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对命题态度中量化纳入问题的解决

摘 要：蒯因在《量词与命题态度》一文中指出含有命题态度的从句有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分别为“关系性涵义”语句和“概念性涵义”语句，并由此提出对命题态度中量化纳入的问题的探讨。命题态度中量词纳入主要涉及两个问题，量詞纳入问题是否可以在信念语境中把量化纳入？以及如何向信念关系性陈述提供量化？通过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不难得出，在命题态度中实施量化纳入是可行的，可通过语义学角度和内涵角度对其量化纳入，为命题态度语句的指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路径。

关键词：概念性涵义;关系性涵义;量词纳入

一、命题态度中量化纳入问题的提出

蒯因在《量词与命题态度》一文中指出含有命题态度的从句有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可不加区分地统一处理。这两种表达方式分别为关系性涵义与概念性涵义。关系性涵义与概念性涵义的差异是结构的差异，两者是对涉及命题态度语句的重新解读，通过改变句子的构成成分，而形成的两种语句结构方式。为准确的说明这点，以这样一句含有命题态度的语句为例：我想要一条单帆船。

关系性涵义对其表达为：存在一个东西是单帆船，并且我想要这个东西。这个关系性涵义语句表达并不能因单帆船不存在而简单地判定其表述的不正确性，这种改写是结构上变化，量词是从外部被纳入命题态度从句。概念性涵义表达则为，我想要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一条单帆船，并且我想要它。概念性涵义语句突出信念想要，量词是在语境内部。蒯因对其两者进行划分，其目的就是要解决以单个对象作为信念等命题态度的对象时在解读时产生的混乱。[1]57-66

（1）（X）（Ralph believes that X is a spy），（关系性涵义）

（2） Ralph believes that （X）X is a spy，（概念性涵义）[2]177-178

虽然这两个句子可以被理解为同一句话，即拉尔夫相信某人是一名间谍。但在根据“关系性涵义”和“概念性含义”进行严格的表述时，则分别为“存在某个拉尔夫相信其是间谍的人”及“拉尔夫相信存在间谍这种人”。[3]641这两种表述显然是不同的。“关系性涵义”语句明确从外部把量化纳入（quantifying into）一个命题态度习语。“概念性涵义”则是未把量化纳入命题态度，而是在语境内部进行量化。[3]642但是这种量化纳入的处理，未完全解决解读时遇到的困难，还将引起新的问题，当一个人对某人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时，会产生奇怪的结论。例如一个人同时相信某人是间谍，又不相信某人是间谍。这个人不知道他所指的是同一个人，认为自己描述的两个不同的人，事实上他描述的是同一个人，他同时持有了两个相反的信念。

（3）Ralph believes that the man in the brown hat is a spy，

（4）Ralph does not believes that the man see at the beach is a spy，[2]177-178

在这种情形下，信念持有者对同一个对象持有同时持有两个相反的信念，同时真诚地相信其是间谍，又否认其是间谍，这种表达是产生矛盾的。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信念持有者并不知道其持有信念的对象是同一个人。命题态度中量词纳入问题的解决转换为指称问题，命题态度量词纳入就是为了能够准确指称对象，避免出现歧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命题态度语句不得不直面量词纳入问题。

二、命题态度中量化纳入问题的解决

戴维森对命题态度从句量化纳入处理首先选择了语义学路径，划分关系性涵义与概念性涵义。概念性涵义语句强调信念，关系性涵义不突出态度信念。后者从外部将量化纳入命题态度习语，前者从语境内部纳入量词。这两种量词纳入方式都可以实现对命题态度语句中量词纳入，那么下一个问题则是这种对量化纳入处理是否恰当。

概念性涵义反对类型的合取，认为一个人不能同时真诚地否认某个事实的真同时又相信这个事实的真。关系性涵义则支持类型的合取。关系性涵义和概念性涵义对于部分语句两者都可使用，部分语句关系性涵义支持概念性涵义排斥，部分语句概念性涵义支持而关系性涵义排斥。面对一个个体对同一对象持相反信念，通过关系性涵义与概念性涵义共同处理，在解读时出现指称的混乱。

蒯因放弃用外延处理态度命题，“从信念的单一涵义即上述的信念1着手，让我们首先把这种信念看作是持有信念者与某一内涵（由“that”从句来命名）之间的一种关系。”[3]643蒯因摒弃关系性涵义对语句的解读，只用概念性涵义处理命题态度从句。通过变项来规定更高程度的内涵，可以构造信念持有者与命题之间的信念关系。在没有其他变元作为自由变项出现的情况下，信念持有者与这个命题之间是二元关系。当再加入一个变元作为自由变项时，信念关系则成为不可还原到二元关系的三元信念关系。以此类推，可以通过自由变项的增加构造更高层次内涵。通过这种方法改造过的概念性涵义，允许同一对象以一种方式表达时是可信的，而以另一种方式表达是不可信的。这种狭义的内涵适用于构造的信念关系，命名内涵的词项的指称是模糊的。

从内涵角度，通过加入多重变项规定更高程度的方法，命题态度的量化纳入可以解决对同一对象出现对立信念的情况，因为是以不同方式表述同一对象的结果。因为信念语境的含糊性，构造更高的内涵重新对词项的指称性出现和非指称性出现之间划出明确分界。信念语境在指称上是含糊的，因为信念语境有指称性境况和非指称境况，在非指称境况下对象that从句中没有指称。内涵的标记只在此项的指称性境况时适用。最终，蒯因得出在命题态度中量化纳入是可行的，却是无意义的，根源就在于命题态度的含糊性。[3]654

结 语

蒯因对命题态度中that从句量化纳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视角，分别是语义学角度和内涵角度。虽然他本人对自己量化纳入问题的解决并不满意，认为信念语境在指称上是含糊的，将量词纳入信念语境不能解决单个对象作为信念等命题态度的对象时在解读时产生混乱的问题，但是他仍做了有意义的工作。蒯因用语义手段对命题态度that从句的量化纳入问题作了清楚的表述，通过改变句子结构区分了从外部把量词纳入命题态度与从内部把量词纳入信念语境两条路径，对命题态度量化问题解决进行了精准的解读，启发了卡普兰借助弗雷格的语义学方法解决量化纳入问题。其通过引入自由变项构建更高程度内涵的方法，也为日后谓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理解蒯因对命题态度中量化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于解决在命题态度语句中指称问题，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也有助于思考计算机如何更准确的识别理解人类语言。

参考文献

[1] 陈嘉明.理解与“命题主义”[J].东南学术，2020（01）：57-66.

[2] W. V. Quine Quantifiers and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53， No. 5. （Mar. 1， 1956）： 177-187.

[3] W. V.蒯因.量词与命题态度.[A].语言哲学（美）马蒂尼奇A.P（A.P.Martinich）编，牟博等译.[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02：641-654;654.

作者简介：李伟凤（1992-），女，安徽省阜阳市颍上人，安徽大学哲学系2018级在读研究生硕士，研究方向：外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