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历史在西方的接受与研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梅可教授访谈录*

受访人：［美］ 戴梅可（Michael Nylan）

采访人：魏 泓

魏泓：您好，非常荣幸采访您！您是位教授中国早期历史的美国教授，请问您为什么选择学习与研究中国早期历史？

戴梅可：我选择早期中国作为研习对象，是因为从战国末期到汉代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太少，而早期中国的制度和治理模式为后来的中国历代王朝，甚至包括共和国时期，奠定了重要基础。求学初期，我得到了剑桥大学鲁惟一（Michael Loewe）教授和郑德坤教授在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的指导和训练。长沙马王堆的出土文献让我着迷，同样令我着迷的还有顾颉刚、吕思勉、严耕望和徐复观等学者的著作。后来我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时候，有人一再告诉我，“优秀历史学家”会选择宋代或者宋以后的历史作为他们的研究方向，而我作为一名女性，又主攻早期中国历史，很可能会找不到工作。幸好有了席文（Nathan Sivin）教授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教授的鼓励，我决定坚持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而不是选择易于找到工作的研究，对此我至今也没有后悔过。上过屈万里和洪业先生的课之后，我更加确信早期中国研究是令人着迷的领域。做出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其实是相当容易的，因为我是一名女性，本就没期望能找到工作，且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整体上还是相当保守的。

魏泓：中国历史悠久，早期历史璀璨夺目，在西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研究。请问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早期历史的原因与益处有哪些呢？

戴梅可：任何一位称职的历史学家都知道，只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或者只研究某个特定时期是不够的。历史学家必须考察对历史进程产生作用的各种因素，并且在他的“工具箱”里储备足够多的技巧和方法。如果历史学家过于沉浸在自己所关注的地区和时期，一个可能的危险是，他们会习惯于把很多东西都看作是“自然的”，而注意不到它们在视觉和文学修辞上的不同寻常，这些都是需要深入考察才能发现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说过，每一个帝国都存在“真理政权”（regime of truth），也就是一套关于自身的不容置疑的信条。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的工作就是要理解这种“真理政权”，以及它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另一个潜在危险是，研究庞大政体（如中国或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声称它们是“例外的”。当历史学家同时研究早期与晚期、东方与西方的多种文化时，中国文明的鲜明特征就显得更为清晰，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同一技术水平的其他社会会与你研究的某一个社会拥有许多共同特点。如果一个历史学家足够勤奋而幸运，他会穿透这些表面上的相似性而进入到更深层面。举个例子来说，汉帝国和他周边的半游牧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近现代国家间的殖民关系类似，但又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我认为优秀的历史学家一定要同时关注诸多时间与地点，鉴于20 世纪中国研究对早期中国内容的应用与滥用，我养成了跨时间的思考习惯，我同时亦习惯性地进行跨文化思考，把中国的早期帝国和古希腊、波斯以及罗马文明进行比较。

魏泓：西方读者在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接受中会有什么困难与问题吗？西方读者在对中国早期历史典籍的解读中会出现什么冲突、碰撞与交融呢？

戴梅可：我认为现代读者，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很难摆脱现代性的思考方式，而这正是一位优秀历史学家必须做到而且要教授别人的。例如，很多不太善于思考的读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早期国家的统治者都是独裁专制的，但是汉代中国的思想及朝廷施政都表明它远没有那么专制。汉武帝是一个例外，作为例外的他，一生饱受严厉的批评。古代中国的政体，正如《尚书》中所记载，以及汉朝之前的政权，更多的是“谏议”性的，因为所有统治精英们都知道，限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状况，想要直接控制那些远离都城地区的臣民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治理机制在现代社会是通过特别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的，如电脑、电话和相机等。考虑这类因素可能比考虑财富本身更为重要，但这对于生活在资本已经发展到相当阶段的社会——比如今天的中国和美国的读者来说是同样困难的。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解析异域遥远过去的“反向修辞”是非常困难的，我称之为“谦卑式”（humilifics）表达。政府统治精英中受过教育的官员以此展现他们的“谦卑”，同时也向“知者”展现他们个人高雅的文化修养。想了解这些，你可以看看班昭《列女传》的第一章，不过同时，这种修辞也被同一时代的男性文人所采用。

魏泓：您是研究早期中国文明史的西方学者中的佼佼者，您的研究广泛而深入，涉及早期中国文明的教育、思想、考古、女性、礼仪、婚姻风俗等诸多方面。您的研究多有创新观点，例如，在您的文章《司马迁：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吗？》(1)Michael Nylan, “SIMA QIAN: A TRUE HISTORIAN?” Early China, Vol. 23/24 (1998—1999), pp. 203—246.中，您把西方的《史记》研究分成两派：强调司马迁客观而真实的历史记录的社会科学派与强调司马迁个人的编撰动机与意图的抒情浪漫派，而您不太满意这两种解释，提出了超越这两派的第三种观点。您认为司马迁完成《史记》编撰是为了实现宗教目的，认为这是使整部作品成为连贯整体的最有意义的线索；您强调司马迁编史时注重孝道与天道，认为他通过整部《史记》文本的编撰，努力让自己、父亲司马谈、家庭史官地位传统和整个国家文化获得永恒。您的这种解释在美国有一定的影响力。您刚才谈到您喜欢进行跨时间与跨文化的思考，您愿意再谈谈您做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吗？

戴梅可：很幸运的是，我的老师之一席文教授很早就引导我阅读杨雄的作品。杨雄曾说过，如果你想学习如何写赋，首先要去阅读一千首赋。在我看来，做好研究工作的关键就是广泛的阅读。刘知几曾经强调，在广泛阅读的同时，一个很有必要的步骤是要有所选择（“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就像博物学家们无所不学，如物理、经济、政治制度、礼仪习惯，我也必然如此。我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理论，并不时提醒自己哪些可以应用于早期中国的研究，哪些不能。当然，在广泛而又有所选择的阅读中，深入思考、乐于发现是必须的。

魏泓：西方学者的文章中，常有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相比较的论述，西方学者喜欢质疑。对中国典籍《史记》进行质疑的文章，如：德效骞（Homer H. Dubs）的《中国历史的可靠性》(1)Homer H. Dubs, “The Reliability of Chinese Histories,” Far Eastern Quarterly 6 (1946), pp. 23—43.、何四维（A. F. P. Hulsewe）《史记123 章大宛列传的真实性问题》(2)A. F. P. Hulsewe, “The Problem of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chich123, the Memoir on Ta Yuan,” T’oung Pao 61 (1975), pp. 83—147.、柯马丁（Martin Kern）《史记24 章的真实性与思想性》(3)Martin Kern, “A Note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Ideology of Shih-chi 24, ‘The Book of Music’ ,” JAOS 119 (1999), pp. 673—677.等；质疑的著作，如：奥伯丁（Garret Olberding）的《模糊的事实：早期中国历史学的证据》(4)Garret P. S. Olberding, Dubious Facts: The Evidence of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2012.等。您能阐释一下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与特色吗？

戴梅可：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经常会有研究范式的风潮，我的一位朋友称之为“中国循环”（Cycles of Cathay）。作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学者，我们不得不拒绝大量产生于“冷战”和“越战”时期的低劣的学术研究成果。自从德效骞以来，早期中国研究出现了一次革命，这次革命让我们认清西汉早期、西汉后期和东汉之间真正的差异。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先贤祠就产生在西汉后期，同时社会上也兴起了由“好古”观念引发的变革，旨在复兴西周文明。这场变革的发生，部分是由于认真关注三本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独特的编撰目的，部分是通过密切关注历史概率而导致的。例如，我的第一部作品就质疑了孔安国与《尚书》有关的神奇传说；我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研究则探讨经典和注释之间的关系。李泽厚曾在《论语》研究，如他的《论语今读》一书中谈到了“沉淀”文化。观察和描述中华文明独特的层次和脉络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语言表述尽可能精确也是同样重要的。说到准确性的问题，我时常想起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英语的政治”的观点。德效骞曾使用“儒家主义的胜利”（triumph of Han Confucianism）这种说法，而我认为宋代以前的中国没有任何的“主义”（-ism），也就是说，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系统，就像我们在王安石和朱子的作品中看到的那种系统性，亦极少有“儒家”教义，德效骞常称之为“儒家”的，我则称之为“官方”的（宫廷赞助的）或者“古典学家”的，表明这是一种职业，而非一套伦理信仰。当然，作为历史学家，我必须尊敬德效骞在这一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这个研究领域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著作。

魏泓：您愿意广泛介绍一下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在研究视角、方法等方面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吗？

戴梅可：每一位研究早期中国历史的优秀学者，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阅读中文原始文献和学者著作，我自己平均每天阅读中文资料的时间远远超过阅读英文、法文、德文或拉丁文资料的时间。每位优秀的西方学者都非常钦佩中国的优秀学者，无论老一辈还是年轻一代，且持续地从他们那里汲取新的东西。与此同时，欧美学者更有可能提供新颖的研究视角，因为我们很少牵涉中国的学术政治。我的一位台湾大学老师曾对我说，我比他的台湾学生更具潜在优势，因为我不会把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相混淆，且不会被有关早期中国的某一特别的或某一套叙述所束缚，我可能更易于做到立场客观，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而不必担心冒犯别人。

魏泓：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进展迅速，您觉得中国早期历史文明的研究对全球化的发展有什么作用与影响吗？

戴梅可：我衷心相信中国早期文明的一些特点值得当今世界认真思考：据我们所知，中国早期文明没有受到宗教迫害；中国早期文明的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社会契约关系（implicit social contract），这个契约要求对剩余财富进行广泛协商和不断再分配；关于“自主理性存在”（autonomous rational being）的现代性构想，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那样的早期大师们所强调的社会关系价值，在早期中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有，当评估有效与无效行为时，连政府官员们都认同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价值。我认为，当今的中国人往往不够了解早期中国，或许是由于五四运动的改革者混淆了早期中国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做法和制度，他们抨击二者都是陈旧的、过时的。

魏泓：对于中国早期历史文明的研究，您认为中西方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与交流吗？

戴梅可：1980 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还是一名研究生，我始终坚信跨文化交流的价值，不管它可能会有多么困难。为此，我翻译了不少当代中国学者的著作，相信那些即使不懂中文的人也应该了解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现在就在翻译李零的一篇文章，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希望能够继续和中国学术界的同行保持紧密合作，包括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和哲学等领域的学者。因为我们都需要彼此，在互相的质疑和交流中逐渐提升我们整个的学术研究水平。

魏泓：关于中国早期历史文明在美国、在西方的研究，您还有什么话想与读者分享吗？

戴梅可：也许我最应该告诉读者的是我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课题：1. 参考汉代的读物、评论及相关文献，翻译今文《尚书》。这项工作的合作者是两位优秀的学者，一位在中国西安，另一位在德国汉堡。2. 编写一部给初学者的参考书，对中国传统历史学开创者司马迁、班固和西方传统历史学开创者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进行比较。3. 对东汉章帝统治时期进行深入研究，与我之前对西汉成帝时期长安研究成果《公元前26 年的长安》（Chang’an 26 BCE）相并列。4. 我刚刚完成了一部叫《中国乐书》（The Chinese Pleasure Book）的书，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公元前4 世纪到公元11 世纪之间的思想家对于愉悦关系的讨论。还应该补充一点，我欢迎中国（包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博士生、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来跟我学习，因为我们一起交流得越多，我们越能共同进步。