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红十三军失败原因探析

张关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浙江大地到处是腥风血雨，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遭杀害。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就在这白色恐怖下，中共浙江省委宣告成立，在全省各地先后有50多个县发动了武装暴动，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居杀政策以有力的回击。特别是浙南红十三军的崛起，成为浙江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主旋律，它是当时党领导下的编入正式序列的全国十四支红军之一。全盛时期属正式红军编制的就拥有6000余人，在历时4年之久的革命斗争中，革命烽火遍及温、台、处、整4个地区的20几个县，经历了大小百余次战斗，在浙江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红的武装斗争的旗帜。但是，在过去的80多年中，“由于种种原因，这支红军队伍的功绩一直鲜为人知”。因此，现在对红十三军的历史进行研究和宣传，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这也是我们地方史研究的光荣任务之一。本文拟对红十三军失败的原因作些初浅的探析。

1930年，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報》有关红十三军活动的报道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是在1930年浙南农民武装暴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支革命武装。大革命失败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在政治上建立了法西斯的统治，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城乡，浙江的许多优秀儿女牺牲了：在经济上对人民实行横征暴敛，残酷的盘剥压榨，浙南广大农村的经济濒临破产，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在饥寒交迫下要求起来革命、改变现状的愿望十分强烈。正如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回忆说：“我们家乡的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很高，对土地的要求很迫切，对反动统治势力非常痛恨，有些地方群众已在搞武装活动，只要有人去组织就会有人响应。

再加上在“二十年代末，浙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1929年，发生了浙南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风虫为虐，水旱奇重，粮价飞涨，民不聊生。农村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不少地方出现了“村村饿相枕藉，十家九室无炊烟”的惨景。当时永嘉中心县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温属6县饥民达40万以上”。国民党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官逼民反，加速了农民武装暴动的进程。这年11月l3口，永嘉西溪一带农民大暴动，84个村庄4000多人，以步枪、鸟枪、梭标为武器，鸣锣为号，“臂缠红布，与驻地省防军（即省保安队）及民团决战，并捣毁了昆阳公安分局”，此后，浙南各县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先后建立了20余支农民武装。正是这种大好革命形势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和关注。

1930年1月，党中央派金贯真为浙南巡视员，他到温州各地巡视了一个多月，深感农民藏装斗争急需加强领导，并向在上海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提出建议，2月中央决定派胡公冕到浙南领导农民武装斗争。胡公冕是浙江永嘉县楠溪五尺村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曾先后任黄埔军校卫兵长，教导营、团党代表，政治科学生大队大队长，参加东征和北伐战争。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大队大队长、副官处处长、国民革命军六十七团团长、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等职。

“四·一二”事变后，被蒋介石通缉，隐居在上海。据他本人回忆说：“在这期间，我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认识到没有枪杆子，不但不能干革命，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正在这个时候，家乡来人找我，谈起当地散着许多枪支，农运有一些基础，他们要我回家去干。”接着又说：“事实上，我回家乡之后，很快就组成了一支四百多人的队伍，同年3月9日，中共浙南党组织在农民暴动队伍的基础上，在永嘉、仙居两县交界的黄皮寺，成立了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胡公冕任总指挥，使浙南的武装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3月下旬，金贯真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根据温、台武装斗争形势，于3月31日发出《致浙南党的信》，指示组建红十三军和浙南特委，台州、永康两地党组织隶属浙南特委。5月，红十三军成立。“攻处州后不久，1930年夏，党中央授子浙南红军游击队以红十三军的番号，派金贯真同志前来工作，并派了几名留苏的同志来协助，成立了军部，金贯真同志任政委，我任军长，陈文杰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团，以原浙南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编成红一团；台州红军组编为红二团；永康、云、仙居等县的红军组编为红三团。三个团的具体活动是分头进行，但是总的行动是统一的，相互呼应，相互配合。

红十三军建立后，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以攻打中心城镇为日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曾先后攻打过处州（丽水）、平阳、铅云、温岭、壶镇、瓯渠、乌岩等县城和集镇，从温州到丽水至金华，这一大片的土地上，到处都有红十三军战士的足迹。虽然，除了攻克铅云县城这一仗外，其它数十仗均未竟全功。但是，红十三军的军事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的嚣张气焰，震撼了各县的反动统治的基础，这可从1930年间浙南各县国民党政府向省党部的告急电文中清楚地看到，如说：“匪共猖獗，党务停滞”“危急万分”“兵力单薄，城防空虚”“县城危急、恳请省府速派兵痛剿”等等告急电文纷纷发到省府求救。直到1932年10月15日，国民党平阳县党部在给省的呈文提及此事还心有余悸：“此役1县城虽未陷落，而地方秩序已是混乱，元气损伤尚未恢复，近虽稍稍安定，而此狭未除，仍然谈虎色变，不免隐忧尚在。”

红十三军大规模地攻打中心城镇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异常恐慌。1930年9月，红军攻打乌岩镇后，敌组织大规模“围剿”。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红军仍盲目地攻打城镇，尽管红军战士个个奋勇，不怕流血牺牲，但是终于没有取得胜利，反而使队伍连连遭到挫折和损失。这样，从1930年底开始，就迫使红十三军队伍分散、隐蔽起来活动。而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清剿”，后又改变战略，把原来战略上单纯的军事“进剿”，改为“剿抚兼施”；在战术上，改长驱直入为步步为营，用数十倍之兵力，将红军围困在人烟稀少、经济贫困的狭小地带。后来，在强敌压境、粮弹缺乏、处境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在敌人利用师生、同学、亲友等关系多次劝说引诱下，加上敌人又“允诺”部队仍驻岩头不予分散的条件下，原红一团团（师）长雷高升等终于轻信上当，于1932年5月23口他率部下山，集中在永嘉岩头东宗祠堂。敌人花言巧语，说什么要同红军干部摄影留念，将干部与战士分开，敌兵四面围上来，雷高升等始知上当，马上持枪反抗，但是已晚了。当场22名干部和战士牺牲，其余被俘，这就是有名的“岩头事件”。

“岩头事件”标志着红十三军斗争的失败。但是，红十三军余部并未就此偃旗息鼓，红一团余部在永（嘉）仙（居）边境和西楠溪一带坚持斗争，有的一直坚持到1938年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并被派往永（嘉）黄（岩）边境开展斗争。红二团余部在乐清和旋门湾的各岛屿上坚持斗争到l936年3月。红三团余部在永康县工委的领导下，于1934年秋成立了浙西游击队（后称浙西工农红军第一、二大队）。1935年11月，他们与粟裕、刘英领导的红军挺进师会合，继续坚持斗争。

追寻红十三军的足迹，其日的在于正确地认识和说明其历史的丰碑，悲壮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红十三军在浙南的诞生，并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红军部队，红了浙江半边天。可惜的是，全盛时期仅仅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为什么仅仅过了半年，即到1930年初冬，红十三军就元气大伤失败已成定局呢 导致红十三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笔者择其要者作些探析。

总的说来，红十三军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客观阶级力量对比对我方不利。当时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这是造成红十三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失败得如此之快和损失这样严重，这又是同当时的红十三军执行了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有直接关系。

首先，从客观上讲，当时的红十三军是处在国革命低潮的时期，是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革命要取得迅速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在1927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跟随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仍然坚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扶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的大地主、大买办的反革命的统治。国民党各派之间经过激烈的斗争，在全国已取得了暂时的“统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虽然和旧军阀一样是一种反革命的军事专政，但是它和旧军阀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它以政党（国民党）的形式出现，而且这个政党先前曾是革命的政党，成为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有它的历史地位，在人民中曾是一面革命的通俗的旗帜。现蒋介石篡夺了这个党的领导权，盗用了这个党的历史名义，进行反革命的事业。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蒋介石的统治比旧军阀更加阴险，更具有欺骗性，它所建立的反革命统治机构比过去的任何旧军阀都强大得多。这个反动政权，是以浙江金融买办为中心，以地主买办阶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新军阀军事独裁政权，它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人民进行血腥残酷的统治。在经济上，依靠其政治军事的力量，很快地集中巨额财富，开始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口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在军事上，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浙江财阀的支持下，建立起一支以黄埔系为骨干的空前庞大的用現代化装备武装起来的反动军队，实行反革命的军事专政。在政治上，蒋介石为了巩固其专制独裁，建立起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组织，这个组织渗透到国民党各级党部、政府机关、文教部门、经济机构以及群众团体，形成一个自上而下、无孔不入的特务网。另外，蒋介石独裁政权为了强化其法西斯统治，还在各地建立起一支支地主武装，它是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政府的鹰犬，对革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

浙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是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老巢，是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中国人民和反共的大本营，也就是说，浙江是蒋介石集团苦心经营的地方。红十三军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和注意。另外，在浙南燃烧起革命烈火，既象征着蒋介石统治的后院起火，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又由于这里与中央苏区、福建闽西根据地邻近，各革命根据地有连成一片的可能。这样就使蒋介石统治集团十分恐慌，把红十三军视为心腹之患，非清除不可。

1930年5月，国民党成立了由松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兼任的“苏浙皖三省剿匪指挥部”，制订围剿计划，“以图根诛”。6月，派教导师一营抵温“督剿”，同时加强全省各地方反动民团组织。据温岭、平阳等42县统计，共组织了地方民团504个，团丁6106人，自9月红军连续攻打云、壶镇、瓯渠、乌岩等战斗后，国民党调集一三五旅和省保安团第三、四、五、七共7个团，加上温、台、处三个地区的民团约万余人，以优势兵力，分头对我红十三军的主力和各游击中心区域进行疯狂的围剿。到1930年底，浙南的许多地方党组织被破坏，游击中心区域沦入敌手，红军受到严重的损失，留下的余部被迫转入分散的游击。

当时李超时在给江南省委的报告中说：“永嘉楠溪工作原比较有基础，红军常生地现为白军占领……胡公冕、雷高升领导的经过数次打击，分散为数部分……第二师据说四分五裂，尚有二百余人在海岛中，第三师根本没有消息。永嘉西楠溪是红十三军的策源地和中心活动区，敌人对西楠溪进行重兵清剿，“实行烧乡洗血政策，有的整村尽成焦土”，先后有数百个村庄被洗劫，单是胡公冕军长的家乡五尺村，一次就被烧毁房屋100多间，一次被捕108人。原浙南特委书记，后浙南特委撤销，复建水嘉中心县委的负责人王国桢，在1931年5月17日汇报时说：“那时西楠溪的斗争已被反动派镇压下去，群众被屠杀在千人左右，房子被焚烧捣毁者在5千座以上，有的整乡整村尽成焦土，……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西楠溪从此告一段落。在温州中心县委的报告中说：“温州党的组织自失败之后，已经完全破坏，如永嘉的会昌以及西楠溪各镇，瑞安的南北区，从前都是赤色区域，现在清乡团严厉压迫之下，同志的被捕、牺牲、逃避、动摇，以及无法整顿，加以同志的叛变，投降反动派旗帜下，破坏党的组织，使工作更难着手。”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东方局和江南省委曾经派人到浙南准备恢复红十三军，但也终未成功。

红十三军为什么仅过半年时间失败就成定局，而且损失又如此严重呢 从主观上看，这主要是同红十三军的领导贯彻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结果。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红十三军在“赤化浙江”的口号指导下，把攻打中心城镇作为主要的行动目标。红十三军成立时，刚好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占统治的时期。李立三把革命力量的初步恢复和发展，夸大为已经具备了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否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以夺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他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在中央报刊《红旗》和《布尔塞维克》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左”的理论和政策。l930年2月26日，中央发出《七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即开始执行“左”倾冒险的方针。这个通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左”的估计，提出了冒险进攻的任务。并在反右的口号下，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

红十三军属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浙南特委也是属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当时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机关设在上海，由温州到上海的海陆交通都是很方便的，这样使得浙南的党和红军与中央的联络十分便利。除文件来往迅速频繁外，中央对红十三军从筹建到正式成立和军事行动都是给予直接的指示，与红十三军的领导人联系密切。正因为这样，红十三军对贯彻执行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是很彻底的。一开始就确定了战略目标，即在浙南以永嘉、台州为中心组织地方暴动，重点攻打中心城镇，往北发展，直取省城杭州，往西发展，争取与江西红军汇合，以达“赤化浙江”之目的。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红十三军前身的浙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只有10天，在条件尚不具备，准备又不周，又无完善计划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去攻打处州（丽水）了。

5月初刚建立红十三军，又立即出发攻打瑞安、平阳等县城，这些战斗以及后来的硬打绎云壶镇都暴露了红十三军的不少弱点，使红军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这主要是由于红十三军领导不能正确估量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敌我力量悬殊的基本形势，期望革命立即成功。这种不顾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一味死拼的冒险军事行动导致红十三军的连连失利，使革命力量受到无谓的损失。仅半年左右的时间，红军中心活动区的党组织和部队的有生力量损失殆尽，红军的主要领導干部也基本牺牲阵亡。

第二，红十三军存在单纯的军事观点，没有把军事行动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红十三军的领导，没有认识到大革命失败后，红军在策略上不是进攻而是有秩序的退却，避免同强大的敌人进行过早的决战，应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这就必须向农村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割据，把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要以武装割据来掩护和发展土地革命，以土地革命来支持和保证武装斗争。可是，红十三军却执行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红军一建立就实行进攻的策略，单纯的打仗。由于连续暴动，无暇顾及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更谈不上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军长胡公冕在回忆当时状况时说：“浙南红军游击队初建时，没有站住脚，就立即去执行袭击处州的计划，后来就在永嘉楠溪五尺一带游击，没有建立根据地。”“因而今天转移到这里，明天转移到那里，执行所谓‘积极游击的政策。没有去做细致艰苦的建立政权的工作，扩大政治影响。也没有深入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正由于单纯的军事观点，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使军事活动失去了依托，也不可能充分地发动群众来参加革命战争，因而在强敌进攻下，这场斗争很快遭到失败。

第三，红十三军中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红十三军是在浙南各地农民暴动队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支队伍初建时的状况；金贯真政委曾这么说：“过去各游击队的态度，可说是最不光荣的历史，游击队除缴枪要钱以外，几乎没有旁的工作。甚至为避免敌人起见，故意不提出政纲，鬼鬼崇崇的只有一种流寇式的行动，甚至连队伍本身的政治工作，也没有充分做到，”红二团团委在给特委的报告中，反映红军战士的思想状况时说：“士兵群众犯了极端民主化的毛病，不接受上级命令，时常闹私人意见。尤其是地方观念、上山倾向，仍然不能打破。根据当时红军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解决在农村战争环境下，如何建党、如何建设红军和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而党和军队的建设的中心问题，是要解决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党和红军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和队伍的纯洁性。为此，就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可惜的是，由于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政策指导下，迫不及待地要求各地举行城镇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城镇，使红军无暇顾及党和军队本身的建设。“我们部队中内部还没有组织好，并且天天与反动军队开火，没有空闲的时间来整顿。正因为红军存在单纯打仗的现象，没有做好党和军队的组织和思想建设工作，更没有去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只是想暴动，攻打城镇，结果由于连续打仗，使红军的主要指挥员和党的优秀干部相继牺牲，有的走失和叛变。因此，使红十三军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这样就必然导致这场斗争的失败。

红十三军的革命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革命的影响。

红十三军是我党红军时代武装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浙南地区的崛起，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激烈性和农民群众要求革命的迫切性。张爱萍同志高度评价了红十三军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地位，他说，红十三军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势力，牵制了敌围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根据地的部分兵力，对中央苏区及其他地区的武装斗争起了支持作用。”

红十三军的英勇斗争，是我国土地革命时期浙南地区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推进了浙南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开展，而且唤起了更多人们的阶级觉悟，为其后的革命斗争播下种子。粟裕同志曾回忆说：“红十三军的旗帜曾插到瓯江两岸的许多乡镇，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影响”，“党在这里领导过暴动，革命火种还在一些基本群众的心底埋藏着”。战火锻炼教育了人民群众，为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年不少红军战士及后代，又参加了红军挺进师、浙南游击纵队等革命队伍，继续战斗，直到全国解放。正如周丕振同志所说：“像永嘉、乐清、瑞安、平阳等红十三军的革命游击根据地，坚持20年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14个县的民主政权，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业绩。”

红十三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将水远铭记在浙南人民的心中，激励着人民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