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体育与社会生活变迁研究

李 政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武陵山区地处湘、鄂、渝、黔四省市区边，是我国内陆跨省面积最大、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其中，横亘绵延的大山、江河纵横、交织如网是武陵山区最基本的生态环境特点，横亘绵延的大山造成了与外界的相对封闭，交织如网、纵横的大江小河是大山腹地与外界交换能源的动脉，是社会系统存在的基础；这样的生态环境决定了这里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体育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也影响着当地的经济社会变迁节奏。其次，生态环境及原始的生活水平，也生长和铸塑着武陵山区人们强悍刚烈、奋勇进取的文化精神。[1]同时也使他们更加深刻地体验到生存发展的艰辛，以生存为第一要务的务实精神的铸造也发生着很大影响。建立在这一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也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特征和地域色彩。

1 武陵山区自然地貌特征

武陵山区属亚热带山区气候，年平均气温15℃左右，年平均降水量100-140毫米，无霜期3-8个月不等。武陵山位于湖南省西部与贵州、重庆、湖北的交界地带，主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为沅江和乌江的分水岭，山脉绵延分布的湘西、黔东、渝东南及鄂西南地区。主峰梵净山横直在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处，最高峰凤凰顶海拔2570m。武陵山区地质基础复杂，碳酸盐类岩石分布广泛，新构造运动强烈，以及第三纪以来受热带、亚热带气候的影响，地貌发育演化过程复杂多样，区域分异明显，与周围的湘中丘陵、贵州高原、四川盆地及长江三峡地区都迥然不同。武陵山区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有平原、丘陵、盆地、山地、山原、喀斯特地貌(岩落地貌)、河谷地貌及独特的砂岩峰林地貌。这些不同类型的地貌，不仅形态和海拔高度不同，而且成因及组成物质也各不相同。区境的山地、山原约占总面积的80%，丘陵约占总面积的15%，平原约占总面积的2%，盆地约占总面积的3%。

武陵山区以碳酸盐与碎屑岩多次交替沉积的多溶层结构为主要特色，是我国南方岩溶塌陷最广泛的地区之一。[2]除酉水两岸，酉水北岸的永顺、保靖、龙山、来风、桑植，鄂西的唐岩河流域和黔东北一些地区为碎屑岩，地面较为完整，自然环境相对较好外，其他地区均为碳酸盐岩。岩溶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地表土层薄而贫瘠，植被稀少、成土极慢，形成10厘米的土壤要侵蚀约3米厚的岩石，需要1-4万年的时间。武陵山区河流众多，大小河流数千条属长江水系。主要有清江、澧水、酉水、沅水、乌江、唐岩河等河流低洼处形成红层堆积造成系列小型盆地和宽谷，俗称“坝子”。这些“坝子”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良好环境，如龙山来凤盆地、召市盆地、廖家村盆地、万坪盆地、甘溪盆地、秀山盆地、恩施盆地、建始盆地、桑植盆地等。它们既是农耕经济的基础，又是人类长期开发的结果。[3]

2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变迁

社会交往和休闲方式，是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武陵山区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内地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处于落后的状态。这种状况的存在，与生存环境的制约和较低社会发育层次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生活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山区生态的种种不利因素限制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且也造成了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2．1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变迁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节奏缓慢、世世代代极少变化。这与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缓慢、不断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密切相关。传统武陵山区农业与手工业生产规模狭小，大都以家庭为单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生产工具、技术落后，资金有限，力量单薄，风险承受能力低，经不起天灾人祸。这一切就使得人们易于墨守成规，遵守祖宗训导，老老实实地靠祖辈传下来的经验模式生产和生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满足于过低标准的“太平日子”，从而缺乏革新。而且，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下，生活方式的任何变化都会被认为悖逆伦理，违背祖训，难以被族人接受。这就使得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照陈规旧习过着平静、保守、缺乏生机的日子。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武陵山区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才开始发生改变，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西部大开发，推动了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极大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今，武陵山区人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生活方式求变求新成为一种常态。人们锐意进取、不断变革，表明武陵山区各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活态度积极向上、不满足于现状，不断向更高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进取，也表明武陵山区人在不断发挥潜能，努力追求自我完善和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5]

2．2 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社会交往

民族的分类，除了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字、文化习俗等分类标准之外，常常又以血缘再细分出家庭、家族、氏族；以地缘关系分出村寨、部落；以等级标准分为阶层、阶级，社会交往和休闲就在这样的圈子内进行。由于传统的民族村寨大都基于同宗同源的血缘或姻缘关系，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社会大多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封闭式、地域性交往。武陵山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人们日常生产工具简单落后，单个的人在生产中有许多困难，特别是难以应对自然灾害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生产，甚至是家族成员之间互助合作，则成为生产的必需。为了应对劳动生产中的困难，家庭和家族成员在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发生紧密、频繁的社会交往。另外，在生活中，婚姻嫁娶，节日喜庆活动等人力财力投入比较大的活动，不是单个家庭所能够承担的，因此需要家族成员的协作完成共同担当。二是礼仪性的要求。在武陵山区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血缘、地缘的关系，亲戚、家族之间礼尚往来的交往是必要的。除了重大的婚丧嫁娶，节日喜庆活动之外，平日里的亲戚走动，走亲访友也是经常性的。这种礼仪性交往既强化了家庭家族成员对共同血缘、地缘关系的认同和依赖，又强化了对其他无血缘、地缘关系的交往的排斥性。三是休闲娱乐性的交往。武陵山区各少数民族，虽然面对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产工具的简陋，但人们在劳作之余的体闲娱乐是必要的，尽管简单，但除了少数比如“赶秋节”、“舍巴节”、“敬雀节”等跨界的文化、体育、休闲活动之外，其休闲娱乐一般也在家庭家族和村寨范围内进行。

2．3 以自然环境和自然物为休闲娱乐对象和手段的休闲娱乐方式

这是武陵山区各少数民族最初的、最原始的体闲娱乐方式。人们熟悉复杂的自然环境，在劳作之余将自然环境和自然的动植物作为休闲娱乐的对象和活动内容。比如，居住在草原的民族有赛马活动，居住在江河湖泊的民族喜欢赛龙舟。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有斗牛比赛，有以植物为手段的娱乐活动，比如土家族的打陀螺、翘旱船、踢毽子；苗族的斗牛、赛龙船、倒爬杆；侗族的抢草球和抢花炮；仡佬族的打篾球，等等。这些游戏和休闲娱乐活动有的演变成民族体育项目，至今在民族地区仍然存在和流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就把打陀螺、踢键球、抢花炮、赛龙舟等列为运动会的竞技项目。

3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当地社会生活的关系

3．1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当地传统经济生活

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家族是该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早期的土家族生活来源以渔猎为主，采集和一定数量的旱耕农业为辅。新石器时代的高庙遗址，商周时代的不二门、香炉等许多遗址中，皆出土了大量的作为渔猎工具的网坠、箭镞、石球等，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土家族并不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这与武陵山区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相关。首先，地形以山区为主，并不特别适合农业。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为例，耕地只占总面积的7.6%，主要分布在溪谷山间平地。耕地面积少，且零星分散，水利设施并不完善，且地形复杂，十里不同天。其次，富足的自然资源为渔猎生存方式提供了基础。在五代彭氏入主溪州之前，这一地区鸿蒙未辟，人们不事农业，专以渔猎为生。在土家族的古老传说《摆手歌》和“毛古斯”舞中，可以看到先民的形象。据流传至今的土家族《摆手歌》描述：距龙马嘴仅一公里的土碧村是一个至今仍在说土家语的土家村落，它完整地保留着全套土家族“毛古斯”原始材料，村民都会跳“毛古斯”舞。《摆手歌》是土家族历史上的史诗，是反映土家族历史的生动材料。武陵山区苗族的先民在江汉平原时，已有发达的农耕经济，迁徙至武陵山区后，这种生产方式一直没有改变。在苗族史诗《古老话》中，农耕是与人类起源同时提出的。苗族的农业生产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在山多地少，山高坡陡的地区，采用轮歇耕作一般连作两三年即停，休歇数年后，又复垦之，如是循环，这种游耕性质的生产方式是苗族频繁迁徙的一个重要原因“苗地山高水险，不工作则不得食，其民耕凿力田，终年勤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故其受天然之锻炼，至深且巨，其体格短小精悍，皮肤黝黑，巨雨烈日，不御伞盖，双趺坚厚，又如钢铁，虽行荆棘从莽之中，未尝受创，攀岩走险，矫健如飞，而好勇敢，尤其天赋特能。苗徭皆身体短矮，须髭稀疏，口阔层掀，两目微大，其面为风日所炙，焦红黯晦，寝陋僧人，女子孔武有力，百斤之物，负而登山涉水视为常事。”这段描述深刻地反映了生存在艰苦环境中的苗族人民的顽强生命力，同时也是与苗族社会生产、生活、生存相适应的各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在贵州、湖南、广西相毗邻的侗族地区，每年都要举办“花炮节”，但日期各异花炮是一只缠着红、绿绸布的铁圈，将铁圈置于火炮上，把炮点燃后，铁圈被冲上天空，这时男队员们蜂拥而上，在队友的配合下，用挤、抢，护、拦等动作争抢落下来的花炮，类似橄榄球的打法，故有人称其为“中国式的橄榄球”。抢到花炮则意味着吉利幸福，可获得猪、羊、红蛋、酒和镜屏等奖励，花炮一般一场三炮，也有五炮或更多的。老人们认为一炮福禄寿喜，二炮升官发财，三炮人丁兴旺。所以每一炮双方都会拼命夺抢，“花炮节”是侗乡最热闹的节日之一，每到节期，方圆几十里的各族群众都来参加，任何村寨都可以组织抢炮队。据说“抢花炮”活动已有数百年历史，是侗族人民庆祝丰收，析求来年风调雨顺的重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与侗族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3．2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当地传统婚俗活动

婚姻活动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它的形式，制度和习俗主要受社会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古代，苗族青年男女自由求爱都是在集体场合中进行，每逢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等民俗节日，青年男女都盛装聚集在某个山坡上唱歌求爱。《铜仁府志》记录了苗族青年赶四月初八的实况：“每岁四月初八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女皆更服饰，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继于后以为节，并肩舞蹈。回翔婉转。”青年男女在一起舞蹈、对歌、交游、竞赛、择偶，为青年男女美好的婚姻创造了条件。各种形式的吹芦笙、跳月活动就成为人们节日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各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展的主要时节。“抛花包”是武陵山区瑶族男女青年的一种娱乐形式，瑶语叫“武多”。瑶族的花包是由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布拼缝而成，内装玉米。参加“抛花包”活动的人数不限，男女各为一方，每人都握两个花包，距离约一丈远，左手接右手抛，男女对掷，往复循环，一时满场彩花飞舞。从武陵山区各民族的古代传统婚姻活动习惯来看，男女双方齐聚山野，亦舞亦歌，其中男女双方的“舞蹈”是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最佳方式，男方通过民族与民俗体育活动展现自己的身体运动能力，向女方充分表现自己的健壮和多才多艺，女方通过民俗体育活动则向男方充分表现自己的美貌和贤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成为男女青年交往的纽带

3．3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当地宗教祭祀活动

在武陵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奇山异水间，自古以来神灵盎然，巫风炙烈。“毛古斯”“摆摊舞”“八宝铜玲”“椎牛”“跳香”“还傩愿”等等，莫不让人惊讶，感到神奇。武陵山区的原始宗教与祭祀活动中更多的是以原始体育活动的形式表现，或者说，质朴的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人们在表达他们宗教情感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形态中注入了“审美”和“运动”的情结，采取“体育”与“艺术”的方式。在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中的宗教活动中主要有：（1）自然崇拜；（2）图腾崇拜；（3）祖先崇拜。原始宗教经历过多种形态，本身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武陵山区各民族流传的各种传统舞龙形式，就是各民族人民对“龙”或“神”的端拜，希望通过舞龙这种形式达到娱“龙”或“神”的目的，并希望能除灾去病，风调雨顺、人畜兴旺。[7]武陵山区各民族的“傩舞”，舞蹈表演动作幅度非常大，具有很强的身体锻炼价值。同时，“傩舞”是古代祭祀仪式中的一种舞蹈。我们可以在“傩舞”表演过程中看到一场激动人心的神鬼之战，可以感受到执法师殚精竭虑、欲置恶鬼于死地而后快的紧张气氛。武陵山区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传统婚姻活动、宗教祭祀等传统文化事项是各民族人民为了生存、生活和发展，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斗争过程中产生的自身的延续模式和精神信仰仪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一种固定的习俗和文化常态，肢体动作是其中的重要元素。正如《诗·大序》日：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8]武陵山区大量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机制与各民族的传统生产、生活事项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事项是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