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上）

胡公冕

我是一八八八年一月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楠溪五尺村一个贫农家庭。十九岁那年，我向人借了两块钱，瞒着父亲跑到杭州谋求生路。

经过同乡介绍，我到杭州随营学校当学兵，在那里呆了一年多，自己努力学习，文化有所提高。一九〇九年夏，父亲来杭州找我，于是又回家乡，在岩头小学当体操教员。次年经过原杭州随营学校的排长冯炽中介绍，到浙江孝丰县一个兵营当教练。

一九一一年春，因父亲有病，又回到家乡，先后在岩头、枫林镇当小学教员。不久到温州准备去上海参加辛亥革命军。当时正在温州为辛亥革命军招兵的冯炽中遇见了我，便叫我把兵带到宁波。到宁波之后，我就在革命军一个师教导团里当排长。当时黄郛是师长，蒋介石是教导团团长。后来教导团开到上海改编成“模范团”，我当了队长（相当于连长）。约三个月后，因为南北议和，部队解散，我离开上海。

一九一二年春，我到杭州经沈钓儒先生（杭州体育会发起人）介绍，到杭州体育专门学校当教员。秋，又到杭州第一师范当教员，主要是教体育课。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十年。

伟大的十月革命影响了我思想的转变，我热烈地参加了五四运动。此时，第一师范请了几个思想进步的教员，如陈望道、刘大自、沈仲九。当时，第一师范的学运在全国可算是很突出的。施存统（复亮）作了一篇《非孝》文章，北洋军阀卢永祥遂将一师校长经子渊撤职。学生起而反抗，风潮闹得很大，警察厅长夏超派兵包围学校。我一面代表学校去交涉，一面参与指挥学生闹风潮，反抗军警。

我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认识了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真面目。中国要独立自主，就必须推翻军阀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因而我坚决要求参加革命。一九二一年十月，在上海由沈定一、陈望道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在入党之前没有读过共产党的书籍，更谈不到马列主义理论的认识。共产党之所以准我加入，是因为我实际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春，我离开浙江第一师范赴苏联，同行者有汪寿华、梁伯台、华林、谢文锦、傅大庆等十余人，拟进莫斯科东方大学。我们由上海乘轮到海参威，不料到时该处已被白党占领，我们即取道中东路赴哈尔滨，经松花江到阿木尔省。我忽然患伤寒症，住医院五十天。病愈后，经赤塔到伊尔库次克，此时第三国际正在莫斯科召开远东民族大会，党指定我为出席代表。参加会议的，除中共党员外，尚有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分子。中国总代表是张国焘，他是由北京去的。此时，中国各地去的代表都停留在伊尔库次克，时常开会。张国焘在开会时表现他个人英雄主义，惹起代表们的不满。有一次，我在会上批评了他，颇得大家的同情。当时张国焘不知道我是党员，到莫斯科后，由瞿秋白召集党小组会议，批评我不应该在群众参加的会上随便批评同志，打击了党的代表在群众中的威信。结果，党处分了我半年无被选举权。我表示完全接受。回国后，因我在工作中表现得很好，不到半年，党撤销了对我的处分。

我赴苏联，原拟入东方大学学习的，会毕，我请求入校学习。同志们说：“回国工作要紧。”我们便决定回国。我和代表团一同到列宁格勒去参观，参观后由列宁格勒乘车回国，时在一九二三年春。

我在苏联得到两个最深的印象：一是苏联各机关中的工作人员，那种忘我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那时，苏联的灾荒很严重，有些地区饿死很多人。他们每一顿饭把自己吃的面包节省下五或六分之一，拿去救济灾民。每个星期日还劳动生产，所得的工资，也拿去救济灾民。二是对我们外来的代表，优待备至，每到一处，不论是工作人员或广大群众，都流露出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使人十分感動。

我回国后，仍在浙江第一师范当教员。一九二三年九月间，邵力子、戴季陶带信约我去上海。他们要我到福建许崇智那里去改造军队，介绍我见孙中山先生，并要我加入国民党。我经党的同意后，便加入了国民党。那时，蒋介石任许崇智的参谋长。我到福建见蒋后，知道军队完全是广东系，外来的人很难参加到这个系统中去带兵的。因此，我同蒋介石说：“我要回上海。”蒋问我，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 并问我中国革命的形势，我当时说：北洋军阀在北方的反动势力是根深蒂固的，东南西南的军阀仅是他们布出来的爪牙。我的意见，想在库伦办一个军官学校，只要把北洋军阀反动的根基铲除，东南西南就不愁了，因人民文化程度较高，完成国民革命有事半功倍的可能。当时蒋极表同意，并说：我们革命先要有一个根据地，现在我们已经计划打广东了，等广州打下后，我们一同去吧。后来蒋回奉化，不久，我就回到上海。这时，杨希闵、刘震寰已经把广州打下，中山先生已回广州组织大本营。我于一九二四年春去广州，蒋也到广州大本营，派我在兵站部工作。这时，我与胡汉民谈话比较多。胡认为我在兵站部工作不相宜，主张我去江浙活动，我亦同意，遂回上海转杭州。不久，邵力子来信要我回上海，我到上海后，邵告知我：将介石曾要我一同去苏联。蒋是孙中山先生派他做总代表的。我见蒋后，表示愿同去。这时，蒋问我：“你认识张太雷吗 他要求同去，你以为怎么样 ”我说：“张太雷同去很好，他是一个纯洁的革命青年，会说英语、俄语，同去是很方便的。”因此，蒋就决定张同去。结果，同行只有蒋介石、王宗山、沈定一、张太雷四人。我没有去成，因我正在闹家庭纠纷。蒋同意我暂留上海。他说：“后方的经济和公事的联络也需要人，你留在上海，等我到赤塔后再来电叫你去。”我在上海等了很久，不见蒋的来电，便去和邵力子商量，邵主张回广州大本营。后来，我回到广州。同去苏联的四人中，蒋、王是国民党党员，沈、张是共产党党员。在路上谈到中国革命和民族等问题时，由于立场不同，一路上争吵很厉害，尤其是沈定一当时很看不起蒋介石。蒋回国到上海时，适我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浙江办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代表事，路经上海。我与蒋见面时，他对我的态度非常坏。原因是，为了我介绍张太雷的关系。此时已决定国共合作。我由广州来上海，胡汉民、廖仲恺托我带信给戴季陶。信内说蒋介石反对国共合作，要戴劝蒋不要坚持反对。因此，我才知道蒋介石根本是一个反共分子，当时我就去报告党中央。

我在浙江办理代表选举事毕，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可说国民党已经没有了群众的组织。陈炯明等叛变的叛变，一批国会议员向北洋军阀的投降。即使跟着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许多党员，形式上是革命的，实质上可说大多数是反对国共合作的。蒋介石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物。还有一些是反对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而主张二民主义的，茅祖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时，孙中山先生曾说：你们如果反对民生主义，你们的命将来一定会被人革掉的。实际上，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是起着核心作用的。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有了相当大的群众组织，工人方面，如上海、汉口等处都有了组织，尤其铁路工人和安源、水口山等处矿工的组织，力量相当大。全国思想进步的优秀青年，可说是大多受共产党的领导站在革命的战线上努力奋斗。由于国共合作，中国国民党才得到了新生。

当时，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也出席国民党这次大会，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中，毛主席曾登台发言，他说：中国的版图上，一草一木都属于中国人民的，不准任何帝国主义来侵略。他的话使很多代表为之感动。后来，他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培养了许多农运干部。毛主席在那时就特别重视农民运动。

会后，我被派到浙江招考黄埔第一期学生。同时，西北、华北等处来的第一期学生到上海后，亦由我招待率领到广州。此时，党已决定我到黄埔军校工作，但蒋介石不使我带学生，只派我在管理处服务。后来，蒋要选择一个军校卫兵长，我要求担任这个工作。

黄埔军校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开学，原来是短期一六个月的训练。干部已在训练，但没有兵，因此又派我到浙江去招两个教导团的兵。我在浙江的行动，引起北洋军阀的注意，到处派人捉我。由于党的支持和帮助，我终于招来了两团兵，约一千人。同从湖南招来的一千多人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教导一团和二团，绝大多数营连排长是我们的同志和黄埔一、二期进步的学生。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东征和打杨、刘的主力。

一九二五年春，蒋介石带领两个教导团东征陈炯明。此时，廖仲恺为党代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学生对他是很信仰的。校中优秀的学生有不少人加入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何应钦、王柏龄分任教导一、二两团团长。我为教导第二团第一营党代表。东征至兴宁，派我为第二营营长。到潮汕时，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叛变，所以立即回师扫清刘、杨。我兼任前卫司令，在龙烟洞受伤。东征时凡是营长受伤者均提升为团长，唯我受伤不予提升，可见蒋介石对共产党员歧视之一斑。

我伤愈后，蒋介石派我到西伯利亚招募一部份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当时，我同第三国际代表去伯力，因情况：不许可，所以没有招到兵就回国了。到广州后，陈延年对我说：你可要求当团长。我见蒋时，他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说：有团长缺，我去带兵。他听了这话，脸色马上变了，但随即缓和下来对我说：现在没有团长缺，你先去当团党代表吧。党要我去带兵，蒋介石却派我为第六团党代表。团长惠东升是最反动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广州事变头一天下午，我看见惠东升换了便衣出去吃喜酒，忽然他又回来穿上军装一同吃晚饭，并将原来收回的子弹又发给士兵。我推测必有事故发生。饭后，我立刻到广州文明路报告党。陈延年说：他们不会对我们有什么举动。因此，我只好回团睡觉了。半夜，惠派兵将我押到第三营营部看管，天明时，营部的勤务兵说：校长（指蒋）来了。我问带了卫队没有 他说：带了。我才明白是蒋的主谋，当时，我写条子问蒋为什么把我拘禁起来。他见了条子，就把我放了，向我解释说是误会。事变后，恩来同志遂派我到上海将事变的经过向党中央报告。

我回到广州后，恩来同志提议派我到黄埔军校政治科当大队长。该大队学生有五百多名，政治水平较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北伐时，即将这一大队改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宣传大队。我任大队长，同时负责北伐各军党的组织工作，沿途派该大队优秀学生到各军负责政治工作。此时蒋介石亲信的军队只有第一第二两师，其他各军都不是他的嫡系，不听他的指挥。蒋已觉得他自己很孤立，同时，中共拥汪倒蒋的呼声很高。他叫蒋先云（共产党员，在蒋处当机要秘书）来同我说，要我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说他始终是要和共产党合作的，否则，中国的国民革命就不会成功。并说：汪是一个书生，负不起重大的责任。其意思是要我们不要拥汪。党明知他说的是谎话，但是仍决定我到上海走一趟，敷衍他一下。此时广州拥汪倒蒋的标语都已贴出来了。我去杭州策动夏超起义响应北伐军。我与夏约定，等南昌、九江攻下后派人与他联络。并告诉他：如果起义太早，是要失败的。那时，我不知道邓演达已派人和他联络。后来夏超因起义太早而失败了。我回武汉时，蒋已到江西，我便到江西工作。此时，邓演达接连打了几个电报要我回武汉担任武汉分校总队长。蒋把电报扣留了不使我知道。到江西后，蒋发表我为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

此时，蒋的一、二两师师长是王柏龄和刘峙，攻南昌失败了。总司令部由高安向南昌前进，离南昌城不远，就到鲁涤平的司令部。蒋见鲁对他很冷淡，叫我到南昌城外视察刘峙这一师的情况，蒋在鲁处坐不住，未得我的回报就来刘峙的司令部。这时蒋感觉非打一个胜仗，不能挽回他失败的命运，所以当天晚上集中一个团的干部冒险爬城，不料敌人已有准备，偷出水门，埋伏城边，待爬城队伍将近城边时，以猛烈的火力射击，爬城的干部完全牺牲了。当夜蒋回到刘峙司令部大哭了一场。第二天，加伦将军赶到，蒋如得救星，重新部署攻城计划，一星期后攻下南昌、九江，改调我为团长。

我率领一个由俘虏编成的团为攻浙江的先头部队，这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一路行军，一路训练，到了浙江衢州，还未遇到敌人。此时，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我接到蒋的电令，调我为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并说明在浙江省政府未成立之前，一切行政由我负责。杭州攻下后，白崇禧便派他的亲信潘宜之來监视我的行动。但是我凡关于浙江行政人员的任用，均与党的省委商量办理。为了派一个沪杭铁路局的局长王兆全的事，何应钦、白崇禧极力摈斥我，我几至不能工作，因此电蒋请病假。

上海攻下后，蒋已派陈群为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找随到上海住惠中饭店。蒋派杨啸天找我到总司令部去，要找去约陈独秀和他谈话。此时，国民党的元老们都集中在蒋的司令部（上海枫林桥）。当时吴稚晖谈到俄国顾问如何如何的不好，我听了非常生气。我趁国民党的元老们都在座，便说：国共合作于中国革命是有利的，苏联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现在北伐尚未完全成功，不应该闹纠纷。两党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提出公开的讨论。当我第一次去找陈独秀时，便将蒋要我来的意思和国民党方面敌视我们的情形报告了陈。陈和彭述之等考虑了一下后才说：你就去说我病了。隔了两天，蒋又要我去找陈独秀，陈叫我仍以有病回答。第二次回复时，蒋的态度非常不好，就撕下脸来对我说，你下次来，不要到楼上，在下面会客厅见我好了。过了两天，又要我去约陈独秀，陈仍以有病叫我推辭。蒋当时表示，那就算了。并说：你明天把铺盖搬到司令部里来。我说，这几天身体不大好，过几天再搬进来。此时，我看一般的情况以及蒋这种气愤的态度，判断可能要发生大的变故。因此，我一方面报告党中央，一面搬到南市一个医院去住了。第三天晚上就听到枪声大作，蒋介石便开始了他的“四·一二”大屠杀。过了几天，我不敢在上海住，便化装跑到杭州，看见浙江报上登的通缉名单，宣中华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因此，设法由水路回上海。此时，宣中华由杭州逃上海，在新龙华被捕牺牲。

一九二七年五月间，我到了武汉，恩来同志提议派我到张发奎那里当教导团团长。张忌我，他改调我到七十七团当团长，原团长是蒋先云，已阵亡。此时，我和汪派的人接触相当多。依我的判断，汪派的反共情绪不减于蒋。有一天，我特地为了此事跑到汉口向党中央报告。当时中央正在开会，散会后，他们很忙，陈独秀叫我和蔡和森谈。我便将各方所得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判断告诉了和森。此时，我们在武汉的军队以及中央人员已陆续向江西出发，留我这一个团在武汉处理伤病人员事宜。等我接到命令开拔到九江时，八一起义部队已离开南昌前进。党派聂荣臻来江边和我联络。此时，张发奎在九江，派人要我去开会。聂荣臻说：你去一定被扣留。我们商量如何冲出张发奎的包围线，但几个营长（共产党员）认为太冒险，没有把握。最后决定，我避上庐山，部队交给参谋长（共产党员，张发奎不知道的）带。

我在庐山住了几天，有人告诉我，你住在此地不妥当，张发奎要派人来捉你的。因此，我便化装到上海。不久，南昌起义的部队占领了潮汕。上海党的负责同志邓中夏叫我去潮汕。我尚未动身，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了。过了几天，彭猗兰也从潮汕经香港回到上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