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景中的沉城记忆： 清代黄淮运交汇区的湖市蜃楼

李德楠

(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江苏淮安 223300)

“蜃景”是一种奇特的光学折射现象，多出现在夏季的海洋上，此外也出现在沙漠、山地和湖泊上，分别被称作“海市蜃楼”“沙市蜃楼”“山市蜃楼”和“湖市蜃楼”。2019年8月4日15时，苏北洪泽湖上空出现了“湖市蜃楼”的奇妙景观，正好被摄影爱好者拍下来传到网上。由视频可见，当时湖面上出现了古建筑群、现代发电风车、现代信号塔等画面。消息传出后，有当地百姓说是300年前沉入湖底的泗州城再现。实际上，湖市蜃楼与泗州沉城的说法在洪泽湖地区广为流传，网上多见类似的报道，例如《老泗州城曾借海市蜃楼呈现于世》一文中提到，1963年发生海市蜃楼时，“人们又说，那是泗州城再现”(1)《老泗州城曾借海市蜃楼呈现于世》，老泗州网[2015-10-20]，http： //www.laosizhou.com/a/2015/1020/44882.html。。

沉城再现的民间传言固然不可信，但涉及的湖泊环境的变迁及民众对灾难的记忆等问题值得思考。湖泊作为江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蓄洪储水的重要空间，在防洪、供水、航运、生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人民日报》2018年1月5日，第1版。，以至于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典型地区。(3)王苏民、薛滨、张振克： 《研究季风区历史时期湖泊环境演化的意义》，《湖泊科学》1998年第2期。与河流相比，湖泊水域较为封闭，水体流动相对缓慢，水体交换更新周期长，自我修复能力弱，生态平衡易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4)陈雷： 《以湖长制促进人水和谐共生》，《人民日报》2018年1月5日，第14版。，因此以湖泊为中心的人地关系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灾难记忆是记忆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领域。(5)郭辉： 《中国记忆史研究的兴起与路径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杨琴： 《灾难记忆的媒介建构研究述评》，《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对于灾难记忆和文化阐释的关注，能够进一步发掘不同人群应对灾难的文化实践。(6)孙旭、代启福： 《环境意识与历史记忆——2014 年“灾难人类学工作坊”综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通过回忆强化灾难体验，可以促进作为过去知识的灾害防治机制的传递。(7)黄洁： 《被记忆的传统： 桂北侗寨的送火仪式与灾难叙事》，《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2期。具体到湖泊水系众多且水患多发的黄淮运交汇区，以往有关研究多从灾害史的视角进行，侧重于灾害过程及时空分布、灾害引发的环境及社会影响、灾患应对与荒政等问题(8)汪汉忠： 《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陈业新：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胡惠芳： 《淮河中下游地区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1912—1949)》，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马俊亚： 《被牺牲的“局部”： 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吴必虎： 《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卢勇、王思明、郭华： 《明清时期黄淮造陆与苏北灾害关系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张红安： 《明清以来苏北水患与水利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段伟、李幸： 《水患对集镇迁移的影响——以清代清河县王家营等为例》，《历史地理》第3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而环境变迁与灾难记忆视角下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不揣浅陋，专门就清代黄淮运交汇区的“湖市蜃楼”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深化对湖泊为中心的人地关系变迁的认识，推动当前大运河文化带、淮河生态经济带等国家战略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一、 清代黄淮运交汇区的湖市蜃楼

清代黄淮运交汇区湖泊密布，有骆马湖、硕项湖、洪泽湖、高宝诸湖等。高宝诸湖是淮扬运河(又称里运河)沿线一连串湖泊的统称，包括白马湖、宝应湖、氾光湖、高邮湖、甓社湖、邵伯湖等，因借湖行运，明代有“湖漕”之称。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洪泽湖“湖市蜃楼”最早见于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的记载，有三首诗提到这一景观。第一首是淮安籍进士汤调鼎的《富陵湖市》，诗曰：

汉武秦皇久劫灰，那知湖市见蓬莱。

三山恍惚生鳌背，百雉分明绕鹿胎。

水墨云中林壑翠，霏微烟里画图开。

地灵咫尺神仙岛，金掌何须接露台。(9)民国《续纂清河县志》卷一六《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7页。

汤调鼎诗中的富陵湖即洪泽湖。富陵湖是早期淮河边上系列独立的小湖泊之一，因位于汉代富陵县地而得名。明万历(1573—1620年)以后，富陵湖与泥墩湖、万家湖等逐渐连为一体，成为洪泽湖的一部分，而且也与淮河连为一片，“淮湖相连，汇成巨浸，咸名之曰洪泽湖，较之骆马、射阳不啻十倍”(10)〔清〕 麟庆： 《黄运河口古今图说》，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中华山水志丛刊》第20册，第461—462页。。清代著名古文家和方志学家鲁一同在《清河县乡镇原委》中总结了洪泽湖的演变过程，称：

自万历以后，高堰筑而五塘废、二涧塞，水无所潴泄，而黄益夺淮，淮不得下，日夜腾踔，北地浸高，淮岸堤障渐没，东抵陈公塘，北合富陵、泥墩，南并北萍诸湖为一，澒洞数百里焉。(11)咸丰《清河县志》卷三《建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86页。

洪泽湖虽自明末以后逐渐连为一体，但最初各自湖形仍隐约可辨，人们习惯上仍称各个小湖的名称。再加上文人好古，后人更喜欢以历史悠久的富陵湖指代洪泽湖。除汤调鼎《富陵湖市》外，顺治年间淮安籍画家陆坦的《甘罗城晓渡》以及顺治乙未科淮安进士邱象升的《高堰歌》中也提到了“湖市蜃楼”景观。《甘罗城晓渡》中有“前朝湖市见，未卜岁如何”(12)咸丰《清河县志》卷二二《古迹》，第386页。的描述，《高堰歌》中有“浩浩怀襄天地涨，鱼腥蜃幻迎四望”(13)〔清〕 邱象升： 《南斋诗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11页。的描述。甘罗城是秦汉时代的淮阴县故城，遗址地处淮水南岸，距离洪泽湖不远，这两首甘罗城诗描写的湖泊显然是洪泽湖。

康熙四十年(1701年)洪泽湖上发生的“湖市蜃楼”在地方志中有详细记载，该年五月二十日下午，西南风骤起，湖水翻滚，湖东面出现两道彩虹，“若帆樯无数，环水如城垣十余里”。当地人惊呼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没入水中的洪泽村再现，河督张鹏翮于是派人乘小船前往打探，探报人不久后返回，讲述了洪泽村曾经的繁华以及遗址现状，称：

东西街道旧有千余户，康熙初尚百余家。十五年水涨，居民散去。村东民田二十余里，直抵小黄庄。北至高家嘴约十五里，沿途旧有居民；又五里至陈四庄庙，亦有民舍环绕。西北至泗州杨长嘴可二十里，上有民居数十家，今亦水乡；又三里至吴家牌楼登陆，通桃源。正西约五十里至蛾眉庄。西南至泗州施家塘约五十里。正南六十里始抵清河之老子山。村基存沙滩一线，高尺五寸，长七十丈，阔八丈、十丈不等。(14)咸丰《清河县志》卷三《乡镇》，第86页。

曾经“东西街道旧有千余户”的繁华村镇康熙初仍“尚百余家”，至康熙十五年沉入湖底，康熙四十年时村基仅存一道长70丈、高1尺多、宽8—10丈的沙滩遗址，张鹏翮不由慨叹沧海桑田之巨变，“然则昔之所见，即此地欤”(15)民国《续纂清河县志》卷一六《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7页。。

嘉庆年间发生的“湖市蜃楼”，为时任江南河道总督麟庆所亲见并载入《鸿雪因缘图记》中。嘉庆二十年(1815年)秋七月，因洪泽湖水上涨，麟庆前往查勘，走到高良涧大坝时，亲眼见到了“龙门湖市”的奇异景观：

遥望湖波浩淼，山影微茫，忽见杰阁凌霄，飞甍炫日，重檐八柱，井藻分明。汛弁跽而告曰：“此湖市之蜃楼也。”方注目间，微风激雾，若有若无，随冉冉没，湖波自若，而楼阁已化为乌有。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华、魏之铜雀、陈之结绮，其始也，屑藻涂香、辉争金碧，其继也，赤纷绿驳，荡为烟尘，是亦蜃尔，则此又何足异哉？(16)〔清〕 麟庆： 《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龙门湖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从汛弁“此湖市之蜃楼也”之语，可见此地驻防军人对湖市蜃楼的现象并不陌生，不难推断此地湖市蜃楼经常出现。现代科学研究也表明，蜃景有两个特点： 一是在同一地点重复出现，二是出现的时间相对固定。(17)毕华、王凤霞、游长江编著： 《中国旅游地理》，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除洪泽湖外，高宝诸湖上也多次出现湖市蜃楼。嘉庆十五年(1810年)四月，因高邮州西门外石堤倾圮，南河总督徐端派官员前往修筑，州府幕僚夏友香督工，往来堤上，傍晚时分，忽见湖市蜃楼景观。嘉庆《高邮州志》引《蔡嬾僧乞闲日记》载曰：

忽见湖中城市显然，林木繁茂，断岸一带，小桥亘之，桥旁有斥堠、列栅、拒马，罔不悉备。桥上有人持破伞作迎风急走势，而柳阴之下二驴龁噬于其间。其时落日沉山，暮霞四起，适当湖中城门隙处，金碧万道，沿堤水纹如縠，与夕阳相激荡，光怪陆离，不可名状。城中炊烟缕缕，人影憧憧，杰阁嵯峨，浮图高耸，钟声如在耳也。晚风乍起，而所谓城市、林木、桥亭、斥堠者渐淡渐远，然已数刻矣。余于辛未夏五偶客盂城，友香亲为余言。余谓山左之登州、莱州有海市，西川之青城、锦城有山市，今高邮更有湖市。斯前人所未道者，或曰此湖故为宋承州城陷而为湖也。则所现者盖其精气云。(18)嘉庆《高邮州志》卷一二《轶事》，《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93页。

这段文字描写了蜃楼幻景中的小桥佛塔、亭台楼阁、人影炊烟等景象，并将高邮的湖市蜃楼与登州、莱州的海市蜃楼以及青城、锦城的山市蜃楼相提并论，足见发生之频繁。文中还提到了宋代“承州城”的沉陷，承州城即宋代的高邮城。北宋时置高邮军，南宋建炎中(1127—1130年)升为承州，不久废置，仍曰高邮军。相传南宋韩世忠的部将解元曾在承州城北门与金军激战，大获全胜。

除地方志外，嘉庆间钱泳《履园丛话》中也有高邮湖湖市蜃楼的记载，曰：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终无有验。而汉武亦蹈前辙，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聪明绝世之人，胡乃为此捕风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后游山东莱州，见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汉武俱为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确。高邮州西门外尝有湖市，见者甚多。按高邮湖本宋承州城陷而为湖者，即如泗州旧城亦为洪泽湖矣，近湖人亦见有城郭楼台人马往来之状。因悟蓬莱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楼台城郭乎？则所现者，盖其精气云。(19)〔清〕 钱泳： 《履园丛话》卷三《考索·海市蜃楼》，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1页。

由其中“高邮州西门外尝有湖市，见者甚多”一句话，亦可知高邮州湖市蜃楼频繁发生。

清末民初高邮诗人韦柏森《菱川竹枝词》中记载了甓社湖的湖市蜃楼，还提到了宋代的承州城，称“甓社湖中现湖市，繁华下望人间似；有声有色真个奇，传说承州地陷此”。甓社湖原为独立的湖泊，位于高邮湖西北，后随着湖面扩大，成为高邮湖的一部分。

二、 蜃景背后的湖泊环境变迁

“湖市蜃楼”景象集中发生在清代的洪泽湖、高宝诸湖等湖域，是该地区湖泊水域不断形成与扩大的结果，与明代以来“治黄保漕”水利活动息息相关。

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是淮河下游最大的平原型水库，但形成得很晚。地质学研究表明，早期的洪泽湖区是一片因地壳断裂而形成的凹陷区，全新世中期，凹陷区是古淮河入海处的海湾，后由于长期泥沙淤积以及海岸线东移，逐步由潟湖发展成为陆上洼地。(20)《洪泽湖志》编纂委员会： 《洪泽湖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淮河斜穿洼地，河边零星分布着白水塘、破釜塘、泥墩湖、阜陵湖、万家湖等小湖泊。湖泊周围土壤肥沃，是农业屯垦的首选之区。东汉时下邳相张禹、广陵太守马棱、典农校尉陈登以及三国时邓艾、晋代荀羡等，都曾在此屯田灌溉，种植水稻。其中邓艾所建的白水陂，与破釜塘相连，可灌溉田地12 000顷。(21)〔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淮南道二·楚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63页。

隋代以前没有“洪泽”这个名字。相传隋炀帝乘船到江都巡游，到达“亢旱”的破釜塘洼地时，正好遇到大雨，塘内水流充盈，船只顺利通行。隋炀帝将“破釜塘”改名为“洪泽浦”，寓意吉祥喜庆、水源丰沛。唐代随着人口迁移和农业开发，此地出现了洪泽镇、洪泽馆、洪泽村、洪泽桥等聚落地名。北宋时为避淮河风涛之险，在淮河东岸先后开凿了沙河、洪泽新河和龟山运河，自此漕运大利。唐至北宋时期，诗人苏轼、张耒、米芾、杨万里等借助运河往来京城汴梁，留下了大量描写该地湖泊景观的诗词。

南宋黄河夺泗入淮后，“河始病矣”(22)咸丰《清河县志》卷五《黄河》，第102页。，淮河下游来水来沙增加，每当夏秋汛期时，万家、泥墩、富陵等小湖泊汪洋一片。不过至宋元以前，湖域面积有限，河湖界限仍较清晰，淮河自老子山至码头镇，基本是一条顺直河道。(23)张卫东： 《洪泽湖水库的修建——17世纪及其以前的洪泽湖水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元代时该地区仍有屯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以新附汉军15 000人设立洪泽南北三屯，各置一个万户府加以管理。

明初以后洪泽湖堤防的修筑，是湖泊形成与扩大的根本原因。洪泽湖大堤又称高家堰，其历史可上溯至东汉建安年间(196—220年)广陵太守陈登修筑的30里低矮土堰。永乐十三年(1415年)，平江伯陈瑄因担心淮水涨溢，修筑了简易的高家堰土堤，湖泊开始变大。不过到正德(1506—1521年)以前还是一派湖河分明的地理景观，仍旧“湖自为湖，淮自为淮”(24)〔清〕 麟庆： 《黄运河口古今图说·前明嘉靖年河口图说》，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第2页。。万历六年(1578年)以后，潘季驯实施“筑堤束水”“蓄清刷黄”的治河方略，大筑高家堰，抬高了洪泽湖水位，湖面因之扩大，大片区域被淹，“东抵陈公塘，北合富陵、泥墩，南并北萍诸湖为一，澒洞数百里焉”(25)咸丰《清河县志》卷三《乡镇》，第86页。，统一的洪泽湖初步形成。不过此时各湖泊界限还很清晰，夏秋水患时暂合为一体，冬季又变为浅涸不一的多个小湖泊，人们仍习惯用富陵湖、泥墩湖等称呼。成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河防一览》附图中，虽描绘了一大片相连的水域，但仍分别标注洪泽湖、阜陵湖、泥墩湖、万家湖等名称，各湖形仍隐约可辨。

清初以后，洪泽湖大堤不断加高，水患也愈加严重。康熙五年(1666年)黄河决归仁堤，“于是灌淮入湖，并淮为一，而湖势始大”(26)乾隆《重修泗州志》卷三《洪泽湖考》，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据靳辅《治河奏绩书》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年)河道总督靳辅继续潘季驯的治河方略，不断加高加固洪泽湖大堤。十七年(1678年)将清口至周桥间90里旧堤一律增高筑厚，并在周桥至翟家坝间新筑堤坝30里。十九年(1680年)接筑武家墩以北砖堤2 000余丈。二十五年(1686年)修筑高家堰堤工15 600余丈。二十七年(1688年)将洪泽湖大堤砖工接筑至运口。靳辅卸任以后，高家堰建设仍备受重视。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河督张鹏翮堵闭高堰六坝，自武家墩至唐埂建石工7 200余丈。到乾隆时，最终建成了120多里的洪泽湖石工堤，洪泽湖水面扩大至方圆300里。

与洪泽湖的情况一样，淮扬运河沿线的高宝诸湖在古代为湖荡低洼区，西受天长、盱眙、五河、六合等州县70余条河流来水，还受长江、黄河、淮河、泗水等影响。淮扬运河的前身邗沟为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凿，连接了樊良、博支、射阳等湖泊，前后线路有过多次变动。据刘文淇《扬州水道记》记载，自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后，东汉建安年间广陵太守陈登于白马湖滨开水道，邗沟线路西移，运河西道经行樊良、津湖、白马、射阳等湖泊，再西北出夹耶入淮；晋永和年间(345—356年)，江都水断流，乃引欧阳埭江水入运，至广陵城，此即后来的仪征运河；晋兴宁年间(363—365年)因津湖多风，沿湖东侧穿渠，自此避开了津湖行舟之险；晋太元十年(385年)，太傅谢安于广陵新城北筑堰，名邵伯埭；隋开皇七年(587年)开山阳渎通运，线路再次东移，由湾头至宜陵、樊汊，不再经由邵伯湖、樊良湖；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开凿瓜洲伊娄河18里，位于邗沟南端欧阳埭以东，使入江线路增加，邗沟运道自此始由瓜洲入运；唐宝历年间(825—827年)开凿七里港河19里，位于伊娄河以东，此为邗沟运河由江都城南引江水济运之始。(27)〔清〕 刘文淇著，赵昌智、赵阳点校： 《扬州水道记》卷一《江都运河》，广陵书社2011年版，第1—7页。

唐宋以前，淮扬间地势“南高北下”，邗沟运河两岸未修筑堤防。(28)〔清〕 刘文淇著，赵昌智、赵阳点校： 《扬州水道记》卷一《江都运河》，第1页。堤防修筑始于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发运使李溥率漕船东下，命漕船装载石块至新开湖，沿湖东岸堆积为长堤，“此新开湖东三十五里有长堤之始”(29)〔清〕 阮元： 《扬州水道记·序》，〔清〕 刘文淇著，赵昌智、赵阳点校： 《扬州水道记》，第18页。。新开湖位于邵伯湖与樊良湖之间，为宋代新出现的湖泊，故名。南宋黄河夺淮以后，受泥沙淤积、湖身淤垫的影响，“淮始高而运河卑，淮乃入江”(30)〔清〕 刘文淇著，赵昌智、赵阳点校： 《扬州水道记》，第11页。，里运河水流方向渐由“南高北下”变为“北高南下”(31)〔清〕 方浚颐： 《扬州水道记·序》，〔清〕 刘文淇著，赵昌智、赵阳点校： 《扬州水道记》，第3页。。随着地势高低的南北易辙，淮河两岸和里下河平原的湖泊，无论面积还是数量都有了明显变化。(32)潘凤英： 《晚全新世以来江淮之间湖泊的变迁》，《地理科学》1983年第4期。经过元代至明初的治理，黄河全河南流，大量泥沙倾注到里下河平原，以射阳湖为中心的古代湖泊不断缩小，有的甚至被泥沙淤成平陆，渌洋湖、艾陵湖、仇湖、洒火湖、博支湖、沙母荡等古代著名湖荡，都淤积缩小或被开辟为沤田。(33)吴必虎： 《黄河夺淮后里下河平原河湖地貌的变迁》，《扬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2期。

明代以前，淮扬间没有专门直达的运道，淮水不能达江，江水也不能达淮，中间数百里借湖济运，“乃由高邮、宝应诸湖迤逦入淮”(34)〔清〕 黄承吉： 《扬州水道记·序》，〔清〕 刘文淇著，赵昌智、赵阳点校： 《扬州水道记》，第1页。。船只从湖中穿行，“南自瓜仪，北抵淮安，俱藉宝应、氾光湖诸水接济”(35)《明世宗实录》卷二四一，“嘉靖十九年九月辛丑”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78页。。明代以后，为摆脱湖中行船的风涛之险，开始沿湖筑堤，将运河与湖泊分离，先后创建了弘济、康济、界首、邵伯等越河。至清康熙年间，里运河基本实现了湖河分离，高于运河水位的湖泊“或资以济涸，或资以潴水”，低于运河水位的湖泊“或资以分杀，或资以入海”(36)〔明〕 朱国盛、徐标： 《南河志》卷一《水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3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6页。，湖泊起到了“水柜”或“水壑”的作用。

随着里运河来水增加以及洪泽湖水下泄，高宝诸湖不断合并扩大。万历间都给事中常居敬上《祖陵当护疏》，建议挑浚周家桥泄水支河，下接草子湖，由白马湖达宝应漕河，经高邮、邵伯分流至瓜洲、仪征，然后出通江闸而注入长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总河杨一魁力主分黄导淮，开泾河、子婴沟、金湾河诸闸及瓜、仪二闸，以决排湖水，疏通漕渠。(37)《明史》卷八五《河渠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96页。明代樊良、甓社、新开三湖合并为面积广大的高邮湖。因此有研究者指出，“黄淮之水应溢涨‘洪泽’后，才可能东南灌高宝诸湖”(38)胡金明等： 《隋唐与北宋淮河流域湿地系统格局变迁》，《地理学报》2009年第1期。。

清初以后，泄入高宝诸湖的水量有增无减。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34处，漕堤崩溃，高邮清水潭及陆漫沟大泽湾处决口300余丈，“扬属皆被水，漂溺无算”(39)《清史稿》卷一二六《河渠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20页。。康熙间治水名家张鸿烈(淮安府山阳县人)在《河道疏略》中描述了洪泽湖泄水致高宝诸湖“湖不能容”的情形，称：

洪泽湖潴蓄之淮水，益泛滥而东，泻入高邮、邵伯等湖，湖不能容，必溃运河两岸，尽从高邮、邵伯之减水闸坝，淹没下河，而淮扬七州县受害非止一日。(40)〔清〕 张鸿烈： 《河道疏略》，载 《洪泽湖志》编纂委员会编： 《洪泽湖志》，第545页。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皇帝决定于高家堰三座滚水坝下挑河筑堤，束水入高宝诸湖，又命于高宝诸湖减水坝下再挑河筑堤，束水由串场溪注入白驹、丁溪、草堰诸河入海，以期淮扬各郡“悉免漫溢之患”(41)《清史稿》卷一二七《河渠志二》，第3776页。。乾隆七年(1742年)，因黄强淮弱，黄水倒灌，增建高家堰滚水坝，泄水入高宝诸湖。为防高宝诸湖漫溢，进一步排泄高宝诸湖及里运河水，又在高邮运河东岸设置了“归海五坝”，在邵伯至湾头的里运河南侧修筑了“归江十坝”。根据杨霄、韩昭庆的研究，清初以来的近300年间，受到黄淮关系演变和人类垦殖活动的影响，高宝诸湖的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为近300年来水域面积最大的时期，1717年水域面积为1 606.02平方千米。(42)杨霄、韩昭庆： 《1717—2011年高宝诸湖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分析》，《地理学报》2018年第1期。上文提到的湖市蜃楼景观，正是出现在清初以后洪泽湖、高宝诸湖水域面积急剧扩大的背景下，反映了湖泊环境的剧烈变迁。

三、 湖泊环境变迁与沉城之灾

前已述及，湖市蜃楼发生时，百姓往往将其与泗州城等水沉城市联系起来，认为是沉城再现。事实上，在号称洪水走廊的黄淮运交汇区，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整座城池沉入水底的极端灾难事件。例如明天启四年(1624年)的徐州大水灾，州城完全被淹埋于积沙之下，造成了今日城下叠城的“城摞城”奇观。清代以后，尤其是“黄河至康熙六七年后，弊坏已极”，康熙七年(1668年)的郯城大地震引发邳州地区黄河决堤，黄水吞没了残破的下邳城，“城郭、庐舍尽陷入水”(43)咸丰《邳州志》卷四《山川·运道河防附》，《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页。。就本文关注的洪泽湖、高宝诸湖而言，清初发生了两次沉城的大灾难，一次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水沉洪泽镇，另一次是康熙十九年的水沉泗州城。

(1) 康熙十五年水沉洪泽镇。洪泽镇历史悠久，咸丰《清河县志》中有“盖镇莫古于洪泽”的说法。唐代皇甫冉、宋代欧阳修和苏轼都曾往来此地，留下了描写“洪泽馆”“洪泽驿”的诗歌。(44)咸丰《清河县志》卷三《乡镇》，第83页。武同举所作的《民国初修泗阳县志》序言中，对洪泽镇、洪泽村、洪泽馆、洪泽驿予以考证，称“洪泽镇似即洪泽村”，“又有洪泽驿站、洪泽馆，似均一地”。宋代时设洪泽镇市，属淮阴县，《三朝北盟汇编》记载了该镇市的繁华，称“洪泽镇市，人烟繁盛，倍于淮阴”。洪泽镇滨临淮河，位于南北交通要道，为“民居、驿馆、官舍、肆市之所聚”，明代时设有洪泽驿和洪泽巡检司，其地编为移风乡，下设四个里，耕地肥沃，“村镇田畴葱然”(45)咸丰《清河县志》卷三《乡镇》，第86页。。

清代时因湖面扩大，洪泽镇成为湖中沙洲，名洪泽村，渐失去往日的繁华。咸丰《清河县志》引《河防志》曰： 洪泽镇旧有洪泽村，东西街道旧有千余户，康熙初尚有百余家。(46)咸丰《清河县志》卷三《乡镇》，第86页。康熙十五年大雨，黄河在宿迁白洋河、于家岗决口入淮，毁坏武家墩板工1处、高家堰石工7处、高良涧板工26处。(47)〔清〕 靳辅： 《治河奏绩书》卷一《河决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9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0页。运河东堤决口十余处，下河地区600余里汪洋一片，大水淹及民居屋檐，百姓只能把舟船系在屋角，从屋顶穿瓦开洞作为出入口，“被灾奇惨，是年为最”(48)道光《重修宝应县志》卷九《灾祥》，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87页。。曾经繁华的洪泽镇也因“十五年水涨，居民散去”(49)咸丰《清河县志》卷三《乡镇》，第86页。。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担任河道总督的靳辅，在所著《治河奏绩书》中称当时“犹有洪泽村，寥寥民居数十，浮沉于洪涛之中而已”(50)〔清〕 靳辅： 《治河奏绩书》卷一《诸湖考·洪泽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9册，第627—628页。。大水过后，“运河淤，清口与烂泥浅尽淤，今洪泽湖底渐成平陆矣”(51)〔清〕 靳辅： 《靳文襄奏疏》卷一《河道敝坏已极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30册，第455页。，洪泽镇逐渐被掩埋于洪泽湖泥沙之下。

(2) 康熙十九年水沉泗州城。泗州城位于淮河北岸今盱眙县境内，隋代开凿通济渠以后，交通更加便利。唐代在此设临淮县，开始建造城池，将原泗州治所从宿豫迁至临淮县城。据《帝乡纪略》记载，最初城墙高2丈多，宋代时将泗州城扩展为东、西二城，跨汴河两岸。金代时拆毁宋人修筑的河堤，取石块维修城址。清初，用砖石将二城连为一体，周长达9里30步，高2丈5尺，汴河自城中流过，南流注入淮河。(52)〔明〕 曾惟诚： 《帝乡纪略》卷三《城池》，国家图书馆编：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9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76—77页。

泗州居淮河下游，地势低洼，“南瞰淮水，北控汴流”(53)乾隆《重修泗州志》卷一《形胜》，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自唐代建城后一直水患多发。乾隆《泗州志》称该地“旱灾什一，水灾什九”。据统计，唐至北宋时期，泗州水灾至少发生了30次。(54)蒋中健： 《泗州自然灾害概述》，政协泗洪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泗洪文史资料》第5辑，泗洪县1988年印行，第304—309页。明万历以后潘季驯实施“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修筑洪泽湖大堤，堵塞大涧口、小涧口泄水通道，抬高洪泽湖水位，导致隆庆以后“泗水患方剧”(55)乾隆《重修泗州志》卷三《淮河》。。万历间担任总漕的褚鈇指出，自隆庆以来，泗州水患加重，泗州陵寝常被水淹。(56)〔明〕 张萱： 《西园闻见录》卷八九《叶向高》，明文书局1940年版，第410页。据研究，从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至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蓄清刷黄策略实施前的324年中，泗州淹城13次，平均每24.9年一次；从万历七年(1549年)潘季驯基本建成洪泽湖到康熙十九年泗州城被全部淹没的101年中，淹城14次，平均每7.2年一次。(57)范成泰： 《泗州城淹没考略》，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 《淮安历史文化研究》第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第236页。

明代治河面临保漕与护陵的双重任务，既要确保漕运畅通，又要保护泗州祖陵和凤阳皇陵的安全，“夫皇陵也者，固祖宗数百年王气之所钟也；运道也者，固京师数百万漕利之所出也”(58)〔明〕 冯奕垣： 《治河议》，〔明〕 陈子壮： 《昭代经济言》卷一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36页。。但相较而言，靠近洪泽湖的祖陵受影响更大，问题更突出。祖陵坐落于泗州城北的洪泽湖西南岸，祖陵与洪泽湖的密切关系制约着明代的治水策略，治水者“首虑祖陵，次虑运道，次虑民生”(59)〔明〕 潘季驯： 《河防一览》卷一四《祖陵当护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76册，第497页。。谢肇淛《北河纪》中也提到，明代治河三者兼顾，上护陵寝、中护运道、下护城郭人民。故明代时，靠近祖陵的泗州城虽然水患多发，但还不至于遭受沉没之灾。

清代以后，治河不再兼顾护陵，靳辅上任后提出了黄、淮、运综合治理的方案；先浚下游，后疏上游，堵塞所有决口，坚筑两岸堤防，在运河东堤建造分洪减水的归海闸坝。于是洪泽湖堤防进一步加高，水面急剧扩大，周围地区水患因此增加，泗州城水患加重。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淮河大水，护城石堤决口70余丈，大水漫溢，城外居民抱木求生，城内居民堙门筑塞。日暮时分，城西北角崩塌数十丈，城外大水灌注，城内外汪洋一片，“自是城中为具区矣”。康熙十九年(1680年)夏六月，黄、淮并涨，直灌洪泽湖，泗州城外的防洪护堤决口，大水溃堤决城，泗州城墙被冲，城郭被淹，城内水深一丈余，庐舍漂没荡析，一字河、回澜阁、灵瑞塔、禹王台、邵公堤、湿翠堂等“俱沉入水”(60)乾隆《重修泗州志》卷二《古迹》。。保漕与护陵博弈互动下的水环境变化，最终导致泗州城沉没湖底。泗州城被湖水淹没时，明祖陵也一起被吞没于湖水之中。

四、 祥瑞蜃景中的灾难记忆

清代洪泽湖、高宝诸湖等湖泊扩大的过程，伴随着彻底摧毁家园的极端沉城事件，对当地环境社会带来巨大影响。康熙十九年被淹后，百姓被迫暂居在残存的护城堤以及城墙上，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七月，连续50多天大风雨，“民居摧倒，大水沉泗州，城垣荡尽，漂没死者无数”(61)光绪《盱眙县志稿》卷一四《祥祲》，《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5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泗州城才最后被吞没于湖水之中。百姓赖以耕作的湖田大量沉沦，“湖田颇肥，豆麦两熟，百姓全藉于此。近岗田低处既淹，若湖田则尽委之洪涛”(62)光绪《泗虹合志》卷一六《上北京各衙门水患议》，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四年刻本。。面对水患困境，泗州百姓采取了栖息城墙、逃居盱山、流落外乡等应对办法，河臣官员则采取了加固城墙、防洪护堤、紧闭城门水关、加强护城河蓄水、开挖泄水河道、修筑御水工程等应对措施，还采取了选择高阜地区避难的临时措施，希望水消后能回归家园，但坚持几年后不得不迁移治所。

沉城灾难的可怕场景成为数代人刻骨铭心的集体回忆，久久不能挥去，因此一旦湖市蜃楼的奇异事件发生时，便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水下的沉城，而且往往与时间空间上最近或影响最大的沉城事件联系起来。就时间最近而言，当康熙四十年(1701年)发生湖市蜃楼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25年前沉入湖底的洪泽村；就空间最近而言，当嘉庆十五年(1810年)高宝诸湖发生湖市蜃楼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该地数百年前沉入湖中的宋代承州城；就影响最大而言，自泗州沉城以后直到今天，每当洪泽湖出现湖市蜃楼时，当地百姓首先想到的是300年前沉入湖中的泗州城。

古代人多将蜃楼景象看成吉祥的象征，认为是神秘力量展示的仙境。据研究，中国古代关于海市蜃楼的形成，共产生过四种说法，即蛟蜃吐气说、风气凝结说、沉物再现说、光气映射说。(63)王赛时： 《中国古代对海市蜃楼的记载与探索》，《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4期。本文所关注的湖市蜃楼显然属于沉物再现说。也许湖市蜃楼景观中确或包含一定的科学成分，据麟庆《鸿雪因缘图记》记载，古人常用湖市蜃楼来预测水文，还总结出了“湖市主水大”的规律，认为蜃景发生后不久就会有暴雨洪水发生，曰：

独闻湖市主水大，顿生戒心，归诣高堰关帝庙，庙祝言赤马出汗。余疑为湿气所感，自往验视，鞍鞯鞦辔干洁如故，独马身汗滴若珠，益凛神异。会八月初三、四、五等日，西风大暴，达旦连宵，挚卸石工二千余丈，运口汛水漫闸背，赶即亲督抢护。饬启林家西及高邮四坝以减涨卫堤，昭关一坝派游击卢永盛坚守，幸保安澜！(64)〔清〕 麟庆： 《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龙门湖市》。

“湖市主水大”的说法很好解释，因为夏季高温多雨，持续高温干旱造成蒸发量加大，为“湖市蜃楼”的形成以及其后的降水创造了条件。2019年洪泽湖湖市蜃楼出现时，恰逢大旱，洪泽湖水位下降。据报道，2019年5月以后，江苏省淮河流域累计降雨量仅19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五成以上，为近70年同期最小，干旱程度为60年一遇气象干旱。(65)吴琼： 《江苏淮河流域60年一遇干旱 洪泽湖水面缩小近一半》，《新华日报》2019年8月1日，第3版。位于京杭运河和苏北灌溉总渠交汇处的淮安船闸因水位下降，待闸船舶一度超五千艘。(66)裴睿、唐佳燕、王一： 《2000多艘船舶滞留淮安船闸洪泽湖遭遇60年一遇干旱》，《扬子晚报》2019年8月6日。湖市蜃楼出现(8月4日)后不久，受台风“利奇马”影响，接连降雨，长期的干旱得以缓解，洪泽湖水位回升。据报道，至8月16日上午，洪泽湖水位累计上涨超过1米，吃水3.6米以上的重载船舶已符合过湖条件。(67)李井文： 《洪泽湖水位回升通航压力将缓解》，荔枝网[2019-08-17],http： //news.jstv.com/a/20190817/5d577a57f3ca623615cf13fb.shtml。因目前掌握资料有限，“湖市主水”的现象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湖市蜃楼与气候水文的关系，确实值得关注。

总之，黄淮运交汇区湖泊水系众多，河工治理频繁，为明清时期蓄清、刷黄、济运的水利核心区。尤其清代以后，治河无须兼顾护陵，湖泊环境的剧烈变迁导致该地区历史上灾患频发，甚至出现了彻底摧毁家园的极端沉城事件，洪泽镇、泗州城等沉城事件给当地环境社会带来深远影响。史籍中有关湖市蜃楼的记载多见于湖面急剧扩大的清代，在洪泽湖、高宝诸湖上均有发生，蜃景发生时多被与时间空间上最近或影响最大的沉城事件联系起来。

“选择性遗忘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结果。”(68)[美] 肯尼斯·富特著，唐勇译： 《灰色大地 美国灾难与灾害景观》(修订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沉城灾难的历史记忆经过一代代的传递，虽然恐怖的味道逐渐淡去，但仍可见沉城事件对民间记忆的深远影响。湖市蜃楼为沉城再现之说固然不可信，但沉城的灾难记忆以祥瑞的幻景方式得到重现，这蕴含着人类潜意识里对家园的珍惜和对生命的尊重，提醒人们历史需被记忆，灾难不应遗忘。时至今日，苏北盱眙、洪泽以及淮北泗县等地区仍流传着“画家奇遇沉泗州”“水木娘娘沉泗州”“沉泗州”“水漫泗州”“虹桥赠珠”等各种版本的沉城故事。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历史记忆有助于审视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助于对灾害风险保持高度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