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守护上海的“都市文脉”

沈栖

如同四合院富有京派的文化底蕴，石库门则颇具海派的建筑特色。有学者誉之为“上海的城市徽识”，此言不虚。

最早的石库门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基于传统的江南民居，继承了古代中国式建筑以中轴线为对称布局的特点，当时的上海正值列强分据的局面，西方的建筑细部和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加以融合，成为上海近代史上一个独特的时代产物。倘若问及老上海人自己的故乡是咋样的，大多会很自然地回想起弄堂生活的场景。这种两边被石库门房子夹住的窄窄、长长的弄堂，真的颇有上海这座城市的“味道”，它代表了上海不同阶段的精神面貌和建筑特点，乃至反映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和民居的关联，蕴含着诸多的历史信息;它是真实的而不加粉饰的历史记忆，也是人们藉以确定自己身份的文化背景。石库门建筑在历史的沉淀中，已根据上海人生活的实际需要作了改变，这种建筑形式早已与上海人的生活融为一体。虽说沧桑变迁，尤其是经历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但现如今，作為优秀的建筑遗产，上海还是保留了像新天地、田子坊等一批石库门。

上海石库门建筑得以妥善保存，人们不能忘记一位从事城市规划的学者的名字：阮仪三。

这位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一直生活、工作在上海，他把那份感情倾注到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他认为，石库门是上海所独有的，它见证了上海从过去到现代转变过程中城市居住模式的变化，具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2008年起，阮仪三组织了一支队伍，发动182个学生，将他的10个博士生、博士后全部调动起来，花了整整半年时间，对上海的弄堂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调查，获得1000多张表格和详细数据。他及其团队将调查成果汇编成册呈交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建议扩大历史风貌保护区，守住石库门这一“都市文脉”。阮仪三的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列入上海城市规划的总体构想之中。

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过：“在21世纪初期，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在全球化的迫切压力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当下的中国日渐改造成为现今世界上最为奇异的“景观社会”。毋庸讳言，日新月异的城市化建设，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也将相当多的古老建筑一拆了之，使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永远消泯于中国的版图。历史建筑的瑰宝，后人无缘寓目，斥今人为“败家子”，活该！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确实需要改善，旧城改造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说起旧城改造，我忽而想起了博罗尼亚。这座富裕的历史文化名城位于意大利的北部，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整体性保护）的城市。所谓“整体性保护”，就是既要保护有价值的古建筑，还要保护生活在那里的居民的原生态。博罗尼亚旧城改造取得成功，有两条经验值得借鉴：一是保护古城风貌，除了要保护那些有形的文化遗址（教堂、街巷、宫殿等），还要保护一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无形的人文内涵——如民俗风情、生活方式;二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仅需要技术和知识，而且需要制定相关的社会政策，调动人的积极性，只有扎根社区、符合民意的改建方案才能取信于民，也才能体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也许是一种理念上的“所见略同”，阮仪三呼吁保护石库门时，也是非常看重人文保护，因为弄堂、房子都是人们生活的载体。他曾不止一次地批评上海新天地“全是商店，而没有住人”。他要从石库门中寻找、发现最原汁原味的、具有灵魂的“里弄风情”。

上海不能没有石库门，失之，它将多了同质少了个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理应向阮仪三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