳梳到头,无病无忧愁;三梳梳到头,多子又多寿;再梳梳到尾,举案又齐眉;二梳梳到尾,比翼共双飞,三梳梳到尾,永结同心佩。念完,也梳完。堂姑递上一个红包,大妗姐笑纳。随后堂姑去厨房取来糖水,用莲子、百合、红豆和花生煮的,让大家喝,沾沾喜气。我喝了一碗,一个字,甜。

第二天睡了个懒觉,午饭过后,我到了堂姑家,昨天被安排了任务,负责堵门。四点过后新郎会来接新娘,这边的婚宴都安排在晚上。堂姑家在二楼,鞭炮一响,就知道新郎来了。从窗口能听到新郎在进入楼门口的时候就已受阻,门里的人让新郎掏红包,新郎一边掏一边嬉皮笑脸地哀求。因为知道七点钟婚宴要开始,这个门早晚都得进来,所以当看到堵门的和被堵的仍各尽其力时,就像看着一出始终穿帮演绎的戏剧。楼门在一阵哄闹声中打开了,新郎来到房门前,孩子们被安排在这堵着,有大人带头儿。门被轻轻敞开一条缝儿,还挂着链锁,新郎塞进一把红包,带头儿的大人分给孩子们,说不够,继续掏。新郎拿出一把喷发红包的玩具枪,透过门缝,扣动扳机,一个个不知面额的红包像雪片一样从枪口喷出,漫屋飞舞。大人和孩子都猫腰去捡红包,新郎趁机把手伸进门缝,打开链锁,进入新娘家。前面用掉的时间太多了,大妗姐在一旁催场,进入新娘的房间没怎么费周折。新娘房里的伴娘还没机会拿到红包,所以红鞋迟迟没有出现,一群说着粤语的伴娘折腾着新郎和伴郎,堂妹不时看着墙上的表,只是微笑。各种体力游戏把新郎搞得额头冒汗,红包也发得令人满意了,红鞋终于從一个伴娘的裙摆中出现。而此前,新郎屡次猜到红鞋所在位置,故意试探而不翻出,还大动干戈地去翻箱倒柜,只为让游戏能进行下去,场面更欢乐。没有点儿表演型人格,不适合办婚礼。我冷眼看着,想象着胖子穿着西装在这种场合里的样子,和曾经在课堂上跟老师争辩得面红耳赤的差异。

接走堂妹前,新郎新娘向女方长辈亲属敬茶。堂妹的爷爷坐在中间,两旁坐着下一代的长辈,新人站在对面,逐一敬茶。堂妹的亲舅舅和舅妈也从北京来了,也就是我的堂叔,当堂妹敬到他俩的时候,大妗姐又甩出一套漂亮话:“饮过新抱茶,富贵又荣华,舅妈靓过林青霞,舅舅帅过刘德华,一杯饮到尾,青春又健美……”整个就是一部周星驰的电影。胖子以前说过,周星驰的电影好看归好看,他不是特别喜欢。此时两位来自北京的老人端着茶杯,已乐不可支合不拢嘴。

敬完茶,新郎抱起堂妹,大妗姐在前面打着红伞,让堂妹莫回头,亲友们夹道欢送,纷纷把米抛在伞上面,堂妹被接走了。

到了婚宴酒店,门口又是噼里啪啦满地鞭炮乱崩。有个小女孩被吓得直往他爸爸身后躲,说长大了不想结婚,结婚就得放炮,她不喜欢。还问她爸和她妈结婚的时候放炮了吗,他爸爸说,当然放了。我看了看小女孩,笑了。

能让人迅速又嗨又被催泪的抖音风格音乐响彻酒店宴会厅,追灯照耀之下,换过婚纱的堂妹踏上T台,停住。对面,二十米外,站着同样换了衣服仍西服革履的堂妹夫。在大妗姐流畅而煽情的串词引导下,堂妹缓缓走向了她的老公。音量被拉高,全场黑下来,只有追灯跟着堂妹,在T台投下长长的被婚纱包裹着的影子——所有女性在这一刻的投影都一样吧,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堂妹眼睛里闪着光,是欣喜的泪花吗,还是被两旁放出的烟熏到了?她距离堂妹夫越来越近,一个新的家庭在众人的注视下就这样诞生了。加上昨天,我跟堂妹从小到大总共见面不超过五次,我看着都跟着感动了。

现在我有点儿明白了婚礼的作用。靠一种热烈喧闹的方式,让结婚的两个人逐步热身,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此后人生的注意力一股脑放在过日子上。婚礼的一切元素,预示的都是过日子的美满和传宗接代的顺利,这是一种世俗的标准。我和老婆没举办婚礼,少经历了这么一遭,婚前婚后心态没什么变化,仍各自为战,劲儿没往一处使,导致现在分居一年半了。而大多数夫妻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尘埃落定之后,心态被强行扭转过来,把“早生贵子”“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操持好小家,照亮大家”这些婚礼上出现的说不清是敷衍还是真心祝福的话当真了,于是真就那么过下去,从此摆脱稚气,是个大人了。这很像电影的表现手法,当觉得从剧情上无法扭转一个人内心的时候,往往会在场景上想办法,通过视觉冲击和震撼音效,让观众相信主人公被改变了。以前对婚礼这种事儿我还不屑一顾,现在看来,它的存在对人类社会起到极大的维稳作用。

最终,在食物和酒水带来的喜悦下,婚礼达到高潮,每个人都获得了满足。婚宴结束,年轻朋友们去闹洞房了,我一个人溜达回酒店,顺便看看这座城市。

空气湿湿的,风吹在脸上还有点儿凉。我穿着北京带来的羽绒服也并不会觉得热,当地人顶多是件风衣或皮夹克,白天还净是穿着半袖的,这使得我一眼看上去就像个北方来的外地人。酒店坐落于市区一条繁华的路上,晚上十点过了,茶馆里还有客人,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灯火通明,摩托车来来往往,路边还停着几辆,后座上放着安全帽,司机戴着安全帽在一旁抽烟,是拉脚的。刚才在婚宴上我没有喝酒,现在买了罐啤酒,坐在路边,打开“大众点评”,查看周边两公里内开设的消费娱乐场所,餐馆、按摩店、电影院、健身房、商场,跟在北京没什么两样。胖子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不知道他现在常去电影院看电影吗,一个人去,还是也结婚当爹了?他跟老婆是怎么熟识的,通过聊电影吗?聊过他在电影学院的那些日日夜夜吗,给她看他写的剧本吗?老婆也是公务员吗,能听懂胖子所说的这些吗,还是两人情投意合,惺惺相惜?

原本我想通过妹夫帮着找找胖子,他是公务员,说不定有同学在胖子那个部门,再不济,他是当地人,通过不太远的关系一定能托到派出所的朋友帮忙查查,人口登记电脑里姓名和照片都对得上的胖子,一定就是我要找的胖子。可是这次参加完婚礼,我有点儿不想让妹夫帮着找了。妹夫是个八面玲珑的人,他一定很容易就能找到胖子,但我不希望胖子被妹夫用他的那种方式找到,那样也许会吓胖子一跳,毕竟我和他已多年没有联系。

更主要的是,随着对胖子所在环境的好奇心被满足后,另一个事实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们俩的见面,会不会是一次悲伤的重逢。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见面对我俩是否有益,生活已经很无情了,我俩还需要自残吗?胖子离开北京后的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导演了,他们是演员、编剧、歌手、美术师、摄影师,拍电影越来越成为一种需要资源垄断才能进行的事情。我的电影越来越拍不出来,离当初的梦想越来越远,这也曾经是胖子的梦想。两个被梦想抛弃的人,有必要再见面自取其辱吗,会不会越聊越颓丧?像当年坐在电影学院的教室里一样,我俩并排或面对面坐着,配上这样一段对话:

咱们这会儿在干吗?

等待戈多。

他到底还会不会来?

不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等?

不等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不如相忘于江湖。

我放弃了寻找胖子的想法,坐在街头喝完那罐啤酒,回酒店睡觉了。

睡前,我习惯看一会儿手机,发现大家都在说新冠病毒肺炎的事儿,湖北已经集中爆发,各地陆续出现疫情。病毒从何而来尚未有明确信息,但有一点已经确认,人传人。

经历过“非典”,我知道这时候应该早点儿回家,否则很可能会被隔离在外面。我订了回北京的机票,已经是最后一张,第二天的红眼航班。

机上乘客和空姐已经佩戴口罩,并给尚无准备的乘客也发放了口罩。即便如此,我也没预料到疫情的严重性。直到凌晨降落北京,我到家睡足觉,下午出门,才发现气氛大变。街上的人比以往过年前少了许多,出门者也大多戴着口罩。我去购置年货,超市已无往年的红火,购物者彼此离得很远,沉默地挑选各自所需,像一部默片电影。从每辆沒堆几样商品就去结账的购物车看得出,走亲访友这类的事情也停止了。年味儿混进一股奇怪的味道。

想必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会是各在各家,和“非典”时候的做法一样,直到病毒消退再恢复正常秩序。这样一来,恐怕我和老婆分居真就满两年了,待病毒离开人间时,我俩是不是也可以直接离了?

继上个冷清的春节后,今年春节,我家想必只会更加冷清。我妈比我更清楚我老婆离开家的天数,在尝到不管不顾的苦果后,她学会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了,这从她给我发短信的语气中能看出来。她问我,三十儿哪过?从前她会说,五点前到家!

但是晚了, (cei 四声)东西容易,粘上难。我可以不跟她计较,我媳妇做不到。我没立即给她回信息,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在哪儿过。本来你我相安山河无恙,各种糟糕都是人自己折腾出来的。现在我家的状况,和这新冠病毒,都说明着这一点。

我自己在家上网,热搜榜被各种疫情信息霸占着。湖北一些地方已经封城,事态严重到什么程度,身在异省无从知晓。病毒可能就在身边,或许实际上它离得很远,但越来越多人因此而倒下的事实像一张网,正一点点扣下来,要把所有人罩在里面,然后收口儿,统统带走。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正一点点走来。

太阳落山,天还没彻底黑,室内黯淡下来。这个时间开灯,对于屋里的明暗起不到显著作用,更黑一点再开灯,才会有豁然明亮的效果。我在半明半暗中刷着手机,突然心头一闪,看到了什么。朋友圈里出现南方医院的“请战书”,二十几个参加过小汤山抗击“非典”的医护人员十七年后决议再度出山,义无反顾奔赴武汉一线补充医护人力,请愿文字下面是他们的签名和手印,二十几个椭圆形红点,像群星闪耀在朋友圈。随后,写在河南省胸科医院稿纸上的当地心血管病区大夫的请战书、陆军医院医疗队出征仪式的照片也出现在朋友圈。仿若一记春雷,在头顶炸响,给已经黑下去的沉闷天空,划开一道透过光的口子。

年,因为这些照片,又增添了新的意义,注入了希望。春天依然是值得期盼的。

又一张廣东某医院医护人员身穿防护服,头戴护目镜的照片被发出来,他们也出征在即,这身专业装备让人看了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疫情之严重。听说湖北各类防护用具已告急,防护服每次进出诊室都要脱换,这批广东医护人员到了那里,能否得到专业防护也未可知。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一排穿着防护服的人员中间,我认出那个身形最宽硕的人,就是此前我一直在念叨的胖子。

我看过胖子抗击非典时穿防护服的照片,此时眼前这个包裹在防护服下的身影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这是和我一起租房生活过多年的身影,是我三十岁前每天都会看到的身影,即便是一张裹着厚厚防护服的电子照片,我依然能嗅出胖子身上的味道。这家广东医院就在我刚刚离开的那座胖子老家所在的城市,由此可断,胖子回到当地卫生部门后,应该没有一直做公务员,而是又回到医务一线。

这一瞬间,我心跳提速,浑身冒汗,阻塞了许久的脉络、神经都被打开,天灵盖儿开始往外冒热气。

甭管弃医从文,还是弃文从医,总有什么东西让人愿意倾力而为拼死一搏永不后悔,那正是我们等待已久的戈多。

胖子完成了像一部电影中所说的: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我下楼买了一盒烟。已经好久不抽了,但此刻,为了胖子,我愿意抽一根。小区里空空荡荡,近旁无人,我点着烟深吸几口,久违的舒畅。

抽了几口,我掏出羽绒服里的凤凰烟花,就是十五年前胖子留下的那个。现在,我决定给它放了。

这只凤凰曾经放在电影学院后门我住过那间屋子的书柜里,后来我搬走了,它就被放进胖子那屋的书柜,再后来胖子离开北京,他把他的光盘连同这只凤凰一起交给我。我带回家后,觉得它是易燃品,且放了这么多年,早过保质期,接触空气放置的危险系数会越来越高,便把它装在宜家的密封玻璃瓶里放进冰箱保鲜室的最底层。我从一堆装芝麻酱和韭菜花的瓶瓶罐罐后面找到这个瓶子,取出凤凰,摸着冰凉。我想象着手心里是一个脆冬枣,摸着凉,但不潮湿,一咬,还嘎嘣儿脆。

下楼前,先给我妈回了微信,让她准备准备,明天我会拉着她和我爸,去老婆剧组探班。虽然两地分居着,我没事儿还会在老婆发的朋友圈下面点赞,以示对她没有屏蔽我的回应。

也给老婆发了微信,让她注意防护,同时告诉她,我们会在三十儿之前,赶到她所在的剧组,一起过年。很快收到她的回复,让我慢点儿开,并发来位置。

前序工作做完,我拿着凤凰下楼了。进电梯的时候,想到人为了不被传染,都戴上了口罩,我便把它也塞进羽绒服里。

来到楼外,找了片空场,放置好凤凰,我打开手机的拍摄功能。烟头伸向它的火捻儿,像开启一个尘封多年、不知道里面的宝藏还在不在的坛子。

天空微蓝,正好是放焰火的最佳时刻。影视制作上管这时候拍摄叫“抢密度”,再过一会儿,天空就会一片死黑,没有密度了。

我调好视频设置,准备拍下这只晚起飞了十五年的凤凰,然后发到进修班那个每年春节都要有点儿动静的微信群里。

有点儿小紧张。

我小时候放过这种烟花。点燃后,凤凰先是嘴中喷出火焰,喷至尾声,底部也会冒火,凤凰便口吐焰火垂直升空。但飞不高,只能到小孩的腰部,少儿烟花,安全第一。而这一幕,足以让一个儿童欣喜若狂。

现在,面对这么个小玩意儿,依然内心澎湃。

烟头碰到了火捻儿。也许是在冰箱久待的原因,火捻儿像一根蔫头耷脑的芹菜,任烟头烫来烫去毫无反应。我改用打火机,举着火苗去烧它。终于如梦初醒,一个激灵,恢复活力。眼看着火捻儿烧尽,将火种引入腔膛。

这只放了十五年经历了若干次搬家的凤凰,应是腹中火药发生易位,禀性大变。当火星进入腹腔,它也确实从嘴里喷出火苗,但并未在原地停留片刻,却直接腾空而起,不是垂直起飞,而是打着转儿升空,然后毫无规律可循地朝着斜上方飞走了,越飞越远,同时空中传来金石撞击之声,锵——锵!

这是凤凰的叫声吗?

手机里已经看不到它飞去何处。而锵锵之声,在这个岁暮天色将晚之时,仍久久回荡,像给我和我的朋友们——所有在路上蹉跎着和奔跑着的不再年轻的朋友们——带来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戈多来了!

2020年2月29北京一稿

2020年3月30北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