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前三人谈

2020-11-25 01:50段正渠,吴波,董朝阳
油画艺术 2020年4期
关键词:画画

访谈人:段正渠

采访者:吴 波 董朝阳

时 间:2020年8月10日

地 点:中间建筑

采访者(以下简称“采”):先谈谈您出生在怎样一个家庭吧。

段正渠(以下简称“段”):我出生在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到19 岁。爷爷之前,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爷爷小时候念过几天私塾,认得一些字,知道该让家里孩子们上学,所以到我父亲这一辈开始有了不少读书人。

父亲弟兄五个,他排行老大,师范毕业后开始工作,教了一辈子书。二叔中学没上完参加了革命,三叔北京大学毕业,四叔、五叔还有二姑也都中学毕业。到我们这一辈,兄妹五人中,大哥上了中国政法学院,我妹广州美术学院毕业,我姐学习特别好,但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批斗,没有机会上大学。

虽然一直都住在乡下,爷爷、奶奶、母亲、二哥都是农民,但我们算是比较重视教育的家庭。虽然艰难,但长辈们仍想尽办法创造条件让子女后代读书。

采: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您的家人对您画画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段:画画是自小的爱好。我的五叔也喜欢画画,画得也好,这在无形之中对我产生了影响。

我还没上小学的时候,看他整天坐那写写画画,觉得特别神奇。他画打滚的驴、打鸣的鸡、奔跑的马……还有瓶瓶罐罐之类的静物。静物是带有明暗关系的学院式素描,不像我上中学时跟武力征老师学的勾线的那种农民画和年画。

段正渠 灶台 39 cm×54 cm 1983 年

那时我三叔在北京大学上学,二姑在城市工作,回家时他们会带回一些美术书籍给五叔,我也会经常翻翻看看,不知不觉中就对画画产生了兴趣。后来五叔因为会画画,被特招到部队,去了新疆,画画的书留给了我,我就对着模仿,跟着学。但也只是觉得好玩、有意思而已:拿着炭棒在纸上抹一抹,黑乎乎的东西就出来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我曾拿着炭笔临摹过宋元人物画,还用炭笔模仿马远、夏圭的披麻皴和斧劈皴。因为书上的图几乎都是黑白的,意识不到印刷品和原作有多大的差距,看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总觉得那就是画原本的样子。

但这时画画更像是一种天然的兴趣,家人也从没有谁特意去引导过。毕竟家里人口多,生活又困难,连吃饭都是问题。就像我二哥后来说的,那时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学画画能有啥出路?

采:您第一次意识到想成为一个画家是在什么时候?

段正渠 自画像 76 cm×54 cm 1982 年

段正渠 女肖像 55 cm×46 cm 1990 年

段:比较正式地学画是在高中。高中毕业那一年,学校忽然把毕业时间由春节前改到6 月份暑假前,平白无故就多出了半年时间。闲着没事干,也不能放你走,于是就成立了各种兴趣班,其中一个就是美术班。兴趣班当然也不是那种很严格的课程学习,基本算是玩。学校从农村请了一位画影壁墙和风门的师傅教我们。师傅到学校看了我们的画,说太洋气,教不了,来了两天就不来了。县文化馆武力征老师,听说顾县高中有一群学画的孩子,于是便把那期美术班办到顾县高中;这期间,画家陈天然和西安美术学院毕业的郭自修老师来偃师搜集素材,听说后也都过来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除五叔之外的专业画家,大开眼界,并开始比较认真地喜欢上了画画。但此时仍没有想过要当画家。

高中时爱看书,看了几本诸如《艳阳天》《金光大道》一类的小说,竟然整天梦想着要当作家,但也就是做梦而已。在当时,高中毕业只能回家种地,没有大学可以考,即使学了画画也没出路,画得再好,无非就是跟那师傅一样走乡串户画影壁墙,画风门,画完人家管顿饭而已。所以对什么前途之类的问题,脑子里完全是一盆糨糊。后来武力征老师推荐我去考河南省戏曲学校(现为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可以离开农村,毕业后国家负责分配工作,变成城里人,但也仅此而已。

段正渠 无题 纸本综合材料 110 cm×80 cm 1986 年

1979 年我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在当时,油画是热门专业,号称“油老大”。能考上油画专业,是件荣耀的事。那时候属于“精英教育”,教职工和学生的比例一般是两三个教职工教一个学生,一所学校一年只招收一两个班,每班也就几个人。大家都有一种“天之骄子”的感觉,都暗下决心,一定得好好努力,将来当个大画家……这不只是我,也是那时候每个学生普遍的心声。

入学后,我发现自己是高考中创作成绩最好,但素描分数全班最低的。我特别压抑,但又不服气。

我就想,你画得好,那是你原来学习条件比我好,只要下够功夫,我就不信自己比别人差。因此就特别勤奋,别人休息、玩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学习。到三四年级之后,就赶了上来,专业成绩一直都是优良。毕业时学校让我留校,但当时对在哪里工作没什么概念,反正包分配,去哪儿都有工作,就去了郑州,刚好女朋友也在郑州。

段正渠 北方烧 73 cm×60 cm 1992 年

刚毕业,踌躇满志,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就一个念头:一定要努力当一名好画家。之前在偃师、郑州都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明明知道那是做梦,离自己太遥远,远到不可想象,无法企及,但上了美院后就不一样了。

采:哪些画家对您影响很大?

段:对我影响较大的画家,各个时期不尽相同。

上大学以前一直生活在农村,又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政治宣传画,几乎见不到其他作品。那时就觉得广州的画家画得好,像陈衍宁、汤小铭等,这也是我考学只报考广州美术学院的主要原因之一。偶尔见一两张俄罗斯的油画印刷品,喜欢得不得了,以至于刚上大学时,看画册我只看俄罗斯的;后来见得多了眼界宽了,就开始关注印象派、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画家,但超现实主义画家我只喜欢马格利特,虽然达利还有别的画家的作品看得也很多。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学生都热衷于讨论各种主义,尤其像萨特和卡夫卡,是大家挂在嘴边的主要话题之一,《第二性》和《萨特研究》这类书几乎人手一本,画也画得冷漠孤寂。那时候都在模仿大师的画,一会儿卢梭,一会儿马约尔,一会儿巴巴,一会儿夏加尔……1982年前后,北京有个德国表现主义画展,我们全班一起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回来后又开始学表现。大三的时候,和同学去深圳买过两本日文版的鲁奥画册,但当时也并没怎么学。大学期间到1987年前后,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儿学那个,学过很多人,凡喜欢的都想试一试。1987年第一次去了陕北,觉得陕北只能用鲁奥的绘画方式去表现,此后就铁了心学鲁奥。和鲁奥相比,之前的学习相对比较浅,多是蜻蜓点水似地试一试,而对鲁奥的学习是带有研究性质的:没事时,盯着画册读画,分析他坚实的边线和丰富的层次;画的时候,拿着画册比画着半临摹半画……非常专注地学了两三年。

直到1991 年“二段”画展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远离鲁奥风格。再后来,新表现主义画家和意大利超前卫画家等对我的影响就更多一些,像意大利桑德罗·齐亚、恩佐·库齐、下·克雷门特、乔治·巴塞里兹等。

采:您早年开始画画的时候是否得到很多鼓励?如果有,那是谁的鼓励?

段:大人的夸奖,对小孩儿的成长无疑会产生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还非常大。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图画课,大家都说我画得好,老师还经常把我的画贴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这可能是我五叔的缘故,我接触绘画方面的东西会比别的小孩要多些。别人的赞誉无形中对我是一种激励,它使你变得专注并且兴趣越来越浓。1976 年,我在县美术班画了工笔重彩《我们又有了当家人》,入选了河南省美展。武力征老师很高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复地夸奖我,说这画立意好,构图也好,知道“藏”。其实我哪知道什么藏不藏的,当时我对绘画的理解完全处于蒙昧状态,但这夸奖却促使我努力去理解“藏”的含义,并因此看了不少书,向不少人请教。

段正渠 黄河鲤鱼 布面油画 125 cm×106 cm 1991 年

段正渠 在山上 布面油画 125 cm×106 cm 1991 年

段正渠 吃饭 布面油画 70 cm×82 cm 1991 年

在某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上,鼓励尤其重要,甚至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徐坦、黄小鹏等开始热衷于现代主义绘画的尝试和研究,这在同学中是少数,也是被当时的学院教育所排斥的。大三创作课,我去武钢考察回来后画了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有云的风景》。这是杨尧老师的课,结课时他给我打了“良上”的成绩,徐坦和黄小鹏是“良”。过了一个礼拜,老师忽然通知大家开会,杨尧老师说征求了学校不少老师的意见,专门又跟教务处申请,现特将部分同学的成绩做了更改:把我改成了“优”,徐坦、黄小鹏改成了“良上”。这是全班唯一的一个“优”。在当时还比较保守的学院,这种鼓励无疑坚定了我继续探索的信心。还有冯玉琪先生,看了我画的《女青年》那批比较主观又有些变形的作品,说:“画得好,有意思,虽属于写实范畴,但又跟常见的苏派写实方式不一样……”

段正渠 梳妆 45 cm×38 cm 1992 年

这样的鼓励,对于迷茫中的年轻人来说,带来的动力可想而知。

其实在1991 年时,我也还没有稳定的面貌,除了鲁奥风格,同时还在画着波提切利等。展览之后,得到各方面的肯定,方向才算明确下来。我觉得尽管每个人成长主要靠的是个人努力,但外力的推动也不可低估,尤其在一个人柔弱无助、茫然没有方向的时候,别人也许漫不经心的一句肯定或鼓励的话,有时会珍贵得犹如黑暗中的一盏灯。

采:在您的创作中,哪一幅画您最满意?

段:不好说哪幅画最满意,因为每幅画意味不相同。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节日》。这幅画投入的精力最大,前后画了两三年,中间曾几次想毁掉。可能画的遍数多,最后画面的氛围还有“很执拗”的那种劲儿,是我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画不一定是许多人认可的《东方红》。

段正渠 过山梁 125 cm×106 cm 1993 年

采:如果说您会因为一幅画被人们记住,只有一幅,让您选择的话,您会选择哪一幅?

段:不知道。不好说。

采:有没有一些很久以前画的东西,让您觉得比起现在的创作毫不逊色?

段:这要看“很久以前”指的是什么时候,也不能太靠前吧?1991 年“二段”展那批画中的不少作品,在今天看来,它的感染力仍是很强的。1996年的《节日》,现在省几倍的劲就能画出那种效果,但现在已没了当初的心劲。一个时候说一个时候的事,不好比。60岁想画出30岁的画,不行,装嫩。30岁想画60岁的画也不行,状态不对,硬撑。年轻时条件差,技术不行,也没名气,就是在那闷头硬画、死磕,画不成就改,出来的作品,里面自然带着一种冲劲和饱满的情绪。现在经验多了,画里多了别的东西,但就某些方面来说,倒不像原来那么纯粹了。大概在1980年末,一个老师说我画得“很拗”“很倔强”,我很喜欢这个评价,觉得它很准确。那时候确实是这种状态。现在还有人说我的画变得平和细腻了,我觉得也是眼下的状态。还有朋友说我近几年作品中的某些东西,其实在大学期间或者刚毕业那会儿就有了,但我知道,即使有,也肯定不一样。每个阶段情境不一样,心态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面临的问题和要做的事情自然也会不一样。这是真实自然的状态,所以不好做比较。

段正渠 灯泡 125 cm×106 cm 1996 年

采:您曾经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聊过在郑州准备1991 年中央美院画廊“二段”油画展的时候,那时候画画的状态特别饱满,至今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为什么?是因为在郑州这一个阶段是您人生相对比较稳定的阶段呢,还是当您承受着压力的时候,您的工作反而会更出色?

段:主要是压力。1985 年到1989 年前后,国内整个美术界既亢奋激烈,又乱哄哄地浮躁。河南既不是中心,也不是边缘,即使隔岸观火,也免不了心烦意乱。虽然也天天不停地画,但基本是今天画个肖像,明天来张风景,遇到什么展览了画张创作……一直都是这种状态。

1990 年秋季我和(段)建伟来北京,到处看了看,觉得再这样零打碎敲不行了,得做展览,得把自己往前逼……趁着酒劲儿,就把这事儿给定了——第二年九月来北京办展。

时间很紧了,不到一年时间每人要拿出一二十幅完整的作品。那一年事情还特别多,先是装修刚分下的房子,然后去了趟陕北,春节以后又是单位、家里各种避不开的事,等真正能静下心来进入工作状态,差不多已经到四五月了,而在这之前完成的作品,只有《东方红》。很着急但也没办法,只好没日没夜地画。那时正学鲁奥反复多层画法,每画一遍都要等颜料干了才能往下接着画。等不及,只好四五张同时画,画着这张,另外一幅就构思出来了,画一遍放旁边晾着,然后赶紧画别的……吃饭走路,脑子里装的全是画,连做梦都在构图,都在想着哪一幅画怎么修改……也就三四个月时间吧,十几幅作品就出来了。这种状态真是一辈子再也找不着了。那时我俩老说到“破釜沉舟”这个词,人到了绝路,压力逼迫着你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潜在的能量被激发出来,原以为不可能的事情也变得有了可能。

当初选择去北京展览而且还专门挑了中央美术学院,就是要挑战自己。如果弄不好岂不是劳民伤财又丢人吗?给自己施加压力,不留退路。

采:在以前的访谈中,您说画陕北是受到陕北民歌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您的感受还是那么真实直接吗?

段:肯定不如之前那么直接了。那时候因为陌生,陕北显得神秘而有吸引力。现在,去陕北跟回家差不多,熟悉得很,感受从好奇变得自然和亲切。

当初去是有猎奇心态的。以前只在书上、画册里看过描写和描绘陕北的文学和绘画作品,觉得挺神秘。第一次在窑洞里听陕北人扯着嗓子唱歌,很吃惊,心想歌怎么还能这样子唱。那声音加上冬天陕北的山川,朦胧中像是感受到了什么。现在回想,这应该跟当时听不大懂陕北方言也有关系,不知道唱的内容,就觉得很远,很苍茫,很奇异。现在太熟悉了,不会再有当初的兴奋和激动,但感受却变得更加深沉。所以前几年画《麻黄梁之夜》,散文一样的画面,我倒觉得这种画我更喜欢一些,更符合我现在这种心境。这跟年龄、心境有关。

采:您经常在创作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或者吃饭的时候去读书,读书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消遣和乐趣吗?

段:这个习惯,从小就有。记得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借了一本《水浒传》,看得如醉如痴。那时没电,煤油也要凭票供应,只能利用天色读书,以至于天黑了,书还抱着不放下,为此不知道挨过母亲多少次骂。书里有另外一个与身边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让我感到神奇、着迷和向往,于是每天都在搜寻各种书籍。遗憾“文革”期间的乡下,可看的书少之又少,有什么就看什么,只要有字就行。大学期间,看了很多西方现代文学,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新浪潮、存在主义,还有叶芝、艾略特的诗歌。理论、哲学类我一直看不进去,虽然也买过一些。毕业以后,脑子里整天装着画画的事,书看得就少了,偶尔看几本金庸之类的图书消磨时间。现在看书,也多是消磨时间,但看书确实让我变得很充实,内心安静。我喜欢吃饭时看书,大学时就这样,现在也是只要端上碗,顺手就会拿过一本书。这是一种习惯。

采:平时您都读些什么书?有没有系统的阅读计划?

段:没有什么阅读计划。对我来说,花较长时间研究性地去看一本书的机会极少。有几年想写点东西,看书时像是有点计划,“品”的成分多些,看人家如何遣词造句,体会语序甚至每个字的妙处。现在则大都是凭兴趣,用零碎时间看些篇幅较短的文字,看完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前些年我突然买了好多《太平广记》《夷坚志》《宋元笔记小说》之类的书,一是觉得篇幅短,随时可以停下来;二是觉得它每一篇都是一幅画,每个画面都有西北黄昏的感觉,觉得很对味。

采:您在创作之余还有写作的习惯,是什么促使您去写作?最近在写什么?

段正渠 夏日黄河之二 130 cm×180 cm 2000 年

段:小时候作文常被老师夸,就有兴趣了。上中学的时候,看过浩然写的《艳阳天》,我就跟同学吹着说将来要当作家。很多同学遇到作文课就发愁,憋一下午写一页,我却一写就是一本,就在那瞎编故事。大学时一心画画,除了记笔记没写什么东西,真正意识到要写点什么,也就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最早在雅昌艺术网写博客,在QQ空间写点小段子。我把它当成一件事,逼着自己每天发个图写几句,我想像记日记一样给之后留点念想,现在每天在新浪发微博也是这个意思。来北京之前那几年,常回家照顾病中的父亲,没事时就写点,《外婆家的池塘》《石榴树》那些都是那段时间写的。最近这几年,出去转悠得多,游记之类的文字就写得多一些。前两年整理出来了二三十万字,想时机成熟出一本跟画画没有一点关系的纯文学的书。对我来说,算是圆少年时期的文学梦想。

采:您写作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地点是哪里?

段:说写作有点夸张,其实就是随手记。飞机上、火车上、走路的时候,有时甚至在厕所里。想起来就写几句,很随意。

采:您用电脑写作吗?

段:用手机多,方便。以前外出都带本子,随手记。2002 年去智利,每天像记日记一样,写了不少,却一直没整理。去意大利也每天记,但都没整理。现在手机太方便了,上厕所、走路……想起什么随手就先记下来。积攒一段时间,再坐下来用电脑整理。就是觉得好玩而已,没压力,也没计划,完全随性。

采:您写的这些文章和您的绘画之间,是不是有一些直接关联,或者说作为互相解读的参考?

段:肯定是有的,但文字不一定写绘画,或者文字非得要往绘画那边靠,写东西时我完全没有想到绘画。我是觉得好玩,遇到有意思、感兴趣的事,有感触就把它当文字写了。我对乡间是有感情的,乡下的趣事也多,听到看到就记下来。但我毕竟是画画的,怎么样都会有些联系。一个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要我的绘画作品时,无意中看到了我写的《石榴树》,说里面有几段对形、色的描写,完全是画家才能写出来的。这个我从没意识过,看来这才是正常的。我写的大都是自己的经历,我从自己的视角去观察,跟我的画自然相关联。

细腻的、幽默的、意想不到的、诡异的…… 我对这些都感兴趣。没兴趣的我不会写,比如让我写艺术思考之类的题材,我会觉得受罪。

采:创作时您会感到非常快乐吗?

段:电影中常有这样的场面:两军交战之前,战马兴奋地刨着前蹄,打着响鼻仰天嘶鸣,马上要赴汤蹈火的样子。每次要开始一幅新画时,我也完全如此:画布往画架上一放,挤上颜色,倒好了油,激动得直想发抖,迫不及待就要动手。激情有了,但画的过程会遇到很多实际问题,你想表达的东西出不来,而出来的不是你想要的,甚至每一笔的位置、形状都会直接影响个人的情绪……结果往往是越画越沮丧,到最后,只想把画布给捅了。

采:在创作一幅画的时候,您是在动笔之前就已经组织好了画面结构呢,还是一边画一边展开,让您觉得更有意思?

段:按我以往的习惯,我基本上会先勾一个草图。但这个草图,到最后跟作品不一定有多大关系,因为画进去之后,经常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挺有意思的东西,我就会顺着这个往下走,或许走着走着也就走远了。有时候,也会大概有个想法就动手,边画边构思边展开。最近三四年画法有所改变,不再画原来那种一遍一遍厚涂薄染的“黑画”。现在画得薄,随时可以停下,随时也可以再开始,像正在画的《蓝色孤独》,哪里需要加东西就加,哪里过了或不够就再提提压压。最近五六年纸上作品画得比较多,我很想把纸上那种看似随意漫不经心的东西用在画布上,一遍一遍让油画有点纸本上那种亲近的手工感觉。

采:从您开始画到完成一幅作品,一般会花上多长时间?

段正渠 夜行 180 cm×150 cm 2002 年

段正渠 黄河传说之二 180 cm×150 cm 2005 年

段正渠 故事 100 cm×80 cm 2005 年

段正渠 飞跃的少年 180 cm×110 cm 1997 年

段:不一定,写生快些,几个小时一幅,创作最快也得一个多月,有些则要好几年。早年的那些画,都是反复画很多遍才完成的。那时崇尚“厚重”,认为油画就得层次丰富,就要画得让人不知道如何画来的,觉得画的遍数越多、改得越多越耐看。现在不这么看了,有些画如果几遍就可以了,就会自然地停下来。工作方法改变后,如果进行比较顺利,一两星期完成一幅作品是有可能的。不过,顺利的时候不是很多。

采:您经常毁画吗?您修改作品的力度大吗?那如果要修改,您会怎么做?

段:经常毁画,甚至毁画成了常态。这也是造成我时常痛苦的根源。改动力度很大,好多画眼看要完成,却因为某一处不遂心改着改着又给毁掉了。性格急躁,又不想凑合,只有这结果。

今年大半年,因疫情一直闷在工作室画画,天天画,到现在也没留下几幅,不是毁掉就是改来改去,时间就这么耗去了。有时候两三星期画出来一幅,拍照片看着不舒服,呼噜一下又没了。看起来天天在画室待着,最后却不见作品,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不干活天天在睡大觉呢。

段正渠 北方二 180 cm×130 cm 2000 年

如何改画,根据情况而定,有些小修小补,有些则要大刀阔斧。总之看着不顺我绝不会凑合,我常说,与其一张不死不活的画撂在那里占地方,不如下劲去修改,说不定会改出一幅非常好的作品。改不成就死心了,彻底毁了。

采:修改作品的时候是什么让您为难?有什么技术问题?

段:我觉得是有技术问题,但这不是主要的。创作差不多等于无中生有,许多东西能隐约感觉到,却又不清晰,只能反复试来试去,碰好了会顺利一些,碰不好还得试。有时候感觉就差那么一点点儿,却又不是想要的那个效果。有时候到底想要啥都不是很清楚,这是最要命的,因为这里面有无数的可能性,只能试,只能碰。

采:您在创作的过程中就想好了作品名称了吗?您是否经常在作品中描绘自己熟悉的人?

段:作品名称从来没想过,很多作品是该送展览了或者编画册要用了才临时想一个名字。

不少作品是拿地图对着上面的地名取的名字。我一直对有历史感的东西感兴趣,陕北的一些地名恰恰符合我内心的那部分需求,觉得起上这么一个名字就会显得有故事。

段正渠 受伤的鹿 160 cm×120 cm 2001 年

我不经常描绘自己熟悉的人,但多少都会对现实有映照。《大肉》中的蓝脸,喜欢这样就画了。我不想让画跟生活太近,也尽量让画面人物不太像生活中的某一个人。我以前一直说我不会用照片,因为一参考照片就会画得像照片,就会脱不开那种“生活气”,所以我的人物都是“编”出来的,编时所依赖的,自然是自己的趣味和爱好。

采:回想您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其中哪一类是您特别喜欢的?

段:《大肉》中的蓝脸,《发面》中端面的矮个男人……比较喜欢这类不那么“高大上”,也不英俊魁梧、诡异而有趣味的人物。《酒杯》《诗人》《猪蹄》那几张画中的人物,参照了《山海经》和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想让画里人物有点儿古意,离生活远一点儿。

采:从1983年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到整个1990年代,您的早期创作生涯是在郑州度过的,那时候您和一些朋友在一起做展览,有没有一种“群体感”?您有没有觉得自己属于哪个群体?

段:说不上群体,那时我就跟(段)建伟老在一块儿,一块儿下乡,一块儿办展览……还有几个脾气合得来、志趣爱好接近的朋友,一块儿喝喝酒,喷喷空。光喝酒,画也不怎么聊。刚毕业那会儿,偃师一帮学画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同乡画会,在洛阳、郑州办过两个展览,后来就不声不响了。郑州也成立过青年美术家协会,中间也就画过一次模特写生、办过一次展览,也没动静了。没有什么群体感。

采:您身边经常在一起的朋友是否对您的绘画有影响?您有没有受到过其他艺术形式的诱惑?

段:影响肯定有。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两个同学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徐坦,一个是黄小鹏,他们不但画得好,还属于有思想爱动脑子的人,课余我们经常在一起画各种探索性的画,一起讨论现代主义,这对我之后艺术的选择与发展影响至深;再说段建伟吧,肯定有彼此吸引的地方。他画里沉静幽默的感觉,还有他为人处世的方式,都会对我产生影响。如果你觉得他哪个地方好,就会不由自主地去学习。对脾气,人也得劲,所以老在一块。我如果和他没有那么密切的接触,我现在的画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可能要浮躁得多。我们俩经常在一块儿聊一些东西,比如对农民的态度,对绘画的态度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的艺术观和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不拒绝对其他艺术形式的汲取,我愿意做各种尝试,这是不安分的天性造成的。当一种东西熟练掌握之后,我就开始找新的可能,就不愿意再重复,从大学到现在一直如此,看见有意思的东西就想试试。倒也不一定非要往那个方向走,但不试试就不甘心。

采:您的绘画中是否有一种符号化的东西?有不少评论文章认为您的绘画有象征和隐喻的东西。比如黄河系列中的黄河鲤鱼、黄河船夫和大船,您是怎样看待的?

段:即使有,也并非我有意为之。从我个人来说,我考虑更多的是画面本身。开始画黄河,也并非因为它的“意蕴”,而是想通过风景画寻求一种突破——当时画人物遇到不少问题,想通过改变题材来解决作品中人物的问题;至于说黄河鲤鱼,与前面问题一样,开始是想从这里解决别的问题,因为鱼没有表情,结构也简单,没有胳膊腿儿……到后来开始追求一种神秘情绪和激荡的感觉。艺术作品本来就不是图解式的看图说话,所有作品都是由艺术家和观者一起完成的。

采:评论界常把您的绘画归入表现主义或者乡土绘画的范畴,可是在我看来,您的作品里面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稚拙艺术的影响,您是怎样看待的?

段:归类是评论家的事情,画画的不会关心这些,至少我不会。浪漫主义、稚拙艺术我确实喜欢,但象征主义倒一直不感兴趣。

采:早年您的创作曾一度受鲁奥风格的影响,那时候见过鲁奥的原作吗?

段:上大学时,我买过一大一小两本鲁奥的画册,那时候没见过原作,只看画册。那时挺喜欢他的画,虽然我明明知道鲁奥的风格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不受欢迎的。毕业后我一直在画院工作,那时要露脸,只有参加全国美展一条路,而鲁奥风格在当时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可我确实又喜欢。后来虽有多种创作尝试,但展览最终全都落选。我就想,即使不学鲁奥不也选不上,为何喜欢他而不去学?出乎意料的是,参加全国展览的第一张画儿竟是鲁奥风格的《山歌》。1991 年“二段”展,我的那批画基本上都是鲁奥风格。1991年之后,我意识到一个画家有别人的绘画风格是不对的,之后就有意识地避开鲁奥。

段正渠 威海龙须岛 60 cm×80 cm 2004 年

段正渠 黄河传说之四 130 cm×180 cm 2008 年

1999年我去了日本,第一次看到鲁奥大量的原作,可惜我那时已失去对鲁奥最初的热情,再后来在欧洲也经常看到,虽依然觉得好,好得很,但我已经用另外一种眼光去欣赏了。那时心里非常感慨,鲁奥像一面镜子,映出我们的猥琐、庸俗。还想要是早十年能看见鲁奥的原作,我的画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

不看原作是不行的。原来看印刷品中粗糙的质感,我就一直在想鲁奥是不是先做了底子,所以每画一幅新画之前,我都会先厚厚画上几遍。等亲眼见到原作,看了介绍他工作的纪录片之后才知道,鲁奥就是一次次重复才显得厚重的,我之前的模仿,其实是对鲁奥创作手法的误读。他不会那么刻意地设计。

采:能不能谈谈,您是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形成个人风格的?

段:大学期间一直到1987 年,我几乎把现代主义大师的绘画风格都模仿了一遍。鲁奥是我一直喜欢的,喜欢他简洁有力的造型和粗糙的边线,以及由此产生的力量感。但当时找不到契合点,也仅仅是喜欢而已。

1987年春天,第一次去了陕北。先是画了好多蓝天白云黄土的纸本油画,颜色好看,却有点单薄又觉得不对劲儿,不是“心目中的陕北”。后来在窑洞里听歌,在黑夜里走路……我觉得陕北是深沉的,是鲁奥风格,用别的任何方法都不对。之后开始一次次在寒冬腊月去陕北,并开始正儿八经地研究鲁奥,先是1987 年画了《山歌》,1989 年又画了《红崖圪岔山曲曲》。但这时风格仍是不明确的,除了学鲁奥,同时也在画着写实的古典风格。1991 年的“二段”展览,考虑到一个展览的作品要内容相对统一,风格相近,不能东一张西一张,于是画了《走西口》《亲嘴》《婆姨》《纸牌》等一批陕北作品。这批画受到大家的认可。在此之后,我开始明确地减弱和剔去鲁奥那些标志性的符号,将粗黑边线融入形体,色调也依照陕北的感受转为深暗的土褐色。经过几年的努力,个人的风格才变得明晰。

采:刚才您谈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受鲁奥影响较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始关注德国新表现主义绘画和意大利的超前卫绘画等,过去一段时间,您又对“坏画”感兴趣,您是怎样借鉴的呢?还有哪些艺术家在手法上影响过您呢?

段:我一直对新鲜的东西感兴趣。最开始喜欢新表现,是因为我对他们的直接画法很感兴趣,觉得它可以帮助我从鲁奥“坚实厚重”中跳出来,想试试。学进去才知道,看似信手涂抹的作品,其实是很讲究的,只是这种讲究和我们的惯常做法不一样。还有他们的表达方式也非常有意思,跟咱们惯常思路是两回事。思路、方式变得多维起来,从他们那里找到了极大的可能性。他们怎么能够这样画?看文章找找资料,慢慢会理解一些,才知道他们的出处与传承。

看得多了,有感触了,我就用直接画法画了《响器》《洞房》《风景》(1993),还有《英雄远去》(1995)。虽然现在看没什么,但在当时被鲁奥风格的硬壳包裹的时候,这种改变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这就是当时“新表现”对我的影响。“坏画”在“不讲究”“没有技法”的外壳下,包含着一种奇特的生命力,它改变了以往对完整、娴熟、技法的理解,也丰富了我的表现手段。

采:在您40年来的绘画探索中,您的兴趣点是不是一直在变化?

段正渠 黄河之十三 130 cm×180 cm 2005 年

段正渠 麻黄梁之秋 布面油画 160 cm×230 cm 2015 年

段:是一直在变化。年轻时因为本来就没有自己,所以也谈不上变化。像许多人一样,那时候喜欢唯美,后来突然对这些深恶痛绝;20世纪90年代初,算是形成个人的风格,并一直致力于表现自己钟情的诸如“崇高”“厚重”“深沉”一类的东西。到1995 年、2000 年,因为不满足于现有的表现方式,曾有过几次要变的决心和尝试,但都是试了一阵子就停下了;在2015年前后,突然对原有的美学理想不那么上心了,每天站在画布前变得心不在焉,非常烦躁,画了就涂,几乎没有沉进去的可能。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是哪儿的问题,只是越来越不喜欢出门,不喜欢与人接触,讨厌热闹浮华虚假的社交场合,对花里胡哨的各种画展,也提不起看一眼的兴趣,甚至电话一响,最怕的竟然是画展的邀请。这情景一直持续了两三年。我曾多次想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难道艺术生命到此为止了?或者老到了求知的欲望要萎缩和消失的地步?还是与人交往中悟出了人的无聊?多数时候,我宁可一个人缩在房间的沙发里,让脑子一片空白。直到2017年末,通过改变手法和题材,我才终于从绝望的泥沼中爬了出来,我发现天塌一样的灾难,其实不过是对画了几十年的手法和内容失去了兴趣,我转身散淡、平和、自由、诡异……往日的热情重新被点燃。

其实早就该变化了,只因担心“弄丢了自己”,变化一直被我压抑着。

段正渠 烟花 180 cm×150 cm 2009 年

段正渠 有扑克牌的静物 73 cm×60 cm 1996 年

段正渠 天底下歌唱 160 cm×230 cm 2014 年

采: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今天,这将近40年时间里,您几乎见证了国内艺术市场机制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而2000年以来,艺术市场起起伏伏,您也有很多作品进入市场,这改变了您的生活吗?您会像一些画家一样,在为市场创作和严肃创作之间划定界限吗?

段:画家原来太穷了,能卖画当然对谁来说都是好事。大概是1992年,我第一次卖了五六幅画,全是1991 年“二段”展的作品。当时既兴奋,又心疼。兴奋是因为从没想过画可以卖还可以变成钱,心疼则是因为那是用心血生命完成的,画被搬走,就像眼看着陌生人从身边把自己的孩子抱走一样,心都碎了。但那时确实需要钱,有钱能解决生活中许多实际问题。

但我从不会为市场画画,我这种性格绝不会去迎合谁,我一直都在认真地创作。加上我有工作,基本生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可以静心工作。市场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只操心你不仅是画家,而且是出名的画家,出名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不便?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名画家”,还是那年“假画门”事件,有媒体说“名人不能那么信口开河”(大概这个意思),我才想,哦,啥时候我也成“名人”了。刚毕业的那会儿,只想画好,心心念念要出名,后来稀里糊涂知道的人多了,却疑惑什么样才算“画好”?没有止境。于是只能一直不停地努力。也许不够“有名”,名气对自己的影响不大,除了被邀参加展览、参加开幕式比较多外,别的好像也没什么。作为一个画画的人,任何时候惦记的都是画画这件事。假如说有什么会影响到画画,我会选择远离那些东西。像开幕式、研讨会,能不去就不去,确实很费时间,当然朋友的除外。

总的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又不是娱乐圈明星,有几个人知道你?

段正渠 夜里麻黄梁 160 cm×120 cm 2004 年

段正渠 大鱼之三 160 cm×120 cm 2006 年

段正渠 小站 160 cm×130 cm 2006 年

段正渠 星空 130 cm×100 cm 2004 年

段正渠 玩火少年 160 cm×120 cm 2001 年

采:您近期作品的变化,是怎样想的?

段:大约在2014年、2015年前后,不想再画原来的东西了,对那些东西完全失去激情,想开始一些新的尝试。先是画了两年的纸本,接着又画了一阵坦普拉,磕磕碰碰一直到现在。今年疫情期间一直在画室画画,因为时间比较集中,画得多体会也更多些,但是目前依然还不成熟,主要是作品里想要表达的东西还不太明确。

目前一直还在实验中。我爱说“踏实的感觉”。踏实不踏实,其实就是个人面对新东西时的承受度,自己能不能给自己有个合适、合理的说辞和交代。能够画得坦然那就接着画,不坦然不踏实就需要思考与调整。比如原来画“英雄远去”这个主题,开始勾了八幅草图,画了四幅觉得不踏实就停下不画了。2000年上海双年展之后画的《燃烧的树》之类的也没继续,因为不踏实。这些年倒觉得当时那些令自己感觉不踏实的作品,不再是问题了,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往下进行了。这种释然和转变,用去了至少十几年的工夫。人是脱离不开社会的,会在有意无意之间考虑一些与自己有关联的问题,考虑了就会受影响。但现在我完全可以不管不顾,心无旁骛地画自己想画的东西了。

计划明年办几个展览,我想给自己施加压力。如果还像以前的状态,只是闲了涂两笔,进度就会很慢,很多问题就不容易暴露和解决。这两年思考得多,如果说以前不大动脑筋,这两年可真想了。我参照了很多东西,试着给自己定位,但任何变化真是不容易。

采:有些画家不太愿意谈起他们正在进行的作品,因为处于一种进程中,结果难料,您介意吗?

段:估计大部分画家都会这样。我倒不介意谈论正在进行的作品,但我也不会把没完成的作品拿出来示人,就像你说的“处在进程中,结果难料”,它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大幅度更改甚至涂掉的可能随时都存在。所以,正在进行中的作品是属于比较个人的、私密的。

采:对于未来,您有什么明确的计划吗?

段:希望能在两三年之内,把近几年的新作办个展览,整体地拿出来看看。从现在的进度来看困难很大,许多东西还没有理顺,但我会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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